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的官做下来，到大清已经是一门极其高深的学问；能爬到督抚，谁也不是省油的灯，早已经在官场倾轧中炼出了火眼金睛。嘴里称老迈装颟顸，肚里却是雪亮，一眼便看穿了太后的用意。太后的手段谁都见得不少，连想起来都心惊肉跳。得罪皇上，天不一定塌得下来，而太后，却是万万不能违拗半分的。
都说有后党帝党之分，其实这两党岂能相提并论？太后的人牢牢占据要津，军政大权丝毫不漏；皇上身边，不过是些纸老虎，小喽啰罢了。后来梁启超倒也看明白了皇帝一伙其实不济事，远远不是太后对手，说“西后与荣禄等既布此天罗地网，视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跃，料其不能逃脱”。那干大员都是磕了几十年的头挣扎上来的，熬到今天不容易，犯得着陪着跳进这油锅吗？
其实除了太后的因素，也撇开守旧官员视维新派“自由、平等、民权”的主张为洪水猛兽的政见之争，这些大员心底里原本也瞧不起那伙维新党。看康有为反正多是不顺眼的，何况不过是个领六品衔的小小工部主事，无权无位，把他当个人物不过是给皇上点面子罢了。那些个新贵更是可笑，头毛未干便想骑到老夫头上来指手画脚？尤其是谭嗣同林旭那伙人，大多三十来岁，不在家好生读书，搞什么变法？算上光绪，不过是群大孩子，能变出什么名堂？
再说康有为他们一股脑儿只管发令，也不顾及是否可行；名头是好听，但不分具体条理步骤，就是想给他做些事，也不知从何下手啊。
局内人对这些诏令不屑一顾，但在不少人看来却是威力巨大，可怕得很。
改革必定要损害一些人的利益。梁启超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举京师谣言纷纭不可听闻，皆谓康有为欲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彼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实康有为已经做了退让，不过说要增设新衙门，还没提到要裁尽旧衙门。但冗官是必须裁一些的，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写道：“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加之八股顿废，也使得天下众多一生只会此业的酸腐学子对康有为恨之入骨，怨气迅速在四处堆积。
如果说裁汰冗员和废除八股是顺应历史潮流、必须改革的话，康有为的一些做法却是太过冒进了。国会、宪法、制度院之类根本大事都未曾落实，一些形式化的改革理应放慢一步，而他却不分轻重一笼统全抛了出来：如服式、发式、纪元相对不是急务，他偏郑重上书，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甚至鼓动皇帝把国号改为“中华”。光绪虽未敢采纳这些敏感的建议，朝野间却早已流言广布。
因此在所谓的守旧派看来，这次维新却是搞得轰轰烈烈的，搞得举国上下一片惊慌。于是，明里暗里，大大小小的矛头对准了风口浪尖上的维新党人；受了惊吓的守旧派，施展出浑身解数，对抗着、消磨着新政的影响。
维新、维新，如此不能不成了纸上维新！
或者与其说这是一场实际政务的革新，不如说只是一次思想的启蒙和解放。不管当事人愿不愿承认，后者才是这场维新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康有为还是乐此不疲，天天写到深夜。数月间手撰奏折63份，几乎每日一封。如此无效的举动连他弟弟康广仁都不耐烦了，一次次劝：“办此琐事无谓，上既无权，必不能举行新政——不如归去！”
泥人也有土性子，何况一国之君？终于，光绪忍无可忍了。
六月底，礼部主事王照应诏言事，堂官拒递；光绪大怒，七月十九日，将怀塔布等礼部六位堂官“即行革职”，同时又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第二天又赏维新派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四品卿衔；两天后干脆将李鸿章也逐出了总理衙门。在这之前的七月十四日，他已经颁旨，宣布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同时裁去各省冗员，包括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
皇上居然敢大刀阔斧玩真的，守旧官员一下慌了神。于是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数十人在太监李莲英安排下入官觐见太后，恳祈太后临朝训政。看着跪在脚下失声痛哭，极力攻击光绪的一地大臣，慈禧皱了皱眉头，她有她的底线：只要不大规模撤换自己的人，不打破她苦心经营多年的权力平衡，任你闹翻天——对她来说，什么维新维旧都差不多，还不是都为了抓权夺位吗？现在，她觉得游戏该收场了。
困境中的康有为他们也似乎找到了祸根：慈禧。搞倒慈禧，方能万事大吉！于是所谓的帝党，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部署。
矛盾顿时激化，局势如离弦之箭，不可回头；又如山颠坠石，非到底不止。
对付慈禧，最有效的可能就是洋人。七月底康有为建议光绪仿先朝开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延请东西洋政治家指导变法讲求治理。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去颐和园向慈禧请示，“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慈禧立时看破了其中的利害，这小子借维新党不算，还想利用洋人来夺权？慈禧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在洋人面前束手无策；洋人介入，她将失去对光绪、对大局的控制；而据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游历，此日已然抵京。慈禧脸上杀机隐现，光绪联想到京津一带已经盛传秋季太后偕他去天津阅兵时便将废帝，顿觉大祸临头，后背满是冷汗。
