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地
玛格丽特·罗伯茨的童年生活印刻着六个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严格自律，成就了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职业生涯，而另五个则各有优缺。
五个特点中，优点包括性格坚毅、说话直率、信仰坚定。另两个缺点则因为玛格丽特的刻意掩饰而不那么明显。这两个缺点是，缺乏安全感和对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人（尤其是她的母亲）难以苟同。
如果以上种种特点看上去有些奇怪或狭隘，没有涉及童年生活本应有的一些特点，比如愉快、欢笑、轻松、家庭生活和父母的疼爱，也是因为玛格丽特的成长过程本就是极其不自然和严苛的。童年时她的生活拮据，父母古板。
1925年10月13号，玛格丽特出生于林肯郡格兰瑟姆市北帕拉德路一号她父亲街角小店楼上的房间里。从外观看，这座三层小楼还算不错，但其实里面居住环境拥挤，仅有最基本的生活设施。
小店差不多就是家里的全部财产。起居室在二楼，只能从柜台后面的楼梯爬上去，穿过主卧才能到达。玛格丽特和姐姐穆里尔（出生于1921年4月21日）在顶楼各有一个小房间。家里没有自来水和集中供暖设备。但最尴尬的是没有独立洗澡间，全家人都得在铁制的澡盆里洗澡。这个所谓的底楼洗澡间位于小店后院，同时也兼做室外厕所。家里没有花园和室内厕所。
即使以20世纪20年代的标准来看，玛格丽特的成长环境也算是清苦节俭的，但节俭并非因为贫穷。玛格丽特的父亲阿尔弗雷德·罗伯茨在格兰瑟姆拥有两间杂货店，完全有能力为家里安装当时房地产代理商所说的“现代化便捷设施”。但他是个坚持原则的人，认为家庭生活应当勤俭节约。他信奉省钱而不是花钱，并对自己的女儿说，从第一次工作在商店当伙计起，他就一直信奉这条原则。那时，他一周赚14先令，其中12先令用于食宿。至于余下的钱，“省下多少钱，才有多少钱可以花”[1]。玛格丽特的父亲以经济为重，严格管理财政，所以才不愿意花钱在家里安装自来水。
玛格丽特的一个同学玛乔丽·李解释说：“罗伯茨议员之所以能发财，是因为他不需要操心诸如自来水管之类的生活细节问题。”[2]
玛格丽特却十分关注这些生活设施。担任首相六年后，在一次采访中，她语出惊人，告诉米里亚姆·斯多帕德：“当时家里真的很小，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生活设施。我还记得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住在一个漂亮的房子里，嗯，房子里的设施要比我自己家多得多。”[3]
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是阿尔弗雷德·罗伯茨不愿意花钱改善家庭基础设施的另一个原因。马尔科姆·克纳普与玛格丽特是同时代人，是当地一位历史学家，至今仍在格兰瑟姆镇居住。他回忆说：“玛格丽特童年那会儿，格兰瑟姆人的生活都很困苦。1930年，我们这儿的失业率高达40%。到了1933年，肯特公爵曾探访过的贫民施食处数量只多不少。阿尔弗雷德先生那时一定经常担心他的顾客口袋里没钱付账。”[4]
大萧条时期的艰苦生活迫使住在小店楼上的这一家人必须努力不懈地干活儿。
“你总是肩担责任。”[5]玛格丽特回忆往事时说的这句话既适用于小店老板，也同样适用于政客。尽管阿尔弗雷德·罗伯茨在两家杂货店雇了三个伙计帮忙，他的店很大程度上还是家族生意。他是个亲力亲为的老板，常常在柜台后面切熏肉。他的妻子和岳母负责招呼客人；两个女儿也要在店里帮手，特别是学校放假的时候。玛格丽特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曾在店里帮忙称糖：把批发来的装在大袋子里的糖散称成一磅或两磅的小袋装。
