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彼德伯格俱乐部是一个怎样的组织，更鲜有人知道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内容是什么。于是，世界各国的民众自然就无法得知与彼德伯格俱乐部相关的一切消息，更不可思议的是，全球的媒体都出人意料地对彼德伯格俱乐部及其会议内容表示了沉默。然而在2004年，彼德伯格俱乐部突然公布了一个“官方名单”，这个名单列满了参加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人：基辛格、克林顿、拉姆斯菲尔德、比尔·盖茨、查尔斯王子等人，这些人都是欧美的政治界或者经济界的顶级大腕，而亚非拉则无一人入选。更令人惊讶的是，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召开时间往往都在每一年的重大国际会议的前期。例如在2001年，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就在欧盟会议的前几天召开，而且地点都在哥德堡；2004年，西方八国财长与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时间仅距半个月，都是在凡尔赛召开。众多的巧合不得不令人对这个充满神秘气氛的俱乐部产生了怀疑，于是便有了许多追踪彼德伯格俱乐部行踪、发现彼德伯格俱乐部秘密的人。
一份被泄露的报告
彼德伯格俱乐部的真正名字是“彼德伯格集团”，这是一个由欧美政治巨擘和金融精英们组成的超国家的游说团体，于是有人将这个团体形象地称为“彼德伯格俱乐部”。最初，荷兰女王贝娅特里克斯的父亲伯恩哈德亲王决定成立一个由欧洲精英们组成的集团，其目的是增进北约集团成员中的欧美国家之间的了解。于是，他召集了数百名政治家、学者和工商界巨头，在荷兰的奥斯特贝克的彼德伯格旅馆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并且为这个集团制定了宪章和准则，同时以这家旅店的名字为集团命名。至今，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总部仍然设在荷兰。
由于创立者有皇室成员的特殊身份，彼德伯格俱乐部从创立伊始就是西方金融界强势力量的代表，因此，一些人将彼德伯格俱乐部称为“企图控制世界的资本主义秘密社团”，而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成员们则被人们称为“彼德伯格人”。每年，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议都将能够影响世界发展的大问题当做会议的议题。彼德伯格俱乐部对其会议和行动进行了严格的保密，只有当集团内部领导委员会的成员们推荐某人之后，他才有可能成为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员。此外，亚洲人、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从来无法获得进入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资格和机会。在彼德伯格俱乐部中，约有2/3的人是欧洲人，在39名常设委员组成的领导委员会中，只有欧洲人和美国人。正因为彼德伯格俱乐部的神秘性和特殊性，一些人才怀疑彼德伯格俱乐部正在策划一个可以统治世界的阴谋。于是，他们不断追踪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议和行动。
1999年的6月3日～6月6日，彼德伯格俱乐部在葡萄牙的辛特拉举行会议。尽管在召开这次会议时，彼德伯格俱乐部和平时一样采取了严密的保密措施，但是仍然有一份资料不慎流出。正是这份资料让人们发现，在这次会议上，彼德伯格俱乐部讨论了科索沃问题。因此，一位分析人士在分析了这份资料后指出，关于科索沃战争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虽然美国获胜，米洛舍维奇失败，但是结果却并不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理想的结果。因为，获胜的一方虽然在正确理由的促进下做了正确的事情，但是却采取了错误的方式。这场战争意味着：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家主权已经失去了政治生活的最终目的和地位。同时，这场战争也使欧洲具有新的意义，因为就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的3个月，欧元启动。
随着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上有关科索沃战争资料的流出，一些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观察家们随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科索沃战争提出了几个与美国和俄罗斯相关的问题。例如，为了保持世界上第一超级大国的位置，美国愿意做出多大的牺牲？但是，科索沃战争却不是这一问题的答案。因为虽然美国愿意广泛布置他的软实力，却不愿意让他的硬实力进入人们的视线。而俄罗斯的情况与美国则不同，在其他国家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时，俄罗斯却进入了干涉主义的帝国主义。除此之外，一些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参加者认为，科索沃战争是一个生意。在他们看来，科索沃战争是第一场“后国家主义战争”，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欧盟变得更加团结了，同时改变了外交政策，而且这种外交政策的改变也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而是以全球价值为标准进行的调整。