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着厚重的外套，戴上羔羊皮的帽子，朝市谷的监狱走去。我的姐夫[11]在四五天前进了这所监狱。
只有我能当慰问姐夫的亲戚总代表。同时在我的内心还夹杂着对监狱的好奇，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接近二月的街上还残留有大减价的旗帜，整个城镇仍是死气沉沉的寒冬。我爬上斜坡，自己都能感觉到肉体深沉的疲倦。我叔叔去年十一月因喉癌去世，另外有一个少年远亲在正月离家出走……不过，姐夫的收监对我的打击最大。我必须和姐夫的弟弟一起讨论事情，而我和他平常并没有什么交情与往来。不仅如此，我还觉得与这些事件有纠葛的亲戚朋友在感情上所发生的问题，是东京之外的人所无法了解的。我不由得想在和姐夫会面后找个地方好好静养一个礼拜。
市谷的监狱四周环绕着长有枯草的高土堤，而且在带有中世纪味道的门前，可以透过粗木头的格子门看到铺着沙石的庭院有挂满白霜的桧树。我站在门前，把名片递给一个留有半白长须、好好先生似的看守，接着就被带到离门不远、房檐有厚厚干青苔的会面人等候室。那里除了我以外，已经有好几个人坐在薄薄的板凳上。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穿着黑绉绸外套、正在看杂志的三十四五岁的女人。
有一个板着脸的看守不时来到这间等候室，用没有抑扬顿挫的平板语调叫着轮到会面的人的号码。可是，我等了又等，却没有被叫到。等了又等——我进监狱的时候是十点钟左右，可是现在已经是十二点五十分了。
我的肚子开始饿了，可是更令我受不了的，是等候室里完全没有热气的寒冷。我不断地踏着脚步，并且克制着内心的焦躁。可是，大部分来会面的人似乎都不太在乎的样子。其中有一位穿着两件棉袍、像赌徒似的男人连报纸也不看，只是不停地慢慢吃橘子。
随着看守一次又一次的呼叫，等候的人数也渐渐减少了。最后我终于走出等候室，开始在铺着沙石的院子里走动。在这里应该可以晒到冬天的阳光，不过也一定会随时刮起风把沙子吹到我的脸上。我不自觉地意气用事起来，下定决心四点钟以前不进入等候室。
不幸的是，即使到了四点，我还是没有被叫到。可是那些比我晚来的人似乎都陆陆续续被叫走，大部分都不在了。我终究还是进了等候室，向赌徒似的男人打个招呼后，就和他商量起我的情形。可是他一笑也不笑，只是以唱浪花节似的语调回答我：
“因为一天只准见一个人而已，大概在你之前已经有人来会面过了吧？”
当然，他的这番话令我觉得不安，我便向又来叫号的看守询问我是否能见到姐夫，可是看守完全不回答我，而且看也不看我一眼就走了。我站在等候室的中间，机械地点燃雪茄。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对板着脸的看守憎恨起来（我对自己在刚受到这种侮辱时没有马上觉得不快感到不可思议）。
看守再度叫号时已经五点了，我又摘下羔羊皮帽向他询问相同的问题。结果看守转过头去，不理会我就一直向前走去。这一瞬间，我觉得他太过分了，于是丢下吸了一半的雪茄，朝等候室对面的监狱玄关走去。
爬上玄关的石阶，左边有几个穿着和服的人面向玻璃窗办理事务。我打开那个玻璃窗，尽可能以平静的口吻向一个穿着黑色绸纹和服的男人询问，可是连我自己都清楚地意识到我的脸色很难看。
“我来会面T，T不能会面吗？”
“请等待叫号。”
“我从十点左右就开始等了。”
“等一等就会来叫了。”
“如果不来叫也要等吗？天黑了也要等吗？”
“嗯，总之请等一等，请等一等。”
对方似乎担心我会使用暴力，我在生气的同时有点同情这个男人，甚至有“我是亲戚总代表，对方是监狱总代表”的奇怪感觉。
“已经超过五点了，请无论如何安排我会面。”
我丢下这句话，暂且回到等候室。那个梳着圆髻的女人独自在开始暗下来的等候室中，正将杂志放在膝盖上抬头张望。从正面看，她的脸有一点像哥特式的雕刻。我在这个女人面前坐下，内心产生一种弱者对于监狱整体的反感。
大约六点左右，我总算被叫进去了。这一回我在一个眼睛滴溜滴溜转、看似机灵的看守带领下，总算进入了会面室。虽然叫作“室”，不过只有二三平方尺大。而且除了我所进去的门之外，另外还有好几个涂着油漆的门并排着，像极了公共厕所。走过狭窄的走廊，来到有个半圆形窗口的会面室正面，会面的人会出现在这个窗口里。姐夫从这个窗口——缺乏光线的玻璃窗里露出肥墩墩的脸，他的外表没有什么变化，这一点多少增加了我的信心。我们没有时间感伤，简略地谈着事情。在我右边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子，好像是来见哥哥的，一个人不停地啜泣。我一面和姐夫说话，心里却一直在意着右边的哭泣声。
“这一回的事完全是冤枉的，请这么告诉大家。”
姐夫用不自然的口吻说。我一直注视着姐夫，没有回答。不过，什么也没有回答使我自己觉得很难过。现在我的左边是个秃头的老人，对着半圆形窗口内那个看似他儿子的男子说：“还没见面时有很多话要说，见了面却都忘了啊！”
