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切勿“与民为仇”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2月18日进入高潮。回顾解放思想开新天的历程，我们能“杀出一条血路来”，是因为我们遵循了“实践”标准、“三个有利于”的行动指南和考量“人民赞成不赞成”的决策方针。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本该是最高的标准。
然而在30年前却不是这样。众所周知，小岗村民冒死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此前早就有农民和地方干部前仆后继地尝试过，都被当做“搞资本主义复辟”给打压下去了。1970年代末，习仲勋同志在广东处理当地的“逃港潮”，坚决反对用“专政”手段对付人民群众，他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他们当做敌人，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
在人民群众拼死抗争面前，“一大无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终于崩溃了，“宁要社会主义草”的反人性“继续革命理论”破产了。这一切都反复证明了一条古老的真理，就是汉代贾谊在他的《新书·大政篇》里所写的：“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民必胜之。”
是不是今天的掌权者都牢记了勿与民为仇这样的一条为政底线呢？看来还不是。
与民为仇，偏执地推行自己的意志，上面所说的是宏观制度层面，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愿望对着干，搞“穷过渡”，它是一种全局性政策性的，危害当然是最大的。其次，就是滥用国家强制力对付民众，这是最明显也最恶性的。这在近年曝光的官民冲突事件中不乏其例。
最新的两例，一是据《湖南在线》12月17日报道，衡阳市珠晖区城管在该市东风南路一家养发堂外执法时与女店长唐春莲发生争执，唐不让执法者拿走她的毛巾，城管队员便对唐和女店员大打出手，唐的丈夫肖长云前来制止被打成深度昏迷，在场劝架的市民也有多人被打伤；后来愤怒的市民堵住了道路……我想这些城管如果不是“与民为仇”怎么那样热衷大打出手呢？前些日子有报道说，湖北宜昌有一城管员点火烧卖气球老妇后大笑跑开；如果真有这种人，那只能说是变态了。
另一近例是，据16日《四川在线》报道，山西省朔州市部分出租车司机因多次反映经营困难未得到重视而罢运，当地政府让警察以“管理不善，导致群体上访”为由，将出租车公司的经理们召到“开会”场所实施行政拘留10天，另将3名司机拘留15天。这个地方的官员和警察真够“铁腕”的。他们的做法与薄熙来处理重庆罢运事件的做法完全不同，我看用“与民为仇”来形容很恰当。不知这事现在如何收场了。
12月17日,中央政法书记周永康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依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诱因，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这就需要把人民群众的苦乐冷暖真正挂心上，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我们的主政者和公务人员务必牢记：与民为仇者，迟早“民必胜之”。
最后我想提及一点，除了前述宏观制度与滥用暴力两个大的方面之外，还有一些不大不小的决策和行为也该算是“与民为仇”吧。比如，不许房产商降价卖房。大街上我们见多了以“跳楼价”、“大甩卖”、“换季”、“搬家”等名义搞的真真假假促销，都觉得很正常；难道商家快要破产要转行了，能不许人家将货换钱减少损失吗？这不许降价售房，不是存心与售房和购房两造的民众作对吗？
（《长江商报》 2008/12/19）
权力授受不清的恶相
今年8月17日，黑龙江省鹤岗市交通局局长李星光，在该市一小区单元门前被人用刀刺死。专案组于8月25日将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其中50岁的王剑波是市交通局环宇集团的副书记,供出是他表哥、鹤岗市交通局前任局长、环宇集团总经理白玉库出资指使他雇凶杀李。