担任首相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喜欢称自己的父亲为“杂货店老板专家”[6]。这种画蛇添足式的称呼可能源自玛格丽特对父亲十分敬重而产生的浓浓自豪感，同样的自豪感也曾使另一位英国首相泰德·希思情不自禁地称自己的父亲为“建筑工大师”[7]。
事实上，两位首相的父亲都只是普通商人。罗伯茨一家位于北帕拉德路的小店只是街角一家普通的杂货店，售卖各种糖果、巧克力、面包、宠物食品、水果和蔬菜。这家店也兼做小邮局，本地居民经常过去买邮票、取养老金或者兑现邮政汇票。尽管阿尔弗雷德·罗伯茨因为店里进货的质量好于附近的英国合作社商店而颇有些名气，但他这种杂货店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小镇很常见；店里顾客的经济窘困在这种杂货店也是极其寻常的。可是经营这家杂货店并塑造玛格丽特修养的这家人的性格却绝不常见。
家庭矛盾
阿尔弗雷德·罗伯茨是个店老板、传教士，也是当地一名政治家。他有着坚定的宗教信仰又饱览群书。但是阿尔弗雷德最大的成就在于，他精心培养了自己的小女儿，使她日后能够在远比格兰瑟姆更大的舞台上登台演出、施展才华，尽管当时他并不清楚这个舞台到底在哪里。
阿尔弗雷德出生于1892年，身高6.2英尺，年轻时是个帅小伙，长着一头浓密的金发和一双深邃的蓝眼睛。他唯一的弱点是近视严重，所以很早开始他就得佩戴双焦点眼镜。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尔弗雷德自愿报名参军，但是因为视力缺陷而被拒绝入伍。自那之后他又先后五次尝试参军。只有一次成功了，但只入伍了两天而已。他在林肯营穿了48小时军装后，在一次视力检查中因为视力差再度出局。每次他报名参军，都是因为体检不合格，以失败而告终。[8]
报名参军的梦想受挫后，阿尔弗雷德并没有继承他在北安普敦郡的父亲的修鞋事业，相反，他在各种商店打工学会了做买卖，这其中便有奥多中学的食品店。21岁时，阿尔弗雷德在格兰瑟姆一家名为克利福的杂货店当上了副经理。他还经常在格兰瑟姆镇图书馆借各种各样的书来阅读。图书馆的管理员被阿尔弗雷德对知识的渴望深深地打动，称他为“格兰瑟姆最爱读书的人”。[9]
阿尔弗雷德在当地的卫理公会教堂认识了比阿特丽斯·埃塞尔·斯蒂芬森。之后两人于1917年喜结良缘。新娘比阿特丽斯比阿尔弗雷德小四岁，是土生土长的格兰瑟姆人。她的父母分别是火车站行李寄放处的管理员和工厂工人。只要见过比阿特丽斯年轻时的照片便会明白，为什么阿尔弗雷德会深受吸引。比提（他是这样叫她的）的确是个美人。她颧骨很高，乌黑光泽的头发在脑后挽成髻，蓝色的眼睛水汪汪的，嘴唇性感，身材微胖而显得很有曲线美。外表的刚硬也反映了比提性格的刚毅。
格兰瑟姆一些和比提同龄的人说，在管教女儿方面，比提比阿尔弗雷德还要严格。贝蒂·莫利是穆里尔·罗伯茨的闺蜜，上学时经常去店里玩。在她的印象中，比阿特丽斯“非常严厉，一点儿都不亲切”。[10]
作为母亲，比提对子女的严厉也得益于她的家庭主妇身份，所以十分在乎实用性。她讲究家庭的摆设，十分注重家里的干净整洁。和阿尔弗雷德结婚前，她自己开了一家小裁缝店。她是个出色的裁缝，女儿所有的衣服包括校服，均出自她手。同时，她也擅长厨艺又勤俭节约。
