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一时间表计划不能变通。虽然我们不能在军队的安全问题上妥协，但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对其进行调整。例如，如果伊拉克党派制定出了有效的政治策略，可以稳定住局势，并给出我们可以留守一定数目军队的合理理由，那么这一计划就可以暂时中止；如果美国军队指挥官什么时候认为，继续撤军只能给美国军队带来危险，那么这个计划也可以暂时中止。
从伊拉克撤军，我们就可以将多余的军队进行重新部署，可以将其派遣到伊拉克北部或是中东地区的其他地方，作为一支“地平线上”的军事力量。这样我们就能防止伊拉克的冲突演变成为激烈的战争，巩固我们在伊拉克北部已取得的成果，巩固我们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关系，让我们的军队直接对随时随地可以出现的基地组织力量进行打击，并且向国际恐怖组织证明，他们并没有将我们驱离出中东地区。
不过最重要的是，这支军队的部分力量可能会派遣到阿富汗。我们对该国家缺乏关注，原本资源援助的承诺也食言了，这些都导致该地区的安全形势愈加恶化。总统决定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同时也给阿富汗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目睹到了塔利班组织的猛烈进攻，恐怖袭击事件剧增，还有无法掌控的贩毒活动。因此，我们非但没有巩固阿富汗过渡政府已取得的成果，还使其故态复萌，走向混乱。如果我们将伊拉克驻军派遣到阿富汗的话，那么我们就响应了北约组织增加援军的号召，而且可以在关键的反恐战争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随着撤军计划的执行，留守在伊拉克的大部分美军应当发挥的作用不再那么显而易见但依然重要。他们应该保护物流供应点、重要的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伊拉克境内的“绿区”[ 自从美军占领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后，位于市中心的一块占地面积数平方公里的“黄金地段”被划为了所谓的“绿色区域”。同巴格达其他地区时有发生的袭击和爆炸事件比较起来，在这个“绿区”内工作和生活的人员是非常安全的，许多不值班的美军士兵也经常到里面去“放松放松”。不过，对普通伊拉克人来说，近乎与世隔绝的“绿区”带有很强烈的殖民地味道，因此成为美国人将长期赖着不走的标志。同时，也有人宣称，即便美国结束了对伊拉克占领状态，这个位于巴格达心脏部位的“绿区”也将摇身变成全新的美国大使馆所在地，依然不是一个伊拉克人能自由来往的场所。
]，并且要对紧急事件和恐怖活动作出迅速反应。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预见到，数量大量减少的美军大概还要在伊拉克驻守一段时间。但留守的前提是美军指挥官认为这样做是有效的手段，是伊拉克各宗派在利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方面有了很大进展，是伊拉克政府庄重承诺要解散国民兵，是伊拉克政府公开明确地向我们表明需要这一支持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声明，虽然美国不会永久性地在伊拉克驻军，但一定会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伊拉克国家的全面崩溃，防止伊拉克社会进一步走向极端。数量减少但依然活跃的美军也将向我们的敌对国家表明，我们在中东地区定将保持重要的影响力。
我们制定的策略的第二步，就是要制定出一项更有效的计划，与分阶段撤军计划相配合。那就是：让伊拉克安全保卫部队起到领导作用，将我们的精力集中在对部队的培训上，并且增加我们的人员，尤其是特种部队的人数，让他们与伊拉克军队顾问一起留守。
增加美国用于伊拉克军队培训和顾问的人员数量、提高其素质，不仅能防止伊拉克军队对于我们的军事渗透，还能培养伊拉克士兵与当地民众间的互信和友情，最终在减少民众支持叛军的同时还可以提高军队获取情报的能力。
我想强调很重要的一点：美国制定的任何一个策略都必须能有效地解决伊拉克宗派军队的问题。由于伊拉克各个宗派之间都没有达成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共识，我们怀疑统一后的伊拉克政府也无法长期执政；我们也怀疑，无论驻扎美军力量多么强大，都无法制止伊拉克广泛宗派暴力的升级。
无可否认，说服各个宗派解除武装是个十分艰难的任务。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伊拉克政府应该在支持军队和警察的机构改革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可以培训士兵们的战斗力和警察的巡逻能力。但如果伊拉克政府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工资、补贴和必备的装备，那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会继续擅离职守，或者继续效忠于自己的宗教组织而非国家政府。国家保安力量的组成成员应当更具广泛性，如果成立一个仅仅由什叶派教徒和库尔德人组成的军队，那么只能导致逊尼派感觉自身安全受到威胁，致使他们战斗得更猛烈。
我们制定的策略的第三步，是对伊拉克持续的经济援助应该与政治解决方案的进程相挂钩。
迄今为止，国会已经授予行政部门前所未有的灵活权力，可以在伊拉克自由支配两百多亿美元。但在美国历史上，我们非但没有看到经济援助得以有效利用，甚至还目睹到了大批资金的浪费和诈骗，以及外国援助资金的滥用。如今，在伊拉克国土上，到处都是计划不周、半途而废的废弃工程，对于帮助伊拉克人民或者稳定国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到国会召开新一期会议，重申我们督促战争的权利之时，这一切都应结束。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应再签订耗资巨大、未经招标的合同，因为这样只能将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浪费在日常开支和行政开销方面。
我们需要继续提供一些基本的重建资金，让伊拉克人和我们的军队一起保持一些重要区域的稳定。但我们也应该向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援助计划靠拢。这样经济援助的多少就取决于伊拉克人是否可以在减少宗派暴力和促成长久政治解决方案方面取得显著的进步。
最后一点，我们应该意识到，整个中东地区都会受到伊拉克战争结局的严重影响。因此我们在寻求解决方案时也应该让伊拉克邻国参与进来。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听从詹姆斯·贝克和罗伯特·盖茨两位政界前辈们的意见，与叙利亚和伊朗展开对话。我们明白，这些国家希望看到我们的失败。因此我们应该坚守我们的立场，反对他们对于恐怖主义的支持以及伊朗核计划。但无论是伊朗还是叙利亚都不想看到一个充斥着混乱、恐怖分子、难民和暴力的伊拉克，因为这样就会造成整个中东地区，包括它们自己国家的局势动荡不安。
因此我强烈建议，我们应该与伊拉克人、沙特阿拉伯人、伊朗人、叙利亚人、土耳其人、约旦人、英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一起召开一次地区性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让外国军队撤离伊拉克，防止它们进一步陷入伊拉克内乱之中，并且促成伊拉克各个宗派之间达成政治协议。