白玉库为何必欲置李星光于死地？据白玉库交代：“2006年3月，李星光当上了市交通局局长。白玉库后任环宇集团总经理。在此后的工作中，白认为李星光在工程的招标、工程款的下拨、人事安排、提拔任用干部等方面对其进行限制，没有满足自己的一些要求，尤其是组建鹤名公路有限公司时，白玉库是法人代表，后被李星光改为由交通局一位副局长任法人代表，白玉库认为影响了他的利益，遂利用王剑波在任环宇集团物业公司经理期间对李星光的不满情绪，出资30万元人民币，指使王剑波雇凶杀害李星光。”（《法制日报》9月2日）
这么一起恶劣的“官官相杀”案件，《法制日报》记者看到的是“交通局局长被害案犹现‘官商’阴影”。只是“官商”的“阴影”吗？明明是光天化日下的存在：环宇集团是交通局办的，其法人代表由“退居二线”担任市政协副主席（此职务据新华社电）的前局长担任，或者改由现任副局长担任，都是实职官员嘛。官商犹在确也不是黑省独有现象，各地交通系统有，房地产开发系统更普遍，“招商引资”仍是许多地方党政机关的“第一要务”，昆明市“个性书记”的如此铁腕不是还在受许多人追捧吗？
新华网记者看到的是，“鹤岗交通局局长被杀案警示:不良‘官场生态’酿悲剧”。这所谓“不良”的“官场生态”，一是指，“环宇集团作为交通局的下属公司，有九州大酒店、检车站、车辆检验站和车辆挂靠公司等多个产业，经营红火，却报巨额的亏损，其中的问题不知以后还能不能查下去”；“职工不断上访告状。令人不解的是，前交通局局长白玉库却挥金如土，个人生活极其腐化堕落。”白玉库已经落网，人们还担心案子能否查下去，当地官场的水真够深够浑的！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作恶多端的白玉库能升到副市级，他的职务不可能是自己提拔的。“不良”之二， 引网民的话说是， “一些地方的交通局已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建成一条路，倒下一个排’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鹤岗一样概莫能外，希望有关部门借这次交通局局长被害案彻查交通系统内部问题，为官员敲响警钟”。
易中天先生说一些记者“脑残”，本文所引报道与评论中的“例句”甚多：什么“（令人）堪忧”、“（一样）概莫能外”、“暴露（出）了”，是文理不通的语病；轻描淡写将丑恶说成“不良”，相当普遍而本该就事论事的现象却自欺欺人、此地无银地加上“部分地方”，则是掩饰性的思维畸变已成定式。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此案暴露的并非“交通系统的一些代表性问题”，而是权力授受不清的恶相。白玉库交代的犯罪动机够明白了：“他与李星光之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他起杀机是因为李星光曾是其老部下，“李星光任市交通局副局长是他一手提拔的，他对李星光有知遇之恩，李星光非但不感恩，还跟他‘作对’”——夺了他的肥缺。
请注意这里“一手提拔的”、“有知遇之恩”的说法，这就是权力私相授受的供词。不是有群众推荐、民主测评、组织部门考察、党委会（党组）研究乃至人大审议等一系列程序吗？ 这些“程序”如果能阻挡官职的私相授受，那就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一把手”买官卖官的案件发生，也不可能有前不久引爆“官二代”热议的新任乡镇长多是本县官员子女的事件。如果“民主选举”不能落实，群众意见仅供参考，靠官选官，长官难免“一句顶一万句”，这才是最可怕的“官场生态”。
谁都知道“后备干部”的提名权最重要，因为现在具备培养和提拔条件的年轻人多的是，“高高的树上摘槟榔，谁先靠近谁先尝”。在没有公开比试、互相竞争的条件下，捷足先登者确有可能会感念提名者的“知遇之恩”，不得不做“儿皇帝”；而像白玉库这样的人，他做的是没有投资本钱和风险的官职“期权”生意，与直接卖官不同的只是收益期延后了。像白玉库这样的人安排提拔新干部，用部署“第X梯队”、培养“接班人”来表达倒是十分形象，不过不是为国家为人民的事业，而是为自己的权势承袭在部署在培养“代理人”。白玉库如果不是确信李星光应当继续“听”他这个恩公老局长的，他会“恼羞成怒”地不接受集团法人代表变动吗？至少不会觉得自己那么有理由吧。
落笔写这篇文章前，我想到了一大堆中国历史上王权废立与官职授受的故事，从赵高立胡亥到陈桥兵变的赵匡胤，从唐代的玄武门之变到宋朝的夺门之变，特别是东汉末年“跋扈将军”梁冀乃至《三国演义》中董卓、曹操等人的作为……想由此寻根白玉库们的心理和行为逻辑。一来本文已长，二来也没有必要吧，就此打住。
（《南方都市报》2009/09/11）
