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我来到南非，看到人们所受的痛苦，看到他们苦苦挣扎时，却听说国家的卫生部长鼓励大家多吃甜菜根和红薯，多喝柠檬汁，声称这是治愈艾滋病的最好方法，我沮丧极了。但幸运的是，南非政府最终否定了这一说法。但政府领导就应该像他们这样，为人民树立起好榜样，他们这样做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我们永远都不应忘记，上帝赋予了我们思考推理的能力，因此我们能在人间完成他的使命；因此我们能利用科技治愈疾病、治疗病人、拯救生命。目前，在艾滋病的研究方面，我们取得的伟大进展之一，就是研制出了可以让艾滋病毒携带者们再次拥有崭新生活机会的药物。
我们应当让他们拥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已经取得了进步。就在南非，针对怀孕妇女的治疗就已经极大地降低了婴儿出生时携带艾滋病毒的概率。然而，尽管我们取得了一定进步，但世界上艾滋病毒的携带者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接受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抗逆转录病毒药是一类用于治疗逆转录病毒（主要是HIV）感染的药物。不同种类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作用在HIV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一些组织，比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推荐有HIV相关症状的患者，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然而，由于这种药物有着复杂的搭配和服用方法，可能会产生的严重副作用，更重要的是可能还会使病毒产生耐药性，这些组织也强调需要分析这种治疗对没有症状的患者带来的风险和益处来选择治疗方法。
]治疗——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啊！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应该与药品制造商们合作，降低此类药物的生产成本；我们应该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帮助它们建设基本卫生设施，以保证病人能够得到及时的医治。这意味着，我们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建造医院，购置医疗器械，培训更多的医生和护士。
我们还需要重新强调一下营养饮食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发现有些人已经吃药，有些人已经得到治疗，有些人却依然在垂死挣扎，仅仅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这是让人无法原谅的，尤其是当这种情况发生在有充分食物来源的国家时。因此，我们必须保证他们能有足够的营养，而这对于总是向饥饿的人提供食物的宗教机构来说意味着它们又有了用武之地。
虽然我们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非洲大陆的诸多危机上，但我们也要记住，这些问题不仅仅出现在非洲。我们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中东地区、东南亚地区、苏联地区、东欧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急剧上升。而在今天，在世界艾滋病日的当天，我们更不能忘记危机也发生在我们自家的后院中——就在美国，在二十五岁至三十四岁的非裔美国女性群体当中，艾滋病已经成为威胁她们生命的头号杀手；我们还看到，许多贫困的偏远地区无法得到他们所需的资源，以救助他们脆弱的民众。国会中有人希望能从大城市的预算资金中拨款到这些地区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不幸的是，那些大城市也面临着许多它们自身的难题。
我想说的是，对于布什总统和国会成员们作出的抗击艾滋病的努力，我们应当予以称赞。根据我们国家制订的艾滋病援助紧急计划，五年中美国将至少花费一百五十多亿美元用于支持国外抗击艾滋病活动。而由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捐款成立的“全球基金会”也在抗击该疾病的过程中作出了伟大贡献。在今年夏天我访问非洲之时，我看到，基金会通过与当地的疾病控制中心、国家部门、国外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使得这笔资金起到了显而易见的效果，这让我感到十分自豪。
因此，我们国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到2008年该项目期满时，应当重新对其授权。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对项目进行重新评估，鉴定哪些项目起到作用，哪些没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浪费每一美元，因为可能因为这一美元就能拯救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的第三步则是切实推行该项目的实施，并为其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我们还有其他工作要做，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需要我们的帮助。因此，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我们应当将每年的投入资金增加十亿美元，这样我们才能加强并扩展在东南亚、印度和东欧等地区的援助项目。在这些地区，艾滋病毒的感染率不久后就将达到引起危机的程度。