很多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参与者们都在担心，巴尔干地区会因为这场战争而受到重创，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也会因这场战争而恶化。此外，还有一些分析人士根据泄露出来的报告认为，科索沃战争也存在3个严重的问题。首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用武力代替了民主，因此掩盖了事实的本质；同时，这其实也是彼德伯格俱乐部为了实现其计划而实行的一次长期的遏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通过武力使自己的危险降到了最低，但是人们却因此受到了刺激。而除了科索沃战争之外，还有几次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报告被泄露过，其中还透露了伊拉克战争的消息。2002年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泄露的报告显示，伊拉克战争将会被推迟至2003年3月，但是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媒体都认为，伊拉克战争将在2002年夏季或秋季爆发。
另外，根据丹尼斯·伊斯图林曾经报道说他通过一些渠道取得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是彼德伯格俱乐部为与会者准备的总结报告。这份报告显示，与会者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意见不一致。他说道：“强硬派追求的是戏剧性的、严重且短期的不景气，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这种方式会使彼德伯格俱乐部的目标有所偏离。如果再加上选择基辛格模式，那么经济震动的余波将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人们无法对其造成的损失有明确的计量。”不过，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与会者们却在一点上形成了统一的认识，这就是不景气将变得更为严重，而经济复苏来临的时期将会向后拖延。
正是这些从彼德伯格俱乐部内部流出的资料为这个俱乐部的观察家们和其俱乐部阴谋论的支持者们提供了分析资料和追踪理由；因此，人们才能够对这个非常隐秘的组织有所了解，并且逐渐揭开这个组织企图统治世界的阴谋。
追踪彼德伯格俱乐部
尽管彼德伯格俱乐部一向以“神秘”的态度对待俱乐部之外的人，但是近几年来，彼德伯格俱乐部的神秘状况有所改善。《泰晤士报》、《卫报》等媒体也对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报道，同时，世界人民对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关注也越来越强烈。而这一切都与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追踪者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假如没有这些观察家们的努力，那么人们就不会从当今的媒体上看到任何关于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消息，很多观察家们已经在这项工作上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丹尼斯·伊斯图林就是其中之一。
丹尼斯·伊斯图林与彼德伯格俱乐部关系的起源要追溯到1992年秋天。1992年10月的某一天，丹尼斯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居住于巴黎的一个俄裔移民打来的。在电话中，这个俄裔移民说出了自己的心愿：希望能够和丹尼斯见上一面，因为他有一件绝对重要的事情要与丹尼斯商讨。几个星期之后，丹尼斯将两人的见面地点定在了多伦多杨街著名的西班牙餐厅赛格维亚。
在与这个俄裔移民见面后，丹尼斯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份秘密的资料。在这些资料中，丹尼斯间接了解了一系列的事件：一个名叫“三边委员会”的组织精心讨论了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备忘录；在1980年，一个名叫“罗马俱乐部”的组织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会议赞同并接受了一份“2000年全球报告”，这份报告看起来只是在预测未来的世界，而实际上，这却是一份全球杀戮蓝皮书；此外，还有克格勃的“基辛格档案”等。从这时起，丹尼斯进入了另外一个神秘的世界。
在这个神秘的世界中，除了红色和绿色之外，其他颜色都不存在。同时，红色和绿色的意义也与人们通常的理解不同：红色在这个世界中的意义是“跑”，而绿色的意义则是射击。除了一小部分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之外，没有人熟悉这个世界，很多普通人更是无法接触到这个神秘的世界。这个世界被谎言、虚伪、两面派、讹诈和贿赂充斥，还有一些近乎疯狂的职业杀手和一群被洗脑的特工。这些人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在刀尖上表演优美的舞蹈，因此，即使是最轻的危险也能让他们在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丹尼斯开始了追踪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历程。
