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史料，对于明朝大多数皇帝的评价，往往喜欢用“怠政”“昏庸”等定语一概而论。而明朝皇帝们的某些行为，也着实不争气。比如说有做了俘虏的（明英宗）；有沉迷于军事，一生追求叛逆享乐的（明武宗）；也有执着炼丹修道，渴望长生不老的（明世宗）；有三十年不上朝，创下中国封建历史皇帝旷工纪录的（明神宗）；更有不理朝政，醉心于木匠活，甚至堪称中国古代最心灵手巧木匠皇帝的（明熹宗）。以至于有后人说，明朝的绝大多数皇帝，都属于投错胎型，如果干别的，在所属行业里基本都能干到专家级别。这样的评价，加上这样多的貌似不争气的行为，也令许多后人怒其不争。而就在这样一个被许多人看作昏君辈出的明王朝，毋庸置疑，也是一个名臣辈出的时代。从明初到明末，无论国家局势处于怎样的情形下，无论这一个时代留给后世的评价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总有一些流光溢彩的名臣，以他们光辉而传奇的人生，留给后世无尽的慨叹与回味。其在史料记录中的精彩表演，也令后人心向往之，倘若身临其境，自然要体验一把。
而明朝的君臣关系，也是后人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明朝不缺乏忠臣，但是明朝君臣之间的亲疏冷热，却比历朝历代都值得玩味——虽是上下级，很多时候却更像仇人。史不绝书的是，大多数明朝皇帝在位的时候，与其属下的大臣总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对立。皇帝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免不了面对巨大的反对声。每一任皇帝，在其执政生涯里，都几乎生活在大臣的批评声中。毫不夸张地说，明朝的皇帝，活着的时候可以说是挨骂最多的皇帝，而明朝骂皇帝的大臣，因为骂皇帝而遭到处罚的数量，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唐宋各朝里那些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所谓“直臣”，放在明朝，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君臣之间，几乎一辈子就这么别拗着，每一代皇帝执政时期，那散发在朝堂上的巨大火药味，即使在几个世纪以后，翻阅史料的后人依然可以清晰地闻到。
1.忙到抽筋的皇帝
在后人眼里，皇帝往往是比较爽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明朝的皇帝，有多爽不好说，但一定是比较烦的。
如果以明朝的历代皇帝变迁来论，皇帝最有权威的时代，当属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后，为整个明朝创建的是一个堪称自汉朝以来专制程度最高的政治体制。首先是取消了前朝有多年传统的宰相制度，六部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话说，就是皇帝既要坐朝，又要理政，以使政令通畅、上通下达。与此同时，在汉唐时代呼风唤雨的宦官集团，到了明朝也惨遭削权。明朝宦官机构庞杂，部门之间相互掣肘牵制，同时朱元璋在宫门立铁牌，严禁宦官干政。而地方藩镇割据的隐患，也被朱元璋扫除。地方行政权力一分为三，各省处理民事有布政使司，处理司法工作有按察使司，处理军事战事有都指挥使司，这就是明朝特色的地方“三司”制度，三司不相统属，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而最容易直接造成叛乱的兵权问题，也被朱元璋肢解。明朝的军队，实行的是卫所制度，也就是国家划拨土地给军队屯田，军队自己种地养活自己，既不花国家钱粮，国家又能通过控制土地的方式牢牢控制士兵的饭碗。同时在士兵的统属上，明朝的“国防部”——兵部，掌握着任命军官以及调动军队的权力，但是并不拥有对军队的直接管辖权。而明朝的“军事机关”——五军都督府，拥有军队的管辖权，却不具备人事权和调度权。这样双方相互牵制，谁也无法独立控制军队，只能老老实实地对皇帝负责。这一体制妙处多多，取消了宰相制度，前朝宰相专权欺负皇帝的事情不可能上演；设立三司制度，前朝藩镇割据乃至脱离中央控制的事情也不可能上演；禁止宦官干政，前朝宦官专权甚至操纵皇帝废立的事情同样不可能上演；肢解了军队指挥权与管辖权，前朝权臣专兵、叛乱中央的事情更不可能上演。如此一来，所有可能的实权部门，都被朱元璋一拆再拆，整个官僚体制相互制约掣肘，谁也不能独大，所有的实权官员都只能老老实实对皇帝负责，谁也不能越过皇帝自行其是，也就谁都不能威胁到老朱家的天下。
这套官僚体制在明初设立后，明朝高度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特点就这样确定下来。高高在上的皇帝，大权独揽，想干什么干什么。但真正做了皇帝才发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日子其实不好过，因为所有的人都只对皇帝负责，结果就是皇帝很忙。就好比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人早晨起来刚睁开眼睛，甚至还在睡梦中，电话就开始响个不停，每天有成百上千个电话打进来，都要向你请示工作，且不说工作怎么处理，就是听汇报的频率就能让人头大。这套专制体系下的明朝皇帝，就是这么忙。
明朝的前几位皇帝，特别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及永乐帝朱棣，都是这样的工作狂。在高度专制下，他们的工作量是惊人的。比如亲手制定了这套体系的朱元璋，他的工作方式几乎可以用疯狂来形容。按照《明实录》里朱元璋自己的话说，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直到日头偏西的时候才回宫，而且经常失眠，一想到国事，猛地就醒了，然后披衣起床，把白天需要处理的国事写下来，上朝后一件一件地落实，甚至吃饭的时候，猛然想起什么事情，也要随手找个纸条写下来，然后贴在自己的衣服上。朱元璋召见大臣时，大臣经常会惊讶地发现，他的衣服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纸条，全写着国家大事。至于朱元璋日常的工作强度，《明实录》里曾经做了这样的统计：朱元璋曾经连续八天，处理各种奏折一千六百件；每一本奏折他都认真批阅，而且还总结主要内容，从一千六百件奏折里一共提炼出三千二百件所言之事。明朝奏折的格式，一份奏折如果要单独成章，至少要有一千字，也就是说，朱元璋八天总共看了至少一百六十万字，平均到每天少说要看二十万字，而且这不是蜻蜓点水般的浏览，而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推敲，总结思考，并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工作强度，好比如今一个高考生，每天要做多达二十万字的阅读理解题，而且必须保证每一道题都不能出错。何况考生做错了题，最严重的后果只不过扣几分，而朱元璋如果批错了奏折，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话说，一念之差，耽误的就可能是万千黎民百姓。所以百官言事中的每一句话，他都要慎之又慎地查看。
