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对于迎春路这一带我没有一点印象，好像丝毫没有令我有些许久地重游的味道。我已记不起三十一年前搬离这里时的样子。我打听到当时我父亲队里的警员，那位姓张的警察现在已是派出所的所长。在上午我敲响了他的门。“您好。”我说，“我是雷奇队长的儿子。”他显露出惊讶的神色，慌忙让我坐到沙发上。“你吸烟吗？”他问我。
我点了点头，接过他递来的香烟，看了看四周。办公室充满将要过年的气氛。一些人送来的红色春联挂满了四周的墙壁，桌子上摆放着刚收到的小礼品，有一张警局的合影贴在窗旁，我起身向上看看，在里面没有找到我父亲，我突然发现，我根本就记不得父亲长什么样子了。我对父亲容貌的印象，完全是从那张全家福的照片得到的。“这张合影是什么时候照的呢？”我问。
他吸一口气，想了想，说：“快十年了吧？”
我父亲那时候已经不在了。
之后一段时间找不到什么好说的。这似乎令张所长有些尴尬。
“啊，对了，”我掐灭香烟说，“过几天小年家里想请些老朋友过去聚一下会，不知您是否……”
“我想，”他打断我的话，又递给我一根烟。“你也明白，警察是没有假日的。”
“我父亲也总说这句话。”我上前接过他的火，说，“做警察这一行的，要不然就是天天过节，要不然就是过年都得去工作。”
我们相互笑了笑。
“有件事拜托您，”我说，“我想能不能在您这儿查一个故人的档案？”
“叫什么名字？”
“高光，光明的光。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儿了，那时他是家父的老朋友。”
“如果有这个人的话，应该能查得到。你等一下。”他说着拨电话通知下属去查找。“估计十五分钟就能出来了。”
他让人倒杯茶给我，之后仔细地看了我一会儿，说：“你倒是不怎么像你父亲。”
“不过我和我母亲倒是很像的。”
“你父亲身体还好吧？”
“或许您忘了，”我冲他笑了笑，“他早就过世了。”
“啊？”他顿了一下，将嘴中还未点燃的烟又抽了出来。
“去世很多年了。当时他的死亡鉴定还是您给开的呢。”
“你是？”似乎他更加迷惑了。
“我父亲叫雷奇，当年他任四队的队长。”
“就是后来卧轨的雷队长？”
我点点头。
他稍显激动地站起来，向我走近一些。“有三十多年了吧？”他说，“你母亲还好吗？”
“她刚刚过世，我想她要是活着，应该还记得您。”
“我倒是见过嫂子两面的。我记得雷队长有两个孩子，他在烟雾中眯着眼睛回忆，你是？小的那个！”
“不过现在已经不小了。”我看看墙壁上春联上的隶书，说，“我姐姐十八岁那年跳楼了，不然她应该比我还大。”
“想不到，”他叹着气说，“真是想不到。居然还能见到雷队长的家人。”
一个警察带着几份资料敲门走了进来，张所长带上花镜仔细阅读。“那个叫高光的人，四十七岁那年是酒精中毒而死的。死在......西郊路的路口。”
“他还有妻子，子女的吗？”
“我看看，”他说，“有的，他有妻子，一个儿子，他们是第二年离开长春的。”
“我想知道，他生前是靠什么生活的。”我问，“这里有写他是从事什么职业吗？”
“无业，他没有收入。不过这上面写他妻子在上海做服装生意，我想他应该不会缺钱吧。”他向后翻了翻，“不过他们好像离婚了。”
又是一个失败的男人，我想。
“您知道吗？张所长。”我说。
“别这么叫，”他挥手笑道，“叫我张叔就可以了。”
“哦，张叔，有一件事情我始终想不明白。您能看得出来，高光这个人不可能有什么积蓄，那他有什么能力会在我父亲死后寄给我母亲二十万元钱呢？”
他点起一根烟低头沉思着。
“他向我母亲求过婚，”我继续说道，“我相信他可能爱我母亲的，可是我母亲拒绝了他。”
“他是因为这个离婚的？”
“嗯。”
“你说他是你父亲的老朋友？”
“嗯，” 我解释道，“我想他应该算是我父亲最知心的朋友了。”
“他给你母亲多少钱？”
“二十万元。不过我母亲没有收，她把钱退回去了。”
“我想起来了，”他挺了挺身子，说，“你父亲去世前一段时间就已经没有再做警察了吧？”
“是啊，”我说，“他说他想找一份更赚钱的工作来供我姐姐上学。”
“他找到了吗？没有，他没有找到，你父亲做警察是很厉害，做其它事情也不会犯浑的，如果他还不知道辞职后做什么的话，他是不可能辞职的。”