我离开会面室走出外面时，心里对姐夫觉得有点抱歉，可是又觉得那是我们亲戚朋友们的连带责任。我在看守的带领下，沿着严寒刺骨的监狱走廊朝玄关大步走去。
此时我姐姐应该在姐夫靠近山边的家里等我。我在纷乱的城镇中总算来到四谷见附车站，搭上了拥挤的电车。那个无力的老人所说的“还没有见面时”的话奇异的在我的耳边回响。对我而言，这句话比那女子的哭声更具有人性。我拉着吊环，眺望着曲町的万家灯火，不由得想起“人生百态”这个词来。
三十分钟之后，我站在姐夫家的门口，按下水泥壁上的门铃。不久传来开门的声音，玄关玻璃门内的电灯亮了。接着有一个女佣稍稍拉开玻璃门看了一眼之后，“啊”了一声，马上把我引进面向街道的二楼房间里。我把外套和帽子丢到桌上时，所有的疲倦全部涌了上来。女佣开了瓦斯暖炉的火之后就离开了，留我一个人在房里。有搜集嗜好的姐夫在这个房间的墙上挂了两三幅油画及水彩画。我愣愣地看着那些画，突然想起“世事多变”这句古老的话。姐姐和姐夫的弟弟先后走进房间，姐姐似乎比我想象的还要冷静，我尽可能正确地传达姐夫的话给他们，并且与他们商量今后对策。姐姐并没有特别积极的想到要怎么做，而且在谈话当中还拿起羔羊皮帽对我说：
“真是奇特的帽子哦！不是日本做的吧？”
“这个？这是俄国人戴的帽子。”
但是姐夫的弟弟是个比姐夫还要喜欢工作的“工作狂”，当然也很会处理种种问题。
“上一次哥哥的朋友曾叫××报纸的社会部记者拿名片来，名片上写着封口费当中有一半是他自掏腰包出的，因此要把余额交给他。经我查证的结果，对那记者说这话的是哥哥的朋友，当然没有出什么一半的钱，只是叫他来拿余额罢了。那个新闻记者也真是的……”
“我好歹也算是个新闻记者[12]，请不要说这么刺耳的话。”
我为了提升自己不得不开着玩笑，可是姐夫的弟弟满身酒气、双眼充血，像演说似的继续说着。这种气氛一定是不能开玩笑的。
“何况为了让初审审判官生气而故意抓审判官的把柄，也是一种替哥哥辩护的方法。”
“这个要由你来说……”
“唔，我当然这么说了，我很感谢您的好意，但是如果伤害到您和审判官的感情，反而会违背您的好意，我是这么拜托他的。”
姐姐只是坐在瓦斯暖炉前，把玩着羔羊皮帽。老实说，我虽然和姐夫的弟弟说话，但心里却一直担心这顶帽子，不时想着：万一不慎掉到火里我会受不了。这顶帽子是我的朋友在柏林遍寻不着后，去莫斯科时才偶然看到的东西。
“这么说也不行吗？”
“不只是不行，他说，他为了我们很卖命，叫我不要说失敬的话。”
“原来如此，那就毫无办法可想了。”
“没办法，因为从法律上来看行不通，道德上更是不行。总之表面上是为了朋友花时间、尽心力，事实上是帮忙挖陷阱让朋友掉进去。我也是一个奋斗到底的人，可是碰上那些家伙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在我们谈话时，突然传来“T君万岁”的声音，使我们吓一大跳。我拉起窗帘，透过窗户往下看，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人，而且还有好几个上面写着“××镇青年团”的灯笼在晃动。我和姐姐他们对看一眼，突然想起姐夫也有××镇青年团团长的头衔。
“不出去道谢不行吧？”
姐姐终于露出“受不了”的表情，分别看看我们俩。
“让我来。”
姐夫的弟弟毫不犹豫地跑出去，我心里佩服他奋斗到底的决心，故意不去看姐姐的脸而去浏览墙上的画。可是，不说话才令我叫苦，但是如果为了找话说而使两人都变得伤感起来的话，我就更觉得苦。我默默地点了雪茄，凝视着挂在墙上的一幅画——姐夫自己的肖像，那是用远近法画的，我感受到这种画法的疯狂。
“我们可不是什么万岁，被他们这么叫实在也很无奈……”
姐姐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开始对我说话。
“镇里还不知道吗？”
“嗯……不过，究竟该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T的事情呀！爸爸那边。”
“如果站在T的立场，也有许多理由的。”
“是吗？”
我突然感到焦躁，背对着姐姐，直接走向窗前。窗下的人们依旧高喊万岁，而且是重复三次叫着“万岁、万岁、万岁”。姐夫的弟弟站在玄关前面，向一大群高举着灯笼的人们致意。身旁还有姐夫的两个小女儿，她们的手分别被他拉着，有时会不自然的低一低头……
多年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我在姐夫家的茶室叼着最近才开始流行的薄荷烟斗，和姐姐相对坐着聊天。过了头七，家里安静得令人觉得不舒服。姐夫的白木牌位前点着一盏灯，而两个女儿则盖着棉被躺在放着牌位的桌子前面。我注视着明显变老的姐姐，突然想起让我觉得很痛苦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事，可是从我嘴巴里讲出来的却是这类理所当然的话。
“吸了薄荷烟斗，更觉得透心凉哦！”
“是啊！我的手脚也冰冷起来了呀！”
姐姐不太在意地把木炭加到长火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