在丹尼斯多年追踪的经历中，1996年的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给他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因为这一年会议在他的家乡加拿大举行，加拿大的多伦多是北美第四大城市，也是加拿大最大的金融中心，同时，多伦多的杨街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街道，约有1200米。沿着杨街一直向前，从市中心西北区向北前行22英里，就会看到彼德伯格俱乐部1996年年会的旧址——位于古老的王城镇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领导中心。除了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领导中心之外，帝国商业银行的度假村也设在王城镇。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度假村条件优越：巨大豪华的赛马场，起伏的山峦，天然的小径等。英国皇室成员们如果不是因为公务出访加拿大，就会住在这里。而这一切，都是加拿大的一家主要银行——加拿大商业银行的私有财产。于是，这样一个条件优越的地点被彼德伯格俱乐部看好并将其选定为1996年的彼德伯格俱乐部年会的召开地点。这里温泉浴场、特色按摩、护肤美容、桑拿等休闲设施应有尽有，还有许多高尔夫球场、驯马场、自行车道等娱乐场所，因此，在这里举行一个探讨国际大事的会议，肯定不会让参与者感觉枯燥和无聊。不过，尽管这附近有许多休闲娱乐设施，但是彼德伯格俱乐部要面对的烦琐事务却不会因此而减少。尤其是1996年，因为这一年的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实际上，新闻媒体能之所以能够关注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也与丹尼斯·伊斯图林和吉姆·塔克有关，因为正是他们通过传真、电话和备忘录等方式向这些媒体通报关于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消息。尤其是当潜伏在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成员中的属于丹尼斯团队的消息人员将有关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消息传达给丹尼斯之后，丹尼斯更是如此。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世界主流媒体已经被彼德伯格俱乐部完全控制在手中，所以这些媒体从来不会在报道中谈及彼德伯格俱乐部和它的会议。但是，1996年3月30日，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召开的第一天，蒙在它表面的那层神秘面纱被蓦然掀开。
首先揭开彼德伯格俱乐部神秘面纱的，是加拿大发行最广、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多伦多星报》。1996年5月30日出版的《多伦多星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新闻，标题就是《布莱克盛情宴请各国领导》。该报的商务记者约翰·德弗雷尔说，加拿大的出版大亨康拉德·布莱克以2.95亿美元的高昂价格得到了加拿大最大的报业连锁集团，随后，康拉德·布莱克召开了他名下的霍林格有限公司的年度会议，整个过程格外顺利。不仅如此，在会议召开的下一个星期，布莱克已经能够成为一个为期四天的秘密会议的东道主，那时候，他将在多伦多北部款待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皇室成员。而这次秘密会议的参与者，正是布莱克参考了丹尼斯给他的名单之后精心挑选出的100名各界精英，他们分别是：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威廉·派瑞，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加拿大财政部长保罗·马丁，欧盟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马里奥·蒙托，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戴维·洛克菲勒，乔治·索罗斯、比利时亲王，荷兰女王和西班牙女王以及其他商界、政治界和学术界的精英。
就在同一天，《多伦多太阳报》也刊登了题为《巨擘云集：1996王城彼德伯格俱乐部秘密会议，各国政要分歧巨大》的新闻。新闻中称：“左翼分子和右翼分子都在暗示：私有化也是影子政府的组成部分之一，霍林格有限公司主席、传媒巨擘康拉德·布莱克及该改集团的其他常务理事，都对此表达了极其不满的态度。”在同一天早上，在多伦多主城区拥有听众数量最多的传奇广播节目“680新闻”的主持人迪克·斯麦斯也报道：“这听起来像一部阴谋电影，世界上各个行业的精英在此秘密集会，传媒巨子康拉德·布莱克正在主持他的彼德伯格俱乐部年度会议。这里是来自‘680新闻’记者克伦·帕森斯的报道……”当然，克伦·帕森斯的报道与其他媒体的报道一样，也阐述了来参加彼德伯格俱乐部年度会议人员的身份有多么高贵、成绩如何突出等。根据克伦·帕森斯的报道，布莱克禁止记者们报道这次会议，也要求与会人员宣誓保密，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的讨论更融洽、更坦率。这是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如此多的媒体以如此方式审视。实际上，彼德伯格俱乐部及其成员也不习惯针对会议的内容向一些人做出解释，更何况这些参与者们都自己拥有或者掌控着各个主要都市的报纸、报业集团及通讯社。不过，1996年的彼德伯格俱乐部年度会议也是极其不寻常的一次，因为这一次没有像以前那样，在会议上策划如何推翻东道主国家的政府。
不过，无论怎样，1996年的彼德伯格俱乐部年会在其历史上可以算是一个新起点。因为从这届年会开始，媒体开始报道彼德伯格俱乐部及其会议。随后，各个媒体机构都通过他们从政府或者私人那里得到的消息来验证丹尼斯的信息。此时，整个事件也逐渐明朗起来：博格俱乐部及其成员及一些新世界秩序的忠实拥护者正在无情地合力预谋一个解体计划，所针对的对象就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加拿大。实际上，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成员们也清楚，如果公众的自由面临险境，那么无论他们拥有多少家媒体也无法阻止官员、编辑、研究记者和加拿大的电视台、广播等媒体将真相公之于众。
