爱因斯坦喜爱温暖的家庭生活，也爱好旅行，因为他喜欢看看新的地方以及研究他以前未见过的人们。以前的几次旅行都使他感到十分愉快，现在（1922年）他又急于出发前往东方旅行了。
爱儿丝和玛嘉特因未能获准与父亲同行，感到非常失望，但她们的母亲立场十分坚定。
“你们这两个小女孩在柏林有很多的朋友，不会感到寂寞的。”她说，“我平常照顾这个家，以及阻止客人们进入你父亲的书房，已经够忙了，需要出去放松一下。何况，现在我还要费很多精力去照顾一个大孩子呢。”说到这儿，她对她那位老是惹她头痛的丈夫点点头，他不好意思地笑笑。爱因斯坦一向喜欢有夫人做伴，但又忍不住惋惜地叹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在这次旅行中，她将监督他的饮食及服装。
他有一次抱怨说：“女人在家里是跟家具黏在一起，整天绕着家具打转，擦擦抹抹；当我跟一位女人出外旅行时，我成了她唯一的一件家具，她整天忍不住要在我身边打转，尽量找理由来改进我身上的缺点。”
艾莎对这种揶揄并不放在心上，她可以举出几百个例子，说明每当她不注意时，他就会举止失措。
她历数道：“每次当你出外演讲时，我总是为你整理箱子。有一次你回来后，我真是想不透为什么箱子里的每件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后来，我好不容易才逼你说了实话，原来你根本没有打开过皮箱，事实上就穿着那套皱得不成样子的旅行装，上台演讲去了。
“又有一次，你在一项非常特别的会议上演说，当时参加会议的每个来宾都穿着晚礼服。有人问你是不是打算换上晚礼服……”
爱因斯坦打断了她的话，两眼发光地说：“我告诉那位先生，我从来没有打算买晚礼服，因此我要穿着身上这套晚宴服上台演讲。如果他认为我应使人们更尊敬我，我可以挂上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套衣服刚刚说过。”
不过，爱因斯坦教授知道得很清楚，他的妻子总是替他省掉许多麻烦。她可以在一分钟内决定给侍者多少小费；她虽然不懂《相对论》，但对于简单的加减，却相当熟练。她可以很快算出总账，并且核对一番。他很高兴在旅行期间有妻子的陪伴，在日记上他写了这么一段：“在边界与我的太太走失了，但她立刻找到我。”人们说他是20世纪最聪明的人。但在这样漫长的旅行中，如果没有夫人照顾琐碎的细节，他就要觉得茫然不知所措了。
爱因斯坦博士不管到什么地方，印度、中国、日本或巴勒斯坦，总是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他不仅被赞扬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也被视为一个最杰出的德国人。当他上次抵达中国上海港口时，当地德国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一齐出来欢迎他。他当时的笑容一定显得很不自然。因为在柏林，那些嫉妒他的声名或是痛恨他的和平主义的人，把他当做是外国人；而在外国，他的同胞却唱着德国国歌来欢迎他。这些远离家乡的德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将受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爱戴与拥护。他们认为，爱因斯坦是国际主义者，他一定也有此想法。
在日本，天皇与皇后以招待来访皇族的礼节来招待这位德国科学家。皇后领他到皇宫花园内观看她那些得奖的菊花，一路上用法语和他交谈。爱因斯坦很高兴当时有他的太太在场，因为他对花卉知道得很少，而且很快就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对他来说，每一朵菊花都和另一朵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但艾莎喜爱园艺，当她经过花团锦簇的花海时，不断说出合适的仰慕词句。
这样的访问比许多酒宴有趣多了。在为这位德国科学家所举行的宴会中，每上一道菜都要举行一项特别的仪式。
“想想看，”有一天晚上，教授对艾莎说，“我们今天晚宴的主人对我说，他已经写了四大册的书，用以描述喝茶时所要举行的仪式。”
艾莎笑了：“这种繁文缛节对你来说，大概相当难过吧？我想，你永远无法使这些人明白，为什么你在洗澡和刮脸时都使用相同的肥皂，尤其是那些送了一些最昂贵的肥皂给你的仰慕者。”
“使用两块肥皂，会使生活变得太过复杂，”爱因斯坦坚持说，“如果我必须浪费我的精力来决定使用哪一块肥皂，或是怎样倒茶，我又怎能专心从事我的研究工作呢？”
令他觉得有趣的是，尽管日本人的许多习俗在西方人眼中显得十分怪异，但日本人仍然从其他国家那儿学来了签名的狂热。日本人请他拿着长长的毛笔在丝巾上签名，他觉得，这是很愚蠢的风尚。
这时候的爱因斯坦几乎已习惯于摆姿势供摄影师拍照了。若在柏林，他不是把刊登他照片的报纸不耐烦地丢在一旁，就是出于愉快的幽默心理，假装不认得那张已为众人所熟知的脸孔。他会质问说：“这个又丑又胖的家伙，究竟是谁？”但是，不管他到哪儿去旅行，总有许多人会坚持送给他礼物，使他不知该如何表示感激之情。
一群活泼可爱的日本儿童送给他一本彩色图画册，还有人赠送丝巾、刺绣、木刻品等。甚至连一向喜爱漂亮家具及饰品的艾莎，在又收到同样的礼物时，也忍不住在心里感到烦恼。柏林公寓里面已经够拥挤了，怎能容得下这些东西呢？
在日本，爱因斯坦接受邀请，发表了一连串的演说。当然，他并不会说日语，必须由另外一个人把他的演讲内容翻译给那些耐心的听众。爱因斯坦后来获悉，他的第一次演说及完整的翻译，竟然使这些极有耐心的听众在大厅里坐了四个小时。他觉得，以日语再重复一次，对于大多数日本听众而言，他的科学想法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他决心行行好事，第二次演说时就把时间缩短到只有两个半小时。
