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身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自古以来，有很多学者试图对某一学科或者相关领域的文化进行汇总整理，从《史记》《春秋繁露》到《资治通鉴》《四书章句集注》，再到清朝乾隆皇帝命学者编纂的《四库全书》。其中，《四库全书》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丛书，它对自先秦开始共两千余年的主要典籍进行了汇总，涉及的领域也相当广，收录书籍有三千五百多种，共计八亿多字。乾隆皇帝为了《四库全书》的修撰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历经十八年，终于完成。
《四库全书》的编纂经历了怎样艰难的过程
清朝乾隆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达了巅峰时期。在盛世的推动下，清朝需要在文化上学习前朝，让封建“传统文化”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于是，安徽学政朱筠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的十二月，向乾隆皇帝提出了明朝的《永乐大典》丢失严重，本朝需要重新进行编纂的建议。乾隆皇帝正好也有同样的想法，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下来。紧接着，乾隆就诏令将所辑佚的书和各省以及武英殿的所有藏书汇编到一起，共同组成《四库全书》。因此，辑佚《永乐大典》便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就这样，在乾隆皇帝的亲自督导下，开始了这一项耗时十几年的巨大工程。据调查，编纂《四库全书》共调动了全国学者四千余名，以纪晓岚为首的官员三百多名，另外，还有三千八百余名负责抄写的工匠。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一共经历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单单这一步，就用了七年之久，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一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才结束。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乾隆皇帝对编纂工作的重视程度。为了鼓励各地进贡图书，乾隆皇帝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进贡图书达到五百种以上的，赠送《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贡图书一百种以上的，赠送《佩文韵府》一部。不要小看这些赠送的书籍，里面都有乾隆皇帝的亲笔题咏，是恩宠的象征。另外，即便是对进贡图书略少的人，也会在《四库全书》的提要中注明其姓名和家族。在朝廷的鼓励和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全国各地征书过程都相当顺利。征书结束后，共征集到图书一万两千两百三十七种。其中，南方进书远远多于北方。而当时著名的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人也进贡了大量图书。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来源有六个：一是内府本，即朝廷藏书，包括武英殿等内廷的藏书；二是各省采进本，即每个省的官员在所管辖的地方征集而来的图书；三是私人进献本，即各省的私人藏书家以及家中藏有书籍的百姓奉旨自动呈给朝廷的图书；四是通行本，即社会上流行的图书；五是《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摘抄出来的书；六是赞撰书，即从清朝之始至乾隆皇帝时期编纂的图书，其中包含有很多帝王的著作。
将书进行如此分类后，负责编纂《四库全书》的官员们又会进行一次筛选。筛选的目的是选出“应抄之本”，即合格的著作，这些著作可以被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本”则是优秀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要被抄录进《四库全书》，而且要另行印刷，广泛传播。余下的叫作“应存之本”，实际上就是不合格的著作，不允许被抄入《四库全书》。
当一种图书被选定为《四库全书》的蓝本后，要在总纂官的监督下，对其进行一系列的加工和润色。具体步骤是：先由分校官改正错字，写出初审意见。然后再呈送给纂修官进行复审。只有纂修官认可的修改意见才能用朱笔改动，否则不能做改动。最后交给总纂官进行三审。总纂官在审阅时可以同意初审的意见，也可以认可复审的意见，抑或是有新的见解。三审过后，才可以呈给皇帝御览。
第三步是抄写底本。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最初由各地官员保举而来，但很快，朝廷就发现了这个方法的弊端——受贿、舞弊现象严重。很多富贵人家靠着贿赂官府为自己家族争取名额，结果导致被选中的人之中有很多书法拙劣者。为此，朝廷及时改变了抄写员的考查方法，取消了各地官员保举的权力，而是在需要增加抄写员的时候，在各地张贴告示，应征者必须要当场书写，字迹端正漂亮的择优录取。为了提高效率，朝廷后来又将报名者的群体限定为乡试落第的秀才。利用这种方式，先后在民间选拔了大约三千八百多名抄写员。另外，为了提高成书进度，规定每个抄写员每天的工作量是一千字，历时五年。五年期满，能抄写到两百万字的人被列为一等，抄写一百六十五万字以上的列为二等。以此类推。朝廷分别授予其州同、州判、县丞和主簿四项官职。在抄写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字体不工整的，发现一次就罚多写一万字。由于惩罚措施得当，使得《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每天都能保证六百名抄写员同时工作，这样下来，一天的总工作量就能达到六十万字。
