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到了，新学期开学了。成都第二十一中学八连六排的庞大虎在成电子弟中算是年龄偏大一点的孩子，个子也比别的孩子高出去一截，从小就跟着父亲练得一身功夫，身边也常常有几个男生左右随从着，很是威武。杜云涛是成电子女中最特别的一个，其父亲在成电建校初期受到过冲击，后来调离了学校去了交通系统，随之他也变得来时常独来独往了。石油局的靳江山、十佑璞都是优越感极强的专家后代，素来与成电子弟不太对付，有时还一比高下，较较真儿。这个年级的学生中，分了好几一拨儿，又各自都有各自的代表人物，一直默默无闻的人始终是各堆儿的少数。
庞大虎屁股后面跟着的那几个男生就像小喽喽似的形影不离，仗着有人撑腰，谁都不怕。说来也奇怪，只要是丁海娉一出现，庞大虎就像换了个人似的，顿时规矩了许多。
潘小贝是潘景生的小女儿，一直跟着姨妈生活在北京，从北京转学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初中接近尾声了。潘小贝算是年级中比较出名的一个，她的出名倒不是因为长得漂亮，而是比较独特。来自华北大平原的她，讲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个子细高如同一根发育不良的豆芽菜，从不主动搭理人，跟谁都一样。上学放学骑上一辆凤凰26型女式自行车，一溜烟地消失或到来，在大多都还靠走路上学的同学中间着实有些突出，引来了不少嫉妒的目光，她不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嫉妒是会产生恨的。很快，她感受到了同学们投来的异样的目光，一直戴在她腕上的那块瑞士浪琴手表也被她悄悄地摘了下来，放在了枕头下面。她怕同学们看见，更怕汤小卫、时效白之类的人当成资产阶级的典型拿来说事儿。说来也怪，她越是怕别人知道，还就偏偏被知道了。在一天下午放学后，班上开会公开点名指出了她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并强调她立即改正，否则就要对她不客气。她沉默不语，内心却不服气，“不就是骑自行车上学嘛，不就是不愿意搭理人嘛，有必要扣个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帽子吗！”正是这种不服气硬是没能阻止住她反叛的性格，“有本事你打倒我啊！”这是她在内心千百次的说辞，她永远都不会因为这些说辞而改变自己。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来到南方，遭受到这些，潘小贝依然还是独来独往，有些像她的父亲潘景生，从骨子里往外渗的那种。她偶尔也怀念起儿时的小伙伴们，仅仅是在内心一闪而过，都是因为这里的人欺生。还是那时候过瘾，冬天到郊外去滑雪，到什刹海滑冰，和别院的孩子打雪仗；夏天到训马场去骑生马，偷吃喂马的马料豆饼，跟小马驹一样在开满红色诺日朗花的辽阔草原上撒着欢儿，学着战士训练的模样，一群孩子搞演戏，组成夜间三人作战小组，每人左手臂上扎上统一的白毛巾，以示区别敌我。大家一块儿上学放学，就连一块儿打架都是开心的。到了南方，她感到诸多的不适应，最不适应的还是这里的人心眼儿真多，动不动就在背后使阴招。
其实，在杜云涛眼里，潘小贝和自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喜欢跟比自己大的孩子一块玩，不管别人在后面怎么使坏，或是成为了别人的靶子，依然独来独往，偶尔也用冷漠掩盖内心的孤独。
时效白一贯热衷于家访，选择时机，带上几个班干部，拿上一个小本子，小大人似的跟同学的家长平起平坐。也有人背地里担心着，如果有一天，这些都被学校取消了，她怎么活得过来。王湘皆学习非常努力，在老师的眼里他是个好学生，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在家里听妈妈的话，这是再正确不过的事情。于是，偶尔也帮老师躲在后面四下打望，希望发现一些新动向，然后汇报给老师。褚天阔依然不理不睬地看他的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自然就没谁敢怎么样。牛晓洁一直都在渴望被别人关注，她是漂亮的，与饶木纨相比，她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牛晓洁更在乎别人对她的评价，说起话来多少还要顾及一些，包括与人的交往。都说从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到父母的影子，看来，这场革命影响的绝非仅仅一代人，人们对于功过是非的评介大多来自父母，童心到底是不能好好看人看事的，世界也骤然变得复杂起来，还将复杂下去。
班干部们正在开会，会议的内容有点事关重大。其实，并不是班干部要开这个会，而是学校要求每个毕业班都要召开这样的会，参加人员有班主任、学生干部、团支部委员、工宣队员等，广泛听取意见，仅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升入学比例中，决定各班升入高中的人员名单。会议由班主任霍建芬主持，“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我们班的升学问题，比例也比先前的191%扩大到了50%。我们全班五十多名同学，有一半要升入高中，另一半的同学将会面临下乡或进入社会等别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让学生干部来参加，学校也是想广泛听取一下意见，然后再做决定。请大家踊跃发言。”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肯先说话。见大家都不说话，工宣队的陈师傅首先发言了，“今天在坐的都是学生中优秀的代表，自然全都是榜上有名的了，然后再看看哪些可以升学的不就可以了嘛。”陈师傅是一名国营砖厂的工人，正经的领导一切的力量，此时，他的话是有分量的。
“那我们先在纸上把我们这几个的名字先写下来，然后再往上写其他的就可以了。”时效白说。
“这样会比较麻烦，干脆用花名册，按照一个一个的过，也免得把谁给弄掉了。陈师傅，您说可以不？”王湘皆说。
“这样好，即快又省事。”陈师傅说。听到陈师傅这么一说，霍建芬停了下，把装在布袋子里的学生花名册拿了出来，放在了桌子上。陈师傅拿过那一叠登记表翻了翻，随手递给了团支部书记橬学恭“橬学恭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让他念一下，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过。”
“好。”橬学恭接过登记表先把在场的人都挑出来，然后念着每一位同学的名字，当念到褚天阔的时候，汤小卫打断了橬学恭的话，一脸正气地说“他父亲是反革命，不能作为升学对象。”
“我认为，褚天阔同学的学习还是挺不错的，别说在我们班，就是在我们年级也是靠前的。他父亲有问题，但他还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霍建芬说。
“嗯，好。下一个，”陈师傅说。
“杜云涛的父亲也是有很严重的问题的，连他母亲的问题都还没有弄清楚呢，已经靠边站了。他本人的成绩嘛，也只能是个一般。”王湘皆说。
“潘小贝是个带有很浓郁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团结群众也很差，谁在她眼里都像不存在似的，她父亲也是有问题的，只是要用他罢了。”时效白说。
“潘小贝是我们班后期转学过来的插班生，从外地来不久，对学校不熟悉，人也不认识几个，不能说她不团结人吧？这样对她有点不公平。”霍建芬说。
经过一番讨论后，名单终于确定了，霍建芬又把名单念了一遍，似乎没有谁提出异议，会议就算结束了。第二天，各班级升学的名单张榜公布了。
教学楼靠近围墙的地方有一排榆树，榆树边上有两架固定式双杠，七八个男生围坐在一起，打量着过往的同学。庞大虎在人堆最中心的位置，尤其显眼，他的表情有些古怪，眼睛里透着深深的怨恨，而这怨恨又似乎与他的年龄不太相称。还有几个站在一边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当饶木纨搭着曾小娴的肩膀结伴走出教学楼的时候，其中一个男生喊道“嗨，操妹儿出来了。”其余的几个男生也开始跟着起哄，吓得她俩赶紧跑了。又过了好一阵儿，教学楼里没人进出了，庞大虎一个跃身跳下双杠，手一挥，十来个男生就跟着跑进了教学楼。他们先是查看哪间教室没锁门，拉过一把椅子或凳子就摔，拎着凳子椅子腿就是一阵“呯呯嗙嗙”地砸，霎时间教学楼里发出阵阵玻璃破碎的声音，这声音在寂静校园里传出了很远。听到这声音的老师和工宣队的师傅们连忙往教学楼里跑，当跑到时才看到，凡是还没来得及锁门的教室，窗玻璃几乎都被敲碎了。老师把这十来个学生叫到办公室站成一排，只好请家长来说话了。问其砸碎玻璃的原因，十来个半大孩子都异口同声地说“凭什么不让我们上学？！”谁也没有想到，学生竟然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反抗、来诉说他们要上学的愿望。结果是家长赔钱，领回自己家的孩子，要求每人写出深刻的检查贴在公示栏里。钱赔了，却每一个写检查的，临近毕业，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暑假刚过，临近开学的时候，潘小贝才听说杜云涛、庞大虎他们几个没能升学的男生要下乡插队了，还听说他们都去得是山区，没有了丝毫音讯。
到学校报了到，被告知这一届的新生先要去工厂学工一个月，结束后才回学校分班正式学习高中的课程。分班那天，霍建芬依然是潘小贝和褚天阔的班主任。处在那个时代，自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虽然桌子上不再划三八线了，但男女生依然是不说话的，也没见谁有多大的变化，唯一变化的是上课闹的人没了。