明朝历代皇帝中最接近朱元璋工作狂特点的，当属他的儿子——永乐帝朱棣。比起朱元璋来，朱棣的工作方式有了明确的时间表——每天早晨四更起床，吃过早餐后，要先在上朝之前抓紧把当天准备处理的国事在脑子里过一遍；然后开始早朝，按照《大明会典》的记录，明朝的早朝开始时间相当于现代的凌晨五点钟；起个大早的朱棣，在早朝结束之后，就要着手处理国事，批阅各类奏章，常至深夜，经常到凌晨才睡。这样算来，他每天的睡眠时间也就不到六个小时。而且朱棣规定，一旦有紧急军国大事，哪怕自己在熟睡，也要立刻把他叫醒，否则就要论罪。这样的折腾也让朱棣深感其苦。朱棣最后一次北征蒙古草原的时候，路上设宴款待群臣，席间颇为感慨地说：“我自登上皇位以来，每天兢兢业业，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而皇帝的辛苦，也只有做了皇帝之后才深有体会啊。”
明朝第一工作狂朱元璋，对于这番辛苦也是深有体会的。各类史料记录比较多的关于朱元璋的一件趣事，就是一位叫茹太苏的大臣给他上奏折，奏折写了万余字，后面五千字才切入正题，气得朱元璋命人把他一顿暴打。事后朱元璋宽慰茹太苏，并向他诉苦说：“你以为我愿意打你啊，五千字就能说清楚的事情，你非要写个上万字。我做皇帝容易吗？要整天看你这种奏折我哪受得了啊！”
连朱元璋都有受不了的时候，其他的皇帝自不用说。到了朱棣执政时期，设立了“文渊阁”，开始协助皇帝处理国事。文渊阁里的官员，也就是五品大学士。之后，这个原本以皇帝秘书身份设立的新机构，地位扶摇直上，成了明朝实际意义的“宰相”。而随着明朝这一内阁制度的确立，为了强化皇权，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又逐步加强宦官的权力，也就造就了后人津津乐道的明朝“宦官专权”现象。从此，文官的内阁权力、宦官的权力以及两者之上的皇权，就成了明朝最高权力的铁三角。早期朱元璋苦心创立的专制体系，因此也有了新的效用。在内阁制度以及宦官司礼监制度日益成熟的情况下，原本分权的明朝行政体系从此有了更好的整合。这个原先离了皇权就玩不转的体制，在司礼监加内阁的双轨制操控下，可以实现有条不紊地运转。如此一来，明朝的皇帝就轻松了，要处理国家大事，不必再像朱元璋时代一样，天不亮就起床批奏折，只需要授意内阁草拟处理意见就好，要同意处理意见，只要司礼监盖章，即所谓的批红即可。皇帝只需要听汇报点个头，国家就能正常运转。史料上总津津乐道明朝万历皇帝多少年不上朝，然而不容争议的事实是，即使是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依然可以有效地掌控群臣，并且实现朝廷的正常运转，其制度上的根由正在于此。明朝这套高度专制、皇权极其强化的体制，随着之后历代帝王的修正，在表面不更改“祖制”的幌子下，只在关键部位做出精到的调整，最终改变了其原本的意义：原本是想让皇帝变得很忙，现在却让皇帝变得很闲。
不过明朝的皇帝如果闲下来，也一样会感到很烦的。
2.闲着的皇帝有点烦
很烦的原因，就是新形势遇到了新问题。
明朝这套政治制度的变动，对于皇权来说，是统治方式的改变，从早期的事必躬亲变成中后期的垂拱而治。皇帝的角色变了，大臣们的角色也同样会变。在原先那套官僚体制中，权力被朱元璋拆分开来，而在变动过程中，本来拆分的权力又被重新组合起来。比如原本分散的六部权力被统一整合到内阁，而地方上原本分散的“三司”权力被统一整合给各省的巡抚以及负责多个省公务的总督。权力重新组合的结果使得相关大臣的权限增大，连带着话语权加大，办公固然方便了，但和皇帝“顶牛”也变得方便了。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大臣和皇帝顶牛的事也就越发多了起来。
所以，从明朝中期开始，历代皇帝感到，他们说了算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少。尤其是“土木堡之变”以后，几乎在每位明朝皇帝身上，都会发生一些著名的“顶牛”事件。景泰皇帝在立太子问题上和群臣冲突，在几次争吵未果之后，只得通过向群臣行贿的方式来取得大臣们的支持。皇帝向大臣行贿，这种事在之前的朝代只发生过一次，也就是宋真宗为了到泰山封禅，向宰相王旦行贿。然而，景泰帝的行贿对象却是包括内阁以及六部在内的一群人。明宪宗成化皇帝在位时，群臣与皇帝顶牛又多了新招数——“集体辞职”。比较典型的事就是西厂提督太监汪直引发众怒，大臣商辂率领文臣进谏，以集体辞职为武器，迫使明宪宗罢免汪直并裁撤西厂。虽然这场争斗以汪直复职、西厂复设以及商辂黯然罢官而告终，但随着文官集团话语权的壮大，集体辞职这一招在明朝的朝堂上屡试不爽。比如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时候，大学士刘健等人率领群臣进谏，以集体辞职相威胁，劝说明孝宗赦免两京之狱中的获罪言官，并严惩涉案宦官。明武宗朱厚照时期，发生过两次著名的内阁集体辞职事件：一次是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阁臣率领六部九卿集体辞职，劝说明武宗驱逐宦官八虎；另一次是明武宗在位晚期，由于其常年外出巡游并率兵在应州与蒙古鞑靼部血战，致使以梁储、蒋冕等阁臣为首的百官以集体辞职的方式劝其回京理政。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时，发生了著名的“争国本”案，集体辞职更从官员顶牛皇帝的杀招变成司空见惯的常用招数。当时，围绕着立太子问题，坚持立皇长子的群臣与坚持立皇三子的明神宗展开了二十年的顶牛，期间每当双方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刻，特别是诸多官员因为直言进谏遭罚时，总会闹出重臣们集体辞职以示抗议的一幕，诸多重臣也因此挂冠而去。而饱受顶牛之苦的明神宗本人，更演出了三十年不上朝的雷人之举。
话语权越来越大的大臣们，在皇帝面前变得越发地不听话，这显然让皇帝不胜其烦。