“你是说？”
“这也是我升到所长查内部资料才看到的。你父亲当时可能是急需一笔钱。”
“他想让我姐姐念高中。”
“他刚巧赶上办一个奸杀案。”
“我姐姐说死的人是一个叫毛毛的女孩儿，那是我父亲办的最后一个案子。”
“且不管死的那人是谁，这个案子因为牵涉到市政上层的一个政治黑幕，市长传话给你父亲用一大笔钱来封口。”
“他答应了？”
“不然那二十万从哪儿来的？”他说，“说句话你别生气。我认为有时候不缉拿凶手也就算了，但是不应该再扯出一个冤死鬼来充当替罪羊，不要说做警察，”他情绪突然高涨起来，“这已经失去了做人的道德底线！”
“我想我父亲不是这样的人。”
“上面的意思是让他离职。”
“不可能！”我站起来打断他，“有这么多钱他就不会再自杀了。”
“你也应该明白，所谓给你一笔钱，只不过是一时的缓急之策，一旦过了这段时间，上面就不会这么来封口了，那时候生命危险可能会涉及到你，你母亲，你姐姐。你父亲知道自己是活不了命了，他又不可能把这笔钱直接拿出来让你们也受牵连。”他口气已经平静得令我心寒，“所以我要问高光是不是你父亲最知心的朋友。显然作为朋友，他牺牲的并不比你父亲少。”
“不会的，”我抓着自己的头发叫道，“我父亲不是这样的人。”
“在钱面前人格是会嬗变的。”他用这句话结束了我们的谈话。
“在钱面前人格是会嬗变的。”我父亲在云顶跟着说了一遍。他看着伸出的十指，然后发疯一样地搓自己的脸。天上没有雨，没有雪，没有饥饿，没有寒冷，没有烟抽，没有酒喝。每天属于他的事情就是在云间游走和倾听人世间的声音。
日子单调漫长而无止尽。他在怀疑自己来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天堂。
我父亲会开车，年轻的时候他在警校学过驾驶。但是他没有车，从警校出来后他一辈子就再也没碰过车。我母亲留下的，那个织布大王给他孙女陪嫁的檀木箱子里还有我父亲的驾照。上面的照片不见了，我想是我父亲把它扯下来贴到别的证件上了。在箱子里我们没有找到他的其他证件。
驾照需五年更新一次，这张的注册时间是1974年，我父亲那年二十岁。
我假想我父亲还活着。当然，他依然没有钱。不过他的儿子有钱了，他的儿子给他买了一辆跑车。开着新车我父亲得意地想，等了这么多年，雷家的辉煌时代终于等来了。这时一位交警拦住了他 。
“先生。”交警彬彬有礼地说。
“不是先生。”我父亲骄傲地回应。“请叫我队长。”
“哦，队长。我们要扣下您的车，因为您的驾照失效了，过期太久了。”
失效了几十年！
那时我父亲的笑容？有多勉强，我看着那张全家福笑着想，多勉强。
自行车很便宜，我父亲却一窍不通。坐在座位上，他只要双脚离地就会摔倒，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奇迹。我母亲开玩笑说，他一定是年青时从重庆跑出来的。“据说只有重庆人才不会骑车。”我母亲大笑着说，“你爸准是小时候从那儿偷偷逃跑的。不然你俩去问问他，他有爸有妈吗？”
真的，我的爷爷奶奶都哪去了？
我父亲没提过这些，不像织布大王的孙女那样不放过任何炫耀自己家世的机会。他死后的葬礼上我们没有见到父亲那边的哪一位亲戚前来凭吊。
假如我母亲的玩笑是真的，那么我父亲十几岁从南方跑过来，他活了下来，进入了警校，出来做了警察，娶了织布大王的孙女，又升为了队长，真难以想象。
看上去他并不失败。
他只是结错了婚，不该把我母亲娶进家里。按她的话说他们的结合是几个不该走进一个家庭的人成了一家人。
这个家，所有的人，都穷尽一生，为了逃离这里。
我父亲是第一个出走的，他搭乘时速为一百五十公里的火车去了北京。
我姐姐第二年只用了两秒钟的时间就飞走了。
我本人花了十二年的时光读书才离开了这个家。
我表姐耗费的时间最久，二十九年，最后以我母亲的去世来证明，她也成功了。
我父亲死后，到我就业之前，这二十年里我母亲做过很多种工作，她在花园小区那里做过清扫工，她没有做到三个月的适应期便主动不干了。后来她送过报纸，很奇怪，为什么每天她总会剩下几张，一个星期之后，几个用户的投诉电话把她辞退了。在饭店，她去洗碗，不出三天她就会打碎一只碗。什么都没有做的那几天她躺在家里看着天花板想，她要找一个能充分发挥她特长的工作。