第一堂语文课，老师讲鲁迅的文章《药》，这是全学校最有魅力的语文老师，他算不得美男子，却有着浓郁的文人气质。虽然在满大街人们穿着的颜色并不丰富的年代里，他总能把蓝和灰色穿出自己的味道来，在学生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个活脱脱‘五四青年’的再现版，尤其是冬天，他总是穿着一件蓝色的对襟棉袄，配上一条赭石色的条形围巾，前后一搭，二八开的分头没有确切的分野，一丝不苟地倒向一边，从不曾纷乱过。他依然用四川话教课，情绪始终饱满，朗读起课文来真是好听。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
课堂上鸦雀无声，偶尔有他翻动书页的声音，眼前仿佛真的像似出现着那个“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甚至能听到从里间屋里传出来的咳嗽声，直到很多年以后，这篇文章的情景被深深地嵌进了学生们的脑海，怎么也抖落不掉。
离下课的时间还有最后几分钟，老师布置着作文，内容就写写这次去工厂学工吧，说完就下课了。
不知为什么，潘小贝居然常常在内心有了对上语文课的祈盼，她希望每天都能有语文课，当然，这些也只是一个愿望而已，她自己是清楚的。放学回到寝室，她开始在桌子上写作文了，学着课文里的笔触，“清早起来，天是灰色，云很快盖了上来，眼看就要大雨倾盆。去工厂的路还真的挺远，好在是骑车。一件大红色塑料雨披，信号灯的那种红。出了门顺着沿途的法桐树走，过一个大十字口左转便汇入了建设路上班的人群。整个一条路满街都是穿着各色塑料雨披上班人流，人们按响大盖铃、双转铃、小盘铃，各式铃声汇成了这个城市的交响曲，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启了。挺括的法桐在街边上相互伸展着手臂，堤坝样地迎接着清晨‘洪峰’的到来……”这情景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也不曾衰竭，强有力地势不可挡。
潘小贝的师傅姓王，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长得不算帅气，性格比较温和，属于健谈的那一类成都暖男。中午休息的时候，总有几个跟王师傅差不多年龄的人围在一块吹牛，内容多是知青插队或怎么做菜的一些话题。潘小贝只能听着，完全是傻傻地。有一次，一个人讲到如何利用水塘偷农民的鸭子而没被农民发现，还居然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他那张让人一看就让人放心的脸，“欺骗性强烈啊”，说完自己先笑得前仰后合了。潘小贝也在旁边偷笑着，不自觉地把手扶向了身后一个高大的轮子上。就在这时，王师傅立身起来，一个健步朝潘小贝冲了过来，一把拉住潘小贝的胳膊大声呵到，“千万不能把手放在轮子上，一旦有人打开电源，你的手臂就没了。”
潘小贝被这突如其来的呵斥声震住了，抬头看看身边的那个大轮子，的确是一个大的皮带轮，要是这时有人开通了电源，自己刚才举起来扶在轮子的手瞬间就会被卷进去。潘小贝抬头看看那轮子足足有几米高，脸色煞白地站在哪儿一动不动，显然是被吓着了。“潘小贝，你下午不要做什么了，回家吧。”师傅和蔼地说着。潘小贝看着师傅，好半天才蹦出一句话来“师傅……”，她并没有把话说出来，这时她已经不再害怕了，目光却在师傅仅有的一只耳朵上停住了，她顿时觉得这个脑袋有点怪，可她什么也不敢说，只好在旁边的椅子上做了下来，直到快五点的时候，她才起身对正忙着的师傅说，自己要回学校了。师傅看看她，好半天才问起这个在椅子上坐了一下午也不曾挪动的女学生，“吓着了吧？回去好好休息。”潘小贝告别师傅回到了学校。在一进校门的一幢老楼里，三楼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学生宿舍，荣勤俭、佟九月、潘小贝等都是住校生。
走出车间，耳边少了许多车床的轰鸣，她径直地朝食堂走去，想去买上几个那种涂着粉红颜色的甜花卷，真的是很好吃。很多年过去了，她根本不记得在工厂里都学了什么，而皮带轮、甜花卷还有闹中看小说的事倒是一辈子都记得的，连同师傅温和的语气和他的样子，当然也包括他那只缺失的耳朵。
都说好的学校不仅有好的学习环境，更有好的老师，他们用好的方法答疑授业解惑教书育人。老师如同人生路上的指路人，尤其是在紧要关头的那几步。
上课铃声响过，语文老师抱着一摞作文本进来，放在讲台上，然后说“同学们，我们这堂课讲评作文。”每个人都在屏住呼吸，看老师在作文本中拿了一本，翻开念着。刚念了第一句，潘小贝就知道是自己的作文了，内心里有点小激动，外表却装着平静的样子，努力让内心很快平复而不被同学发现。随着老师的讲评，她似乎又在学工的路上走了一趟。“早晨上班的情景扑捉的特别好，尤其是师傅将她的手臂拉下，并借此对她进行教育的过程，让一个学生明白了安全的重要，这就是我们走向社会的第一课。”念完后老师说。
老师的讲评结束了，有同学在小声猜着“这是谁的作文？”潘小贝不猜，她想得是下次再写好点，待下次讲评课再能得到老师的指点。直到高中毕业，同学们也没谁知道老师讲评的作文是她的。老师的每一次讲评，对于潘小贝来说，都是一次新的起点，她还暗暗下决心，一定让老师下次还能讲评自己的作文，日子长了，阅读在悄然中陪伴着她不断成长。
好老师用好的方法传授给学生；好学生不仅仅是有好分数，而是接受着老师的教诲并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由此可见，用好的方法去教授出好的学生是多么的重要，这是潘小贝后来做了老师才悟出来的道理。
高中的两年一晃就过去了，下乡是不可逃避的事情，褚天阔和郑国庆、李小萌等几个同学下在一个知青点。知青点在大凉山的一个山间台地上，将就前面几个老知青住过的地方，生产队稍微收拾一下，砖瓦木质的院子就成了知青们安家的地方了，安家费也可以省出用些。与之前不同的是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增修了一个厨房，大家轮流做饭。刚下去的时候，刚好是夏天，秧母田的苗涨势不错，很快就可以插秧子了。一群十几岁的学生，长在大城市，对插秧这类农活儿完全是陌生的。农民示范了一下，用拇指、无名指和中指捏紧秧苗，三个手指往水田里使劲儿一插，秧苗就在水田里站住了。看似容易，做起来却不竟然。褚天阔他们几个学生很快就被农民落在了后面，还听见有的农民说“把他们关起来”，说着田坎上就是一阵笑声。
褚天阔并没有理会农民的说笑，只顾着低头插着秧苗。等他觉着有些累，抬起头来的时候，腰像要断了一样的疼痛。太阳光也不知什么时候变得昏黄了起来，他感到一阵目眩，没站稳一下子倒在了水田里。待他从水田里爬起来的时候，才发觉自己是在水田的中央，四周的秧苗都栽好了，只有自己面前还有一点没栽上。田坎上的笑声喊声此起彼伏，“哦，关起来了，关起来了。”听到这儿，他猛然把手中剩余的秧苗狠狠地朝水田了一扔，带着一身的泥浆湿着衣服上了田坎。人们见他站上了田坎，笑声和喊声骤然停止了，还有人朝他投来了一束直直的目光，看得他心里只想发毛。他下意识地看看自己挽起的裤腿处，膝盖之下裸露在外面的皮肤上，一些黄黄的身上还有条形纹的东西正在死死地贴在腿上。他尝试着去拽掉这它们，却发觉这种东西软软的，越拽越是拽不掉，好不容易拽掉了一根，他发现在那东西爬过的地方流出了殷红的血来。一阵恐惧感立刻袭了上来，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面对满是鲜血的双腿，也顾不得许多，竟然在田坎上大叫了起来。
“小褚，别害怕，我帮你弄一下，很快就好。”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取下正在嘴上抽着的叶子烟朝着软东西尾巴处一烧，虫子就卷曲一下自己掉下来了。“不要怕，这是蚂蟥，一种生活在水田沟渠当中的虫子，靠吸食人或动物的血液存活，很正常的。下次再遇上，就在它吸食的上方一拍，它就掉下来了。”
蚂蟥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水蛭，它冬天躲在湿泥中冬眠，到了蛰伏以后它便醒来，在水中行动极其敏捷，它游动的姿势也很特别，时而波浪式的游动，时而也像尺蠖式移行。每到春暖时节开始活跃，六到十月产卵，冬眠时不食不动，有极强的生存能力，水中浮游生物、昆虫、软体动物是它的主要食物。害怕往往是对事物的不了解，一但了解了，也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生活中，人们可以帮助比自己弱小的人，但不一定能接受弱小的人有一天强大。那件事情后，郑国庆对褚天阔有了份特殊的关照，生活上处处照顾，农活上也是多捡重的累的活儿干，夜晚或雨天不出工的时候，也在一块看看书聊聊天，这让褚天阔少了许多曾经由于父亲的问题给他带来的歧视。平静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一九七六年底，国家决定恢复高考的新闻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振奋之余，人们也在发生着或多或少的变化，最先发生变化的是知青点。脱产复习功课是不可能的，因为考上学校了也要贫下中农写鉴定，大家只得一边出工一面复习功课。褚天阔和郑国庆住一个寝室，晚饭后便各自点上一盏煤油灯，只有一本复习资料，两个人轮流看。为了煤油灯能亮点，用针把灯芯往上多拔一点，这样虽然废油，为了复习也顾不得许多了。煤油灯的火苗向上跳跃着，稍有风来，也会摇摆着浓黑的烟子，如一条拖着长尾的蛾子在暗夜里扑向光明的火。
夜深了，能听到外面林盘竹叶在风的吹拂下发出的沙沙声。郑国庆已经看不进去了，两只眼睛在不停地打架。“天阔，睡吧。”郑国庆放下书说。
“哦，正好，你不看了，我看会儿，你先睡吧。”褚天阔走到郑国庆床边去拿书，郑国庆突然大笑起来。褚天阔被这突如其来的笑声给弄懵了，愣愣地看着郑国庆，小声地问着“笑什么呀，有那么好笑吗？”说这话时，褚天阔似乎明白了什么，也大笑起来。“哎呀，还笑我哪，你是看不着自己吧。哈哈，大哥莫说二哥哈。”说着两个人又照照镜子，这才看到煤油灰已经给俩人画了花脸。
