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奉命杀杨是在那年4、5月间，当时杨杏佛从京城刚回上港不久，戴立即开始布置。杀手们先侦察了杨杏佛的行踪，了解到杨杏佛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杀手们认为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段对杨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杀手们正进行准备时，蒋瑞元却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的寓所附近执行。而且，枪手必须是陌生面孔。
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执行。
戴笠于6月初命郑介民派人前来，郑介民又挑了四个人，其中当然包括身手最好的“白维”。
单弦儿接到命令后，不知道是什么任务，等辨认照片时，才发现是杨杏佛。但在当时，戴笠对他们控制极严，父亲又没告诉他上港地下党的联络方式，单弦儿没办法营救，只能见机行事了。
戴笠与方振武是把兄弟，对他的这个亲戚－“白维”，非常喜爱。他亲自前往上港指挥布置时，见郑介民派来的人里又有白维，便拍着他的肩膀说：
“好样的，听说张敬尧是你打死的？年纪轻轻，真有两下子！”
他来回走了两步，又把单弦儿单独留下说：
“小兄弟，你是我大哥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好好干，为党国效力的时候又到了！”
杨杏佛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参加这次行动的杀手一共六人。
单弦儿他们事前宣誓，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绝对不能暴露身份，否则将会受到严厉惩罚。
杀手们原打算在17日早晨行动，当他们到达中研院附近，即遇上了法巡捕房的巡逻警车，又有一队巡捕经过，所以没敢动手。
18日早上6点多，赵理君亲自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白维等人前往，汽车停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赵自己坐在汽车上，李阿大、过得诚、白维等四人在中研院附近分散等候。
约8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长子杨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时，特务们便走近门前准备动手。但杨杏佛上车后又走了下来，特务们以为杨杏佛已经发觉，正想冲上去时，杨杏佛领着儿子上了另一辆车。当汽车驶出大门时，四支手枪同时朝车内射击。
但单弦儿当时只照着没人的地方打。杨杏佛听到枪声，便知是冲他而来。生死关头，他立即用身体保护儿子。杀手们连开十几枪，只将杨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
单弦儿记性好，那悲惨的一幕仍历历在目：
那天恰好是个星期天，杨杏佛带着儿子乘坐纳喜牌篷车外出。刚驶出大门，拟向北转入亚尔培路时，单弦儿他们便从路边冲出，立在汽车四角射击。
司机胸部连中两弹，打开车门夺路逃命。杨杏佛听到枪声，立即伏在他儿子的身上……终于，杨杏佛满身是血，气绝身亡。
一位枪手想把杨小佛也打死，单弦儿说：
“别理他！时间来不及了！任务已经完成，快撤！”
最终，杨小佛仅仅右腿部受了点轻伤??
单弦儿带着三位枪手，奔向那辆停在附近、早已发动的汽车。过得诚跑在最后，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折回来再追时，车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跑，一面喊：
“等一下！”
跑步急追。赵理君见过得诚离车太远，再加上附近已经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等他，又怕他被捕后泄漏机密。他抬枪便射，仓皇中未能击中要害，便让司机加足马力，开车飞奔。过得诚刚完成了任务，没想到反而挨了自己人一枪。他仍想挣扎着逃命，但巡捕们已经从四面围追过来。他自知无法再逃，只好举枪自杀。子弹从胸侧穿过，他虽痛极倒地，却仍没有死去，结果被巡捕捉到，立刻与杨杏佛父子一同送往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进行抢救。杨杏佛与过得诚抵达医院不久即因重伤逝世。
杨杏佛被杀后，风雅颂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这些人和他们雇来的打手们以为靠武力、绑架、施刑和谋杀，他们可以粉碎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斗争不仅远远没有被粉碎，而且我们应当更坚定地斗争，因为杨铨为了自由而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
杨杏佛遇害后，鲁迅先生极度悲伤，写下了传诵一时的悼诗：
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单弦儿并不知道，蒋瑞元杀杨杏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扼杀民权保障同盟，一举扫除专制道路上的障碍。蒋瑞元杀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他将枪口对准杨杏佛，既有杨个人的因素，也有对民权保障同盟的整体考虑。在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前，他就已“离经叛道”，不顾禁令如实报道苏区，令蒋恼羞成怒；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杨任总干事，更是不遗余力，到处营救政治犯，做了许多共党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是一大祸害。若除掉杨，民权保障同盟便陷于瘫痪，不能发挥作用了。
刺杀杨杏佛后，曹龙笙即令他退出“蓝衣社”，单弦儿很听话，装病退出。
后来，戴笠命他去往杭城，，一直跟着赵理君，让赵理君“着力培养”。时间一长，单弦儿才发现，赵理君心狠手辣、不计后果。真不愧是戴笠的四大杀手之一，江湖人称“追命太岁”。
不久，赵理君又告诉他下一个暗杀目标：史量才。
单弦儿知道，这个史量才，不过是个办报纸的商人，为什么又要暗杀他呢？
史量才名头很大，是上港的报业大王，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骨气的话：
“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
史量才关注社会热点，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目标。他常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强调：
“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因此，《申报》敢于抨击时弊，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因而声誉雀起，发行量骤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