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时代”主题演讲
2007年6月15日
（南卡罗来纳州，斯巴达堡）在当地的摩利亚山浸礼教会中，奥巴马发表了此篇竞选演讲，主题是“在新型经济时代中个人与集体所应承担的责任”：
“对于那些受经济形势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家庭来说，在帮助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之前，我们先要帮助他们从困境中走出来。在他们可以攀登上通往中产阶层的梯子之前，我们要给予他们可以抓住第一根横杆的力量。”
每年到了父亲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回想起曾是我们生活中一部分的父辈们，并深以他们为荣。我们会回忆起他们为我们树立起的榜样、作出的自我牺牲，以及他们成功与奋斗的故事。
我会想起我的外祖父。“二战”刚刚爆发之际，我的母亲在堪萨斯一处军事基地出生了。初为人父的外祖父却不得不离开祖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征战欧洲。同时，我的外祖母则留在了家园，到一条轰炸机组装线上工作。那时，美国依旧在努力摆脱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我能想象得出，当时对于自己家庭的未来到底会走向何方，我的外祖父定是茫然不知。但他返回祖国时，美国政府向公民们承诺，要保障他们的生活机会。也就是在这个国家，根据《美国退伍士兵权利法案》的规定，他得到了进入大学读书的机会，而且还通过联邦房屋管理局买到了房子，后来他带领全家西迁至夏威夷，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还想起了我的岳父弗雷泽·罗宾森。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和妻子玛丽安一直全力抚养着两个孩子。他们也和其他的非裔美国家庭一样，受到过直接或间接的种族歧视的困扰。他们不像别人那样拥有如此多的生活机会，他们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汗水才能取得成功，同时还要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弗雷泽在而立之年就被诊断出了“多发性脑硬化”，走路需要双拐支撑，但他依然每天坚持到当地的一家污水净化厂工作，而妻子玛丽安则负责在家里照看孩子。虽然家里只能靠他的一份工资来维持生活，但他却将我的妻子米歇尔和她的哥哥克雷格都送进了普林斯顿大学读书。
当然了，我还会想起我自己的父亲。虽然我并不太了解他，但每年到了父亲节，我还是会想起他。在我只有两岁的时候，他和我的母亲离婚了。在我成长过程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只能从他寄来的信件和母亲、外祖父母给我讲述的故事中了解他。
在20世纪70年代，母亲含辛茹苦地用一份工资抚养我和妹妹两个人。由于父亲不在，这一切的重担都压在了母亲身上。我们的生活异常艰难，不时需要借助政府食品救济券才能维持生计。然而，幸好我们得到了外祖父母的全力支持，母亲也从学校获得了数额可观的奖学金，在她的坚持下，我才能进入这个国家一流的学校读书，这才让我今天得以站在这里。
无论对于米歇尔还是我，我们家庭的故事都是典型的美国故事，是一个关于机遇、关于希望的故事，是一个满怀希望、不断追求梦想的故事。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母自然也和其他人一样，会遭遇失败，会经历苦难。但在他们所处的这个国度中，只要你拥有渴望实现的梦想，并乐于为此努力，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你就可以给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们提供同样的机会。
然而时至今日，经历过这种故事的家庭却越来越少了。不像我的外祖父，如果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归来的英勇士兵们能够找到一份可以支付生活开销的工作，甚至可以获得退伍士兵所应享受的津贴和保险待遇，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而对于今天像弗雷泽·罗宾森那样的蓝领工人们来说，他们的酬劳降低了，工会的作用被减弱，工资没有变化，物价却普遍上涨。想必在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很了解，如今的单身父母不再像我母亲那时那样，可以受到专门的社会保障系统的援助。这样一来，即便许多父母亲想要将孩子抚养成人，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已经实现了全球化，政府却擅离职守，这使得诸多美国家庭都陷入了这种矛盾的困境之中。在人们可以借助攀登到中等阶层的梯子上，一根根的横杆都被拆除了，而梯子下面用来接住摔下的人们的安全网也已磨损得越来越严重。诸多家庭都面临着无数让人焦虑的问题——或是无法支付日常生活开销，或是难以找到和孩子们共处的时间，或是陷入贫困，眼睁睁地看着工作机会消失，看着父亲们离开自己的家庭。虽然现在在大多数家庭中，包括单身母亲在内的女性都在工作，我们却依然无法为她们提供抚养子女所需的支持。
我不必在此回顾经济跌宕起伏的历史，因为想必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已经亲眼目睹甚至已经在亲身经历着一切。你们眼睁睁地看着工厂倒闭，搬迁到海外，使得诸多城市和工业城镇失去了许多可以解决就业问题的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刚来到芝加哥工作的时候，我就目睹到了这一切。那时许多钢铁厂的倒闭都给周围社区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而我的工作就是协助重建这些社区。
如今，人们失去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工厂中的工作，这是由于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如今工人们接受教育的时间已经增长，质量也大大提高，而科技与信息革命使得美国企业实现了部分工作自动化，在任何有网络连接的地方都可建厂。
有些工作依然向工人们支付低工资、低酬劳，因为雇主已经把工会运动镇压了下去，减少了雇员医疗保险和养老金方面的支出。唯有这样，与那些支付给工人们的工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外国公司相比，他们才会更有竞争优势。
自从1973年以来，美国工人平均每周的收入至少已经下降了20%，而在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个年代，工人的工资却一直呈稳定上升的趋势。而最低工资标准在过去的十年中却丝毫没有过任何改变，这意味着，现在一个三口之家如果只有一份最低工资的收入，那么他们的家庭收入比贫困线还要少六千美元。
许多美国人都无力承担新增的风险，但毫无疑问，受到打击最大的还要数那些从经济基础一开始就十分薄弱的家庭。这些家庭都位于旧城区或偏远的郊区，而且大多都是非裔和拉丁美裔家庭。
在过去的六年间，有超过三十万从事制造业的黑人男性失业，这使得非裔美国人成为所有种族群体中失业比率最高的群体。在郊区生活的黑人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没有完成高中学业。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在“住房拥挤”、“没有医保”和“缺乏食物”这三大问题当中，去年有三分之一的非裔美国家庭都受到其中至少一个问题的困扰。由于没有工作，也没有受过教育，许多黑人甚至都无力养家糊口，因此他们选择了离开家庭。现在正有54%的非裔美国儿童在单亲环境中成长——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个比率提高了将近一倍。现在有许多勇敢坚强的单身母亲，包括辛苦抚养我的母亲，都在独自承担着抚养儿女的重任。然而在如今的经济社会中，夫妻二人都得外出工作挣钱已经变成了一种经济上的必须。因此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经济上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在缺少父亲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日后生活贫困的可能性是其他孩子的五倍，辍学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九倍。
要想让这些家庭都能像前几代人那样拥有同样的生活机会，这将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挑战——但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勇敢面对。
……
我们都知道，要想让我们的家庭都拥有努力奋斗的机会，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认为我们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迎来一个新总统，让华盛顿政府能够立即行动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已经厌倦了政府官员们对我们说“我们无法做到”。长期起来，他们都告诉我们，面对工作机会减少、工资停滞不涨的问题，我们束手无策；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无法降低医疗保险费用和大学学费；他们告诉我们，“贫困”只是“不够富裕”的代名词，而不应成为引起国民众怒的道德方面的羞耻。他们一再向我们保证，市场可以自行解决所有的难题，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减免税赋加以解决——其实富人并不需要减税，也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
我们已经按照他们的路子走了六年了，也应当到了尝试些新途径的时候了。现在，翻开历史新一页的时刻已经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