第四步是校订。为了保证这项工作顺利完成，朝廷颁布的《功过处分条例》规定，由专门的人对《四库全书》参与人员的工作进行检查，具体工序就是与原书进行比对。如果原书中有错误，参与者可免于处罚；如果原书无错误，是抄录的时候出错，每错一次记过一次。当然，如果在抄录过程中，抄写员能够找出原书中的错误并上报，就可以记功一次。校订分两批进行，最后经过高级官员检查后，装订并呈给皇上观看。由于这些规定和工序的存在，使得《四库全书》的质量得到了保证。
乾隆皇帝为了保存《四库全书》，效仿著名藏书楼“天一阁”的布局方式建造了南北七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四库全书》的第一部抄录完毕，接着又用了三年的时间抄录完了第二、第三、第四部分别被存放在南北七阁中的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这就是所谓“北四阁”。
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录完成了第五、第六、第七部，分别存放在南方的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其中，每一部《四库全书》的装订为三万六千三百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参与者们还顺便编著了《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本书可以看作是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的工具读本。其中，《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所在，里面收录书籍四百七十三种，共一万九千九百三十一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都按照《四库全书》的样式整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录了两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另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一间书屋内。
《四库全书总目》一共有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的总目录。以经、史、子、集进行分类，大分类前面还有小序，每本书的下面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文字。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鼐、邵晋涵等清朝著名学者之手，其学术价值相当高。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共有二十卷，可以称得上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里面有《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写得比较简单。
《四库全书考证》有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由木活字印成，它包括《四库全书》中一百多种“应刻”之书，该书是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现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不同国家的语言流传世界。
《四库全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性”整理吗
《四库全书》涵盖了清朝中期以前重要的经典文献，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文献的最大总汇。但《四库全书》的编纂，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破坏性整理，由于阶级因素和封建制度的影响，这次编纂对中国文化资源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失。从本质上来说，编纂《四库全书》是以怀念传统文化为由实行的一次“文字狱”。据调查，被编入《四库全书》的丛书只有三千五百多种，共七万多卷，其余的大部分书籍都被认为是没有价值而被放弃的，更有一些被认为是“违禁”的书籍被删减、篡改甚至是销毁。据专业人士统计，清朝共销毁了对其统治不利的书籍一万三千六百卷，除了焚毁书籍，他们还对明朝遗留下来的史书和档案进行统一销毁。现今保留下来的明朝档案有三千多份，主要是明天启年间和崇祯年间的兵部档案。另外，还夹杂着少量的明朝洪武、永乐、宣德、成化、万历年间的官方文书。这些相对于明朝的所有档案已经是九牛一毛，因为大约有一千万份档案已经被清朝销毁，而在保留下来的这三千多份档案中，也有不少是被篡改过的。
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从全国各地进献上来的书籍都要被统一检查，不仅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要被销毁，连涉及元、辽、金和女真族的文字都要进行修改，在这种排查之下，光禁书就有三千多种。可以说，销毁的图书数量与《四库全书》所收录的书籍一样多。
