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母亲说起家里这一年来家里的艰难，看着她那已近花白的头发和干枯的双手，我的双眼被泪水模糊了。为了不让母亲看到我情绪上的变化，我从母亲怀里把木楠接了过来，看着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我的心都颤抖了。生活是多么残酷啊，又是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刚刚在北京建立起来的自信与自豪，被现实一下子击得粉碎。
这次春节和家人的团聚，让我从不现实的虚无梦中醒来，促使我忘掉那些古怪的想法和做“艺术家”的念头。我决定不再和那些文化圈里的人来往，安心地去打工，尽可能多地去挣钱，为这个贫困的家，挑起本应就该属于我的那份的家庭重担。
新年很快就过去了，再度回到北京，每天依然是无穷无尽的工作，我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电脑的使用方法和操作能力上。每次去图书城的时候，不再去看那些前卫艺术书籍，而是一头扎进软件操作类的书籍里去了。
我换了工作，在新公司里属于制作部的人。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和平面设计师打交道，通常是接到他们的图纸，我会按照设计图去完成一个灯箱结构的制作，那是一份我向往和羡慕的工作。但要想成为一个平面设计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学会的是PHOTOSHOP软件。我每天去书店抄录软件的英文单词和菜单命令，回来后就强行自我消化，遇到弄不懂的问题，就找各种借口溜进设计室，眼睛盯在他们的显示器上，看他们怎样操作。
虽然学了很多平面设计的知识，可我心里也非常清楚，要成为一个平面设计师，依然只是我的奢望。但我并不气馁，继续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因为我相信只有这样，一旦有机会降临，我才能牢牢地把握住。
也许是我的努力和坚持，感动了上苍，命运之神来敲我的门来了。在一次工作中，我给一张设计图挑出了一些问题，设计师很生气，用一种不屑的腔调对我说：“你懂啥？瞎提意见。”争吵中老板过来了，对我说：“既然发现了问题，你能把它解决吗？”我自信地冲他点了点头。在老板的默许下，我坐在电脑前调出程序，没用多大的功夫，就把问题解决了。
机会抓住了，我真的变成了一个设计师，虽然只是负责一些简单的平面设计工作，可我还是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由于底子差再加上实践经验少，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少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彻夜看书查资料，直到把问题弄清楚才能安心。
因为要背负起家里的负担，我必须不停地换工作，而且要找挣钱多的工作。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去了一家网站做美工，负责设计网页和公司形象，工资每月三千元。手里宽裕的时候，每月往家寄一千元。母亲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他们二老都很高兴，觉得我是真的长大了。
2000年是网络疯狂的一年，大家都认识到网络的发展，是未来的必然趋势，所以蜂拥而上，纷纷开办网站。
我工作的网站，由于种种的原因，只存在了一年就倒闭了。那个年代所有公司的人都想这各种办法把公司的钱花掉。任建平是那家网站的CEO，有一次公司做产品交流会，那时我立即想到了发挥我的强项，制作的平面广告设计，可以按照每一块广告位收取客户的费用，结果为公司挣到了八万元的广告费，这件事给任总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以至在公司破产后，任总把我曾用过的那些在当年价值十万元的设备，（苹果电脑、打印机、扫描仪、数码相机、还有全套的桌椅）几乎以白送的价格九千元“卖”给了我。他当时对我说：“我看这批设备放到公司任何人手里都没啥用处，只有交给你才能发挥出它们的价值。我知道你现在没有钱，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再给好了。”