到了1919年，夫妻俩已经节省出一笔钱，又用了点儿抵押贷款，买下了位于北帕拉德街一号的小店。在小店楼上的卧室里，比提于1921年生下了穆里尔，接着在1925年又生下了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出世的消息刊登在《格兰瑟姆报》的生卒婚讯公告栏内。[11]但是穆里尔出生时却没有发布这样的公告——或许这说明了在两个女儿出生相隔的四年间，罗伯茨一家的社会地位逐渐上升了。
玛格丽特很小的时候显然就和父亲更亲近一些。而在和母亲相处方面，有种种迹象表明，小女儿和比提有许多争执。玛格丽特·古德里奇，一个和未来首相同龄的女生回忆说：“我过去偶尔会觉得，她相当厌恶自己的母亲却喜欢自己的父亲。”[12]穆里尔对妹妹的授权传记作者查尔斯·穆尔发表的评论更是强化了这种负面印象：“玛格丽特心里根本没有母亲。”[13]
母女的冷战关系在玛格丽特离开格兰瑟姆去牛津大学读书、结婚、从政后显得更加糟糕。在撒切尔夫人从政后接受的一系列采访中，除了称赞母亲家务活做得好以外，她似乎很难用合适的词语或语气正面赞扬比提。“与其说她像玛丽倒不如说她像玛莎”[14]便是撒切尔夫人描述自己母亲的一个明显的例子[15]。另一个例子发生在1961年，撒切尔夫人成为首相的18年前，那时候她刚刚当上议会会员。被《每日快报》记者戈弗雷·温问及自己的母亲时，撒切尔夫人如是回答：“我很爱自己的母亲，但是15岁以后我和母亲已经没有太多可以交流的了。这不是她的错。她一直待在家里，被家庭的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16]
这些话说明玛格丽特并不太喜欢自己的母亲。但是，有迹象表明，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两人互不喜欢，而是这两个强势女人彼此性格相冲。比提不是一个只会做饭、缝纫，性格顺从的家庭主妇。一些格兰瑟姆的同龄人把她称作“相当守旧的母老虎”，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言论。[17]所以这样一位强势的母亲和固执己见的女儿间产生分歧不足为奇。
北帕拉德小店楼上家里还住着另外两位成员。其中一位是玛格丽特的姐姐穆里尔。她选择淡出媒体视线，因为媒体的关注足以毁灭一位首相所有的近亲。穆里尔于2004年逝世，她生前极少接受媒体访问。穆里尔比她声名赫赫的妹妹年长四岁。贝蒂·莫利是穆里尔的闺蜜，后来两人又成为高尔夫球友。在她的记忆中，穆里尔“性格开朗、讨人喜欢，但是不像玛格丽特那样认真刻苦。姐妹俩相差四岁，所以不是特别亲近。但是她们小时候，特别是在共同反抗母亲的严厉管教时，相处还是很愉快的。”[18]
这种严厉管教源于遗传。部分遗传自罗伯茨家庭的第五位成员，即比阿特丽斯的母亲菲比·斯蒂芬森。她是个令人生畏的老太太，总是穿着黑色长裙，裙子一直拖到脚踝，扣子扣得严严实实。她非常喜欢老生常谈，比如“清洁近于圣洁”，“如果事情值得一做，就应当好好做”。玛格丽特将自己的外祖母形容为“相当相当维多利亚时代式的守旧，相当相当严厉”。[19]
快乐（或许没有快乐）
由于这种严厉，玛格丽特·罗伯茨童年时代鲜有快乐。“对我们来说，充分享受快乐简直就是罪孽，”她说道，“生活不是用来享受的，而应该努力做事。”[20]
在这种严厉的氛围中，许多天真的娱乐消遣都被禁止了。参加小伙伴的晚会、跳舞、骑自行车、打牌、下棋（即便是蛇梯棋）、去郊外散步、去戏院看戏，这些都是绝对禁止的。礼拜天的时候，规矩就更严了。主日那天，绝对不可以看报纸、约朋友喝茶、甚至也不能做针线活。但1934年外祖母菲比·斯蒂芬森去世后，其中一些规矩也没有那么严格了。外祖母去世以前，一家人几乎很少去格兰瑟姆以外的地方旅行。童年时的玛格丽特最长的一次旅行就是坐汽车去52英里以外的海滨小镇斯凯格内斯度假。那一次，比阿特丽斯、穆里尔和玛格丽特住在一家自助式公寓旅馆，拎着铲子和小桶在海边过了一个最普通的英国式假期，而阿尔弗雷德则留在家里看店。