清乾隆时期，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等人的著作被列为禁书，禁止被收录，后来，则被允许修改后收录。而对于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等人所著之书，查禁得更是特别严，只要一见到就会被销毁，这相当于一次非常彻底的文字狱。其中著名的《反满檄文》《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略》竟然在中国凭空消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被从日本找回来。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凡是体现出民族矛盾、阶级压迫的作品都在焚毁之列，而对于不得不收录的名家之作则进行大范围篡改。例如，岳飞的《满江红》中有一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由于“胡虏”和“匈奴”在清朝是忌讳，于是在《四库全书》中被改成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这与原词句的意思大相径庭。
最为荒唐的则是对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修改，里面有一句“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寄奴”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小名，但参与编纂的官员害怕“寄奴”有辱皇帝的威严，便自作聪明地修改为“人道宋主曾住”，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所以，有人说《四库全书》是一部“四不全书”一点都不为过，在焚毁书籍的过程中，对于违反规定私藏违禁图书的人，还会被施以重罚，甚至满门抄斩。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下达了新的诏令，违禁书籍中如果只需删改字句的，可以不必毁掉全书。这看似是政策变得开明，实际上，当时《四库全书》已经接近完成，余下只有各种野史、戏曲以及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需要抄录，即便是这些图书，也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四库全书》完成之后，里面的《明末纪事本末》中所提到的“吴三桂击走李自成”的事实被改成了“清军击走李自成”，虽然只有几个字的区别，但却等于篡改了历史。
戊戌变法时期，支持新法的学者李岳瑞在其作品《悔逸斋笔乘》中曾提到，《四库全书》中收录的《二十四史》，其中很多都经过了篡改，而且错别字特别多。李岳瑞认为，这并不是《四库全书》编纂者的疏忽，而是故意为之，目的是为了取悦皇帝。书籍每编纂一部分，就要装订后呈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生性好大喜功，尤其喜欢校对书籍，看到那些错误，便会对那些负责官员批评一番，以显示自己文采卓越，如此一来，乾隆皇帝的虚荣心得到满足，自然是“龙心大悦”。但是，乾隆皇帝校对久了，逐渐厌烦起来，当他身体疲劳的时候，呈上来的书稿便看都不看就用朱笔写上“校过无误”四字，并要求照此印制。如此一来，即便有参与编纂的学者后来发现了书中的错误，也不敢擅自更改。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的销毁、篡改、删除以及大量错字的问题都是蓄意为之。在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所著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了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的意图：“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满清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集书籍的时候就能够查出那些违禁和应该取缔或销毁的异端著作，这就是一个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鲁迅先生在批评明清时期文学的时候，就曾经这样评价《四库全书》：“现在不说其他的，单看雍正、乾隆时期维护统治的那些著作手段，就足以让人触目惊心。焚毁、抽毁和删除部分内容之类的暂且不说，最阴险的是篡改了古文献中的内容。乾隆皇帝主持纂修的《四库全书》虽然有其价值所在，但他们不仅颠倒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仅在朝堂之上颁布，还使其流传民间，令天下之人阅读……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中华民国）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著粪……”
所以，《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浩劫，这个“破坏性”整理的名号也是背定了。
《四库全书》最后的命运如何
乾隆皇帝为了保存《四库全书》，建造了南北七阁，第一部《四库全书》贮藏在北京紫禁城之内的文渊阁，而其他六部则分别贮藏在奉天故宫内的文溯阁、京城郊外圆明园里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文津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以及杭州的文澜阁。
《四库全书》在刚刚完成的那段时间内被保存完好，但随着清朝的衰落，《四库全书》开始面临各种危机。七座藏书楼中有六座名字中都带有三点水偏旁，因为书籍怕火，所以藏经阁的名字中大都带有水，有些风水学的道理。但是却有三座因为大火而被焚毁。目前，《四库全书》只有三部被完整保留下来，分别是现在贮藏在北京的文津阁本、兰州的文溯阁本以及台北的文渊阁本。而文源阁本、文宗阁本、文汇阁本以及文澜阁本都已损毁不全。下面要说的，便是七部《四库全书》的“前世今生”。