贪官污吏堕落的社会缘由
《求是》杂志近日刊文提醒领导干部，“为官心理失衡就会走上邪路”。（《报刊文摘》2009.05.25）文章说：“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这话很对。
最近读“张爱萍人生记录”的书，他的儿子、官至军委总参战役局局长的张胜所著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其中有些话我很感动。张爱萍这位老红军、曾与江上青（江泽民养父）一起开创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开国上将、原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2003年夏逝世）晚年说，我们当年参加革命，一是不愿当亡国奴，二是希望人民过上好日子。他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裕。”如果结果不是这样，他当初就不会参加革命了。（第482页，原话比这激烈）他的信念是：“入了党，就要准备牺牲自己，一辈子为人民谋幸福，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中等偏下的水平线上。”他认为，“做不到，不愿意，没有这个信念和决心，对不起，那就请你退出这个党。”
如果共产党人坚持张将军这样的信念，那么，《求是》文章所指出的，“当前有些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论辛苦论贡献，自己不比社会上一些富起来的人差，总觉得自己吃亏、不合算、心理失衡”，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发生了。其实，现在那些腐化堕落的官员，他们的职务消费与福利待遇（公车，住房与医疗条件，公款出国机会等）早已远在社会中等水平之上，他们还是不满足，所以才贪赃枉法。
张老将军说“打了吗？现在到处是苍蝇！”（第481页）这是愤激之言，这些年当然“打了”不少“苍蝇”（贪官），但“苍蝇”还很多也是事实。同时，张将军之言，既强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也强调“打”即严惩的重要性，认为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力度还远远不够，对后者人们深有同感。现在的贪官污吏是太无耻太放肆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位网友写了《盘点08年贪官的无耻语录》（http://www.*****.com/?c/2008/09/05/158667），这些贪官产生的社会政治与道德文化环境，由此可见一斑。
我相信贪官污吏的堕落有一个过程，除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条铁律由任命在程序上“不违规”却曝出了众多买官卖官的案例一再证明着），除了信念的崩溃（假定他当初入党做官时还是有信念的），但就“心理失衡”这一条而言，“比社会上一些富起来的人差，总觉得自己吃亏、不合算”也只是原因之一。
比如，前些年出现的国企老总中的所谓“59岁现象”，如红塔山集团的储时健，他的贪污是觉得自己的确为国家作了很大贡献，而退休后待遇落差太大。这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产权界定问题， 也是对国企投资管理人的评价问题。现在一些国企高管薪酬很高，却还有贪污的，这是一个信托责任不健全的问题。须知，人的贪婪没有止境，心理不“失衡”也会捞钱的。
不少案例表明，一些干部是在升官无望，觉得组织上对他不公平，才转而捞现钱的。这种“心理失衡”与我们干部选拔制度的弊病有关。毋庸讳言，民主选举与公平竞争的机制在一些地方只是口号，人身依附关系严重存在；否则，也不可能出现那么多买官卖官的窝案大案。
总之，我感觉用信念滑坡只能从思想道德层面说明腐败的浅表性结果，却不能从社会政治层面说明深层缘由。请问：什么时候中国共产党停止过对党员和干部讲“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远的不说，多的不说，从“三讲”到“八荣八耻”，党校与干校总在搞信念和道德教育吧？
（《长江商报》 2009/06/03）
为什么官员有条件先“美”起来？