明朝官员的不听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批评多，经常性地批评皇帝。二是管得宽，他们批评皇帝的内容，从国家大事到个人私生活，无所不包，有时候甚至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时候，一次参加经筵，不小心打了个哈欠，结果马上有言官进言，说皇上您打哈欠，这是对经筵的不尊重。如果说这还算国家大事，那么隆庆年间的詹仰庇却更荒诞，一次他偶然从太监处听说皇帝许久没有宠幸皇后了，这本来是人家两口子之间的私事，结果詹仰庇灵感大发，上奏奇文一篇，要求皇帝要多宠幸皇后，皇帝皇后夫妻恩爱才是国家的福气，一番怪论闹得隆庆皇帝哭笑不得。甚至有时候，官员批评皇帝不但不问青红皂白，而且不顾事实，完全凭借道听途说甚至臆测。倒霉的典型，依然还是隆庆皇帝。一次，隆庆皇帝因病没有上早朝，御史蔡汝贤就上奏说，皇上，我听说您最近纵欲过度，夜夜宠幸美人，您这样可不行啊。如此奏折，把隆庆皇帝委屈得不行，以至于直接下诏书反驳说，你以为我生病是因为好色吗，我真的是干工作累的。比起隆庆皇帝来，他的儿子明神宗朱翊钧更委屈。朱翊钧三十年不上朝，到了临终的时候，还专门把内阁首辅方从哲叫到宫里来，方从哲本来以为皇帝叫他来是托孤的，没想到明神宗当着方从哲的面露出胳膊展示说：“你看看我的胳膊都浮肿了，这全是干工作累的，外面那些大臣们，整天上奏折胡说，说我在宫里不务正业，你可要为我证明啊。”一番话当场把方从哲雷翻，还没等方从哲回过神来，明神宗又接着对身边太监说：“我每天是怎样辛勤工作的，你一定要如实说给方大人听。”而比起上面两条烦恼，第三条更让皇帝们抓狂，即官员权力越来越大。明初，官员生活那叫一个苦，那时候朱元璋大权独揽且律令严苛，官员们稍微犯错就会被严惩，甚至每天上朝，如果能平安回来，有些官员家还会张灯结彩——庆祝自家老爷又多活了一天。而在明朝中后期，官员的话语权越来越大，皇帝的话，有时候也是可以不听的，比如皇帝想用钱，发文到户部去，户部如果觉得这笔钱不该用，就可以不拨钱，并且把皇帝的诏书原封不动地退回，这叫封驳。不但用钱问题可以封驳，其他问题也能封驳，甚至是皇帝认爹的问题。明世宗在位早期，发生了著名的大礼仪之争，起因是以外地藩王身份即位的明世宗，拒绝按照皇室法统认已故的明孝宗为爹，反而要坚持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帝号，引发群臣不满，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大臣坚决对抗，对于明世宗下的诏书，大臣们就是不照办。一场礼仪之争，把明世宗折腾得叫苦连天。
这种越来越烦的情况，明朝历代皇帝都不会等闲视之，因此即使是再荒废朝政的明朝皇帝，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开动脑筋，用各种办法强化皇权。最通用的办法就是强化宦官权力，用以对抗话语权越来越大的群臣。这招从明宣宗执政时代就开始使用，他在位的时候设立司礼监，给予司礼监批红权，使宦官集团自从在朱棣时代有了特务权后，现在又多了行政权。之后的时期里，明朝宦官地位的提升，其实和明朝文官集团地位的提升是同步的。每一代帝王也都有一些自己的办法，明宪宗除了增加特务机关，加强对群臣的监控外，也注意放开言路，言官批评他的奏折很多，他虽然多不接受，但却很少处罚言官。而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时期，由于他之前的明武宗时代宦官威权过重，他登基后开始限制宦官权力，提高文官集团地位，重用内阁。每一任皇帝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方法各有不同，但其实道理都是一样。当明朝皇帝、文官、宦官这个权力三角体系确立后，其权力的分布就变得好像一架天平，皇权在中间，文官和宦官各占一边。在明朝做个好皇帝，其实也就要求做到一条，保持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整个明朝中后期，所有执政成就最好的时代，都做到了这种平衡。典型的如著名的“张居正改革十年”，尽管当时明神宗还是个孩子，但是担任辅政大臣的张居正与担任宦官集团首脑的冯保，既是相互利用的伙伴，又在权力上相互制约。张居正有辅政大权，然而却无厂卫大权，同时他的辅政权也需要得到来自宫廷内部尤其是明神宗与李太后的支持，因此必须倚重冯保。冯保虽然是宦官首脑，但行政方面同样要倚重张居正。这种相互的倚重，成就了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也才有了著名的“万历中兴”。
由此可见，在明朝大多数时代，做好皇帝的首要标准，其实就是一句俗话：在宦官和文官之间，一碗水端平。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
3.考出来的文官们
明朝的文官们，实在是一群不一般的人。
他们的不一般，得从头说起。
明朝的官员是怎么来的？答：科举考出来的。
这看似是一个平淡无奇的答案，但放在明朝，却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科举制度尽管在隋唐时就已确立，但随着历代改革，发展到明朝时已经是一种高难度的考验。毫不夸张地说，以八股制度为核心的明朝科举，堪称中国古代史上最高难度的考试模式。
对于明朝科举制度，后世史学家历来抨击不断，这里却要先替它说点好话：以科举考试为取材方式的明朝教育体制，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好的教育福利。
自古以来，教育就是个费钱的事儿！在同时代的欧洲国家，教育基本上是贵族的专利。古代中国的情况，虽然没有欧洲那么严重，但汉唐时期读书识字的基本还是以有钱人为主。从宋朝开始，科举录取大规模向平民开放，但读书的花费对普通家庭而言仍不轻松。
相比之下，从明朝开始，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上学的成本显然低得多了。从明朝起，官学教育日益发达，县里有县学，州里有州学，府里有府学。官学的工作人员皆纳入国家“公务员”编制，就读的学子称为“生员”，不但学费全免，更按成绩考核，享受国家财政补贴。这项制度虽然沿袭前朝，但明朝官学的数量和覆盖面远超之前历代，连西南和西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也建立了完备的官学教育系统。学校“生员”的数量，更是不断刷新历史纪录。以县学为例，明初的县学“生员”只有二十人，但到了明末，县学“生员”数量竟高达五十万人。
正是拜这样的高福利所赐，在明朝，读书成了一项低成本且前途远大的事。科举考试竞争日益激烈，用数据说话，仅明朝成化年间，国子监的学生就多达一万九千人。科举制更成了千军万马争过的独木桥。
俗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放在明朝科举制上，也是同样适用：享受中国古代史上最优厚的教育福利，就要接受中国古代史上最艰难的考试。