第一部是藏在紫禁城的文渊阁本。文渊阁位于北京故宫文华殿后，建立之初就是专门用来贮藏《四库全书》的，第一部《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就存放在这里。清朝灭亡后，紫禁城文渊阁本一直由故宫博物院保管。1933年春，日军占领热河，北平的形势十分危急，于是故宫博物院就将文渊阁本以及其他历代文物南迁，运到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文渊阁本几经辗转最后被运到四川。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被运至南京。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从大陆撤退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带上这部《四库全书》，因此，现在该书贮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第二部是圆明园的文源阁本。文源阁坐落在圆明园“水木明瑟”景点的北面，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在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编纂完成并藏于此。咸丰时期，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大肆掠夺圆明园内的财物并放火烧园。使得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化为灰烬。今天，文源阁遗址也已经寻不到了。
第三部是承德的文津阁本。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皇帝开始在承德避暑山庄修建文津阁。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库全书入藏。1914年，该书由北洋政府运回北京，藏在文华殿古物陈列所内。1915年又转移到京师图书馆，该图书馆是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据说，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避暑期间，经常会翻阅《四库全书》，在阅读过程中经常会发现一些错误。乾隆皇帝退位之后，总纂官纪晓岚在避暑山庄居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对文津阁本进行了重新校对，发现错误后命人重新抄写。所以，相对于其他六部，这一部《四库全书》保存得最为完整，质量也最高。
第四部是沈阳的文溯阁本。文溯阁坐落在辽宁沈阳故宫内，该建筑别具一格，是中国建立在宫廷中的最大的一所图书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二部《四库全书》抄录完毕后，就被送到了文溯阁，后又辗转了很多地方。
1914年该书运到北京，贮藏在保和殿。1925年，沈阳教育界人士准备建造新的图书馆，向北京国民政府申请归还此书。遗憾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从北京运来的图书不久便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本人还曾经假借“国立图书馆”的名义称“代为保存”。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军投降，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又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里。1966年，中苏关系处于紧张时期，为保护《四库全书》的安全，政府将其从沈阳秘密运送到兰州。后来，沈阳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但兰州方面却不愿意，希望在甘肃也能修建藏书楼收藏这部书。目前，这部《四库全书》的最终归属仍然处在争议之中。
第五部是镇江的文宗阁本。文宗阁坐落在镇江金山寺，清乾隆四十四年（1799年），镇江藏书阁建造完成，《四库全书》便贮藏在其中。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文宗阁的《四库全书》遭到英军破坏。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入镇江，将文宗阁中的文物及《四库全书》一同焚毁。
第六部是扬州的文汇阁本。文汇阁坐落在扬州天宁寺西园大观堂，文汇阁又名御书楼，是南北七阁中最年轻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成，但在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占领扬州，文汇阁中所藏《四库全书》被付之一炬。
第七部是杭州的文澜阁本。文澜阁坐落在西湖孤山南麓的省博物馆内，是“南三阁”中仅存的一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建成。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太平军攻下杭州，文澜阁的图书大量丢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集残余，只收得八千多册，但仅仅只有原书的四分之一。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军退走，丁氏兄弟不惜花重金从民间收购散落的书籍。光绪六年（1880年），文澜阁在旧阁的位置上重建，损失和残缺的书籍又被陆续找回来一部分。
1914年，在当时的杭州图书馆馆长钱恂的支持下，徐锡麟的二弟徐仲荪和他的学生堵福诜自费补抄《四库全书》，共用了七年的时间，史称“乙卯补抄”。1923年，当时浙江教育厅厅长张宗祥在徐仲荪、堵福诜的义举感染下，增加补抄人员上百人，费用则全部由浙江籍人士募集，徐仲荪任总校，堵福诜任监理，共用了两年的时间，史称“癸亥补抄”。经过持续补抄，文澜阁版《四库全书》逐渐恢复原样。抗战时这部《四库全书》曾经被运到青木关，抗战胜利后又被运回到浙江，现存放在浙江省图书馆。
除了原版的《四库全书》之外，我国还留有影印版本。早在北洋政府时期，总统徐世昌就有影印《四库全书》的计划，但因为经费不足而作罢，后虽经过商务印书馆的种种努力，但最终没有克服困难。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80年利用现代技术影印了《文渊阁四库全书》，21世纪初，北京商务印书馆又斥巨资完成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的影印工作，并在2005年出版。