除了看资料还不行，得做做习题才能理解巩固资料上的东西。仅一本习题集，俩人必须在工余之外翻看做题。郑国庆发现，褚天阔的习题做得又快又好，自己还常常为一道题还在苦苦冥想的时候，褚天阔已经做了好几道了。郑国庆开始找借口不再愿意把复习资料给褚天阔看了。褚天阔则不然，他根本不畏惧这些，记忆力好，速度也快，这是之前郑国庆没有想到的。还有几天就要考试了，郑国庆独自请假提前回成都了，而且走得时候也是不声不响的，他想在最后的时间里能够赶上褚天阔。
高考结束张榜的日子终于来到，那天，很多人都聚集在公社看榜，一个平时成绩并不好的人榜上有名考，褚天阔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他平时印象比较好，也一直认为那个叫时也平的知青能考上，居然榜上无名，“会不会是准考证号给登错了呢？”褚天阔的直觉在告诉自己，一定是给弄错了。离报到时间还有两天，他一定要去找到时也平，立刻马上，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
时也平虽然也是成都知青，平常与知青点没什么往来，只是在公社开会时与褚天阔有过几次照面。时也平住的地方离褚天阔所在的知青点还有十几里山路，他没多想，也顾不得许多，这毕竟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不能错过啊！当褚天阔问到时也平住处时，正看到时也平一副懊恼地蹲在门口抽烟。褚天阔的突然出现，时也平一下子弹了起来，惶恐地看着他，好半天才挤出一个字来“咋？”
“时也平，你的准考证还在吗？”褚天阔喘着粗气地问着。
时也平像似想起来什么似的，一个健步奔进屋里，一把拽过甩在桌上的挎包又重新回到了院子，闪电一般。他双手抓住挎包的底部使劲一抖，所有的东西都掉在了地下，“准考证！”俩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0205号”，褚天阔念着，“对，就是弄错了。榜上你的名字是0250号，你考上了。”
“我考上了？”
“你考上了。”
“我考上了！我考上了！”时也平念着，疯了似的跑了，褚天阔看着他的身影在崎岖的山道上夺命，起脚落脚处带起一阵沙尘，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褚天阔回到知青点时，田野已经被炊烟笼盖着了，林盘间鸡犬相闻，眼看就要天黑了。很多年以后，他偶然知道了时也平考上的是西南政法，离自己的学校很近。褚天阔认为，当时帮助时也平的事情做了就做了，没有必要让别人感恩戴德的，也就没有主动联系他。
农村的确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给了人们无尽的想象和年复一年的劳作。青年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可又常常被现实打得粉碎。杜云涛刚给邻居五保户肖婆婆担满缸里的水，坐在门槛上点上一支烟抽着，呆呆地望着天空，偶尔有三两只雀儿鸣叫着从头顶飞过，不知在说些什么。他突然惦念起家中的父亲来，前一段时间家里来信说父亲身体有恙，现在病情如何呢？十七八岁不得不说是一个人一生最好的好光景，可是好光景却让他看不到明天该是什么样的。他默默地抽着烟，三年了，他也由一个不懂世事的少年，一下子成熟了许多。记得一次回家探亲时，母亲问他“如果房梁上挂着很多动物的皮，当然也有人皮，你的选择哪种？”他思索了一下说“人皮。”母亲又说“既然选择了人皮，就要一辈子披着，好好做人。”想到这儿，他觉得有些黯然，其实做人真的是挺难的。
“娃子，你的烟要烧到手咯，没觉得哇？”肖婆婆佝偻着从屋里走出来，“你咋个最近总是发瓜喃，是不是屋头有啥子事哦？有事嘛就回去嘛，你不好说我就去跟队长说。”肖婆婆一直在唠唠叨叨地说着，手里还不停地挽着草把子。“哎，这些娃儿些造孽哦，好端端的跑到我们这儿山旮旯头干啥子嘛？”她又念叨开来。
“对，回去！”他把烟蒂扔到了地上，狠狠地踩了踩。“肖婆婆，你帮我跟队长说一哈，我回去看看。”肖婆婆手上还在不停地挽着草把子，又把挽好的放在灶门前，佝偻着慢慢地挪动着。
坐车的地方是在出山垭口的一段平整的坡路上，杜云涛飞快地跑着，估计着车路过的时间。农村的车都是这样，只要路边有人搭车，师傅总还是要停的，上车再补票。遇上赶场天，乡村公路上跑得车班次不会增加，走一路上下一路，时间也是很难说得准。他气喘吁吁地跑到路边，着实也有好几里地的山路。还好，等了没多一会儿，车来了，上去一看，好些赶场的农民已经背着背篓，装着自己家的菜蛋禽什么的，把一个车厢挤得满满的。他被挤在靠门边的一个角上站着，只能这样了。“哦，是知青哈？”旁边一个大妈往自己跟前挪了挪装着鸡蛋的背篓打着招呼。“站过来点吧，你那儿不好站。”
见大妈说着，他也顺势挪动了一下。“再等一下就松活了，没事的。再有两站就是场口了，那儿下得人多。”
“哦，就是就是。”大妈说着，车门再次打开，又有人上来了，还与熟人打着招呼。车差不多又走了一段时间，上来了几个，终于到了场口，车上的人呼啦下了一多半，可算是坐下了。很快就到了长途客车站，换乘中午的车就可以回家了。刚走到家门口，他隐隐约约觉得有点不对劲，至于什么地方不对劲，他也说不上来。打开门后，家里并不像往常那样，母亲笑呵呵地迎着他，这已经的吃饭的点儿了，怎么家里没人呢？他快速地在房间里搜索着，也没有发现什么，只得走出门去，敲敲着隔壁家的门，想着以前父母要出远门，也会把钥匙交给邻居，让邻居帮助照看着。想到这儿，他在邻居的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胖婶把门露出一条缝，朝门外看着，见是杜云涛，这才放心地打开了门，一把把他拽进屋去，随后又探出头来在四处张望了一下，这才关上了门，转身对杜云涛说“孩子，你可回来了，你家出事了！”
“出事了，出啥事了？胖婶，你快说啊！”这些天的直觉终于应验了，杜云涛使劲抓住胖婶的手臂摇晃着。
“孩子，还没吃饭吧？婶给你先弄点吃的。”说着，胖婶转身就往厨房走，被杜云涛一把拉住她，焦急地问着“胖婶，快告诉我，家里出什么事了，快呀！”
“坐下吧，我慢慢说给你听。”胖婶拉着杜云涛在椅子上坐下，才把前些天他家里的事情说了一遍。“前些天的一个晚上，突然来了很多人，把你爸给抓走了，说是他有什么历史问题，今天早晨又有人来告诉，说你爸不行了，你妈才匆匆忙忙赶去了。”
“那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吗？”杜云涛似乎比先前要冷静了许多。胖婶似乎想起了什么，转身在高低柜上找到了他妈留下的字条，上面写着市二医院。他顾不上许多，拿上字条就往医院跑。
市二医院原本是一家教会医院，一个名叫启尔德的加拿大人在一八九二年创办的，同时，他还是成都华西坝华西协合大学的开创者之一。医院创办之初取名为福音医院，后又称为仁济医院、四川红十字会福音医院和四圣祠医院，是川西地区历史上最早的一所西医医院。一九五二年才改为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医院里建筑多为砖木结构中西式相结合的楼房，坐落在四圣祠北面街上，很是显眼。街上有座供奉着孔门弟子曾参、颜回、子路、子游这四位圣贤之人的祠堂，以后，“四圣祠”就成了这条街的街名了。
杜云涛找到四楼尽头的一间病房，看到了父亲，这时的父亲已经双目失明了，母亲守护在床前，看到儿子来了，招手让他进来，未语先是泪不止。“妈，这是……”看到母亲已经苍老了许多，他的声音哽咽住了。
“是儿子回来了？”父亲的声音很轻很轻，像一阵风刮过就能吹走似的。“爸，是我回来了。”他连忙抓住父亲从被子里伸出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他突然感到，自己握住的好似一把有点余温的干柴，第一次感到一个强壮汉子瞬间就成了失去水分的风枯干枝，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形如枯槁，病入膏肓了。
“儿子，有烟吗？给我一支。”父亲说着，声音比先前有了点力气。他从衣袋里拿出一支烟放在父亲的手里，似图为父亲点燃，不料却听到父亲说“给我便是，把床摇起来点。”他把火柴也给了父亲，父亲先是划着了一根火柴在面前感受着，又才划着了一根点上了烟，抽了一口，微微有点笑意地说“这烟不错，好久没抽了。”他和母亲都注视着父亲抽烟的样子，一口一口的，婴儿吮吸奶水般的贪婪。抽了几口，父亲便疲惫地靠在床边，无力地笑了，那笑容很温暖，是杜云涛从来没有见过的温暖。随后便轻轻地闭上了眼睛睡去了，永远地睡去了。手上的半截烟还在燃着，冒着细弱的烟气慢慢地升上到了天花板，游丝般慢慢断开，烟从手中滑落掉到了地上，继续燃烧着。
房间里静极了，窗户偶然被风刮动一两下，却很难被人察觉。母亲俯身在父亲的身上呜咽着，像是最好的道别，即使隔着被子，也要拼命收回这最后的一点点温度，这个她最熟悉的温度。杜云涛站在母亲的身后，没有去阻止母亲，他开始明白一个女人最后的告别。
料理好后父亲的事，杜云涛准备动身回到乡下了，他想一个人静静。临走的时候，母亲没有送他，只是掏出一点钱塞给了儿子，看着儿子下楼出了门洞。走出单元门的一段路后回头朝楼上望去，他希望能在窗户上看到母亲，然而没有，他看到的依然的空落落的窗台和两盆红红的绒球花鲜艳地开着，他突然觉得这花与往日不同的是有点刺眼，不知不觉间，眼泪流了下来。
潘小贝下乡的地方距离城市比较近，靠近一条叫做金马河的地方。冬季是修堤护堰的最佳时机，到了来年的春天河水一涨，再想修河堤就难了。河风吹着岸边的思茅草不停摇曳着，几个知青把穿着的单裤裤腿使劲往上挽着，从小腿一直到大腿已经在风中被冻得发紫，拽了一根草绳在腰间一扎，捆住棉袄，辫梢绑着相连甩在脑后，接过一碗红苕酒一饮而尽，这才顺着从河堤上往河水里走，踩在过膝的水里，还要把棉衣的袖子撸起来，伸手在河里把鹅卵石撈起来，然后再用竹子编的筐把捞起来的鹅卵石挑上堤坎，循环往复，一天两天一连十多二十天，只为了能在一个劳动日才九分钱的情况下多挣一点。每天晚上，大家挤在公社靠河边的工棚里，豆瓣烩上一点厚皮菜，端上一碗红苕酒驱寒，随之困乏地睡去。
