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其实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发生问题了。连年残酷征战，谁还顾得上那些酸溜溜的仁义道德？曹操不计德行唯才是举，更是当头重重地给了儒学一棒。尽管后来儒学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汉化了胡族，重开了大唐盛世。可谁不清楚多年的苦难令得慈悲的佛教在中华大地上牢牢地站住了脚，开枝散叶，隐然成为儒学一大强敌？安禄山后持续的动乱割据，不就是儒家忠孝学说失去效力结出的恶果吗？
本朝太祖太宗圣明，重视文事，大批的学者喷涌而出。可谁有谁的说法，谁也不服谁。洛学、关学、蜀学、新学……人言言殊，反倒搞得天下学子无所适从，也必然乱了政纲——谁说大宋靖康之难尽是因为武臣窝囊？
朱熹觉得从孔孟传下来，经过二程先生，交给他的圣教——起码他自己这样认为，目前面临的无序凌乱，正等待着他去重新整理。他得斥尽伪学，还圣教一个光明正大的威信尊严，再一次让在争吵纷乱中式微的儒学成为天下唯一大道。
他苦思几十年，终于自信完全领会了圣人的微言大义。他更透彻地体会到了二程先生说的，那个一直隐藏在万事背后，宇宙间至高无上的根本：“理”。
只要学子通过研究万物自己印证出这个“理”，依理去做，自然堂堂正正，中规中举。凡事只要讲个理，有了理，效果如何，完全不必考虑。功利和道义完全是两回事。这便是孟子说的：即使只要杀了一个无辜的人就能得到整个天下，能有利于整个天下，真正的儒者也是绝不会做的。
而陈亮却凡事定要讲个结果，硬说要是结果不对肯定是其中的理有问题。他还一口咬定，义、利、王、霸通通是个不可分割的一体。
用双鞋来比喻吧。如果说儒学是一双从董仲舒时就被套上的鞋，在漫长的路途中，穿鞋的人慢慢长大了，越来越觉得鞋子不合脚，勒得难受。朱熹的方法是：竭力催眠自己，使自己相信，天下只有这双鞋是唯一可以穿的，绝不能脱下——而且他还要为这双越来越紧的鞋牢牢地再裹上一层布。疼痛只能怪你自己的脚长得不合鞋，忍吧，久了你自会发觉这双鞋的妙用了：穿惯此鞋，从此定然规规矩矩，不会走斜了路。再说鞋和走路本来就是两回事嘛。而陈亮却认定不舒服的鞋就不是好鞋，使劲在鞋里挣扎着脚趾头，想搞出个破洞透透气——甚至还想脱了这双鞋四处看看，能不能再造一双合适的呢？
朱熹认为陈亮学习的第一天就已经错了：怎么能轻视圣人的经书，从那些琐碎凌乱的史学下手呢？心中没有一个正确的根本，如何理得清世间万事？
但朱熹很清楚陈亮的学说如果盛行开来会有多大的危险：从儒家肚里打将出来的学说最是可怕。外来的打击最多是皮肉伤，但事功学派流传却会引起人们对儒学的根本——道德——产生怀疑。而他一生最终的目标就是修补强化这个已经有些松动了的最高道德：理。他甚至把陈亮学说看得比那个粗疏空洞，他喻为“禅”的陆九渊的“心学”还害人：“陆九渊的禅学，学者摸索久了，无可再进，自然会掉转头来学习正道。而陈亮的功利学说，学者一学便有成效，太令人担忧了。”
就像金庸《笑傲江湖》里写的，修心多年的气宗，遇到无拘无束、睁大眼一心寻找对手招式中破绽的独孤九剑，能不如临大敌吗？
朱熹也许预感到了，陆九渊与自己终归是会走到一起的，毕竟他们都是捍卫那双鞋的人。陈亮呢？他有时不敢多想，有时又觉得不必多想——
陈亮一人，能成多大气候？
但和门人闲谈时，提起陈亮，他还是心有余悸：“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孔孟，可畏！可畏！”
如果换个角度，可以说朱熹和陈亮的论争直到当代还在进行。改革开放前，很多永康人逃到江西糊口谋生；如今，永康私企林立经济发达，员工来自全国，而朱熹的同乡江西人，为其中最多。
于是朱熹一次次在和陈亮论道的书信中劝导这位狂得越来越可怕的对手，希望陈亮能“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纯儒之道自律。”
他衷心希望陈亮能回到千古道统相续，流传至今的唯一真理——儒学上来。
可读完陈亮的回信后，朱熹满头大汗。
他清楚地看到所有的火镝聚集在一起，成为一条狰狞的毒龙，在陈亮手里蜿蜒吞吐，低声咆哮挣扎，向着那一座座牢牢镇着中华天下的牌主神位跃跃欲试。
他觉得自己肩上的重担越发的沉重，越发的令人担心。他更得竭尽全力去捍卫、去维护这受到猛烈攻击的圣教。
他已经肯定陈亮无可救药了，连陈亮新居落成向他求诗都不愿意给，推三阻四的。他现在相信陈亮这一生的坎坷、一生的磨难、一生的落魄应该是注定的了。一点没错，真真是个狂怪！不亏他屡试不中、几次三番坐牢。
陈亮的回信又是一个“亮以为”：
“研究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不一定非要成为儒者。儒家，不过是各门派中较大的一个罢了——学者肯定非要成为一个儒者不可吗？”（“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
“学者肯定非要成为一个儒者不可吗？！”
八百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当陈亮在纸上轻轻写下这句话时，不知道，所有游走在天地间未眠的鬼神有没有失声惨叫。