在斯凯格内斯度假时，玛格丽特生平第一次欣赏到了现场表演的各种音乐和轻喜剧小品。她回忆说：“外祖母一直到我10岁时才去世。如果她还健在的话，我们家的生活绝不可能变得丰富多彩。”[21]
另一项禁忌在外祖母去世后也被打破了，即禁止在家里安装无线电设备。1935年秋，北帕拉德小店楼上的起居室里装了一台收音机，这让玛格丽特非常兴奋。但是两个女儿能够收听的广播节目却受到严格地限制。谈话节目和新闻是可以听的，音乐节目则不可以。极少接受访问的穆里尔·卡伦（娘家姓为罗伯茨）在1975年接受英国作家厄恩利·莫尼访问时解释说，当年她和只有10岁的妹妹玛格丽特只有等到父母都出门了，才能把收音机打开收听舞曲或轻快的管弦乐曲。[22]
阿尔弗雷德·罗伯茨才智过人，并不完全支持如此狭隘的限令。妻子和岳母曾一度坚持的强硬的清教徒式严格简朴的作风，在菲比去世后开始瓦解，他也逐渐放宽了这些严格的限令。除了承担一些公共事务和传道外，阿尔弗雷德有时在生活中也表现出性格里轻松幽默的一面。
贝蒂·莫利和罗伯茨一家相交甚深。“阿尔弗雷德很幽默，不拘礼节，”她回忆说，“我还记得他和我父亲打完保龄球后一起去游乐场玩。他真的在享受生活。他甚至在游乐场的一两个小摊那里小赌了一把。”[23]
赌博在火眼金睛的比提那里是绝对不允许的。她既负责管理家人的行为表现，同时又严格掌控着家庭的财政大权。“每当我说：‘呀，我的那些朋友都有这有那’，我记得（我的母亲）就总会说，‘哎呀，我们还没到那个条件呢！’太多次都是这样了。”玛格丽特如是回忆道。[24]
尽管罗伯茨夫妇开着两间店铺，经济并不是特别紧张，比阿特丽斯还是小心翼翼，非常节俭。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首相后，在一次采访中不经意间提到了与母亲一起购物的辛酸往事。那时她特别渴望买些更漂亮的东西，但是因为价格更高，她也只能压抑着自己的渴望。
“我们出门买东西，其实就是给家里的长沙发买新沙发套。但这可是笔……大花销，也是件大事，所以得出门去看货。等我挑了外表非常漂亮、色彩轻快的印花沙发套时，我的母亲只会来一句：‘一点儿也不实用！’那时我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买些不实用的东西啊！”[25]
如此节俭既有好处也有坏处。比阿特丽斯喜欢自己在家做衣服，所以玛格丽特小时候总是穿得非常漂亮。随着自己逐渐长大，玛格丽特也渐渐能够深刻地明白，要充分发挥金钱的价值。她特别佩服母亲维持家庭开销的能力。“家里从不浪费，我们家一直量入为出，”她回忆道，“对一个家庭最糟的挖苦就是‘这一家子小气吝啬’。”[26]
小气吝啬一两回对于玛格丽特来说可能还是挺有趣的，但是若在北帕拉德小店里想只偶尔吝啬一两回却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节俭吝啬也是有好处的。因为玛格丽特·罗伯茨很快就学会了自创娱乐，并在父亲的鼓励下，开始从图书馆大量借书，探索阅读的乐趣。
音乐是玛格丽特发挥创造力的另一种途径。儿时的她钢琴弹得很好，曾多次在当地的音乐节获得奖项。她还有着一副女低音的好嗓子，并参加了卫理公会教堂唱诗班。在唱诗班的演出中，玛格丽特主要演唱清唱剧，包括亨德尔的《弥赛亚》、海顿的《创世纪》，还有门德尔松的《以利亚》。玛格丽特对音乐的喜爱继承了她的父亲。阿尔弗雷德·罗伯茨曾经是唱诗班歌手，也是格兰瑟姆乐团的一员。