从表面看，明朝科举考试的方式似乎比前朝简单。唐宋的科举考试不但门类繁杂，而且科目众多。比如唐朝，要按照考试专业来报名，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多个门类；考试形式也五花八门，比如“贴经”是默写儒家经典条文，“大义”是背诵儒家典籍等。宋朝对科举做了改革，死记硬背的东西考得少了，但增加了“经义”，就是写议论短文。一路考过来，好比翻山越岭。
相比之下，明朝科举的考试内容就简单多了，主要是让考生写文章。但表面简单的考试，比起唐宋的“翻山越岭”，却更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写八股文。
所谓八股文，就是明朝科举考试制度规定的专用写作文体，它是公认的中国古代文学各类体裁中最难写的一种文体。
八股文难写，首先因为结构要求严格。顾名思义，一篇八股文的结构要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写作更有严格苛刻的规定。比如考生拿到题目，首先要在“破题”中用两句话解释题目，然后要在“承题”中接着上文阐述题目，之后从“起讲”开始展开对主题的议论，“入题”部分则承接观点。接下来从“起股”开始，进入文章的正式论述环节，“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部分要分成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必须有两段对偶排比。作为结尾的“束股”部分还要总结全文观点，呼应主题。全篇的字数，限定在几百字内，其要求之严格，形式之苛刻，堪比花样滑冰中规定动作的比赛。
比起结构要求，八股文对书写内容的要求更加严苛。考生不能有自己独立的观点，考卷上所写的每一个字、表达的每一个主题，都要严格遵循理学大儒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否则任你写得妙笔生花，一样落榜没商量。
当莘莘学子踌躇满志地走进明朝科举考场时，他们才会发现，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
明朝科举的考试流程，堪称中国古代史上最“熬人”的考试。以明朝乡试为例，每三年的八月初九举行一次，每次考三场，每三天一场。考生每次进入考场前，需要先脱掉衣服接受搜身检查。从检查到进入考场，往往就要耗费至少两个小时，比现在登机前的安检麻烦得多，以至于有些考生还没进考场就早早累瘫了。
好不容易进了考场，考生接下来面临的是在昏暗的小黑屋（每个考生都是单间）里接受车轮战：第一场考四书五经，也就是按照考题写八股文，总共要写七篇；第二场考应用文写作，考生要完成一篇政论文、五篇判词，外加一篇公文写作（诏、表、诰三种文体选一种）；第三场考策问，也就是时政问答，考生要根据考试所给的材料（包括历史材料和时政热点问题）书写五篇论文。且不说考题难度如何，考生水平状态如何，仅如此大的书写量就足够把人累倒。
综合上述情况，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比起唐宋科举的“翻山越岭”，明朝科举的这道“鸿沟”还真不是考生们“跃”过来的，而是一步一滴血汗、艰难困苦地“爬”过来的。
针对八股考试的弊病，无论是在明朝，还是在今天，都有不少抨击之声。但实事求是地说，八股文也并非一无是处，就连《儒林外史》的作者，即批评了一辈子科举黑暗的清朝文学家吴敬梓都承认：“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事实也正是如此，八股文体式结构严整精密，文风凝练犀利。明朝璀璨的小说戏曲文化，甚至光耀古今的心学思想，也都从中受益匪浅。另一个景象是，在能够修炼好“八股”这门顶级“武功”，并通过“炼狱”考试，最终金榜题名的学子中，纵然有不少死读书的呆子，却更不乏名垂青史的大人物。诸如王阳明、张居正、孙承宗等明朝牛人，都是从“八股”这条恐怖鸿沟里淬炼出来的。
明朝皇帝们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群从如此艰难考验中脱颖而出的人。换句话说，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力量最强大的文官集团，换谁当皇帝，怕都要烦死。
4.先苦后嚣张的文官们
对比明朝皇帝，明朝官员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官员里，明朝官员可以说创造了两个之最：最苦的一群人；最嚣张的一群人。
明朝官员的苦，恰如明朝中后期海瑞的一句话所描述的：设百官如家奴。看看明朝前期，特别是朱元璋统治时代官员的生存状况，这话再恰当不过。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平民，这种出身对于他的治国思想的最大影响就是牵挂百姓疾苦，制定国策的时候，尽可能从老百姓的视角出发。但这样一来，也带来一个问题：在制定官僚制度的时候，也同样是从老百姓的视角出发。而对比官员的实际情况，我们却不得不说，有些事他确实跑偏了。
典型就是明朝官员的俸禄制度，即工资制度。在后人眼里，明朝官员的工资，算是历代封建王朝里比较低的，做到一品文官，月俸为米八十七石，但在朱元璋眼里，这笔工资不算低。他在亲手编订的《酷贪俭要录》里就曾教育官员们说：不要觉得我给你开的工资低，这些工资如果用来养家糊口，是绝对绰绰有余的。从表面看，朱元璋的这个判断是没有错的，可是朱元璋忽略了官员们的生活状况与普通老百姓是不一样的。在明朝，官员出门要乘坐和官制品级相符合的轿子，否则就是违制，而轿夫的工资要从官员工资里出。如果你得到了任命，做了地方官，到了地方后人生地不熟，为了办事方便，就要请师爷，师爷的工资也是从官员自己的工资里出。外加官员一家大小数口，再算上用人，吃喝拉撒的开支……如上种种，朱元璋认定那养家糊口绰绰有余的工资就不够用了。官员的生活成本，即使过普通生活，也是在老百姓之上。这还是在明初，随着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物价也跟着上涨，而工资的变动显然经常滞后。而这自然也是朱元璋忽略不计的。