不过，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人意料，媒体发表的关于此事的报道越来越猛烈。以至于一名记者无意间听到，有人对着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疯狂吼叫，说如果因为克雷蒂安而将这个事情搞砸了，那么克雷蒂安就彻底完了。戴维·洛克菲勒也在会议的间隙悄悄地将康拉德·布莱克约到一个隐蔽的地方，问他是否可以向那些媒体施加压力，让他们不要再发表针对此事的报道。当时康拉德·布莱克并没有破产，拥有一定的名望，但是这对于他来说，仍然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
1996年6月1日，彼德伯格俱乐部年度会议结束。这一天，丹尼斯·伊斯图林、吉姆·塔克还有一位身材瘦小的彼德伯格俱乐部兼职调查员一起去庆祝这次追踪彼德伯格俱乐部行动的胜利。除了这次庆祝活动之外，丹尼斯·伊斯图林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他要去见他安排在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一个线人，同时，这个线人也急于在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结束之前与丹尼斯·伊斯图林见面。随后，他们将见面的地点定在了卡拉特拉瓦拱廊。
在卡拉特拉瓦拱廊附近，有一座加拿大信托大厦。丹尼斯·伊斯图林恰好有一个朋友在这里负责这座产业的开发工作，他在这里为丹尼斯安排了一间顶层的房间。当丹尼斯·伊斯图林在拱廊上与前来会面的线人进行了试探性的目光接触后，便都默默地向这里走来。在这个过程中，那个线人始终默契地跟在丹尼斯的后面，并且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随后，丹尼斯进入了一间早就为他准备好的豪华套间。不久之后，一阵敲门声传来。
线人进门之后，将一张便笺交给了丹尼斯·伊斯图林。这张便笺上满是夸张的字迹，布满了自来水笔留下的墨迹，所有的字迹都超出了格子的限制。但是对于丹尼斯·伊斯图林来讲，虽然这张便笺上的一切内容都与普通的便笺大不一样，但是他仍然能看明白。他立刻想到，这个勇敢的线人为了见到他，将这么重要的情报交给了他，冒了多么大的风险！不过，正因为这些敢于冒风险的人的存在，才使得一些关注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人获得了大量的情报。
其实，丹尼斯·伊斯图林不只是单纯地等待他的线人将有关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行动消息送到他的手中。有时候，丹尼斯·伊斯图林自己也会尝试从会议的举办地点获取第一手资料。通常，丹尼斯在追踪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时，他会比会员们提前几天到达举办地点，而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员们随后才会与他们的安保人员一同抵达这里，那些安保人员会尽力在会议开始之前将那些企图获取有关会议内容情报的人赶走。在被这些安保人员赶走之前，丹尼斯已经在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员们即将居住的五星级豪华酒店中选择了一间屋子。丹尼斯会尽量与酒店的侍应生及其他工作人员混熟，尤其是那些看起来比较开朗的人。
假如丹尼斯碰到了一些较为开朗的人，他会更加主动地接近他们，并且向他们解释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运作模式，还向他们说明彼德伯格俱乐部都在做些什么事情，甚至这家酒店在即将到来的几天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很多人并不相信丹尼斯说的话。每当这个时候，丹尼斯就会请求那些不相信他的人，不要因为他所说的话而揭露他，他们只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天中细心观察酒店中发生的事情，然后在为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参加者们提供服务时仔细倾听他们的谈话，最后，他们自己就会做出决定：是否愿意为了使更多的人受益而成为丹尼斯的线人。
当然，在追踪彼德伯格俱乐部行踪的过程中，丹尼斯所了解的五星级酒店的店规也帮了他很大的忙。因为，五星级酒店为了给顾客提供更多的服务，要求酒店的工作人员和雇员们至少掌握四种语言：英语、法语、德语和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因此，酒店的工作人员在细心倾听的情况下，会听得懂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们在召开会议期间讨论的大多数议题。从这个角度看，如果酒店的工作人员愿意做丹尼斯的线人，那么丹尼斯肯定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料。果然，随着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推进，丹尼斯的线人们见证了警察的出现、机构和与会者的秘密，然后，他们开始回忆并相信丹尼斯在会议召开之前所说的话。不过，丹尼斯也不会让这些人白白为他工作、提供消息。每次，丹尼斯都会预订几家当地的酒吧来邀请那些帮助他的人。不过，选择见面的酒吧也要小心翼翼，因为不能因为这个而引起彼德伯格俱乐部及其安保人员的注意。当然，假如丹尼斯与彼德伯格俱乐部内部的人见面，则需要一个更安全、更隐蔽的场所。
正是这样，丹尼斯和那些愿意为他提供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消息的线人们一起，不断致力于追踪彼德伯格俱乐部的秘密会议和行动。因此，才会有诸多的消息在俱乐部的层层防守之下被透露出来，一些从来没有接触过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对这个神秘组织毫不了解的人们才会逐渐认识到其神秘的面孔。