我母亲的特长是可以对着我们口不停歇地喊上几小时。
第二年她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了。她接了一些花刀，很简单的那种，又买了几把样子差不多，不过功能比较多的。她把这些好点的放到衣袋，其他的一并装到箱子里。
星期三一大早她让我将家里吃饭的那张圆桌搬到早市。她买了十几样的水果和蔬菜放在桌上，将衣袋里的花刀掏出来切起那些水果。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都过来看一看！”我母亲声嘶力竭地喊着。
有人上前看了看，不一会儿摇摇头走开了。这花刀确实没什么新鲜的。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都过来看一看！”看来她只会喊那么一句。
在晚上她拿走我的字典翻了一夜，天还没有亮就将我推醒。
“不行，我们早上还得去”她说，“不然我们靠什么吃饭？”
“但这些刀都是假的呀。”
“我知道，”她露出得意的神色，“不过我有口诀，凭这顺口溜，就不信他们不买。你去洗把脸，我等会背一遍给你听。”
我母亲大声背了一遍，刚开始她记错了几个字，后来她越背越顺。天色在她背诵的过程中渐渐亮起来，她的脸越来越清晰地印在我记忆里。我母亲去世后，表姐问我要不要再看看她的遗容，我说不必了。因为我脑海中有关她容貌的全部记忆已经定格在那天黎明之前的一瞬间。不管我们对母亲的看法如何，不管她在我们家中到底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我想，对我来说，她的样子是永远也变不了的了。
来一来，看一看，看我花刀玩得转。
我母亲那天又出摊了，她把水果蔬菜一样样摆放到桌前，一些路人停下脚步看了起来。
从北京到大连，一路切来不粘连。
她将眼前的头发向脑后拨了拨，拎起一块牛肉一刀刀切下去，后来她又切香瓜，香瓜在脆掉之前已经被切成了片。越来越多的人在她的面前围成了半个圆。
横切竖砍随你便，转向轻削不简单。
她拿起一个马铃薯，熟练地削皮然后又切成片，再竖切成丝。之后她切黄瓜西红柿，削苹果。切完后她把这些收好，拿回家放在锅里做成午饭。
我不想吃，我说这是你骗人的东西。
“你吃不吃？”她将菜全部装到我的碗里，大声命令我。
我拼命地摇头。然后她打我，抓着我的头往墙上撞。血流出来了。她看了看我的伤口，什么话也没说，去厨房又炒了两个鸡蛋。
“你饿死算了，”她说，“跟你爸一个样！”
她一个人去吃这些饭菜。太多了，她留到晚上吃。她一边吃一边抽泣。我知道，那不是眼泪，那是女性的伪装武器。我母亲卖了十年的花刀，她吃了十年这些饭菜。有时候刀卖得很多，切碎的菜也会很多，她将这些存在冰箱里。“总有一天下雨我出不了摊的时候。”她解释道。
我上大学后打电话给她，我说：“妈，你别再卖花刀了，还有两年我就毕业，到那时候你也用不着寄钱给我了。”
她的那边半天没有声音。我知道，以她的性格她不是在考虑我的建议是否可行，她是在想用什么样的理由来拒绝我。
“我要是不继续卖的话，”她说，“忽然间没那么多菜吃了，没准还营养不良呢。”
她在那边笑了起来，可我觉得我母亲的幽默感是让人哭的。
别看此刀不起眼，用处功能大过天。
我母亲又在叫卖了。每天早上四点半她就出门，早市上午十点结束她就回来睡觉。晚上七点钟她再去夜市，一直喊到十二点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推着破车回来。她从不在同一个市场卖刀超过三个月，因为她害怕见到那些受骗后愤怒返回的人们。她在每一个人多的地方都叫喊过，以至于我在广州工作的时候，那些去过长春的同事还无意中提起过她。
“你知道这人吗？”有人会问我，“我觉得她的顺口溜怪逗的。”
我知道的，“谁呀？”我说，“我没见过呀。”她是我母亲。
“嗓子还特哑，嗓门还特大，跟公鸭子似的。”他笑道，“我觉得这简直是北方的特色。”
我装作没听见，什么也没说。
“穿成那样，”他又说道。我想他很不知趣。“我觉得该叫她花刀大娘。”
“又是你觉得。”我已经生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