朱元璋忽略不计的后果就是，官员如果不设法捞点儿外快，日子恐怕就难过。明朝官员的一大特点是：越有名的清官，就是越有名的穷官，如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而在明初，深恨贪污腐败的朱元璋，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朱元璋执政的三十年，是明朝历史上惩治官员数量最多的三十年，获罪的官员中不乏罪大恶极、贪墨害民之徒，但也有一些官员却是“躺着也中枪”。比如在明初的法律规定里，有一些针对官员的奇怪规定，如地方官到任后下乡检查工作就属于扰民，要被处以刑罚。这个规定的初衷是防止官员们借下乡为名敲诈勒索地方，但是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有许多地方政务是必须官员亲自下乡处理的，如果不许下乡，就算没培养出贪官，恐怕也会培养出一些尸位素餐的懒官。朱元璋时代，既是明朝能臣尤其是擅长治民的能臣出得比较多的时代，也是一个官员获罪比较多的时代。除了在贪污腐败以及公务上给官员设立诸多标准之外，甚至还采用了杖责刑罚，官员们稍有过错，就会被打板子，当场被打死的都有。同时，还发生了诸多大案，除了整顿功臣的胡蓝案外，还有整肃贪污腐败的空印案，以及整顿科举的南北榜案。在这些案件中获罪的，不乏当时知名的学者和清官廉吏，在惩治了坏人的同时，也导致一些好官蒙冤。比如著名的南北榜案中，当事的科举考官刘三省完全以公正态度取士，并没有舞弊，但最终还是被判流放。
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明朝的官员一度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官员命运的真正改变，是从永乐皇帝朱棣开始。朱棣登基后，尽管也出现过多起大案，但是他的一项重要举措却影响深远——依法治国。朱元璋虽然制定了《大明律》，但是真正做到完全按其行事，依法判案，是从朱棣时代开始的。比较有代表意义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永乐六年（1408年），法司判决的一起案件中被判死刑者有三百人，朱棣下令复查，结果发现其中二十人是被冤枉的。此后，朱棣设立了明朝的死刑复核制度——五复奏，即一次死刑案的审判要经过五轮复查程序，最终由皇帝签字确认，称为“勾决”。从此，朱元璋时代动辄株连甚广、无数人头落地的事情不再出现。另一件事没有确切的年份记载，意义却同样重大。一次，户部发生冒领钱粮的丑闻，朱棣闻讯大怒，下令把犯事官员全部处死，但负责案件的刑部官员认为，按照法律，这些官员不该处死。这话如果让朱元璋听了，恐怕说这话的刑部官员也要陪着犯人一起死，但朱棣却没有动怒，反而自责说：“你说得对，是我一时气糊涂了，居然把法律给忘了。”这件事也从此确立了明朝历代皇帝处理案件的基本原则：法大于人。
朱棣时代是明朝官员话语权改变的关键时期。虽然朱棣本人是个刚猛能干的帝王，但从制度上，他却为后来明朝官僚体制的演变开了先河。内阁是他在位时首设，而地方上的巡抚也是他在位时确立，明朝从中央到地方权力的再分配与整合，都是从他在位时开始的。与此同时，宦官的地位也在朱棣在位时扶摇直上。在行政权力体系的改革上，朱棣确实一碗水端平。
朱棣一碗水端平的后果就是，在他以后，明朝官员的生存状况彻底改变，明初几十年的压抑状态开始反弹了。明宣宗朱瞻基时代，以“三杨”为首的内阁成为明宣宗最为倚重的大臣，他们三人组成的内阁也成了明朝政府各部门中的核心。朱瞻基更把票拟大权交给了内阁，也就是国家的各项国事处理由内阁拿出意见，然后经皇帝盖章后施行。这是明朝内阁摆脱朱棣时代的秘书身份，从此总领文官集团的开始，而明朝文官集团的话语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节节升高，从原本皇权的工具变成了皇权的制约者。这种身份的转变，在体制改变的背后，同样也有力量对比的改变。明初之所以可以实行高度专制的体制，主要由于元朝九十七年的统治，特别是元朝长期的废科举，导致科举文化遭到重创，文化阶层力量薄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明王朝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皇权专制。然而明朝建立后大兴文教，极度重视教育并以程朱理学为主要思想，明朝官办学校的范围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最广的，入学的门槛也是最低的。明初的官员，除了科举考试选拔外，也有民间选拔、推荐等多种出路，来源极其驳杂，而到了明朝中期，科举出身的官员成为明朝官员中的主流。科举出身的官员的特点是：一方面他们饱读圣贤书，理论水平极高；另一方面，科举的身份使得官员们在与皇帝形成君臣关系的同时，其官员之间也可以依据师生以及同榜，形成以科举关系为基础的政治派别。文官集团内部之间的紧密度大大加强，对于皇权的对抗力也同样大大增强。另外重要的一点，还是恰如海瑞那句话“置百官如家奴”，比起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来，明朝从开国起，就对官员表现出一种极强的防范意识，无论朱元璋的严刑峻法，还是厂卫的设立，最初的针对对象都主要是各级官员。君臣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对立，当文官集团的力量逐渐强大，从明朝早期被压制的处境中成长起来后，对于皇权，强大起来的文官集团自然也就会产生抵触。因此与皇权争夺话语权，就成为之后明朝君臣之间常演不衰的剧本。
明朝文官集团的强大话语权，除了明朝经济文化的发展造成的文官集团实力增强外，另一个原因却是朱元璋早期建立高度集权体制时，不小心为后世帝王挖的一个坑——建立明朝特色的言官制度。明朝文官，给后世的一个重要印象就是，以御史和给事中为代表的言官们的嚣张，他们的话语权之大，对皇权的对抗力之强，简直到了放在其他朝代难以想象的地步。而这个现象，最初也是朱元璋建立专制体制时的必要手段。朱元璋建立的专制体制，在皇权之下的各级官僚机构有两个特点：一是分权，即有权力的部门被拆分，谁也不能独立专权；二是互相监督，在部门之间互相制约的前提下，又完善监察机构，强化御史权力，监督行政权，同时又新设给事中，用来监督六部。即使是朱元璋政治极度高压的统治时代，明朝以都察院和给事中为代表的言官们，也还是有敢和朱元璋顶牛的。朱元璋时代最著名的两个直臣韩宜可和周观政都是言官身份出身，这群人官阶小，权力却大，可以逮谁骂谁，和官阶高得多的行政官员之间恰好相互制约。按照朱元璋的设想，这帮以找碴儿为职业的家伙，应该成为保卫皇权最好的保镖。
然而真执行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的作用却完全走了样。早期的御史们还算认真，大多以揭发不法官员和弹劾贪官为职业，然而诸多的原因却令明朝的言官制度失去了它原本的效用。首先是言官的考评制度。评价一个言官工作成绩的标尺有两个：一个是看他骂谁，他骂的人越牛，就说明骂人的人越牛；二是看他骂的事，他骂的事越雷，骂人的家伙出名也就越快。所以本着这两条标准，明朝言官们骂的人越来越牛，骂的事也五花八门。终于有一天，当整个文官集团话语权越来越强的时候，言官们的眼光也变得越来越高，骂大学士和尚书都变得不够过瘾，骂皇帝才是真本事。于是，明朝中后期的历代皇帝基本都没少挨骂。被骂的事，有就事论事的，但被乱骂的也同样多。