追踪者提供的“情报”
实际上，彼德伯格俱乐部在诞生伊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就在突然之间，一些媒体和记者忽然对自己及会议产生了密切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因此，彼德伯格俱乐部被迫加强安保工作，同时极不情愿地通过发表新闻的方式承认了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存在。从此，在每次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举办之前，俱乐部都会发布一些与会议相关的新闻稿，但是却不会向所谓的观察家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于是，在随后的时间里，许多观察家们就以跟踪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员们和会议为生。他们会尾随前来参加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人们，甚至冒险进入这些人下榻的旅店，想尽办法确定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参加者的身份，并且努力探听彼德伯格俱乐部秘密会谈的内容。在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追踪者中，最执著的便是丹尼斯·伊斯图林。但是，在1980年时，他却遭到了前苏联的驱逐，因此离开了前苏联。
丹尼斯·伊斯图林的父亲是一名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当前苏联对这些人失去了兴趣之后，这些人便会遭到前苏联当局的驱逐。离开了前苏联的丹尼斯·伊斯图林跟随着父亲和家人来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生活了若干年之后，丹尼斯一家人来到了西班牙。丹尼斯的祖父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过克格勃的上校和前苏联的反情报人员，这使得丹尼斯·伊斯图林在追踪彼德伯格俱乐部时具备了更多的优势：他拥有更多的渠道来获得更多的消息。此外，克格勃、军情六处和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都是爱国者，他们的行动也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因此，通常情况下，这些人最先对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计划感到恐慌。
根据丹尼斯·伊斯图林的描述，他曾经在1992年时来到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西班牙饭店。在这里，曾经在前苏联某个间谍组织里担任情报特工的费拉基米尔向他透露了一些关于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消息。而丹尼斯·伊斯图林正是凭着这些消息得到了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行动信息。他写到，在弗拉基米尔看来，彼德伯格俱乐部是一个世界性质的秘密组织，犹如一个“世界政府”。正是这一组织使他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丹尼斯·伊斯图林在追踪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并且向外界提供有关情报的工作上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对此，他曾说：“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私人的俱乐部中，无论参加者的身份是总统、首相还是国际金融家，都有皇室成员保证他们可以顺利交流。在这样一个隐秘的氛围中，参与者们可以大胆地说出平日不敢当众说出的话。这就是当今社会上最隐秘的组织——彼德伯格俱乐部。”
除了丹尼斯·伊斯图林之外，还有一个名叫亚历克斯·琼斯的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追踪者。他出生在得克萨斯州的拉达斯，曾经是一家辛迪加电台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此外还是一名电影制片人和彼德伯格俱乐部阴谋论的坚持者，并且还参加过奥斯汀社区的商学院。正是奥斯汀商学院的一档有线电视电话交谈直播节目使得亚历克斯·琼斯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1997年，亚历克斯·琼斯发行了个人的第一部纪录风格的影片——《被创意摧毁的美国》。随后，亚历克斯在2000年年初成为得克萨斯州第48选区的共和党代表候选人，但是，在3月份的初选中，亚历克斯就退出了。2006年，亚历克斯得到关于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情报：这一年的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将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于是，亚历克斯在2006年月8日启程前往加拿大，意图报道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然而，中途他不幸被加拿大当局拦截，自己的护照、摄像设备和随身行李全部被没收，后来才被释放。