回宫后，光绪立召杨锐，赐密诏说明形势万分危急，“今朕位几不保”，令其与康有为等维新同志妥速筹商良策。这下轮到康有为等束手无策了，只能抱头痛哭。最后还是谭嗣同想出了个办法，大家虽觉太冒险，但也别无良策——争取京郊北洋三军之一，最倾向维新的将领袁世凯！袁世凯成了溺水人手里的稻草。
八月初一，光绪单独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衔，暗示其不必受荣禄节制。
后党当然没有闲着，荣禄调兵遣将，并且将袁世凯列入防备目标。京师空气陡然紧张，所有城门增加了步军统领衙门的八旗兵，对所有进出人员严加盘查。一时间，天子脚下杀气腾腾。
八月初三，在董福祥甘军入京的同时，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
也是这天，奕劻、载漪等亲王大臣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说：“伊藤已定于初五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有太后矣！”太后冷笑，显已是胸有成竹。
八月初五，袁世凯审时度势，向荣禄告密。
乌云深处，一道闪电狠狠劈向紫禁城，这场蓄积了几个月的暴风雨顿时发作。
以大军对付几个书生，结局其实在三个月前就决定了。八月初六，维新落下了帏幕，连头带尾，共计一百零三天。当日慈禧以光绪之名下旨：皇帝病重，不能视朝，再三恳请训政；太后不得不俯如所请，于即日起临朝听政。光绪从此被囚中南海瀛台，直到1908年去世。
事情没完，八月初七起，荣禄派兵三千，封闭京城各门，缇骑四出，缉捕维新党人。所有在新政期间支持维新的官员通通处分，最出力的地方督抚陈宝箴“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其他严重者再行一一问罪。
几日忙乱后，八月十一日，慈禧下诏复置皇上所裁詹事府等衙门及各省冗员；恢复湖北、广东、云南巡抚；禁止士民上书；废农工商总局；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中小学堂；查封全国报馆，严拿报馆主笔；禁止结社集会，拿办会员；恢复八股取士，甚至武场科举也恢复旧制，仍试马步弓箭……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切依旧。很多人长长舒了口气：“数月来寝不安，食不饱，今始有命焉，非我皇太后，如何得了也！”
当谭嗣同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时，康有为在英国人帮助下逃到了香港。
站在海边，他痛苦地回忆着这几个月的经历，苦苦思索失败的原因。他实在痛惜自己这番救亡图存的事业短短几月便遭到如此惨败——再这般浑浑噩噩醉生梦死，亡国可就在眼前啊！他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对手太强而光绪帝怯懦无权，可他有没有想过，如果光绪帝是个雄才伟略的霸主，是个能够从阴狠毒辣的慈禧手里夺过大权的强君，能轻易把权柄如维新派设想的那样分给人民、君民共治吗？难道慈禧的看法，光绪想借维新夺权难道一点道理也没有吗？
或者，这是他一直不敢去想的一个禁区，他要竭力说服自己，有了光绪这样的明君，君主立宪一定能做到。然而，他还是不自觉地将这种担忧表现了出来，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整个维新期间，他的奏折中，对以前一直津津乐道的立宪法、设议院，只字未提。剩下一个立宪的基础，建立新政领导机构，制度局，也落了个搪塞变通、议来议去，不了了之的结局。他是不是应该想到如此白白担了个维新的名头面面树敌，而做的不过只是洋务的活计，实在有些不值呢？
他有没有细细咀嚼光绪的《明定国是》诏呢？
“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分明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宗旨啊！
他现在一字字在心里默诵的是光绪在危难时刻赐他的密诏：“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悲愤中，他有没有想起，觐见光绪前，商界大佬郑观应对他劈头泼下的那桶冷水呢：“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譬如拇指与尾指交，二三四指不扶助能举重否？”
他有没有想起，已经殉难的弟弟见新政难行时沉痛的劝告呢：“专心教育之事，著书撰报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后大行改革等法。”
只是，如此大清还能等三年吗？他还是不服。
腥风烈烈，几只海鸥尖厉地叫着，面朝大海，康有为潸然落泪。望着东方，他暗暗下了决心，要到日本——在维新中重生的国度——去亲眼看看，如何维新才能成功。康有为不禁向着想象中光绪被囚的方向双膝跪下，向老天、向皇上发誓：终有一天，他将兴师勤王，重新来一次轰轰烈烈的变法图强！
浊浪滔天。康有为有没有去观察，可曾有一重浪潮能够返回大海深处再来一次呢？每一浪身后，都有新的一浪在酝酿，在推动，谁也无法回头；涌来的，是雷霆万钧的斗士，留下的，是满目白沫，一地的残骸。
他要去的日本，有位广东同乡，孙中山，正在那里招兵买马——
为中国，决心推翻这不可救药的大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