《四库全书》和《永乐大典》，哪一部价值更高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是时任内阁首辅解缙主持修纂的一部中国古典集大成的旷世巨著，初名《文献大成》，称得上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共两万两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万字，这一古代文化宝库汇集了七八千种典籍资料。
有很多人认为《四库全书》比《永乐大典》要强，他们的理由一般是《四库全书》的字数和图书涵盖量比《永乐大典》要多得多。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四库全书》无法与《永乐大典》相提并论，其理由是乾隆皇帝主持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不纯，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变相的思想控制，同时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场毁灭性浩劫，而《永乐大典》并没有对古籍进行丝毫变动。也有人通过此事，认为乾隆皇帝的气度不如永乐皇帝，没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事实上，乾隆皇帝主持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确实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并因此销毁了很多宝贵的古籍，由此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的思想是相当狭隘的。《四库全书》与《永乐大典》最核心的区别就是统治者编书的根本目的不同。
乾隆皇帝和永乐皇帝编书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显示自己对于文化重视，以拉拢文人墨客并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但永乐皇帝编纂《永乐大典》主要还是为了方便自己检索，此书完成后也一直保存在深宫内院，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给别人看的，更不会流传到民间供百姓阅读；而《四库全书》一共有七部之多，“北四阁”的四部书就藏在皇宫或是皇家园林中，皇族大臣只要经过批准，都可以进去查阅，“南三阁”的四部书则连一般士子都可以进阁阅览。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之所以销毁古书，一方面是因为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比明朝多了很多敏感点，当时很多汉族人是不服气的，所以清廷想借此举进一步强化统治者的威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四库全书》并不仅仅是编纂给皇帝自己或群臣看的，而是要让天下人看，看完后还要让人觉得没有任何不妥之处，意在告诉天下人，他们不过都是统治者的奴隶，不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和言论。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这样评价《四库全书》：“嘉惠学林，功在千秋。”因为《四库全书》的出现也有一个重要的积极意义，就是打破了民间藏书家私藏书籍、秘不示人的局限，使当时所有的读书人都能在这个文化工程中得到实惠，但思想同时也被禁锢，即使具有积极意义，它仍是一项愚民政策。鲁迅先生也曾说过：“由于清朝把对其统治不利的书排除在外，这使中华民族的读书人觉得古人从来没出现过有骨气的人。”
据统计，乾隆皇帝毁掉的书达到了三千多种，这相当于征集来的所有图书的一半，而余下来的一半也被删改得对统治者没有不利影响了，才被收录进《四库全书》之中。不仅毁书，乾隆皇帝还大行文字狱，使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
事实上，除了销毁和收录的书外，编纂者还选出了许多自认为价值不大的书，仅仅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留了个名字，原书则被封存起来，也不允许民间收藏。这类书大约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比《四库全书》录入的书籍数目还要多，而实际上这些书的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
更让人痛心的是，明末清初的许多科技类著作都被当作禁书付之一炬。明朝的《军器图说》中罗列了各种火器的制造方法，图文并茂，连威力和使用技巧都有详细记载，但却被无情地焚毁；《崇祯历书》和《天工开物》等代表了先进科学技术的书也被销毁。可以说，《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是使中国的科技发展停滞不前，军事力量也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四库全书》与《永乐大典》相比，差距是巨大的。《永乐大典》虽然没有在民间推广，但是里面的内容基本都是真实的，丝毫没有亵渎古人和历史。但《四库全书》就不一样了，它只让你知道统治者想让你知道的，而统治者不想让你知道的，你就不可能知道，这是最让人愤恨的地方。不过，《四库全书》作为一次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对于研究清朝统治者的思想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也是《四库全书》值得研究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