与丹尼斯·伊斯图林和亚历克斯·琼斯一样，托尼·格斯林也是向外界提供彼德伯格俱乐部相关消息的人之一。托尼·格斯林1962年出生于英国肯特的格拉维森，后来，他获得了布拉德福德大学的人类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继承了家族事业。不过，在从事家族事业几个月之后，他转行成为一名电台记者，随后搬迁到布里斯托尔，从此，他便开始了新闻调查工作。他对于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及其成员以及他们的目的尤为感兴趣，并且因此花费了大量时间。现在的托尼·格斯林幽默地将自己称为“英国布里斯托尔国家记者联盟的副主席”。
虽然彼德伯格俱乐部尽力保持自己的神秘性，也尽量使自己的会议在隐秘的氛围中进行，但还是会有一些追踪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人能够透过这层神秘的面纱窥视到其真实的面目。不过，截至目前，人们所了解的一切和彼德伯格俱乐部相关的事情都与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创始人伯恩哈德亲王的传记有关。正如一位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观察家所说：“由于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性质和目标，人们很难对它的作用进行评估。但不可否认的是，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将取得不可估量的结果。”因此，才有一些永远不停止探寻彼德伯格俱乐部秘密的彼德伯格俱乐部观察者。如果没有这些向外界透露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情况的人，彼德伯格俱乐部实现其“一个世界”野心的过程就会容易得多；也正是这些追踪彼德伯格俱乐部行动并向外界透露彼德伯格俱乐部消息的人才使各个国家的民众能够继续享有自由的权力。
是“老男孩俱乐部”还是阴谋
大卫·洛克菲勒是1954年首届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参加者之一。在他2002年出版的自传中，曾经回忆了自己当时的感觉：“能够有幸与被邀请的11名美国人一起，与另外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约50名代表一同参加1954年举行的彼德伯格俱乐部首届会议，真让我感到受宠若惊。”因为，当他与政治家、商人们、工会成员和记者同处时，感觉自己身价倍增。更重要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受邀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发表关于世界经济前景问题的演讲。
大卫·洛克菲勒说，美国的经济将继续平稳地增长，而这与英国前工党财政大亨乔治·盖茨可的“世界经济的未来将暗无天日”的论调截然相反。大卫·洛克菲勒认为，他在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议上发表的演讲毫无疑问使他在前来参加会议的政治家心中树立了正面形象。在洛克菲勒的记忆中，彼德伯格俱乐部成立的最初20年，会议气氛经常是针锋相对的，当时它只是一个老男孩俱乐部而已。
此时，国际上已经出现了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反对者和彼德伯格俱乐部“阴谋论”者。而“阴谋论”者们发表的是所谓的“彼德伯格俱乐部就是一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国际银行家与恬不知耻、巧舌如簧的政府官员们正在密谋的征服世界的计划”之类的言论，而大卫·洛克菲勒对此却视如敝屣。他认为，彼德伯格俱乐部只是一些有志之士对关系欧美前途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而已，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在大卫·洛克菲勒看来，彼德伯格俱乐部只是一个与其他兄弟会一样的善意组织，它与哥伦布骑士会、共济会等职业与社会组织一样没有敌意，只是一个老男孩俱乐部。
如果大卫·洛克菲勒认为参加彼德伯格会议、成为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员成就了他的“威望”，那么在那些名声不如大卫·洛克菲勒显赫的、被邀请参加彼德伯格会议的美国众议院议员、英国下院议员、政府官员、商人和记者们一定感觉很荣耀；因为，彼德伯格俱乐部与常见的俱乐部不同，它不是为人们提供任何娱乐服务的集团或场所，而是商议与国际大事密切相关的议题的组织。但是，旁人却毫无办法了解关于这个俱乐部及其所举办的会议的一切，因为组织者通过一系列高明的手段，封锁了与之相关的一切信息，甚至连彼德伯格俱乐部的第二号知名人物在俱乐部中的情况，人们也知之甚少。尽管如此，外界对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评论和猜疑却不曾减少。
杰夫·格斯和萨拉·巴特雷在1989年4月30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他们共同撰写的文章《基辛格、友人与旋转门》。实际上，这篇文章并没有把矛头对准彼德伯格俱乐部，但是它却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从国际精英人士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彼德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都是为同一个目的设立的，这个目的就是“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下的世界政府”。同时，这篇文章还指出，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合伙人士布伦特·斯考科罗夫特和劳伦斯·S·伊戈杰夫·格斯及萨拉·巴特雷尔伯格与外国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都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成员，有着丰富的外事知识。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外国政府提供地缘政治资讯，并为约30家全球知名公司提供智力支持，这为他们带来了令人艳羡的经济收入。在国际上，有很多知名的大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成为基辛格资讯公司的客户，它们甚至愿意为此付出每年20万美元的经济代价。ITT、可口可乐、亨氏、爱立信、美国运通、大于、沃尔沃、安海思-布希、菲亚特和米德兰银行都属于这些大公司的行列。