从这几个字后，我仿佛看到了一座座巍峨的高山在慢慢开裂，一座座神圣的殿堂在微微摇晃，一道道冰冷的枷锁在吱咯作响——仿佛看到了一只倔犟的笋尖，在千年冰川冻土下破石而出，抖尽残冰怒刺九天！
撕开经书设下的重重迷雾，用古往今来的历史教训做经验，挣脱任何束缚，“搅金银铜铁锡作一器”自铸心胸——陈亮那双生而有芒的巨眼如今更是寒光万丈，俯视着这个苦难深重而又危机四伏的苍茫大地。
十二世纪最新鲜最滚烫的血液在他的脉管里澎湃着汹涌着，折磨得陈亮坐立不安，催动着陈亮一次次仰天长啸。
年华老去，龌龊因循的世俗更是急得他如癫如疯，一声高过一声的狂叫：
如此危急不堪的天下，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能为万世开太平的——舍我其谁？舍我其谁？舍我其谁？
无人理他。满腔热血横冲直撞，寻找着一切发泄的机会：大叫、大吼、大笑、大怒、大哭、大骂……连写阕词都如帅百万雄师行军布阵，笔力挟风雨云雷之势排山倒海而来，令豪放如辛弃疾都击节叫绝。
荆棘丛里，陈亮在铺天盖地的“狂怪”声中昂首挺立，一声长啸：
“研究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这声长啸，是不是应和着地球那边，文艺复兴先驱们呐喊的一声号角——
来自古老东方，关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号角？
要从西方腐朽黑暗的宗教神学镇压下直起腰来绝不是轻易的事。
而儒学，更是有可笑的神学所无法比拟的精致灵活。起码它决不会探讨一些“天堂里的玫瑰花有没有刺”之类无聊愚蠢的问题。
每一代杰出智者精心细致的维护保养，使得儒学尽管年迈，却仍然力大无穷。
自然，多年的磨合，也使得它与政权的结合愈加的默契。对外可以说越来越软弱无力；但对内，镇住这些老老实实的众生倒是绰绰有余。
暮气而牢固的儒学统治下，最适宜昏昏入睡。
在天色正暗，所有人都还睡得正酣的时候，如果有人醒得早，吵吵嚷嚷，要拉着大家起来去干活，没被暴打一顿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所以陈亮注定只能成为一个狂怪。
即使是陈亮自己，也好像没有真正醒来。他再狂，再怪，也没发觉自己其实已经在有意无意间一脚迈出了儒家的圈子，踩在了一块更广阔，更生机勃勃的陌生土地上。反而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圣人的忠实门徒。
在中状元后写的谢恩诗里，他还说：“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
没有奇迹。
中国，还得按自己的轨道，自己的速度慢慢前进。
陈亮中了状元，倒可以说是个小小的奇迹。
不是怀疑陈亮的才学，而是奇怪朝野交怒的狂怪居然会被御笔亲点为状元。
但《宋史》记载，陈亮这次能中，不过是对策时无意中的一句话使得父子翁媳闹矛盾的孝宗光宗父子皆大欢喜的缘故：“（光宗 ）得亮策，乃大喜，以为善处父子之间。”
也不过是以曾子的孝道为孝宗父子开脱的套话罢了。
还是没有奇迹。更没有机会——狂怪触怒的不仅是人间众生，也许还有老天。
中状元后第二年，陈亮“未至官，病。一夕卒。”
后世英雄读到陈亮政文史论时涔涔汗出拍案称叹，一叠声痛惜的假设：像方孝儒说的如果陈亮能有机会试试看，宋朝事不一定不可为之类，于是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叶适，这位与陈亮学术相近的学者，也忍不住说了些悲愤的空话：
“音骇则难听；问骇则难答。呜呼！悲夫！同甫其有罪于世乎？天乎！”
七百多年后，有一天，毛泽东读到陈亮的词，突然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哭得很伤心，谁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第二年，主席逝世。
那个辛弃疾苦苦思念陈亮的雪夜，离陈亮中状元还有五年。
他独自一人在雪中策马奔驰，青灰大氅迎风飞扬。
忽然，那匹黑马人立长嘶——原来是陈亮急勒住了马。他稳稳地翻身下来，走到路边。那里有树野梅，虽是满树花蕾，却没开。
陈亮袖手身后，仔细寻找着。终于，被他发现了在最高的一枝梢头上有点艳红——毕竟也有红梅开在了这雪夜里。
陈亮从马鞍边取下葫芦，拔开塞子，喝了一大口烈酒，松松领口，对着那朵早梅静静地端详着——他也来了诗兴。
片刻他便朗声吟道：“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欲传春消息，不怕雪埋藏。”
这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半晌没有接吟下句。不多会雪便盖了他满头满身，那匹马等在身边，黑亮的背上也薄薄白了一层，不耐烦地喷着响鼻，轻轻刨着蹄。
忽然，陈亮把还余下大半的酒一气全灌了下肚，随手用力将个空葫芦抛向远处。上马，一夹腿，又冲入了雪中。
“不怕雪埋藏！不怕雪埋藏——”蹄声已远，还有一声长笑远远传来，震得雪片从枝头簌簌落下，使那朵红梅更是鲜艳，火苗一般。
雪下得更猛了，转眼间便掩了雪地上的那行马蹄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