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着船舷，他突然记起了父亲为他取的名：“轼”。
轼，不就是车上扶手的横木吗？有了扶手当然更稳当，但没有扶手，难道就会摔下车来吗？
没有轼，难道这车就走不动了吗？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的一个秋日。汴京最有名的篆工，安民老汉又提起了他那把已封多年的刻刀。这次的任务是刻一块蔡京蔡太师草拟、今上亲自审定，并且亲书的名录石碑。碑的名称很有些吓人：《元祐奸党碑》，听说天下所有的府县衙门前都要立一块永世留存——安民老汉这块则将安置在皇宫端礼门右侧。
那个老内侍正眯着眼倚坐在一边，似睡非睡的监着工。
“要说这世道变得也真快，”安民捋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才几年的功夫，新的来旧的去，旧的来新的去，翻了几遭快数不着了。也不知现在到底该算新呢还是算旧。”
“轻声呢——”内侍微微睁开眼，四下掠了一遍：“这是你我打听的吗？”
匠人干笑几声，又埋头干上了。过了一会，实在忍不住，又停下来问内侍：“小民可怎么也想不通，文太师、司马温公怎么成大奸臣了——”
内侍哼了一声。
安民连忙转过话头：“皇上的字就是漂亮！”
又是一阵沉默。
“啊！”突然一声惊呼，“苏轼！苏学士怎么又……”
这回内侍睁大了眼：“幸亏他死得早几年，不然……”
他冷笑几声：“圣上已经下令要焚了他所有的文集，毁了全部印版，天底下，只要他题过的碑、碣、榜、额，通通都得砸了。”
好像想起了什么，内侍来了劲头：“也奇怪了，每次无论谁上台，不管新的旧的，倒霉的怎么总是这个姓苏的呢？”可能想想有些滑稽，他也干笑了几声，接着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八成是他家祖坟冲了哪方神圣了吧。”
安民再不开口，一凿一凿憋着劲刻着。他要使出这辈子所有的本事，把这个名字刻得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字——甚至御笔——都遒劲都潇洒。
同时他暗暗打定了主意，就是杀头，也不在这块碑的刻工位置上像从前每一次那样，留下自己的名字。
冰冷的石屑簌簌落地。
那批石碑早已不知去向。
而直到今天，无论是大陆、香港、台湾，还是美国、日本，所有的中文教材上，都能在显眼的位置找出一篇又一篇苏轼的诗文。谁也无法统计，每天到底有多少张形状肤色各异、口音不同的嘴，吟哦着、朗诵着，陶醉在苏轼营造的艺术世界中。
甚至当年徽宗如此严厉的禁苏令，也无法抑制人们对苏轼诗文的喜爱，反而大大提高了苏轼诗文的身价：连官家搜来焚毁的悬赏高的都有八十万钱一篇（约相当于人民币十万元），那黑市的价格还了得？听说有个徐州太守，卖境内苏轼一块碑的拓片发了大财呢。太学生间，不是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吗？
同为艺术家的徽宗和蔡京如此大伤风雅的做法，是不是也因为妒忌呢？
如果能知道这些，作者苏轼会是什么感觉？欣慰?满足？骄傲？还是……
这许多文人墨客梦寐以求的辉煌，是苏轼一生终极的目标吗？
“问汝平生功业？”
宋元符三年（1100年），六十五岁的苏东坡，终于从海南贬所获赦北归。
立在船头，脚下波涛汹涌，身边大帆猎猎。倚着船栏，老人长长舒了口气，他仿佛预感到了什么，是啊，该对这一生做个总结了：他低声吟出了以上诗句。
良久良久，他没有说话。
这一生，似乎都在风尘仆仆地奔走：外任、贬斥，好不容易进了京，又是外任、贬斥。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熬着吧，时间到了，量移吧，近了八寸倒随着又远了一尺。一把年纪了，干脆来个破天荒：快六十岁时居然做了本朝第一个被贬谪到大庾岭以南的朝官——甚至还过了海，那个蛮荒之地简直不能算是大宋本土了。由此想起很多年前另一个从手心里溜走的天下第一：进士会试时，被欧阳修误认为是门生曾巩而避嫌改判的第二，不觉涩涩一笑。
那年自己多么年轻啊。
家乡碧琉璃色的岷江，酣畅地翻滚着嬉戏着，泛着啤酒般的白沫，拥着那艘载着父亲和自己兄弟俩的小船，从乐山脚下出发，驶入滔滔长江，一路顺流直下。父子三人昂首挺胸负手立于船头，也是现在这个姿势，只是那时连父亲的腰杆都挺得比自己现在直。三双精光闪闪的眸子贪婪地观赏着沿途的秀色，遇到古迹名胜，三人还上岸登临，指点江山评论古人，兴致来了父子对酌，高歌联句，连白发苍苍的老舟子都感叹道：“这哪像是去赶考啊，纯是游山玩水来了！”
