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七月，北京的政治气候，宛如“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在各大学里开展大字报的批判活动，起初远没有扩展到社会上来，所以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视。
有一天，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对我说：“德邻先生晚年丧偶，身边照顾无人，替他找一个伴侣如何？”
“那只好由组织介绍。”我说。
“那是私人的事情，只好自己物色。”
消息传出去，向李宗仁毛遂自荐的大有人在，有的还寄相片来，附信说：“你从海外归来，国人无不景仰，我自愿前来服侍你，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体现。”
有一位抗战时在新闻界工作的朋友，他给我一封信，说有一位医院护士，自愿在李先生身边担任体检和医药服务。我把这位护士的相片转给李宗仁，他一看就合意，我与刘仲容商量，他说，作为一个特别护士，只要具有一定条件，不受年龄限制。可是，几天以后，这位护士自动提出，要同李正式结合，否则就离去。李居然同意，事后始告诉我们。七月三十日，李宗仁在西总布胡同五号寓所请了一桌客，参加的有黄绍竑、黄琪翔和夫人郭秀仪、余心清、刘仲容和我，宣布和这位女士正式同居。李在此时作此决定，不能认为盛德之累，否则一月以后他到三〇一医院去受特别保护的那些日子，有谁来陪伴他呢？
八月一日，我和刘仲容陪同李宗仁和他的女伴去北戴河避暑，下榻中海滩十九号及附近的一幢楼房。今年北戴河显得特别冷落，在这里只有张治中一家住在隔壁，另外再无其他熟人来此度假。与去年情景恍如隔世，严峻政治气候的一股冷风，也吹到北戴河海滨来了。
由于我们到了北戴河，完全不知道自八月一日到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召集，直到八月九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为标题全文刊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按《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帮助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左派。”通过这项决定，正式确认了“文革”的“左”倾指导方针。
）），以及八月十四日在报上看到会议公报，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以后的报道中，我们知道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名次排列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十分明显，林彪已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而将自七大以来就立为接班人的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转变。
八月十八日，我们在北戴河从收音机听到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这里系指毛泽东对到京进行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学生和教师的首次接见。）的现场广播，广播员说：今天七时许，从各地推选出来的红卫兵代表一千五百名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一同检阅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的进行队伍。会场上不时响起了“我们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闹声。
庆祝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他在开幕词中给毛泽东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自此“四个伟大”同时并称，极个人崇拜之能事。
在会上，林彪煽动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从八月十九日开始，在北京首先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随即神奇快速地遍及全国。
八月二十四日，我们在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的喊声中回到北京。这时“左”的思潮正直冲人们的脑海，一个主管李宗仁身边的服务班子的科长呼天顿地地说：“我们回来迟了十天，等于落后了二十年。”意思是指他们已经落后于形势了。
八月二十五日，黄绍竑来访李宗仁，概括地追述了北京这几天所出现的动乱情况。他说，北京几间中学的红卫兵涌向街头，占领了“全聚德”，砸烂了“荣宝斋”。前天，红卫兵开始斗了一些著作家，老舍不堪折磨，投下太平湖自尽。京剧老演员马连良被抄了家，其收藏的名贵古玩被砸得稀烂。这一切，不过刚刚才开始。黄绍竑走时，我送他出去，看到他心情抑郁，不禁问道：“是不是你担心自己的安全？”他说：“我担心的是德公！”但过不了多少天，黄绍竑已被红卫兵揪斗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