后来这些设备为我创办第一个设计公司，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今，那些被淘汰的设备早已不知去向，九千元至今也没有还。但我和任总的友谊却保持的非常要好，相互帮衬一直到现在。可以说任总是我创业过程中遇到的一个贵人。
另外还要提到的就是一个数码相机，在2000年价格是1万3千多，是公司认为最好的数码相机，（只有200万像素，但在那个年代是顶级的了。）任总本身也喜欢相机，但他还是认为我能用这个相机发挥作用，还是给了我，现在看在我的确用他发挥了作用。我几乎是同龄人中，第一个手持数码相机去各种垃圾场拍照的人，今天大家能看到这么多清晰的历史照片，都是因为根本不敢任何摄影守则，大量大量地拍，在很多数量中，总能挑到一张不错的。这个照相机，也成了我那个阶段“贵人”赠与的“神器”。
网站倒闭了，宿舍也没有了，正在发愁的时候，接到了王春利的电话。王春利是丰台区新发地“北京中央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经理，因为曾免费帮他做过平面设计，彼此留下的印象都很好。他听说我那家网络公司倒闭了，肯定没地方住，他在他的市场里为我提供一间房子，就是远点儿很欢迎我去住，住多久都可以，不收我的房租，只需偶尔帮市场做点小设计就行。听王春利这么说，我当即就决定搬，而且是立刻就搬过去。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想，王春利呀王春利，你真是我的“及时雨，”没有你的出现，我真有可能要去露宿街头了。
到那一看，嗬，房子还是蛮大的，足有三十多平方米。在王春利的帮助下，马上对房子进行整理，把室内空间一分为二，靠窗的做工作室，另一半当卧室。一切安排停当之后，我审视着眼前的新环境，对自己说：“从现在起就算开始创业了，月底也再没有工资可拿了，自己要不努力，就等着被饿死吧。”
又是一个生活岔路口，怎样能找到业务？怎么和客户谈？价格怎么报？这些我都没有经验。我要面对的不再是曾经喜欢的艺术，而是为了钱去顺从客户的意见，或是根据客户的要求帮别人完善设计。我改变了自己的商业设计理念，因为别人付钱了，所有的工作只能去顺从，并且要以客户为中心了。虽然不爱那么情愿，但我需要养活自己和补贴家用的钱，抛开那点虚伪的自尊吧，不但要做，还要做很多。因为案例做得越多，不仅收入增加了，还会更有勇气去面对客户，自己也将变得越来越有自信。
2002年的春节，我和父母商量，打算把他们和侄女一起接到我这里来，给他们的理由是：“你们在老家受苦，不如和我一起到北京受苦。”他们听从了我的建议，不久，三人就全部来了北京。其实我心里很明白，这么做是要冒风险的，现在，连我都还没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弄不好会让全家人都没饭吃。人有时候做事不能想得太多，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冒险吗？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压力，但也是动力。那就只有做好最坏的打算，同时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往好的方向去争取，还是豁出去拼一拼吧！
幸好有朋友高红梅的帮忙，把他们安排在了自己的服装厂里，父亲看大门，母亲给工人做饭。老两口每月有六百元的工资，还有住的地方，这为我省去了很多本该我操心的事。工厂的院子很大，有许多空地。北京的气候和老家差不多，土地性质也接近，父亲发挥了他的强项，把厂院里所有空闲的土地都种上了蔬菜，院子也被他收拾的井井有条。这一切对五岁的乔木楠来讲，都是陌生和新鲜的，而那些菜地也成了她的乐园。现在，这个小女孩过着本该早应属于她的，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
我不忙的时候就过来看看他们，吃一顿母亲做的饭。但每次见到家里人，就觉得内心那块还没被彻底磨灭掉的艺术天地在缩小，可一回到自己的环境，时常会想起自己那段“辉煌”的艺术时光。时光匆匆地过去，很多的老朋友现在都不联系了，在他们的眼里都认为我变了，成了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再也不能触碰自己喜欢的艺术了。面对这令我窘迫的现实，在夜里一个人时，我常常问自己，是不是走错路了？即使走错了又错在那里？谁能把我带到正确的路上去呢？住在这个农产品批发市场里很平静安详，如果长时间下去就麻木了，必须要历练自己，给自己更大的压力，到城里去工作，去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