明朝科举制度的演进发展，也影响了言官制度的变迁。明朝的言官主要来自科举的参与者，负责科举录取的都是文官集团中的首脑人物，如果科举中榜并成为言官，也就很自然地和文官集团的首脑们建立了相应的师生关系，成了相互利用的盟友。明朝官场中的重要派系关系——师生关系，也就这么建立起来了。如此一来，原本以监督官员的名义设立的言官制度，一下子变成了文官集团自己的“枪”，比如文官集团的大佬们要搞政治斗争，就需要其亲信的言官开路，明朝重臣之间的相互攻击，一开始基本都不是重臣们自己上阵，都是麾下的亲信言官们打头阵。而更让皇帝们抓狂的是，如果碰上文官集团和皇帝顶牛，第一个给文官集团出来当炮灰打头阵的，依然是言官们。言官制度，这个明王朝最初设立用来制约文官集团的新体系，反过来却成了文官集团对抗皇权的“一杆枪”，这恐怕是开国者朱元璋没想到的。
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我们仔细审视明朝历史的时候，就可以理解明朝言官们一些匪夷所思的行为了。他们并不怕皇帝治罪，甚至皇帝越生气，治他们的罪越重，他们就越高兴，因为一个人一旦成为言官，他的人生追求也就确定，那就是要靠骂人来搏出位，被骂的人地位越高，反应越激烈，自己距离梦想也就越近。同时他们骂人的理由也因此越来越雷人，相当多的人，不但宽于律己严于待人，而且是为骂而骂，有时候简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其实骂谁骂什么，对于言官们来说，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他是为什么骂、为谁骂，按照官场俗话讲，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当然并非所有的言官都这样，明朝历代也出现了不少铁肩担道义、以家国大事为己任的优秀言官。然而言官的兴衰，其风气的正邪，却与整个明王朝的走向息息相关。在明王朝处于上升势头、生机勃勃的时代，言官中总会涌现出不少正面的代表，以其刚正的品格和一心为公的精神得到后人的敬重。当明王朝处于转折、危机四伏的时候，也会涌现出许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言官们，即使灾难深重，却依旧义无反顾，甚至以身殉道。然而，当明朝的言官们一个个都只为私利打算，慷慨激昂的外表下却藏着自己的肮脏目的时，那么这个王朝，也就真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了。
说到言官们可能怀有的“肮脏目的”，其中之一便是中国历代封建官场的老剧本——党争。尽管党争非明朝独家产物，历朝历代都有，然而明朝文官集团强大的话语权，以及其君臣之间的特殊关系，也使得明朝的党争变得异常复杂。
5.党争是个技术活
要在党争中站对位置，首先，需要了解明朝党争的演变，尤其是文官集团党争的演变。
明朝文官集团的党争，在明王朝的不同时期，热闹程度也是不同的。明朝最早的一场党争，当属朱元璋时代以李善长为代表的淮西派与以刘伯温为代表的浙东派之争，但这场争斗的结果却是两败俱伤，先是刘伯温被淮西派害死，浙东派失势，接着淮西派的下场更惨，被朱元璋发起胡蓝大案来了个连窝端，捎带着连丞相制度也被取消了。之后朱元璋大权独揽，建立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明朝的党争也就一度销声匿迹：朱元璋又狠又猛，外加百官本身的职权有限，当然也就没得争。之后的朱棣时代，也曾围绕着立太子问题发生过以太子朱高炽为首的太子党，与以皇子朱高煦为首的功臣党之间的争斗。但这一类的争斗持续时间都不太长，参与争斗的派系其自身的成员结构也非常松散脆弱，何况这些争斗的参与者并非完全来自文官集团，不但有大量文官集团之外的要人卷入，有时候还往往是文官集团抱团和其他派系争斗。这时期的明朝，科举制度初立，文官集团自身的力量还在成长中，外加话语权也不强，当然争不起来。
明朝文官集团内部的党争起于明朝中期，第一场真正意义的文官党争，却还是拜了“土木堡之变”所赐。在明英宗沦为俘虏到放归期间，即位的景泰帝动了废黜明英宗的儿子、另立自己儿子做太子的主意，此举立刻在朝堂上掀起轩然大波，文官集团也立刻分化，支持废立太子的官员分成两派，相互攻击多年，这场争斗最终以明英宗复辟宣告结束。在明英宗复辟登基的八年里，得到重用的官员大多都是在之前争斗中反对废除太子的，而遭到贬罢的官员却大多都是主张废黜太子的。
从这场短暂的文官集团党争中，却也可以看出明朝文官党争的几个必要条件：一是在文官集团地位较高，甚至压倒宦官集团的前提下，没有外敌的时候，文官集团内部必然会互相掐得厉害；二是党争的派系划分主要是以内阁重臣为首领，每一个党争的首领都有一张以师生关系、同年关系、老乡关系三种关系为主的关系网。
纵观明朝历代党争，凡是文官集团内斗得热闹的争斗，基本都诞生在这两个基本条件下。明朝中期以后几场著名的党争，一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之争，二是明朝嘉靖至隆庆年间的首辅之争，三就是明朝万历年间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以及之后的阉党相继发生的争斗，这三场党争都是发生在明朝文官集团力量扶摇直上、压倒宦官集团的时期里。相比之下，宦官权力与文官权力并重的明孝宗时代没有党争，重用宦官的明武宗时代也没有党争。
而一旦介入到党争里，若是新入行的官员，想要两头不得罪人，保持独善其身，通常都是很难的。而党争的胜负也同样无法以短期的力量来判定。往往看似力量强大的一方，最后却极有可能是失败者。明朝嘉靖年间的几场重要党争，都是以弱小方的胜利而告终。先是大礼仪之争，靠支持嘉靖皇帝而得到宠信的张璁、桂萼等重臣在朝廷里属于弱小派，他们的对手是历经三朝、位高权重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及其多年朝堂经营而拉起的党羽，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张璁、桂萼取代了杨廷和，成为文官集团的首脑。原本嚣张一时的杨廷和被迫告老还乡，他的儿子杨慎更获罪被发配云南数十年，险些客死他乡。在明武宗时代影响力巨大、统领整个文官集团的杨廷和一系，就此彻底瓦解。然而得胜的张璁很快又和新崛起的夏言一派发生矛盾，这时候的张璁取代杨廷和成为内阁首辅，也成了权势滔天的一方，然而结果却是，看似无权无势的夏言最终取代了张璁，成为文官集团的新领袖。可夏言嚣张了没多久，又碰上了大器晚成的严嵩，同样是夏言占尽优势、官位高且政绩卓越，却最终败给了严嵩，而且败得更惨。杨廷和最惨不过告老还乡，张璁最惨不过罢官回家，夏言却连保命的机会都没有，被严嵩罗织罪名杀害。
除了争斗的胜负难测外，即使争斗胜利了，参与党争的官员也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今天的朋友有可能在一场党争结束后就变成你的敌人，并成为下一场党争的胜利者。还是拿上面这一系列争斗来说，面对杨廷和，张璁和夏言是朋友，然而杨廷和走了，夏言就成了张璁的敌人；面对张璁，夏言和严嵩是朋友，然而当张璁罢官后，俩人又接着水火不容，夏言本人也死在了严嵩这位老友兼对手手里。