对这个话题我本来是不关心的。我当然知道官员特别是大官人热衷整容（美容），但觉得无所谓。国家领导人要出席外交场合，要上电视，其形象是整洁还是邋遢，不仅关系他本人的声誉，也关系国家民族的形象，谁愿意自家“掌柜的”上不了台面呢？然而，领导者是否标准的帅哥靓妹并不重要。邓小平、胡耀邦个子不高大，菲律宾蜚声世界的原外交家罗慕洛超矮，没人说他们应增高；小布什相貌平平，日本原首相麻生的长相在日本最多够中等，并不影响他们当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都是老帅哥而鬓毛早白，也没去染黑加形象分；英国和埃及都曾有失明人做教育大臣，算是为国家形象加分，证明残疾人在那里也很有奔头；美国前总统里根1984年谋求连任成功时是73岁，可见年纪大小对政治家也并不重要，选国家领导人不是选美；至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做过除眼袋和皱纹等美容手术，也好理解，虽称“铁娘子”毕竟也是特别爱美的女人嘛，估计她做整容手术也是自费……
现在我要说这个话题，是在我常看的两份报纸，一个是光明日报社办的《文摘报》，一个是解放日报社办的《报刊文摘》，看到它们不约而同地在本周转载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刘海儿写的《官员整容现象调查》。找到刘的全文，我感觉只是一种“现象”描述，根本谈不上“调查”，因为全文只有“中国整形第一刀”陈焕然这位协和医科大学的整形美容外科博士对临床整形的印象，提出了问题再加一点网上搜索的相关资料，并没有对整形官员或他们太太的田野调查。
我也上网去搜，原来早在2007年5月24日，人民网强国论坛“反腐倡廉”栏目，就发表过《“官员整容热”背后的冷思考》一文，所据新闻报道称来自《北京青年报》。你可以说作为“新闻”是在“炒冷饭”，但经验告诉我们，“冷饭”可以被炒成“正果”。想当年,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批“不正之风”，后来“不正之风”势不可当，就进化成“腐败现象”，再进化成“腐败”，让全社会不得不正视，不得不承认它的强势存在和旺盛生命力。其中就包括“大吃大喝”的“四菜一汤”标准问题讨论数年，弄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提这个话头，只求官人们的宴会别动辄数千上万太奢侈，起码“中午”不要喝“茅台”。
尽管如此，刘海儿“一家之言”似的“调查”还是披露了官员整形热中间的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
陈焕然笑得很神秘，他说的“大人物”是指一些省市级以上领导，“官员和太太们加起来，大概能占到我接诊人数的20%到25%”；给官员“做整容手术时，整个工作室清场”（我想，真正的“大人物”应该不会到谁都可以去的地方吧；如果是陈博士的设备特先进，真正的“大人物”还怕花不起钱找个安静地方搞个专用的？）；“最想要的结果是没变化（鄢：即看不出大变化）”；“太太打头阵（探路和检验效果）”，等等。
至于官员们为何热衷整容，我觉得没有谁的话让我感觉中肯。
陈博士说：“这很正常，我想强调的是，官员也是人，是男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说明我们的文明和开放程度更高了。”这是他的生意广告，“很正常”。问题在于，为什么官员特别爱美，或者说有条件先“美”起来？
《北京青年报》报道，官员美容是为了“使自己在百姓中有良好的形象，为在以后的选举中多赢得‘印象分’”。这是错把中国当美国，或把大陆当台湾，我们的官员根本不是普选产生的；且如前所说，选战中政纲比容貌重要，要不然“帅哥”马英九早就稳操胜券了。
东方网评论《官员整容热与干部年轻化》隔靴搔痒，说整容是为了官场生存需要，这符合国情吗？谁都知道，我国现在因为没有竞争性很强的选战，所以最有“说服力”的用人杠杠是年龄，什么时候退休包括什么时候退养“二线”，依官阶级别“一刀切”没商量，整容有什么用？除非你冒极大风险到组织部改年龄。
有说美容是一种新的行贿方式。或许是吧。但是，受贿的贪官出不起整容的小钱吗？
有人说这是为了对女人更有魅力。官员对情妇最大的魅力是权及权生的钱。再说，若是为了勾引“小妖精”，他们的太太会热心帮忙吗？
所以，我说官员整形热是猜不透的谜；只能用庄子的话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官员自有官员的想头，不妨私下问问美容的官员朋友吧。
（《长江商报》2009/11/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