我们可以完全肯定，如果伊朗和叙利亚认为他们可以利用伊拉克作为第二个阿富汗或者又一个军事基地，以达到攻击以色列或者其他国家的目的，那么它们就大错特错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出现也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而且我们要声明一点，即便我们会减少美国驻军的数量，我们依然会与中东地区的盟友们继续合作，抗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如果我们无法与伊朗和叙利亚就这些对我们都如此重要的问题进行磋商，那么我们都将得不偿失。
这样一来，我需要进一步说明几点。由于我们要改变对伊策略，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从伊拉克战争中我们能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以在应对安全威胁和国际恐怖主义时作出正确的抉择。
许多原本支持对伊开战的人都认为一切都源于执行策略的失误。但我却一直认为这是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失误，被战争本身隐含的原因所误导。因此，进一步来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策略方面的教训，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新世纪的新威胁。
首先，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武断、自大地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武力将民主形态强加给一个国家——只有从这些独裁政体内部发起的为自由而战的斗争，并持续到今天的斗争才可以实现繁荣的民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我们的价值观和理想。在任何有必要的时候，我们都应当通过利用可以掌控的外交和经济资源，促进全世界民主的实现。但即便我们这样做，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民主社会的机构——自由市场、自由媒体和良好的公众社会都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而且也不可能在枪管下实现。因此，我们必须明白，罗斯福总统曾经提到过的自由，尤其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都不可能仅仅因为我们推翻了暴力政权、分发子弹而实现。只有一个民族的个人安全和物质供应都能得以保证的时候，这样的自由才会实现。
其次的个教训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我们仅仅制订出作战计划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制订出制胜计划。我们已经考虑了太多对伊拉克进行军事侵袭的计划，却没有考虑过如果巴格达沦陷了，我们会陷入怎样的政治局面。这样缺乏远见的行为让人无法原谅。如果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军队派往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作战，那么我们就有责任让他们明确知道自己的使命，并制订出完成这一使命的切实计划，然后让我们的军队平安归来。
最后一个教训是，在这样一个联系紧密的世界，若想击败国际恐怖主义，尤其是防止这些恐怖组织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需要许多国家的合作才能实现的。无论这些恐怖组织出现在哪里，我们都应享有对其单方面作战的权利。但我们也应该明白，如果我们的盟友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外交、军事、情报和财力方面的支持，不仅减轻了我们的负担，而且让我们的行动更具有合法性，我们也更有可能取得成功。这就意味着要与我们的朋友多多交流，必要时还要和敌人谈一谈。
我们要将这些教训牢记于心，以应对美国现在面临的更为广泛的威胁。对于这些威胁，我们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因为伊拉克战争分散了我们太多的精力。
根据国家情报局的详细统计，我们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消灭的恐怖分子还没有因战争而增长的恐怖分子的数量大。这个例子很显然地证明了，这场战争是如何影响了我们想要投身于更广泛的反恐斗争中去的积极性，但这样的例子却不止一个。
我们在伊拉克有庞大数目的军队、情报人员和资源，这使得我们的军队规模扩展到了极限，而且分散了我们的精力，使我们无法应对这个危险世界中日益增长的其他威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最近称，如果其他地区爆发了军事冲突，那么我们只能主要依靠海军和空军去加以制止，因为我们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伊拉克无法抽身。我去非洲时曾经亲眼目睹了软弱无力的政府和支离破碎的社会，很容易就被基地组织钻了空子。我去苏联时曾经看到，恐怖分子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偷窃生化武器和核武器。这样一来，世界就会变成另外一番模样。
我们在伊拉克犯下的错误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方面也损失惨重，那就是我们的政府丧失了美国民众对其的信任。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现在有42%的美国人同意，美国应该“在国际问题上管好自己国家的事务，不要多管闲事，让其他国家自食其力，处理它们自己的问题”。
但我们现在还不能成为一个奉行孤立主义的国家。“9·11”事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忽略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我们的敌人仍不会忽略我们。因此我们应当继续奉行强势的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追踪我们的敌人，并希望能在全世界推行我们的价值观。但为了让我们国家的民众不至于普遍持有孤立主义观点，我们必须改变伊拉克的局势和政策。这一基于盲目的希望和意识而非事实和现实的政策，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特点。
就在几周前的一个周二，美国人民呼唤对这一政策进行改革。现在，我们到了倾听民众心声、重新赢回民众信任的时候了。一年前，我就来到这里，进行了一场和今天内容类似的演讲。我不想一年后再次回到这里，继续重复同样的内容——我拒绝这样做。
关于伊拉克战争，我们已经进行了太多次的演讲，听到了太多的理由，见到了太多国旗覆盖着的棺材，目睹到了太多心碎的家庭。
在伊拉克坐以待毙的日子已经结束。现在到了改变政策的时候了，到了把国家归还给伊拉克人民的时候了。现在也是时候将美国人民的主要精力放在更为广泛、需要我们赢取的斗争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