玛格丽特早年生活的显著特点就是缺乏生活乐趣。但是后来她对此极力否认。在回忆录里，她把自己在格兰瑟姆电影院观看好莱坞电影的热情大大渲染了一番；也向她的第一个传记作者崔西娅·默里热情洋溢地描述了她对大型乐队演奏的音乐和一些音乐家的作品的喜爱之情，这些音乐家包括杰罗姆·科恩、科尔·波特、艾文·柏林、理查德·罗杰斯和劳伦兹·哈特。这些对电影、音乐的品位可能在她十几岁时就已有培养；又或者是玛格丽特自己后来对它们刻意修正的结果，因为成年后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似乎从来没有时间或兴趣想去看电影或听音乐。
少年时代，玛格丽特生活的常规从来不是轻松娱乐而是严格自律，这种自律精神最初养成于童年，并相伴其一生。“在家里我们从来不懒散，”她回忆说，“因为懒散就是罪过。”[27]
然而，玛格丽特还是有过一段惬意的生活的。这段日子里她忘却现实，彻底放松，懒散度日。然而这绝对不是罪过，因为这段日子是由卫理公会的牧师罗纳德·N. 斯金纳带着她度过的。他邀请11岁的玛格丽特离开父母独自和他一起拜访他在伦敦汉普斯特德的家人。“我在那儿待了整整一个星期，”她后来对崔西娅·默里说，“生平头一次享受到了快乐的日子！”[28]
对一个来自小镇、出门最远的一次就是从格兰瑟姆到海滨小镇斯凯格内斯度假的女孩来说，伦敦绝对令她大开眼界，兴奋不已。玛格丽特参观了各种景点，包括白金汉宫门前的卫兵换岗仪式、伦敦塔、圣保罗大教堂和伦敦动物园。“我们被带到了剧院，欣赏了一部名为《沙漠之歌》的音乐剧。剧院里人头攒动、灯火通明，我非常兴奋。”[29]
近半个世纪以后，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位前首相在写作自己回忆录的上册时，以同样的热情强调了这次童年经历的非比寻常。“我对伦敦和斯金纳夫妇依依不舍，他们主随客便、热情周到的款待使我体会到了法国外交家塔列朗的话：‘la douceur de la vie’——生活是多么甜蜜’。”[30]
伦敦这次令人兴奋的旅行和格兰瑟姆工作狂式的冷静生活形成了强烈对比。玛格丽特吝啬的母亲的训诫约束已然开始碎裂。对母亲训诫的怀疑也没有得到母爱的肢体语言的弥补。玛格丽特小时候，尽管比阿特丽斯也拥抱、亲吻过她，也曾抱着她哄她睡觉，但这些母爱特有的肢体接触都少得可怜。玛格丽特自己后来生了双胞胎、做了母亲以后，给孩子的肢体接触同样也少得可怜。[31]玛格丽特的童年难以置信地沉闷且无趣。只工作不玩耍没有让玛格丽特成为一个傻姑娘，反倒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姑娘。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所受到的教育极大地激励了她，这既包括她在格兰瑟姆上学时受到的教育，也包括她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教育。
第一所学校
1930年9月3日，玛格丽特·罗伯茨在亨廷托尔路公立小学注册入学，这一天距离她的5岁生日还有六个星期。亨廷托尔路公立小学是格兰瑟姆镇公认的最好的小学，现代化的校舍是16年前修建的。阿尔弗雷德·罗伯茨选择让女儿就读于这所学校，主要是因为亨廷托尔路小学是一所非宗教学校。在两个女儿的教育方面，阿尔弗雷德一直思想开明。
入学之初，玛格丽特就因为拒绝使用学校的厕所而给班主任格里姆伍德太太留下了有些古怪的第一印象。按照玛格丽特的同学琼·布里奇曼的说法，因为一些学生家里没有冲水厕所，不知道上完厕所后怎么放水冲厕所，所以这个被大家羞涩地称为女生“办公室”的厕所总是又脏又臭。玛格丽特因为过于挑剔，一直不愿意用学校的厕所。于是她开始训练自己一直憋尿憋到午餐时间。午餐时间一到，她就走上一英里回家上厕所，下午也是如此解决上厕所问题。这样一来，等于玛格丽特每天要走四英里路——对一个孩子来说算是有些远了，尤其是内急的时候。[32]