而胜负难测的党争，其实最终决定胜负的因素，不在于争斗双方在战场上的各类手段，相反却是功夫在世外——取得皇帝的支持。在明朝最高权力的铁三角里，高高在上的皇帝是党争胜负的最终决定者。明朝有别于唐宋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明朝中期越演越烈的党争对明朝发展的影响。明朝的皇帝不必像唐朝皇帝面对“牛李党争”时那般苦恼地慨叹“去党争难”，也不必像北宋皇帝面对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新旧党之争，一次次见证推倒重来的悲剧，其看党争完全可以抱着看戏的态度：明朝三角形体系的政治构架决定，不管党争的双方怎么争，也挑战不了最高皇权的威权，其整个争斗的走向，其实也都在皇权的控制下。在一场党争开始后，明朝皇帝可以耗费大量时间仔细观察双方的争斗，并从中做出一个抉择——这场争斗的胜利者，未必是在争斗中表现最好的，相反应该是对皇权最没有威胁且最能干活的。当皇帝做出抉择后，就会在党争中做出判定，判定的结果就是党争的胜负。
所以从明朝中后期开始，一场场看似力量悬殊的党争，最后大都以弱小战胜强大而告终，原因正在于此。也正是因为这时候的明朝皇权对于党争有着足够的掌控能力，才使明朝的党争出现了有别于唐宋的另一个现象。唐朝“牛李党争”的结果就是唐朝的国家大政要么按照牛党说的办，要么按照李党说的办，国家反复折返跑。北宋“新旧党争”更是折腾，新党上台了就变法，旧党上台了就恢复祖制，用人方面更是火速般地换，新党上台了罢旧党的人，旧党上台了就罢新党的人，来回折腾，最后国家都折腾没了。相比之下，明朝从嘉靖至隆庆年间的党争，却是中国封建史上相对理性的——只争派系，国家大事上却不折腾。比如张璁和杨廷和之间的党争，虽然杨廷和最终败北，但胜利的张璁在国家经济建设上却继承了杨廷和经济改革的思想，完成了杨廷和未完成的政治目标。嘉靖晚期至万历早期的党争更是如此，那些年明朝官场很热闹，先是徐阶击败了严嵩，接着高拱轰走了徐阶，最后张居正挤走了高拱，但不论谁来谁走，这几代政治家却不约而同地推广实行一件事——农业税改革，变收实物税为货币税。严嵩当政的时候，这件事开始在一些地方试点；徐阶当政的时候，这件事开始在江南试点；高拱当政的时候，这件事开始全国推广；张居正当政的时候，这件事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明朝中后期到清末的基本税收模式——一条鞭法。这种只废人不废事的党争模式，比之前的朝代更加理性。
然而明朝党争的这种理性，却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即国家对于党争乃至对文官集团，都有控制力。这种控制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有有效的制度，能够对党争进行约束和控制；二是参与争斗的政治派系，都是出自文官集团体制内部。这两个条件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张居正死后万历亲政，因痛恨张居正专权，随即清算张居正，捎带废黜了张居正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考成法。这个法令虽然有漏洞，但它是对官员行为的重要约束。没有了约束的官员，也就少了一个枷锁。万历帝因为废立太子的问题，开始消极怠政，创下三十年不上朝的新纪录，他的消极让官员们变得更积极，其控制力的减弱也使官员们开始以各种名目结党。偏偏与此同时，明朝阳明心学大兴，自由思想活跃。民间结社行为盛行，起于民间的东林党很快进入了明朝官僚体系中，并引发了与齐楚浙等党派的斗争。而万历帝的消极，更令明朝党争从此失去了皇权的制约，带来的结果就是，原本理性的党争，到了明末反而进入了无序状态，无论东林党还是后来的阉党，在得志之后，对于对手都是既废人又废事。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虽然清算阉党，但是当时明朝的朝局已经无法收拾，党争败坏下的官场风气导致官员对于崇祯的要求阳奉阴违，整个官僚体制最终失去了活力。明朝灭亡的时候，在煤山上吊的崇祯说了两句话，一句是“诸臣误我”，另一句是“文官皆可杀”。那时候的明朝文官体系早已烂透，就算没有李自成，恐怕也撑不了多久。
明末最大的悲哀，既不是内外交困的作战，也不是天灾人祸的肆虐，而是官僚体制已经无法给有志之士一个实现理想的平台。明末并不缺人才，就拿围剿农民军的官员来说，卢象升、孙传庭甚至被俘的洪承畴，都是大才，然而他们三个人在晚明的仕途上遭遇到的最大挑战通常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卢象升曾经多次击败农民军，甚至被农民军叫作卢阎王，然而因为他反对议和，因此遭到崇祯的亲信杨嗣昌陷害，最终被迫带着五千老弱残兵与进犯的清军血战巨鹿，兵败阵亡。孙传庭更惨，明末的农民军领袖高迎祥是被他活捉的，李自成曾经被他打败，然而由于不善巴结逢迎，他在每次打了胜仗后都免不了遭到猜忌陷害。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战是1644年在陕西潼关阻击李自成，当时他只要守住潼关，就能牵制李自成，为明王朝反击赢得时间，这不只是他唯一得胜的机会，也是整个明王朝最后一次重获生机的机会，然而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却在这个时候催他进兵，结果被迫进兵的孙传庭全军覆没，明王朝也自食其果，最终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灭亡。
那么，明朝的政治生态有没有比较健康的年代呢？当然有。比如明穆宗在位时，也就是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这时期是明朝党争的又一个白热化阶段，先是高拱与徐阶争权，接着是张居正与高拱明争暗斗。看似不好混，其实却有几个好条件：首先这个时代的皇帝——明穆宗朱载垕，是一个表面愚笨却内心精明的人，他懂得在党争中合理地利用局面，做出正确的判断。他在徐阶与高拱争权时候的以退为进，以及后来对于海瑞巡抚江南事件的处理，其手段都格外老练。对高拱非常倚重的他，和高拱之间更是难得的君臣相知。而这个时代参与党争的几位大佬也同样保持着君子风度，虽然斗起来你死我活，但是斗完之后，对于对手曾经信用的亲信，他们未必会排斥。典型如水利学家潘季驯。高拱当权的时候，他就曾因治理黄河有功而出名。而后高拱被张居正排挤，欣赏潘季驯才华的张居正，非但没有因为高拱的关系对他打压，反而继续委以重任，也正因如此，潘季驯才完成了治理黄河的伟业。同样境遇的还有葛守礼等人，他们都曾是高拱的亲信，却一样在高拱政敌张居正大行改革期间大展拳脚。理性党争下的开明包容，促成了这个被后人称作“隆万中兴”的时代。