但当他到第二个城市旅行时，他注意到，陪他同行的日本人不断聚在一起，并且谴责似的望着他。爱因斯坦对于这些有礼貌的仰慕者竟然表现出如此无礼的态度，深感诧异，决定找出原因。
于是他问一位懂得法文的日本青年说：“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使得你们不断地瞪着我，并且彼此窃窃私语？”
这位日本青年有点踌躇，他不想解释，但他知道，这位贵宾所提出的问题必须予以回答。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告诉您，才不会冒犯您。”他说道，“既然您问了，我必须要告诉您。我们正在讨论，您在刚刚离开的城市里，怎么侮辱了那么多我们的同胞？”
爱因斯坦愈来愈觉得困惑不解，他是不是忽略了什么仪式？他不是一直遵照他细心的妻子的指示行事吗？并未要求那些杰出的日本音乐家再奏一曲，这样做是不是太无礼了？他不喜欢日本音乐，在一次冗长酒宴结束时，他觉得再也无法容忍任何日本音乐了。
“我怎会侮辱人了？”他问道。
“那位安排您做第二次演说的先生，受到了深深地侮辱，”这位先生说，“第二次演说并没像第一次那样地讲上四个小时。那位先生认为，您没有尊重那些听众，并企图轻视那些听您演讲的各位先生。”
爱因斯坦哈哈大笑，他的日本朋友亦礼貌性地陪着他笑笑。不过他们却一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使他觉得如此好笑。
爱因斯坦在回程途中访问了巴勒斯坦，对他而言，这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但爱因斯坦博士却比许多现代游客更了解它，游客只知道它是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犹太教）的圣地。
古耶路撒冷的每一块石头，都充满着丰富的历史与传奇。在“岩顶”处，一位阿拉伯导游虔诚地指着一块大石头说，就是这块石头把先知——穆罕默德，带上天堂。在“岩顶”附近就是“哭墙”，耶稣当时曾从彼拉多的审判所沿着这条街道，走向各各他（髑髅地）。现在，来自各国的观光客已把这条街道踏平了。同时，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站在寺庙残余的墙壁前，一面哭泣一面祈祷，祈求使分散各地的犹太人能再团聚。
爱因斯坦也见到了巴勒斯坦的新生活。他访问了医院及幼儿园、农业学校、现代化的报纸与银行。他看到了新社区，那儿的年轻男女凭借农机及最新的农业技术，征服了当地贫瘠的土地。他不仅在希伯来大学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在特拉维夫市也同样高兴。特拉维夫是当时世界唯一全部由犹太人组成的城市，城内的每种工作都由犹太人担任。在这儿，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像在欧洲时那样受到压迫。但爱因斯坦博士并未被兴奋冲昏了头脑，他对当地的几种情况感到困扰，并认为那是巴勒斯坦理想生活中的缺点。他的批评为教友们所憎恨，但他们仍然赞扬他是巴勒斯坦的一位工作者，也是当代最伟大的一位犹太人。
爱因斯坦夫妇是萨木耳子爵（英国指派的巴勒斯坦总督）的贵宾。萨木耳子爵身为英国皇家代表，因此也就生活在皇家荣耀中。每当他离开官邸，都要发射礼炮致敬，不管他在耶路撒冷的什么地方旅行，骑兵们都要在沿途护送。到这时候，爱因斯坦已经学会不去理睬他认为是毫无意义的那些繁文缛节。但艾莎，由于长久以来公开露面，突然产生了反抗的心理。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德国家庭主妇，”她愤愤地说，“我喜欢自然而舒适的生活，在这种死板板的正式气氛中，我感到很不耐烦。我丈夫是一位著名的人物，他可以不顾某些礼节，人们会说，因为他是一位天才；但是，如果我不遵守某项礼仪，人们却说我缺乏教养。”
她愈说愈激动：“报纸记者在厌烦了为我丈夫编些愚蠢的报道之后，就开始对我乱加报道。因为我有近视的毛病，某位记者就说，在一次公开宴会上，我错把盘子旁的树叶看做是青菜，而且把它当做沙拉，拿起来大吃特吃。”
爱因斯坦夫妇回国时，是搭船沿着美丽的地中海海岸悠闲地航行，他们很高兴暂时摆脱了受人注目的社交生活，彻底地享受着航海之乐。他们抵达马赛港时，艾莎急着要赶回家。但爱因斯坦喜欢当地浪漫的景色以及西班牙的艺术宝藏，忍不住接受邀请，前去访问那个国家。
在马德里大学，他又接受了一项荣誉学位。到目前为止，他已接受了许多荣誉学位，这是不是国际间已获得最佳谅解的良好象征？他心里想。在战争期间，西班牙一直和德国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是位犹太人，他的同胞在1492年曾被西班牙驱逐出境，开始过着流亡生活。即使是现在，也只有少数的犹太人住在西班牙。但西班牙的一些著名学者却推选他担任西班牙学院的委员，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曾在皇宫召见他。奇怪的是，这位不负责任只知享乐的国王却真的十分仰慕这位不拘小节的教授。爱因斯坦对待阿方索国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像在旅途中对待每个人的方式一样。他在漫长的旅程中，曾见过日本皇后，也碰见一位印度脚夫要求他多赏些小费。他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他的温情和真诚，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和信任，他从未想过要取悦任何人，始终保持自己纯真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