修河结束的那天，天空飘起了雪花。潘小贝想着这些天的寒冷，想着给自己放个假，对，就在明天，明天天上就是下钱雨也绝不起床了。山村的夜晚是寂静的，也是寒冷的，雪还在无声地下着。旁晚时分，屋后的秋子娘敲着潘小贝的门，还轻声地喊道“知青，知青哦，快起来，到我屋头吃点饭再睡哦。”听见秋子娘的喊声，潘小贝腾的一下坐了起来，泪水不住地往外冒着。
秋子娘住在潘小贝的屋子后面的一个林盘里，她出身贫苦，好不容易吃上了米饭，她男人跪在伟人像面前以表谢恩，把自己吃的白米饭象征性地给恩人喂了一点，不料却被刚好闯进了的邻居看到，秋子爹手上的碗在慌忙之间掉在了地上，那人撒腿就跑，秋子爹就这样成了现反，不久死在狱里了。秋子娘独自带着不满周岁的秋子艰难过活，生产队的人见她孤儿寡母的，分柴总是在最远的，地也是最远的，潘小贝知道了，总是帮助秋子娘干点活儿，一来二去，秋子娘虽不会说什么，也总是想为这个女知青做点什么。
吃过晚饭，潘小贝从秋子家出来，地上的雪已经积上厚厚的一层了，草屋上被白雪覆盖了，这是以往没有的事情。她没有打手电，靠雪的反光足已经能看见路了，好在也不远。这一夜，潘小贝睡得很香甜。
第二天一早，门外的一片景象让她着实惊呆了，“好大的雪啊！”一个奇特的想法瞬间爬上心头——回家。对，今天回家。想到这儿她开始收拾东西，最后，从箱子里拿出一叠信来，还是班上几个同学毕业后分别下乡相互寄来的。烧了吧，反正要离开了。于是她蹲在门边一封封地烧着，最后只剩下一封信在她手上掂量了一下，却没有马上扔进火膛，而是收藏了起来。这是一封辗转来的信，信上只有一个地址，没有称呼，也没有落款，凭借直觉，潘小贝知道这是杜云涛写的。那时候男女生都不说话，临近毕业，就各奔东西了。杜云涛没上高中，要比潘小贝早下乡两年。要是不翻这些信，潘小贝早已把这些事情给忘记了。后来，潘小贝也曾尝试着给杜云涛写过回信，但都因地址不详给退了回来。
上午八点多钟左右，田坎上走来了一名军人，第一直觉告诉她，“这人是来接我的。”当军人走到晒场边缘的时候，竟径直朝潘小贝的住处走来。其实，来人潘小贝并不认识，有四十出头。“请问，您是来接我的吗？”潘小贝主动上前问着。
“潘小贝？对呀。”那人先是一个疑问，很快就肯定起来。潘小贝参军了，这个消息有点意外，至少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杜云涛回到乡下，更加不知所措了。他坐在门槛上点上一支烟只抽了一口就停住了，目光里充满哀伤，父亲的突然离世，他百思不得其解，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专家，一个用俄语跟专家对话的人就这样没了，烟一样的消散了，连一点痕迹也不曾留下。父亲最后的微笑始终在告诉他，父亲的事情一定是弄错了，一定会有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的！可是，这一天在哪儿啊？突然间，他感到指尖一阵疼痛，赶忙扔掉烟头，舔舔被烟蒂烧起泡的手指，左手捏着一只帕克打火机在手中摇晃着，迎着照射过来的阳光，一个身影突然闪现在他的脑海。潘小贝，这个有着和自己相同命运的人，她现在在哪儿呢？曾经让人转去的信也不知道她收到没有，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她能过得好些。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油然而生。
“娃儿，你又咋个喽？心头不安逸就搬个凳子出来晒晒太阳噻，都说太阳出了喜洋洋的哦。”肖婆婆的声音也越发苍老了。
“肖婆婆，知青在屋头没有？”从场院口走来一个年轻人喊到。
“哦，二娃子哦，啥子事情嘛？”肖婆婆招呼着来人。
“肖婆婆，公社的人喊我把这份通知书带给知青，他在不嘛？”
“哦，是好事情喽？”肖婆婆笑了，又转身朝着坐在门槛上抽烟的杜云涛说“娃儿，快出来，有好事情喽。”说着就把一封信交给了他。“快打开看看，我觉得是好事情。”
杜云涛把烟叼在嘴上，接过信拆开一看，信很长，中心意思是父亲的问题得到纠正，速请你尽快来交通厅报到。看完信，他仰天大笑，随即又嚎啕大哭。这可吓坏了肖婆婆，“娃儿，你咋个了嘛？不是好事情就不去，莫哭哦，莫哭哦。”说着忙用围裙为他擦拭着泪水。他顶替父亲当一名工人是好事，可他不愿意是用这种方式换来的。
杜云涛走的那天，天空飞起了细细密密的雨丝，他给肖婆婆把水缸里担满水，又把自己的柴火抱过来给老人码好，“肖婆婆，今年我还挣得些粮和钱，还没到结算的时候，到时候你就去领哈，我已经跟队上张会计说好了，他们晓得的。”
“娃儿，你不要给我了，我够了，年纪大了，吃不得了，也用不得啥子，你个人拿到吧。队上是可以提前支出的，你的情况特殊。”
“肖婆婆，你老人家留着吧，以后我就没得空给你老人家担水了，钱嘛，你留到慢慢用，也可以用它来请人帮你担水用哈。”他的这句话一说完，肖婆婆也不说话了，一个空落落的院子显得更加空旷起来，直到天色暗下来，两个人谁都没有点灯，便早早睡了。
鸡刚刚叫了头遍，杜云涛就翻身起来了，他想再最后给自己做顿饭吃，四年多的生活今天就要离开了，想起来顿时觉着有点舍不得。卯时二刻，他轻轻地推开房门，只想一个人悄悄地走，不要什么人来送。出了门，他又特意朝肖婆婆的那边看了看，一片安静，老人家一定还在休息，不打扰了，拉上房门，背上东西就朝坡上的路口走去。山村的早晨，淡淡的雾霭还没有散去，空气里透着清新，这是他所喜欢的。
转过一个弯就是岔口了，沿着岔口走下去，路边就是等车的地方了。时间还早，他放下东西休息休息，待车来了再拿起来也不迟。点上一支烟，朝身后的山坡望着，突然间，一个身影出现在坡上，她拄着棍子，一只手臂在空中摇晃着，有风从老人的身后而来，吹乱了她的白发，那身影仿佛高大起来，一道光芒环绕。老人依然在挥舞着手臂，直到看着他上了车，直到车走远，直到很多年后，那身影一直深深地镌刻在心中，存留在某一个瞬间的记忆格子里。他思惆着回成都去找找潘小贝，一定跟她好好聊聊，这种想法越发强烈起来。
山区的冬天时分寒冷，蒿草黄枯着，挂着冰凌霜雪。一想到要有一堆衣服要洗，自然会想起办公室里流传的一个句话：在四川，在四川山区，冬天早晨起床那就是一场斗争。好不容易盼来一个礼拜天，人们都想多睡会儿，窗外拾荒者勤奋的吆喝声歌谣般的唱开了，“哪个有鸡毛、鹅毛、鸭毛、肉骨头、烂布巾巾烂棉花、玻璃瓶瓶儿、牙膏皮快拿出来卖哦！”
想着还有一堆衣服要洗，李牧烨和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一样，端上一个大盆，高高地挽起袖子，憋足劲地大声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便一下把手伸到水中洗一会，又赶快拿出来，看着冻红的双臂，笑着“斗争真的来了。”
生活区的澡堂每星期开放一次，淋浴和大池都是很不错的，麻柳村的人也常常来洗澡。夏天到了，澡堂也关闭了。人们在这里已经适应了，最开心的还是每周六晚上的坝坝电影，天气好不好都是那么多人。各家也早早地抬着凳子占上了位子，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看电影，到处都能听到“喳喳”的嗑声。盛夏的一天，《五朵金花》着实让人着迷，不料天上大雨滂沱，地上积水一片，人们打着雨伞，把脚抬得老高，仍然看得滋滋有味。冬天太冷，李牧烨和钟小化有了一个约定，不管放什么好看的电影，只能一人去看，另一个在家带孩子，轮着来。
李牧烨和妻子钟小化住在一套十八平米带厨房新房子，床和桌子都厂里的，自己也没什麽家具，两口子带着女儿倒也不觉得拥挤。星期天照样要去赶场，弄点好吃的犒劳犒劳自己，遇到天气好的礼拜天，田坎山坡都会有他们的身影，赏菜花，感叹田野一片金黄，清香扑鼻；到河西水库郊游，辽阔的水面碧波荡漾，也有不少专心垂钓的人们；爬上山顶可见葱茏的山林，残破的庙宇，简陋的农户，还有稀稀落落的牡丹。李牧烨把三岁多的女儿搭在肩上，不到两千米的峰顶，刚爬到一半，早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
“孩子发烧了”给孩子吃了药观察一下，钟小化还不时地用水混着酒精给她敷额头和手心脚心进行物理降温。下午注射了青霉素，到了凌晨点多钟，温度又上来了。李牧烨突然发现女儿弓着腰，双手抱在胸前，全身不停地抽搐，他吓得大叫起来，钟小化闻声大喊“青霉素过敏！”这才急忙穿上衣服用小棉被裹着孩子，抱着就往厂医院跑。到了医院李牧烨一边用脚踢着门，一边喊着医生。值班医生一听说是青霉素过敏，披了一件棉大衣迅速起来了，手脚麻利地给孩子注射了肾上腺素。不多一会，看着女儿平静下来，还不停地冒着虚汗，原本提着的心才稍稍放了下来。
送孩子上成都看病，李牧烨头天晚上就得去排队买票。职工和家属差不多有三千人，全厂只有一辆客车，座位只有四十多个，车票十分紧张。听说要送孩子去看病，售票员还是给了很大的人情让出一张票来，钟小化带着孩子坐客车。听说还有货车去成都，不少人都往车廂里爬，李牧烨也跟着爬了上去，不料，货车在开到堰口的铁路道口时，意外与火车相撞，货车车廂里的十多个人被撞得满天飞，好几个人受重伤，当场死亡了一个，伤员的手表、皮鞋也被当地的农民乘机掠走。亏得一辆军车路过，才把伤员紧急送往成都三医院抢救。佟帆启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往出事地点，看到惨不忍睹的场面，佟帆启老泪纵横。死亡的人员随后埋葬在后坡的那块地上，与几个先期安葬的同事在另一个世界做了伴。
钟小化到成都后，带着孩子看完病也不见李牧烨的踪影，只得独自带着孩子返回，回来才知道货车与火车相撞，李牧烨重伤住在成都三医院。正在她着急万分的时候，佟帆启带着人慰问每一个伤员家属，她才得知了丈夫的伤势。按照厂的安排，又分别派车到医院看望，钟小化才看到腿部骨折的丈夫，比起其他人来说，他已经是幸运的了。