当然，由于目前美国预算紧张，我们自己的国家都有许多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这笔资金的筹集可能会有些难度。但我相信，我们必须尽力而为。我也相信，这一定会是一项明智的投资。如果列举我们应当关注艾滋病的原因的话，那实在是太多了。在现在这个已经全球化的世界中，各个国家都紧密相连，传染病的传播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容易、如此快速。而且艾滋病的传播还会引发安全问题，因为那些艾滋病泛滥的地区极易成为滋生民事冲突甚至恐怖分子的肥沃土壤。
但我们要进一步努力解决问题的原因并非仅仅因为这样对我们有益，还有许多更为深刻的原因让我们多多关注。这些原因都与我们的人性有关，与我们的灵魂有关。
艾滋病与其他的疾病不同，它考验我们是否能够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是否可以对同胞的困境予以同情。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意艾滋病孤儿们、血液传播受害者以及受到传染的妻子们都是无辜的，但一些人很容易对那些患艾滋病的不忠丈夫、生活不检点的年轻人或者同性恋者指指点点，并对他们说：“这都是你自己的错。你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认为这样的回应并不能让人满意。我的信仰提醒我，我们都是有罪之人。
我的信仰还让我知道，身患疾病并非罪恶。我们从《圣经》中得知，上帝派遣他唯一的儿子来到世间，就是为了拯救生病的人，安慰疲惫的心灵，让饥寒交迫的人们有食物和衣服，帮助那些社会的弃儿，挽救那些背离了正道的人们。
按照上帝的指示去做，这本身就是最艰难的信仰，但也必然是最有价值的选择。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可以照亮有信仰的人们的生活，还能将美国人民引领向崭新美好的政治未来。
因此，我们最终必须认识到，非洲的艾滋病孤儿同美国中南部的犯罪问题、新奥尔良经历过“卡特里娜”飓风的灾民、北达科他州没有医疗保险的母亲们一样，都是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
不过，我们也可以选择对这些患病的美国同胞不闻不问，将问题的出现归咎于他们自己，然后迎接既苛刻又琐碎、四分五裂而又吹毛求疵的政策。
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迎接另外一种政治传统。这一传统从我们建国之初一直延续到了民权运动的光辉岁月；这一传统基于一个十分简单的信念，那就是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我们团结一致的原因永远都比将我们分裂开来的理由来得伟大。如果人们坚信这一信念的正确性，并付诸行动，我们可能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们可以和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们一起合作，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还是让我回到里奥的故事上来，那个饱受死亡和绝望折磨的南非妇女。在她的第五位兄弟姐妹因为艾滋病离世后，她决定不再袖手旁观。她在全镇召开了第一个有关艾滋病危机的公众会议——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谈论过这个话题，更不要说为此而集会了。那次会议大概有两百人参与，其中有些人是步行了数英里才到了那里，还有少数几个人背着自己的孙子或孙女。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打破沉默，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有些故事以悲剧结束，有些则以希望收尾。在他们讲完后，里奥站起来对大家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赢得此次抗争艾滋病斗争的胜利。但我希望人们能够站起来，勇敢地面对现实。沉默不语、坐以待毙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那次会议过后，并非一切都立刻出现了转机，但改变的确发生了。虽然里奥要抚养很多孩子，还要照顾许多生病的亲戚，她依然决定开办一家艾滋孤儿院，实现她长久以来的梦想。刚开始时，她建立了一所日托中心，可以容纳一百名孤儿。然后她开始计划再成立一个青年中心和施食赈济中心。
我听到这个故事后心想，如果这样一个拥有得如此之少、失去得如此之多的女人都可以做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连她都能做到绝处逢生，那么我们还在等待什么呢？
古代科林斯[ 科林斯位于连接阿提卡平原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地峡处，是连接整个希腊的交通要道，辖制了科林斯也就等于辖制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因此这个城市不仅是贸易和交通要地，同时又是战略重地。
]人曾经说过，我们都同属于一个灵魂，“如果灵魂的一部分感受到了痛苦，那么其他的部分也会变得痛苦”。不过这也意味着，“如果一部分受到尊敬，其他的部分也会为此欢呼”。
在世界艾滋病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整个世界需要倾听的不仅是关于病痛的故事，还应有人们如何克服困难的故事。的确，悲伤的故事会让我们和病人们一起痛苦，但里奥的故事却能让我们以她为榜样，在她所带来的希望中欢呼，帮助她实现更加光明的未来。
谢谢诸位！愿上帝保佑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