和党争相对应的就是官员在升迁路上的奋斗，也就是追求个人官职进步的过程。可以说在明朝，官员的升官考核任免程序，是比前代都严格的。虽然早期至中期曾出现过“传奉官”，即靠逢迎巴结皇帝、不经组织程序就得官者，但也只限于小官，真正位高权重的要害职务，无不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获得。具体到不同官职上，奋斗的流程也是不同的。
6.大学士是这样炼成的
我们首先来讲讲统辖行政权的内阁。成为内阁大学士，对于明朝官员来说自然是极其盼望的，尤其是“入阁”，那是官员莫大的荣耀，但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明朝内阁大学士的选任，从永乐年间到明朝中后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最早的内阁，其人员都来自皇帝直接任命，从永乐年间到宣德年间都是如此。但那时候的内阁只是皇帝办公的秘书处，话语权极小，独立性也极差。从宣德年间开始，内阁威权直线上升，当年那些给皇帝打杂的小秘书，早已摇身一变成了百官首领。身份地位变了，内阁的话语权也要变，更新换代，也是自己说了算。
于是从明朝正统年间起，开始实行用内阁阁臣推荐大学士人选的方式。这个改变看似微不足道，其实对明朝内阁的发展意义重大，它标志着内阁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秘书机构，而是成了权位至关重要的行政核心部门。第一个经过阁臣推荐方式进入内阁的大臣，就是明朝正统年间的内阁大学士曹鼎，而促成这个转变的人，并非是位高权重的阁臣，而是文官清流的对头——宦官阶层。彼时位高权重的大公公王振为了能在内阁里安插亲信，便假借内阁推荐的名义，把曹鼎等人安插进来。标志内阁权力提升的重要一步，竟然由内阁的死对头来完成，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幽默。
老阁臣推荐新阁臣的选拔方式，从正统年间一直沿用到明末。这种方式不仅是内阁自身的新陈代谢，也是明朝官场重臣们扶持亲信、拉帮结派的重要途径。能进内阁的重臣基本属于文官里的大佬级别，哪位大佬推荐的人能如愿入阁，那么他在内阁中的声威自然更加如虎添翼。所以内阁推举大学士人选，这个简单的流程也就经常成为阁老之间权力博弈的战场。但是对于那些大权独揽、在内阁呼风唤雨的权臣们来说，这战场就没啥挑战力了，他们想推荐谁就推荐谁，比如万历年间权倾一时的名臣张居正，他担任内阁首辅期间，像吕调阳、申时行等后来的名臣，都在他的推荐下轻轻松松入了阁。
也正是因为许多人的入阁变得轻轻松松，所以引来的非议也很多。随着内阁威权的加重，在朝廷各部门中，它更成了众矢之的，不但许多人做梦都想进，许多双眼睛更死死地盯着，被阁臣推荐入阁的大学士，哪个都带来一堆流言蜚语，官场升多大的官，背后就被人嚼多少舌根子。日久天长，这种阁臣推荐入阁的方式，被人嚼够了舌根子，甚至被当作权臣结党营私的标志，自然也会引起皇帝的猜忌。于是为了追求公平公正，在阁臣推荐模式盛行几十年后，一种新的选拔模式应运而生——廷推。
所谓廷推，就是内阁的新阁臣要由六部中负责官员任命升迁推荐的吏部牵头，会同六部九卿以及各科道共同推举。也就是说，想要通过廷推成为大学士，光巴结领导是不够的，还要搞好群众关系，至少要有个好人缘。工作成绩不但要好，还要名声在外，各单位都要混个脸熟。这套推荐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先经集体推荐，再经组织鉴定，最后通过讨论，确定出新大学士的人选来。能从这套推荐方式里胜出的，基本都是各方面过硬的牛人。除了有能耐外，运气也很重要。
按照《明实录》的说法，每次的廷推都会引来当场争吵声一片，碰上脾气不好的，卷袖子动手的都有。但是仅仅能从这套推荐流程里突围出来，未必一定能入阁，因为廷推的最后一关就是皇帝批准。通常都是以集体推荐的方式，确定五个候选人呈报皇帝，再由皇帝从这五个人中择优选取两个，倘若能幸运选中，入阁梦想才算实现。
一般说来，能从这套廷推流程里突围出来的，通常都是明朝历史上才能卓越的名臣。明朝有文字记录的第一次廷推发生在弘治八年（1495年），那年经过一套严格的组织考察与推荐讨论，确定了五个内阁大学士候选人，弘治皇帝从中选择了两个，这两位便是弘治皇帝在位时内阁三位重臣中的两个牛人——李东阳和谢迁。
而随着廷推制度日益固定，先前皇帝任免阁臣的模式也有了一个专用名字——特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特简和廷推并行使用，成为明朝内阁大学士选拔的基本模式，而原本由内阁大学士举荐人选的做法，在张居正去世后就基本废止了。以上几种方式的实行，虽然都有各自不同的考量，但目的却是一样的：为大明朝选拔靠谱的能臣。但随着明朝的国事日坏，这两种看着靠谱的制度也越发变得不靠谱，无论是皇帝自己选，还是群臣讨论选，选出来的是一个不如一个，尤其到了明朝崇祯年间，末代皇帝崇祯处于无人可用的窘境。当时崇祯帝灭掉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可灭完后才发现，重新得到重用的文官集团内部却掐得厉害。具体表现在不管谁当大学士，都是骂声一片；谁干活，总有另一帮人来拆台；搞来搞去，大臣搞掉了一大批，工作却一件也没干成。
万般无奈的崇祯帝不得已竟然干出雷人之举——开发出了新选拔模式，美其名曰“枚卜”，说白了就是抓阄。
皇帝也不指定，大臣们也别争吵，谁当大学士全靠抓阄。也就是说谁升官，全看老天爷的意思了。没想到老天爷也不给面子，崇祯当政十七年，内阁大学士换了五十个，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个，位高权重的官员转眼间就失势，老母鸡变鸭——说变就变。如此局面，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身体，新陈代谢如果过快，那肯定要出问题。
明朝的健康，就在这样快速的新陈代谢中走向了衰败，直到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而以自尽方式来了结自己执政生涯的崇祯帝，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依然对这个问题愤懑不解。他的遗言里有两句是说文官的，一句叫“诸臣误我”，一句叫“文官皆可杀”。
这两句其实都是气话——诸臣并不是有意要耽误皇上，杀掉所有的文官也解决不了问题，关键问题是，这个王朝晚期，官僚体系的新陈代谢出了严重问题，国家更失去了对官僚体制的合理监督和控制能力，最终的无序和堕落才是明朝灭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