能更好地印证玛格丽特性格坚毅的，则是格里姆伍德太太告诉全班同学可以参加全镇学生书法比赛这件事。玛格丽特强调，她在提交参赛作品时非常仔细，写得非常工整。“我一定会入围，也一定会得奖的。”她说。[33]的确，她后来获奖了。
玛格丽特·罗伯茨上小学时的另一件事就是，她擅长用一口“时髦腔”朗诵诗歌。这种“时髦腔”把她早年的林肯郡鼻音抹得干干净净。因为父亲给她上过私人发音技巧课，改善了她的语调。所以和学校里大多数孩子的土话方言腔比较起来，玛格丽特说话的腔调要显得优雅得多。
第一次接受发音技巧训练50多年后，玛格丽特在一次首相问答环节的激烈争论中，一不小心又用上了自己曾用过的粗俗的格兰瑟姆土话。1983年4月，她站在公文箱后大声指责丹尼士·希利不敢参加选举。“尊敬的议员阁下居然害怕选举，不是吗？害怕了？吓坏了？吓死了？吓死了，吓死了！”[34][35]
随着所受教育越来越多，玛格丽特·罗伯茨已经很少犯类似的方言口误了。1934年，玛格丽特9岁时，她凭借清晰的吐字在当地的某个节日当天获得了诗歌朗诵比赛一等奖。校长玛格丽特·格伦小姐祝贺她获奖，说：“玛格丽特，你真幸运。”玛格丽特却直言不讳：“这不是幸运，是我应得的。”[36]
玛格丽特·罗伯茨如此努力获得成功，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奖学金，进入当地的文法学校学习。为了进文法学校，她非常刻苦地备考。玛格丽特一直都是个勤奋的孩子。早在到亨廷托尔路公立小学上学前，她已具备了良好的读写能力。上学第一学期，她就显得比实际年龄要成熟一些。此后，她就一直在班级独占鳌头或名列前茅。写家庭作业时，玛格丽特总是特别用心。她的同学还记得，那时玛格丽特每天到学校上学时都背着沉沉的书包，背都压弯了。书包里装满了书，想把书包松开来都困难得很。
有记载显示，除了努力学习外，玛格丽特·罗伯茨上学期间还参加了一些皇室活动。
1935年5月6日，英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皇后庆祝25周年银婚纪念。学校参加了一场露天表演，表演的亮点就是在温德姆公园让镇上的孩子列队组成“格兰瑟姆”几个大字。半个世纪后玛格丽特·撒切尔任首相期间，收到了格兰瑟姆当地居民杰拉尔德·塔平寄来的乔治五世银婚纪念那年庆祝仪式的各种纪念品。她在唐宁街亲手回信给杰拉尔德，信里写道：“那天真是美妙极了，是我童年中相当兴奋的一天。我好像记得那天我们负责站队组成格兰瑟姆几个字母中的M。”[37]
更庄重的一次活动是在1936年1月21日，学校收到讣告：英王乔治五世驾崩。第二天，玛格丽特和学校里的一群学生被选中前往格兰瑟姆市政厅聆听新国王爱德华八世的登基公告。
除此以外，亨廷托尔路公立小学的日常工作日志中还描述了玛格丽特·罗伯茨上小学的最后一年当地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威胁着当地291名学生的生命。流感、麻疹、百日咳等疫病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出勤率，最糟的时候甚至一度只有82个学生来上学。铁路上的一次事故夺去了她两个同学父亲的生命。5月24日帝国节那天，玛格丽特所在的班级给全校同学演唱了好几首爱国歌曲。[38]学校花了两英镑买了个二手无线电广播设备，又对其进行改装，调高音量，使得全校所有学生都能听到广播。
学校里专供学生的牛奶封装在三分之一品脱容量的瓶子里出售，售价为每瓶半便士。每周一早晨，学生们都得带2.5便士到学校，交上他们一周的牛奶钱。任教育部部长时，玛格丽特因为取消了学校给学生免费供应的牛奶，得了个“牛奶贼撒切尔”的外号。[39]她小学时交牛奶钱的经历恰好和此事遥相呼应。