艰苦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人们，节俭风行一时。别小看工程师、技术人员都是只会做设计的书呆子，要是一看到杀鸡鸭兔熟练的程度，会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他们。李牧烨把杀好的活物拿到开水房去浸烫后把毛去净，甚至可以在没有自来水时把鸡开膛取腹，做得干净利落。鸡肠舍不得扔掉，把它破开洗净和着杂碎炒出一道美味的鸡杂，也是很下饭的。除夕天一大早到有石磨的地方去推磨做汤圆粉，保证大年初一早上能吃上汤圆。偌大的磨盘要人工推着一圈圈地走，推一次汤圆粉相当于走了好多里地。赶场买猪肉，再到屠宰场去守候买肠衣，回来兑上佐料一拌，用自制的灌肠机上灌香肠，这就是人们的年。
把鸡毛、肉骨头和废旧东西攒起来等待拾荒的人来，抄起电烙铁补烂瓷盆和塑料鞋，破旧的衣服撕成条扎拖布，发面蒸包子馒头，用粉笔当石膏点豆花，萝卜皮泡的菜味道别致，用网抓麻雀，一次也得有好几十只。公用厨房里经常有老鼠出没，几家人一合计，关上门窗打，一下子打死了七八只，剥皮开膛放在锅里煮熟，用手提着腿就吃，男人们吃得很香，女人们吓得哇哇大叫着直跑，这就是最接地气的人间烟火。
李牧烨的家庭和其他年轻家庭没多大区别，共同一点就是有家没底，钱靠一点点挣，也得靠一点点攒。老话说得好：男人无家财无主，其实也不然。一次，李牧烨奉妻子之命到粮店去买米，不知不觉却走进了书店，一本向往以久的《现代汉语词典》让他挪不开步，毫不犹豫买下就回家了，买米的事情却去了爪哇国。回家后被一顿数落，这事让他们总结出了一条经验，每月发工资后，先拿一半放在一个信封里，用订书机订起来，到下半月再开封。后来，这条经验居然得到了推广。再后来，又有人总结出了一条更新的经验：把当月工资分成三份，一份是必须用的，一份是应急用的，一份存起来。都说家是一艘船，每一次积攒就可以做一个船钉，日积月累才能形成船。
一九七六年四月，到处都传来了将要发生大地震的消息，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人们开始揣揣不安。随着时间的推移，气氛也越来越紧张，从外面出差回来的人说，哪的地面突然鼓了起来，哪的田野里自然地出现了一个大坑，弄得人心惶惶。厂里的宿舍是砖木结构或预制板搭建的，根本不具有抗震能力，一旦出现较强地震，必定垮塌无疑。六月又传来消息，成都的一些厂矿开始走人，厂里也有一些人陆陆续续借故请假回家。
六月下旬的一个早上，车间已基本上无人上班，一群一群的人背着挎着大大小小的包袱，灯光球场和宿舍区的路上都是惶惶奔走的人群。佟帆启跑到广播室喊话，劝告大家不要离开工厂，却无济于事。一时间，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骤然空空荡荡，唯有他那厚重的声音在久久回荡，显得气氛更加凝重和凄凉。
该走的人都走了，一千职工的厂最后只留下了两百多人，整个宿舍区顿时显得十分空旷。李牧烨没有走，他和妻子商量一定要坚守，不管发生什么。这天接近中午时，留下的人寻找出一块较平的坝子开始着手搭建地震棚，挖坑的搭棚的，运材料的，干得十分卖劲。天气十分闷热，人人满身是汗，又累又饿精疲力竭，却没人提出要休息一会，一直干到晚上才基本结束。在性命攸关的时刻，人往往能迸发出超极限的力量去承受起这巨大的劳累与痛苦。
入夜时分，李牧烨和冉良两家人都住进了亲手搭建的油毛毡棚子，李牧烨还把家里最值钱的一台处理缝纫机摆放在床头处，遭来冉良的一阵嘲笑。佟帆启带领留下的人又陆续在灯光球场搭了一大片地震棚，以方便没有出走的职工回来使用。地震棚里，一间间床紧挨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混住在一起，一家挨着一家，互相间只隔着蚊帐，过上了别样的集体生活。佟帆启稳如泰山，一直在家居住，任凭谁劝都不动摇，定海神针一般。一个多月过去了，正是他的行动稳定着人心，也稳定着工厂。
这一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五月云南西部先后发生两次强烈地震。七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整个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十月几百万群众又一次涌向天安门广场，欢欣鼓舞迎接“第二次解放”。这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华夏文明博大精深，居然有一个词叫“央”，意味深长。未央，其含义应该是未到中间。若爬上山顶，接下来的路就是下坡了。读词尚且如此，读世间万物也应如此。
三线军工厂大多经历过建厂创业初期的仿制产品到利用科研院所成果将产品转移到工厂生产，或同科研院所联合开发产品，再到工厂自主研发产品几个重要阶段，产品也从单一发展到系列，形成了批量生产。为此，那些为此付出劳动的人们是功不可没的，荣誉的奖杯承载着几代人的汗水和泪水。
出战一款新机器，一心想着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的李牧烨，信心百倍。产品是由国内一流科研机构设计，由留苏学者及有着十多年设计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组成强大的阵容，这让他感到自己肩上的任务重大而又光荣，更有了鱼儿回归大海之感。诚然，与李牧烨有同样感觉的绝非他一人。
任征程也是组员之一，她出生在苏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亲眼目睹过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痛，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没有战争。随着解放的呼声，她毅然决然地报考了军事政治大学，表示出不怕艰苦和立志参军的决心，从此便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乡，走上革命的道路。从苏联学成归来留京工作，又从北京到了四川，几十年匆匆别过，离家三十年回家探亲时，母亲到车站接她，却不知竟是“少壮离家老大归，母女相对不相识。试问家父今安在？一捧黄土掩灵魂。”
回到家，母亲小心翼翼地从衣柜里取出一只没纳完的鞋底，指着上面的一张字条给她看，“囡囡未完成”。三十年啊！看不到女儿，就看看女儿亲手做的鞋底。尽管她每月都寄钱给母亲，但终究不能代替母女之间的深厚感情和天伦之乐。相聚总是短暂的，很快返川的日子到了，母亲执意要到车站送女儿，竟也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待她离休再次返家时，母亲早已风烛残年，离别时不忍面对说声再见，只悄悄地离开，竟成永别。
任征程担任新产品设计的组长，运动整整搞了十年，一个黄金时代就这样被蹉跎了，十多年前学的电子管和晶体管放大电路早已陈旧，知识要不断更新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这真是别无选择！只有快马加鞭，一面复习以前的功课，夯实基础，一面学习新的知识，适应和做好岗位工作。争分夺秒，废寝忘食成为了全组成员的实际行动。
为了能查阅国外的资料，李牧烨还在工余时间里学开来了英语，请人做了一块小黑板，每天都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单词，晚上睡前读几遍，早上起床又读几遍。到外地出差也一定要带上专业英语书和英汉字典，火车上可读。有一天晚上，副厂长有事来家里找他，看到正在高声朗读英语的李牧烨连连称赞道“人与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业余时间了，你这是在与时间赛跑啊！”
这部新机器有九百多个集成电路，逻辑关系非常复杂，分布在二十多个插件板上，插件板之间，有好几百根导线相接，加上电源，大小就像一个小衣橱。线路上主要用的是集成电路，还有好多三极管。几个月的恶补，给李牧烨带来不小的帮助。弄清楚了新机器的要点及自动控制和同步等逻辑关系，便深入地向它的设计原理探索。样机进入调试时，出现的问题不少，主要出在元器材的质量上，只要一开机，准得坏掉几个集成块，或者是用不了几次，集成块的密封盖就掉了。根据机器的表征，准确地找出故障并把它排除，直到正常工作，一段时间下来，处理各种故障的能力增强了不少。李牧烨每上一次机处理问题都会详细地作好记录，分析它的原理，在机器的一百多个关键点位上记录了它的波形，同事们打趣地说“李牧烨，你记下的是一个个耀眼的火花啊！”
没过多久，李牧烨的能力已经不再是全组最后，就连新调来的副总工程师也把机器中逻辑关系最复杂的“同步”部分交给了他，并指定他撰写整机调试说明。
设计小组人员都有明确的职责范围，把各自负责的插件板调试正常，再上整机联调，铆足了劲儿，一定要成功。李牧烨干脆把调试仪器搬到了装配车间，铺开摊子就干。“嗨，李牧烨，平时可没见你到车间自己调试的，这角色转换的可叫快啊！”这话里透着风凉和惊讶。“哎，归队就要有归队的样儿，这叫站在这山就唱这山的歌哦。”又有人补充着。李牧烨哪里有时间理会这些。
几个月的辛勤，终于胜利竣工，园满的喜悦挂在每个人的脸上。都说学工的辛苦，这话不假，除了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以外，还要靠团队的整体团结，协同作战方能完成，快乐深藏在被攻克的道道难关里，这是常人所不能体会到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当代工业史上，军工企业经历了一个规模空前的重大转折时期。从一九六零年以来，在横贯四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三线企业的路似乎走到了尽头。
作为三线军工企业的619厂，也在这种震荡中煎熬。一九八零年，619与所有的军工企业一样，骤然被全面推向市场，全厂两千多名员工需要自己找饭吃了，有限的军品和未成气候的民品，满足不了企业的生存。怎么办？企业的前途在哪里？人们满眼茫然。