老舟子怎么会知道，区区会试，哪里放在咱父子心里？咱要的是从此把满腹的锦绣，铺展在这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用无尽的经纶大济苦难中的苍生，还他个花团锦簇的太平世界！
果真世人识货，在京师父子仨一炮打响。那时可真风光啊，无论是达官贵人歌女舞伎，甚至贩夫走卒，谁不想亲眼看看蜀中三苏的庐山真面目呢?连文坛泰斗欧阳修见了自己的文章都在大庭广众之下击节叫好，连声大呼：“老夫当避此人一头地了！”浑不顾身边无数嫉妒得发红的眼睛。
更令人欣喜的是，圣上，英明的圣上也知道了他的领土上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从宫中传出来的消息：仁宗皇帝读了苏轼兄弟的策论回到后宫时，在皇后面前竟然欣喜若狂：“爱卿啊，祝贺我吧！我今天终于为我们的儿子选好了两个宰相呢！”
欢欣鼓舞的苏轼高高卷起袖子，蘸着淋漓的浓墨，用他那枝如椽巨笔在大宋都城——世界的心脏——天下目光聚焦的中心挥洒着舞动着……
舞出一篇篇策论，课百官、厉法禁、安万民、教战守……笔锋所到之处，如大江怒涛，夹震地风雷扑天而来，似乎遍地堆积千年的枯木死灰，都将在这雄浑的大浪中被卷入汪洋大海。王朝老迈陈旧的政体在昏昏沉睡中被这股澎湃的热流冲得激灵了一下，而苏轼看来，大宋下一步就将在自己的帮助下挣扎着站了起来，使中华大地重新焕发出久违的活力，让不可一世的大辽大夏，统统在脚下顶礼膜拜！
苏轼觉得自己站在了天地间最高的山峰之颠，世间的一切铺展在眼前，如庸人下的棋局：笨拙而简单，等着他轻轻地去矫正；随手再下几子，化成一盘令后世所有高手的后背都渗出冷汗的绝妙好局。
他觉得一轮红日将在自己年轻有力的手里冉冉升起。
红日还未升起，仍旧是黑夜。大众还在睡梦里，有人起来了。也是满腔热血，也是年富力强，他要硬扯起普天下还在睡梦里的苍生，向理想中美好富强的盛世赶路——他实在不能忍受堂堂大宋王朝如此软孱，如此积弱。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黑暗里，无数危险的鬼魅正贪婪地对着大宋的花花世界流着涎水磨着牙。
他就是王安石。
不知是大宋的幸运还是不幸，年轻的皇帝与王安石一见投缘，君臣摩拳擦掌，天天商议到深夜。一条条改革措施雪片般地飞翔在大宋的城镇乡村上空。
苏轼其实对王安石的学问文章是十分尊重的，就算没有欧阳恩师对王安石的评价：“（安石）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也应该惺惺相惜吧。可聪睿敏感如苏轼，一眼就看出了王安石事业中的绝大危机：不管你的方案有多么好，可你看看，给你执行新法的尽是些什么人啊？钻营、酷烈、奸诈、猥琐、逢迎，靠这些人，你能做出什么事来呢？
天下，还不是将被搞得更乱？
王安石微微一笑，置之不理。事业总得人做吧，凭皇上和我安石，还管不了他们那些东西？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更不足恤！
苏轼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眼不见心不烦，干脆自请外任。于是念叨着“好一个拗相公”开始了他一生的奔波。
从杭州一直到湖州，苏轼在外任中一直严密关切着朝中的每一个变化。
事情像他预料中的那样，新法更大程度上是贪官污吏们敛钱升职的工具，天下真的是一团糟。然而他并不为自己的预见感到高兴，常整日愁眉紧锁。酒后，诗文里，一次次地提到了新法的可笑，一次次嘲讽着新党的荒谬，并随着形势的恶化越来越辛辣。他努力想用自己警策的诗文谏章挽回些什么，为天下苍生。
直到他的文章溯水而上流入京师，刺痛了正当春风得意的新党——
“学士，你看，大陆！”年轻的船工指着前方。
苏轼从回忆里抬起头来。远远的远远的，那一溜线一样的大陆，果真回来了吗？海风中，一只白鸥绕着桅杆尖声叫着，有些凄厉。苏轼看着船工整理着粗大的铁锚，锒锒作响的链子使他一阵心惊，背上那多年的鞭痕似乎又隐隐作痛。他痉挛着闭上了眼，太阳穴突突地抽搐。
他似乎回到了那个黑暗潮湿的牢里。
直到行尸走肉似的被架着出狱，遣到黄州安置，做个挂名的小官实际的囚徒几个月后，他才从那场不堪回首的噩梦里醒来。
他记得，那是个月圆之夜。他像往常一样失眠了，披衣踱至院中。庭下月光如积水空明，水中水草交横——那些竹柏的影子。仰头望着明月，不知几时，猛然大彻大悟，他这才真正理解了自己前几年在密州写的那首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