正是在这篇文章里，杰夫·格斯和萨拉·巴特雷提出了“旋转门”的概念。他们说：“基辛格的情况恰到好处地反映了一个在华盛顿流行的情况：‘旋转门’。斯考克罗夫特现在出任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在这之前，他曾接任基辛格的地位，担任杰拉尔德·R·福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伊戈尔伯格在1984年成为基辛格咨询公司的总裁之前也曾担任副国务卿，后来升任副部长。无论是副国务卿还是副部长，都是白宫极具影响力的敏感职务。斯考克罗夫特常常帮助布什总统为紧急的外交事件和军事事务做决定，而伊戈尔伯格则帮助政府制定东西方关系和其他事物的战略。”
尽管大卫·洛克菲勒把彼德伯格俱乐部描绘成一个普通的兄弟组织，但是有些人群并不这样认为，更有一些号称彼德伯格观察家的丹尼尔·伊斯图林、吉姆·塔克等人，甚至拿出了足以证明彼德伯格俱乐部居心叵测的证据。但是，除了它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之外，人们的确不能找出彼德伯格俱乐部其他的特殊之处。同时，也有一些坚持彼德伯格俱乐部阴谋论的人看到，彼德伯格俱乐部、对外关系委员会、三边关系委员会和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的会员有重叠现象，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似乎，彼德伯格俱乐部确实遭受了一次不小的打击，因为当俱乐部在加拿大举行完2006年年会时，《渥太华公民报》就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报道，并且阐述了这个组织的复杂性。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亨利·基辛格和弗农·乔丹之外，还有波兰前外交部长安杰伊·奥莱霍夫斯基、挪威水电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米克勒·比斯特、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副顾问詹姆斯·B·斯坦伯格、欧洲罗斯柴尔德投资银行副董事长弗朗哥·贝纳波、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的驻美国大使弗兰克·麦肯纳、诺基亚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约玛·奥利拉等人。
在2007年5月31日～6月3日这段时期内，彼德伯格俱乐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了这一年的年会，各界精英纷纷会聚此地，共商大计。这一届年会使土耳其著名记者、作家和电视评论员穆罕默德·阿里·比兰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来到了彼德伯格俱乐部年会的举办地。当他在酒店房间安置好之后，便换上了笔挺的西装，系上了当时流行的领带，来到了举办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会议室。在这里，他看到经常现身于报纸、电视等媒体的名人会聚一堂。此时，穆罕默德的内心激情澎湃。他认为，自己“已经彻底地融入了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大潮，不仅需要积极参与，也需要不断提问和细心观察”。
穆罕默德发表在土耳其《每日新闻》上的报道中写到：“对于那些和我一样关注国际关系的人来讲，这次会议就是一个天赐良机。从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从伊拉克的形势开始讨论，接着我们讨论的是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这个世界将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是单极世界还是多极世界？然后，我们还详细讨论了对伊朗的核威慑力。最后，我们还讨论了美国的发展前景、美国大选和美国民众观点的倾向。”其实，除了穆罕默德在这篇报道中提到的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内容之外，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很多其他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如能源政策和通信技术的扩张等，这次讨论持续了3天时间。
商讨重大问题的确是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在会议上必谈的话题，也是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意义所在。其实，2005年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几名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员与荷兰女王贝娅特里克斯和《华盛顿邮报》的首席执行官唐纳德·格拉汉姆在索菲特酒店酒吧的一个鸡尾酒会上碰头，他们商讨的是西班牙电信巨头奥纳公司的出售事宜。奥纳公司是一家固定电话服务、移动电话网络和有线电视系统的运营商。虽然他们商讨了这个大问题，但这并不是彼德伯格俱乐部在这一年的真正会议。彼德伯格俱乐部2005年的年会是在德国召开的。在这届年会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员就对法国的欧盟宪法投票和法国总统能否使法国在5月29日的投票中投赞成票进行了讨论。一些和彼德伯格俱乐部有联系的人透露，如果法国投赞成票，那么将使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背负巨大的压力，从而促使他在将于2006年进行的欧盟条约投票中做出正面决定。