随着新机器的完成，工厂得到了军工企业应该大上民品的指示，成都东郊一些厂也不断地传来军转民的消息，设计小组的几人又跃跃欲试了，想大干一场。
“让自己找米下锅，我们听见了时代的步伐，人家能找，我们也能。”一场讨论正在热烈展开着，王祥书首先发言。“找米下锅，我们做什么？”另一个组员问到。
“有的厂生产洗衣机、电风扇、电冰箱什么的，我们也可以啊。”
“还是要结合我们自己的特点来生产比较稳当，如同田忌赛马，不能用自己的短项去与别人的长项相比。”
“我听刘安生说，他调到成都的那个厂在研制热水器，我们也找点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产品，这样才能有市场。”李牧烨说。
“对，结合市场是关键。”王祥书说。
“可是，那么多年来，我们都在这个地方，市场是什么样的？我们可是两眼一抹黑啊！”又有人说。
“说了这么多，不如去看看。”有人提议。“对，应该去看看，至少到成都去看看。”这一提议得到了全组人员一致同意。
“李牧烨，你成都的同学多，东郊好几个厂都有，我们也去取取经啊。”
“要不，王祥书和李牧烨一起到成都看看，回来我们也好有数。”有人提议，不料被一致通过了。
从成都西门车站出来，俩人便直奔东面而去。宽广的马路，过去的菜地上已经有了很多建筑，几年没来，成都也在发生着变化。先后看了东郊的几个厂，又询问了一些老同学，洗衣机、电冰箱、抽油烟机、电风扇、自行车等等，都是老百姓急待解放家庭劳动的产品，销路还算不错。最后李牧烨找到刘安生，此时的他已经是副厂长了，主抓民品生产，找到热水器的项目，改变人们生活习惯首先得改变观念，才能让人们在提高生活品质上进一步。临别前，刘安生也给予了他们一些参考和建设性的意见，这让他们倍受鼓舞。士气可鼓不可泄，尤其是在工厂走到一个紧要关头。
返程途中，王祥书和李牧烨商量起来，“看看我们生产收音机或者是收录机怎么样？”李牧烨说。
“我看不错，这或许正是我们厂的强项。如果可以，赶紧报方案给所领导，所领导还要上报给总工程师，再上报计划科，等项目批下来且得等一些时日了。”王祥书说。
回厂后不久，项目真的是通过了，申报环节也得一步步走，经过多层手续到最后批准做样机，小半年的时间就要过去了，大家一边着手准备，一边在焦急的等待着。这之前，也有运用于水泥厂的电子皮带秤、水利工程的水位速传机等几个项目先后立项，都因市场销路不好而停止。所以这次的申报，厂里格外重视。
得到计划科大力支持后，王祥书工作热情一下子高涨了起来，经研究决定，设计一个中波波段收音的音响产品，王祥书任主持设计师，负责音响部分，李牧烨配合他设计收音部分。找来了参考线路，买来有关的元器件干了起来。单波段单声道的收放音响机，有着八十公分高的连体音箱，样机出得很顺利，产品只生产了五十台，这是李牧烨独立从事电子产品设计的最初尝试。
为了适应民品生产，厂里对设计科室进行整合，在所里组建民品设计室。设计人员大多愿意从事军品，因为绝大部分军品都是由部里有关院所研制出样机后交付到厂里生产的。技术人员接了产品后，主要是熟悉它的原理，完成生产它的各种技术准备，总装后调试出厂，做好售后服务。再则是军品的技术含量高，容易获得各种科学技术奖项，机组成员人人有分不说，对以后职称评定，奖励及退休待遇上都极其有利。对于大众化的民用产品，可靠性、外观和信价比要求很高，尤其是一上批量，国产元器件质量太差，工厂生产工艺落后，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层出不穷，技术人员付出的劳动是巨大的。民品既要跟上市场的变化，又要更新换代快，设计任务繁重。想要调配技术人员去从事民品研制，思想工作难度很大。
三月的一天，李牧烨刚上班，有人通知他说所领导有请，到了所办，所长马东域和党支部书记冯玉鹏客客气气地请他坐，“牧烨，你是个设计师，也是个懂美术的，是设计师的队伍里很难找的人才，也是搞民品最适合的人选。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想听听你本人的意见。”冯玉鹏说。
“我服从组织分配。”李牧烨毫不犹豫地回答让二位领导有些意外。
“想不到几句话，你这么快就同意了。”冯书记大为惊讶。
设计所的民品研究室很快成立了，主要从事音响产品的设计，室主任是一九六二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曹健邺，副主任是王祥书，全组清一色学电子的毕业生，李牧烨是资历最浅的一个。每个人都承担着设计一种收音机的任务，有一波段两波段的，有台式电子管的，有便携式晶体管的，还有袖珍机。
设计一个产品，不仅要做出样机，还要懂得国家标准和测试方法，更要学会各种测试仪表的使用，这是一个全面掌握知识和考验动手能力的综合过程，对于刚接触无线电接收产品的李牧烨来说，压力是巨大的。尤其是学习测试方法，则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不知是哪一位学者写成的收音机部标测试方法，语言晦涩难懂，简直就像在读天书。只有初步掌握了测试方法和仪表使用，才能体会出它的含义。他一边向老同志请教，一边努力学习，逐字逐句的体会，反复摸索，尽力搞清楚它的原理，直到熟练地掌握了它。
看起来收音机很简单，但要达到部颁标准的各项要求，进行顺畅的批量生产，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电和声的指标就有二十多个，还有好些指标是相互矛盾的，一种高了，另一种就会低；指标太高会带来机器产生异常，太低又达不到部颁标准，这就要求把各项指标做到恰到好处，既要高于标准，还要有充分的裕量。可靠性也是很重要的，整机小批量生产出来后，要按部标经过高温低温、振动冲击和安全等例行试验，这对机器电气、结构，包装的设计、元器件选用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然后才是性价比、性能要好，功能要多，成本要低，才能被市场所接受。搞军品的人说，选用的是最好的元器件，而对于民品来说是根本行不通的。然后是一致性，产品出来后，一定要经得起批量生产的考验，这对设计生产工艺的合理性，元器件的一致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此看来，这就是一项工作量巨大的综合性设计工程。
民品室规划的产品比较齐全，曹健邺把代号为B的产品分给李牧烨，他没有任何犹豫便接下了。但令李牧烨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产品有一个极难达到的“短波机振”的指标，机振产生时，产品发出的啸叫声在一定情况下影响收听，这竟是全国各收音机厂家普遍遇到的难题，连一些在全国发行的《无线电》杂志上发表有关抑制机振学术论文的专家，在实际工作中对这项指标的改善也无能为力。
选好线路之后，李牧烨开始制作电子线路板，先在座标纸上排好版，并在敷铜泊板上按排板打好各元件孔，用木炭磨去氧化层后，在板上用红丹粉画出布线，再用三氯化铁溶液进行腐蚀，他在表面处理车间劳动时学到的东西派上了用场。印制板做成后，把各种电子元件和接线焊好，可以加电调试，并测试指标。
B收音机的五部样机制作出来后，竟有四部机器短波机振不合格。李牧烨一下子为难了，提出了多种方案，做了大量的实验，增加机壳厚度、降低本振电压和短波灵敏度、减少变频级的电流，改变双连可变电容的安装角度、用蜡密封高频端的元器件等，机振的情况却没能明显改善。李牧烨努力让自己静下心来，反复琢磨着，经过仔细分析，初步认定了是双连可变电容的问题。全国生产双连的厂家都没有抗机振这项标准，更没有如何筛选能抗机振的双连的方法，只能在减振上想办法了。想到这儿，李牧烨决定试试，他先在固定印制电路板的四个孔上加上橡皮垫圈，特制了一种既能固定电路板又对它压得不死的螺钉。结果，奇迹真的出现了，每台机器的机振指标一下提高了5分贝以上，完全达到了部标要求。自己日思夜想问题总算解决了，这一个多月的加班奋战也是值得的。是年年初，代号B开始小批量投产，李牧烨跟班参加例行试验及试听试验，到生产车间现场摸清存在的问题，两百部安然无恙。在厂里下达了当年生产八万部的任务后，他把自己的全部仪器再次搬到车间，新一轮的坚守开始了，想要生产顺利畅通，现场解决技术问题很是关键。紧接着厂里下达了以国家三级机为依据，设计代号B1收音机的任务，准备参加全国和四川省收音机评比。
代号B机初战告捷，李牧烨信心十足。此时正是新的部颁标实施之时，难度比以前大大提高，有几个主要指标还必须进行考核。他需要立即调整思路，决定对代号B进行了大幅度改进。有了前面的经验，再是日夜兼程，也才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不仅一百多个指标全部达到优质水平，就连考核抑制强信号堵塞的“最大信号输入电平”的达标，这是他在克服机振后攻克的第二大难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没有跬步的跨出，就没有办法到达千里之外；不积累小河溪流，就没有办法汇成江河湖海。艰苦的工作正是在反反复复中得到充实、丰富和完善。
设计所的门被轻轻推开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前早就被围得水泄不通，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决赛即将开始，所有的人都为中国队七战七捷而感到高兴，同时也期待着中国队获得最后的胜利。没谁注意推门进来的是冯玉鹏书记，为看这场球，大家豁出去了，宁可被领导批评，也不愿回办公室工作。冯玉鹏只是在门口站了一会，并没有惊动大家看球赛，他理解此刻人们的心情，主动回避了。
“老马，今天这场球可是关键啊，”冯玉鹏说。
“要是这场赢了，中国女排就是打遍世界了。”马东域说。
“我刚才去转了一圈，几乎都在看比赛。”冯玉鹏说。
“就没一个人干活儿啦？”马东域说。
“民品室还有一个在干活的。”还没等冯玉鹏说完，俩人便异口同声地说到，“李牧烨。”然后大笑起来。
“你还别说，只有李牧烨还在鼓捣他的机器呢。当初组建民品组的时候，他的业务能力并不算好，倒是他的专研劲头还是值得很多人学习的。”冯玉鹏说。
“他这几次解决技术问题也是可圈可点的嘛。”马东域说。
看球赛的人堆里发出阵阵叫好声，完全忽略了此时正是上班时间。
当年秋天，李牧烨和几个设计师带着自己设计的收音机，分别到收听效果很差的攀枝花和峨眉山去试听，效果不错。为了测试和改进声性能，李牧烨和同小组的两个人一起多次出差到宜宾电声厂，这里是四川省唯一一家消声能室进行测试。
下火车已是傍晚，饥渴难耐，酷暑难当，汗水把衬衫死死地粘在身上，一头尘土，逃难一般。真想找个地方洗一个澡，再喝上一碗粥，那便是人间极大美事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招待所，一阵清洗，穿戴整齐去满足喝粥的愿望，结果大失所望，只能在门口的一家小食店凑合的一顿，把剩下的一点菜，让老板拿了个大碗倒上开水，狠狠喝了一大碗汤。
从招待所到电声厂，要经过江上的大铁索桥，每天清晨都要步行过桥，总能与靠江的一条街上一些担粪的农民相遇，一不小心，身上就会被过往的担粪人洒出来的粪尿溅上。他顾不得许多，还宽慰着自己说“臭就臭吧，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啊。”消声室主任老王对李牧烨非常客气，无偿对他设计的改进声性能方案进行了各种测试。连续工作了几天，做了大量的实验，对声指标中的频率响应、声压系数和谐波失真有了深刻的认识，对改善声性能的措施已十分清楚。
紧接着的B2收音机设计，不仅在B优良指标的基础上精雕细琢，锦上添花，而且更偏重实用和市场需求。之前B短波高低端灵敏度差别大，低端达到指标，高端的灵敏度会过高，易产生自激。重新设计线路。采取多种措施，他在变频级的设计上花了大力气，不仅大大地降低了这一矛盾，使整机灵敏度和几个短波高端指标有了明显改善，而且使生产线上的调试也十分顺畅快捷。
在实用性上，增加了拉杆天线，采用了交直流两用。考虑到农村电压不稳的特点，设计了一个稳压电路，在220v的交流电压下降到150v时也能正常收听。用双喇叭同相位设计，以改善声性能。赵铭宇和李牧烨是老搭档，四年前在宣传组画画时，他俩就成了好朋友。这下李牧烨担任电路设计，赵铭宇担任结构设计，互相配合得非常默契。赵铭宇不仅设计出了漂亮的外观，对李牧烨提出的机壳要求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满足。为了更准确地进行技术摸底，李牧烨把B2样机的制作数量增加到十部，又发现了一致性中的一些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为以后的批量生产提前扫清了障碍。在B2机设计定型时，设计所在原来六元奖金的基础上，给李牧烨增加了一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国产电子元件，质量不容乐观，不仅寿命短做工粗糙，而且一致性和可焊性都非常差，设计人员不得不花很多精力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了使成千上万的收音机批量生产得顺畅，大家动了不少脑筋。李牧烨设计制作了六种等效测试仪，对各种元器件进行筛选，由于数量多又急切要用，厂里只得发动“五七”连里有很多没有正式工作的职工家属子女帮助，他们还把元器件和焊锡锅带回家，发动全家老小，刮掉氧化层后烫锡。
每一种机器上线投产前，设计人员都要到车间去讲课。不仅给车间技术人员和调试修理人员讲，还给供应处的采购人员讲，有时从部队讲到四川省各区县收音机维修人员，开设培训班，让更多的人了解产品，从而更好地使用产品。一个夏天，一封来自南部县农村的信引起了厂里的重视，一个农村女孩在信里说自己是一个家经济十分困难的学生，渴望学习想英语，省衣节食买了一部B2收音机，不曾想有着严重的质量问题，并感到非常气愤，要求退货并给予赔偿。厂里很快派出由负责民品的副厂长、销售科长和设计师组成的走访小分队专程前往，经过三台、盐亭等贫困县，整整坐了一天的车，旁晚时分才到南部县的一个小镇，按照女孩子所留地址，又步行了好几里山路，终于找到了她家。听她叙述了故障后，李牧烨立即给她全面地检查了收音机，原来她把短波漂移现象误认为是故障，到县里去送修，被修理的人调大了第二级的工作电流，反而出现了其它毛病。李牧烨只得给她详细地讲了无线电波的传播原理，重新调好了机器，女孩感动地说不出话来，周围的农户见此情况，纷纷要求当场买厂的产品，这让走访小分队的感到，销售产品还得先做好人才是。
B2在四川省首届收音机评比中获同类产品第一名；同年，在全国第七届收音机评比中获三等奖，全国的几家无线电杂志上都刊登了获奖名单。在当年全厂年终总结大会上，尹嘉良厂长在工作报告中把B2收音机所取得的成绩放在了第一位进行总结，厂宣传队还把女孩子的来信的事情编成短剧演出，在全厂职工中产生不小的反响，让别人了解我们还是要从我们自己做起。
B2收音机投放市场后十分看好，到年底，投产量已达九万多台，为工厂取得了第一个生产合格证，经四川省电子厅认定为“一等品”，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被工厂列为长线生产产品。有的销售人员年底也拿到了几百元的奖金。
建厂不到十五年，建成了一条年产十五万部能力的民品生产线，被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列为生产收音机定点厂，也被《成都市志》载入史册。
“嗨，待会李牧烨来，我们就让他请客哈”民品组的一个人说着，“对，是应该让他请客”另一个也附和着。王祥书在一旁打起抱不平来，“为什么要他请客？”
“他得了三十块钱奖金啊。”那人反驳着。
“你们这些人啊，光是看到别人拿奖金的时候，怎么就没看到别人劳动的时候呢？”王祥书说完无力地摇了摇头。
正说得热闹，李牧烨走了进来，起初说话的人顿时哑然了。过了好一会，还是有人忍不住捅着王祥书，让他说，“我可不去说，要说你们自己说。”说着走了。
那人还是忍不住，走到李牧烨身边大声说到“我们设计师得了奖金该不该请客啊？大伙说。”
听到这一声，所有人的目光非常整齐地投了过来。李牧烨并不知道在他进门前大家的议论，愣了一下，马上从兜里拿出十块钱放在桌子上说，“是该请客，去买点什么大家热闹一下吧。”
那人见摆在桌上的钱，一把薅过钱，邀约着几个一窜地出了们，不多时，一大包瓜子花生糖果散落在桌上了。正当大家吃得香，门被推开了，一个摄影师进来，径直地走到李牧烨身边，“李老师，您已经是连续两年被评为厂级先进了，要拍一张照片放在宣传橱窗里，您看……”摄影师十分客气地把李牧烨请到门外拍照片去了，屋里又说开了，“听见没，连续两年的厂先进哦。”
“两年又怎么了？”
“哦，你还不晓得，连续两年就要升一级工资，一级哦”说着还伸出食指比划着。
“升一级？那不是跟中干平起平坐了。”
“放心，不会那么顺利的。”一直坐在角落里的一个中年胖子终于说话了。
“他是副厂长的舅子，说话可是管用的。”旁边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人说着。“我听说马上就要职称考试了，总不至于什么好处都落到一个人身上吧。”
王祥书推门进来，拿着一份文件和一些表格，对大家说“厂里要开展职称评定工作了，文件大家传阅一下，符合条件的请尽快把表填好，我好统一交上去。”
“看看，我说什么来着。”有人小声嘀咕着。
全厂技术人员得知评定职称的消息后都纷纷写申请，唯有李牧烨放弃了。“牧烨，这次机会你怎么放弃了？人家争都来不及呢。”王祥书说。
“我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了，你又不是没看着。”
“该争取的一定是要争取的。”
“我自己归队时间短，与在技术岗位上工作了十几年的同学相比，觉得自己自愧不如。还是放弃吧，等下次再说。”李牧烨说。
“下次？下次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呢，你呀。”王祥书感到有些惋惜。殊不知，这次的职称评定由于资历的原因，刚好与他们这两届毕业生无缘，只好等待来年。
李牧烨是个心里有数的人，是你的不用你争，不是你的争也没用，只要好好工作，机会总是有的。事情果然朝着逐步正规的方向在发展，第二年秋天职称工作再次展开，晋升工程师的标准明显比上一年严格了，要求申请人要具有本科学历或中专学历且具有多年工作经历以外，还有通过英语考试合格，最后还要通过答辩。李牧烨填写完申请却有点发怵了，以前在学校学习的是俄语，英语考试还真是一大障碍呢。“牧烨，这次填报没有？”冯玉鹏关切地问到。
“书记，申请填报了，但是英语一般应付还马马虎虎，要是考试估计有难度。”李牧烨说。
“不要怕，我是一直相信你的，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考试，其他就不用惦记了。”冯书记说着，温暖的大手在他的肩头拍着，仿佛一种嘱托落在了下来，丝毫不亚于设计产品和攻克难关。
正在大家抓紧一切时间复习，做着考试和答辩前的准备时，英语模拟考试开始了，考题是翻译一篇关于通信的资料。一看标题，李牧烨觉得有点懵，转念一想，先不管它，先从正文翻译着手，翻译了两段以后，内容大致清楚了，再回过头来翻译题目，很快就答完了。他抬起头来扫看一下四周，有的人还纠结在标题不得前行，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交了卷走出了考场，感到正式考试有信心了。离正式考试还有十多天，努力一把还是没问题的。
初冬的一天上午，晋升工程师的英语开卷考试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正式进行，考题是翻译一篇从国外电子杂志上选来的英语学术论文。人事科副科长林时域临场负责组织领导，监考的是技术部门的几位中层干部，还有两行起义的英语水平很高的老工程师。他搬来的五、六本英华字典，摞了好高。会议室的三张大桌子前坐满了人，气氛十分紧张和凝重，听得见笔在纸上走时留下的声响。拿到考题通篇看了一遍，李牧烨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考题并不算难，绝大多数单词自己都认识，比模拟考试要轻松了些。两个小时左右，李牧烨就和同班同学季登奎按时交卷了。