尽管彼德伯格俱乐部真的在关注并商讨世界重大问题，同时它的决策也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也有一些人愿意将其看做一个普通的老男孩俱乐部。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不少，不仅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大卫·洛克菲勒。早在1993年，康拉德·布莱克在传记《康拉德·布莱克：发展的一生》中提到彼德伯格俱乐部时将它称为“老男孩俱乐部”。那么，“老男孩俱乐部”这样一个普通却有些俏皮的俱乐部名字是怎样与影响世界的团体建立关系的呢？这就要从电影《豺狼之日》说起。在这部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午夜时分，苏格兰场的负责人被一阵电话声惊醒。打来电话的是一名法国侦探，他正在跟踪一个可疑的英国杀人嫌疑犯。当这位苏格兰场的负责人接完电话之后，他的妻子问他：“谁打来的电话？”他睡眼惺忪地说：“老男孩俱乐部”。在现实中，彼德伯格俱乐部、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委员会成立很久之前，赫伯特·胡佛总统就将由一群圣弗朗西斯科的记者发起成立的团体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男人派对”。1879年，在俄罗斯河谷召开了一次由清一色的男人参加的会议，它被称为“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如果有人能够幸运地成为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的成员，他将会受到丰厚的待遇。因此，很多人对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垂涎不已，一些怀着强烈加入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的愿望的人们不惜排队等候5年甚至10年。
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非常重视保密工作，因此也招来了许多非议。其实，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某地举行一次聚会，便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他们密谋统治世界。1989年，《Spy》杂志的菲利普·维斯报道说，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吸引了许多知名人士，如亨利·基辛格、已退休的将军克林·鲍威尔等。1987年12月26日，《经济学人》将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称为“大人物们的会所”。维斯也写到：“在一个面积约270英亩的区域内戒备森严，全部属于圣弗朗西斯科的男性的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在这里狂欢。自胡佛总统以来，共和党的总统几乎都是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的成员。”
其实，究竟彼德伯格俱乐部是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的前身，还是后来兴起的，代替了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的地位，这个也显得有些神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亨利·基辛格等人既是波西米亚树林俱乐部的成员，也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成员。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最神秘的权势俱乐部”的称呼已经牢牢地扣在了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头上。而彼德伯格俱乐部也不完全是一个大人物们每年聚会一次的组织，它已经展露出全球化的倾向，而这个倾向也引起了彼德伯格观察家们的注意。也有人认为，尽管彼德伯格俱乐部看上去与其他老男孩俱乐部并无两样，但是，其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和政治家成员会为彼得伯格俱乐部提供一个强大的支撑力，这个支撑力足够使俱乐部的势力渗入政界和商界，从而能够提前获得有关并购剥离、政府预算及政策走向的信息，进而在做决策时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制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
但是，关于彼德伯格俱乐部的议论并不仅局限于此。美国一家非营利性机构的管理人员曾说，彼德伯格俱乐部这一类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的集团，它的董事及顾问可以在做生意赚钱的同时也为美国总统建言献策。更重要的是，当私人经营与公共政策混在一起时，就会产生大量的问题，也会产生大量的智慧。而一些坚持彼德伯格阴谋论的人认为，彼德伯格俱乐部能够在“老男孩俱乐部”身份的掩护下密谋其他事宜的原因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