第二天，林时域迫不及待地找到李牧烨，把告诉考试的情况对他说了一遍，“大多数人都交卷了，竟管不少人超过了一、两个小时。最后剩下的几个人，硬是憋不出来。中午，家里人送来了饭在考场上吃，再接着考。一直到下午快下班了，我拿着你们的译文读给他们听，有的人这样也写得慢；最后干脆给他们抄。哎，还是放他们一马吧。”他叹了一口气说着。这么多年都没有好好工作学习了，这也是实际情况。
几天后，曾在清华大学当过教师的厂总工程师梅捷巳组织技术科室的领导和技术尖子，组成委员会对参考人员进行答辩。李牧烨把自己写的关于无线电接收方面的论文进行宣读后，总工开始拿着厚厚的一本电子线路书，不断地翻阅并向他提问。前面的问题都回答的还好，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时，总工问到“这款微型收音机为什么耗电量大？”
李牧烨拿起笔，在纸上画出了那款机型设计的各级方框图，然后指着草图说“标出每级的初始耗电，最后指出它的问题是使用的元件不合适，初始电流大。”考官们频频点头。第二天上午快下班时，林时域又来电话了，“通过了！”听他那高兴的样子，好像是他通过了考试似的。
过完春节一上班，李牧烨接任民品设计室主任工作，在全厂两百多技术人员中，有五人获得了“科技成果特等奖”，破例晋升了一级工资。李牧烨脱颖而出，跻身于这五人中，工资比一般的技术人员高出一级，相当于中层领导干部的工资水平。当他从广州出差回来后，新一届的大学生分配到位，一位四川大学的高才生王璞璋成了他的徒弟。
王璞璋的到来，让所有人眼前一亮，一身铁灰色卡基布外套平整而光亮，皮鞋说不上名牌，却也是外上线最时尚的那种，短平快的头发打理的一丝不苟，一幅金丝边眼睛呈现出旧时知识分子的味道，米色的风衣常常笼罩着高高的个子，走到哪儿都是最扎眼的。他的装扮似乎跟临近的麻柳村这个地方极其不相称，怀疑的目光比比皆是。直到一次外事谈判，他作为翻译，流利的英语与外国军方人士对答如流，令所有的人瞠目结舌，王璞璋的名字也因此在厂里家喻户晓起来。
李牧烨办公桌上的电话一时间竟然成了热线，最先打来电话的是林时域，“牧烨，你这个徒弟还真不错，听说还是很有才学的，是不是啊？”
李牧烨的回答是肯定的，听林时域是话中有话，忙问到“你是不是觉得他的穿着有点不合时宜，不那么像一个搞技术工作的？”
听筒那边发出一阵阵尴尬的笑声，“我开始也是这么看的，毕竟我们在这儿生活的时间太久了，对于外界了解得太少了。不过，不要以貌取人嘛。你要是觉得好，不如我们再看看？”
“再看看？”林时域迟疑了一下，继而又说“不用再看看了，厂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了解，青年女工、我们的子女，不知道有多少都在盯着新分来的人哪，要是能成为我的乘龙快婿，我可要好好谢谢你啊！”说完放下电话，那一串笑声还在耳边回响着。他走到王璞璋身边，犹豫了半天，还是弱弱地问了一句“璞璋，你的个人问题怎么样了？”
“个人问题？”王璞璋被师傅这么一问有点惊异，而这种惊异只在脸上短短待了两秒就消失了，“师傅，我刚来，还是好好工作吧，至于……以后再说吧。”说道这儿，一缕哀愁淡淡地掠过，父亲的问题虽然已经达到解决，但那段伤痛却是在他的心里留下了一道很难抹去的疤，更巧的是，在他父母的问题得到落实以后，已调回上海了，只要他不说，没人知道他是白珂的儿子。对于那段往事，他并不想提起，更不想在这里成为谁家的女婿。可是阴差阳错，第一批恢复高考后的毕业生，他竟分配到了父母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璞璋，看年龄你也应该是当过知青的那一批考上大学的，不容易啊，早点安定下来，对工作还是很有利的。”李牧烨说这番话的时候，倒挺像父辈的。王璞璋听师父这么一说，却没有再说什么。很快，林时域得到了这一消息，决定做做女儿的工作，让她去试试。
单从王璞璋的外表上看，也会让好多人望而却步。过了几个月，随着王璞璋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开始慢慢改变的时候，保卫科长戚剑峰找到李牧烨，也想让他帮助说和自己女儿的亲事，得到李牧烨的回答后，戚剑峰把脸一沉，泱泱不快地离开了，嘴里嘀咕着什么，李牧烨是一句也没听见。
麻柳村，一个在中国版图上连标记都找不到的地方，只要有风从外面来，总能掀起一阵阵波澜。
“西湖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去了就等于看见了天堂。”
“广州比西湖不知道要时尚多少倍。”
“上海的南京路可繁华了，去了恐怕找不到路，找个公共厕所那真是太难了，上个厕所还要给两分钱。”
“北京可大了，坐上公共汽车就可以到处转转了，只是售票员报站名无法听懂，一串话就像一直堆放在喉咙里似的，等你听清楚了，要下的站又过了。嗨，不过北京烤鸭倒是挺好吃的。”一旦有人出差回来，总有围在一起吹上一阵子，即使是去趟成都，也能不断传来人们生活方式多样化的消息。一天，厂里来了几个出差的人，人们稀奇地围在窗户前看他们穿的喇叭裤和高跟鞋，还有把头发烫成大波浪，像外国电影里的那样。
厂里有的人也悄然地跳起了交谊舞，最先是管广播室工作的孙春才，邀约了几个人晚上在广播室约二十多平米的房间里跳舞，很快消息就传出去了。向往的人多起来了，就到会议室跳，一台带磁带的收录机发上音乐就可以了。人多了，只能朝一个方向用一个动作跳，大家还是很有兴味。官黔蓉成了十六步、三十二步的领舞和教练，不论男女，参与的人多了，一跳就成了一大片。
人们被新鲜事物冲击着，反对跳舞的力量也不少。中层干部学习时，念了一个资料，说成都每天跳舞的人达十多万，似乎这个社会已经乌七八糟，不务正业了，有些干部还对跳舞嗤之以鼻。相反的是厂里跳舞的人越跳劲越大，人也在不断在增多。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交流也在不断增多，人们的流动如同春天解冻的大江大河，畅游在此期间，感受祖国山河的秀丽，让人心旷神怡。登上八达岭长城，感受到秋天长城内外的不同景色，冬有西湖断桥不断，苏州拙政园里漫谈拙政，归于田园甘做网师；白萝卜心红如血可作水果，春联贴在门板上，从镇江到杨州横渡长江，江面开阔，天水相连；杨州古城建筑古朴，街道窄小交错，犹如迷宫；余姚的公共厕所男女同室，一排木柜坐式；一句也听不懂的苏州评弹；街头叫卖的“老爷（奶油）雪糕”；越剧里好人坏人都十分漂亮的演员，剧中的小姐一声柔肠寸断的“哥哥呀”，赢得的满堂掌声，谢幕时全体观众往台前狂奔，为的是再睹演员的风采；寒山寺旁，听到了“江枫渔火”的另一种解释，江桥和枫桥边的渔火而非枫桥；上海餐馆中菜品的甜味，外滩矮墙边夜幕下一对对年青人的亲昵，真是一地有一地的风韵，让人看了一辈子就留在那儿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厂里加大了开放的力度，第一次派了四个人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同时进行市场考察，探索合作项目。广州一行由设计所所长马东域带队，结构设计工程师袁屏和线路工程师李牧烨，容乐亦是成员中最熟悉广州的两行起义人员，一想着与广州毗邻的香港，容乐亦眼泪总是充满泪水，惦念起家人来，时隔这么多年，也不知母亲如何？马东域、袁屏和李牧烨则对广州充满神秘感，此事不仅引起了全厂职工的关注，而这几个就像要出国一样也十分兴奋。
下了飞机，几个人还舍不得离开机场，第一次坐飞机，怎么也得看看才是，不然回去怎么说呢？出了机场进入市区，在北京路上找了一家招待所住下，午餐和晚餐每顿五角钱，要去看展会，只得每天早出晚归，一起行动。在展会上，来自各国的民用产品应有尽有，在一家生产手电筒的展位前，一支不足半尺长的微型手电筒吸引住了李牧烨，厂家的人热情地介绍着产品，电筒虽小，亮度却丝毫不亚于上两节干电池的大电筒，思考再三，还是决定买下一把，生活上也是用得着的。
展会上，他们代表619厂，与好几家香港的电子公司的人进行接触并洽谈合作事宜，签了一个又一个的意向书，自然吃饭时都是对方买单，但合作的事犹如白云黄鹤，从此杳无音信。一次又一次地偷偷溜进广交会，参观里面的电子出口产品，盘算着厂里有没有产品和它们相比拟，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正是这样的一比，看到了自己的落后，而且还全然不知。
高弟街是广州最繁荣的自由市场，那里的日用品和服装花样繁多，品种丰富，最便宜的是走私的丝袜，一打才几元钱。卖丝袜的是一些年青人，他们把它放在腿上的袜子里，交货时才拿出来，不时可以看到便衣警察把卖走私货的人撵得鸡飞狗跳。李牧烨拿过一打丝袜正准备付钱，突然在旁边出现了一个便衣警察，只听他严厉地吼了一声，那个又黑又瘦，留着一戳小胡子的卖袜人脸色骤然大变，马上就被这个警察带走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的李牧烨，一直在街上等待着这个卖袜人的出现，想把钱悄悄地付给他，可惜等了好久也没等到。拿着这包丝袜，总觉它是不义之财，倍感心里内疚。看到警察抓人，走私者怆惶逃散的场景，容乐亦心有余悸地说，“我再也不到这种可怕的地方来买东西了。”
晚饭后，四个人一起到树荫茂密的珠江边上散步，红红绿绿的霓虹灯，五彩缤纷的江上游船和很难听懂的广东话，仿佛置身于异国他乡。突然听见有人在叫李牧烨的名字，四个人连忙回过头去，“刘安生，怎么会是你？真的是太巧了。”
“是啊，是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生几大幸事之一吧，他乡遇故人。”刘安生爽朗地笑着。原来，他也是来参加广交会的，“收获真的是太大了，看来，我们还是一定要解放思想才行。看看别人的产品，才知道我们的差距在哪里。军工企业要有出路，一定要杀出一条路来，这就是适者生存。”
刘安生的一番话，让每个人都陷入到深深地沉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