玛格丽特幼年经历的最重要的事发生在1936年7月13日。学校那天的工作日志中记载着：“玛格丽特·罗伯茨荣获奖学金。尽管她年纪非常小（才10岁零6个月），学业成绩却相当出色。”[40]
获得这笔奖学金意味着玛格丽特可以去镇上最好的凯斯蒂温和格兰瑟姆女子中学（KGGS）读书。虽然玛格丽特获得奖学金完全在意料之内，但是回忆起消息传来那一刻，她还记得自己感觉“兴高采烈”。[41]
成功拿到奖学金是玛格丽特·罗伯茨童年时期的一个转折点。
父亲的鼓励
玛格丽特·撒切尔就任首相后第一次入住唐宁街10号时，曾站在首相官邸前的台阶上接受访问，回答了一名记者提出的有关她父亲阿尔弗雷德·罗伯茨的问题。“嗯，没错，我的一切都多亏了我的父亲，”她说道，“确实多亏了父亲。他把我养育成人，教导我相信我所选择相信的一切事情，这些信念中所包含的价值观正是我在大选中奋力一搏的基石……”[42]
在这情绪激昂的时刻，玛格丽特·撒切尔对父亲一番饱含孝心的言辞既令人感动万分，又充分报答了父亲曾给她的悉心教育。只要对玛格丽特·罗伯茨早年生活有所研究的人，都会认为恰恰是与父亲的相处帮助塑造了玛格丽特的性格，激发了她的梦想。父亲对玛格丽特的影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得到深刻体现：家庭教育、在卫理公会得到思想价值观培养、初涉政坛的经历和个性发展。其中，玛格丽特的个性发展深受父亲严格自律风格的影响。
阿尔弗雷德·罗伯茨年轻时最初想做个老师。但是这个梦想因为家境贫寒而破灭。13岁时阿尔弗雷德就被迫辍学谋生。后来他自己养成了广泛阅读的好习惯，并坚持了一辈子，用以弥补自己儿时未能受到的教育。
阿尔弗雷德生活的重心之一就是努力让两个女儿接受比他自己更好的教育。在这个决心下，玛格丽特成了父亲真正的掌上明珠。这也许是因为阿尔弗雷德膝下无子，所以一直在心里把玛格丽特当作儿子来培养。也可能是因为玛格丽特身上特有的书卷气质和能言善辩与阿尔弗雷德自己爱好读书、喜欢参与政事不谋而合。尽管阿尔弗雷德失去了做教师的机会，但是他在教育玛格丽特的过程中又重获了做老师的感觉。
父女俩关系融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两人对诗歌共同的爱好。阿尔弗雷德对英语的节奏和韵律非常敏感，他将《牛津英国诗歌集》奉为圭臬，并要求玛格丽特背诵里面的许多诗歌。1934年，玛格丽特在当地节日那天举办的诗歌朗诵比赛中荣获冠军，所朗诵的正是诗歌集里瓦尔特·德拉·梅尔的《倾听者》。这次得奖和她父亲的悉心指导不无关系。父亲还教玛格丽特朗诵维多利亚时期诗人的各种诗作，因为这些诗作富有道德寓意。
玛格丽特儿时就熟记于心，成年后也经常引用的两节诗是：
此路可是登山路？
没错，一路直至山之巅。
登山可需一日行？
朋友啊，日出行至日落时。
（克里斯蒂娜·乔治娜·罗塞蒂《登山》）
伟人达到和保持的高度，
并非一蹴而就，
当伙伴熟睡时，
他们在深夜里艰难攀登。
（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圣奥古斯汀之梯》）
实际上，童年的玛格丽特很多时候都是“在深夜里艰难攀登”，这些时候甚至有时对她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她不能出去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课外必须要比别的孩子多学习、多看书、多读诗。有一次，她向父亲请求和小伙伴们一起出门散步，父亲却无情地拒绝了，并对她说：“永远不要因为别人这么做，你也这么做。”[43]
初听这句话时，玛格丽特也许还心怀沮丧，但是后来她却因为这句话时时赞扬父亲的严格教导。“其实，这是他最爱说的几句话之一，”她回顾说，“我想学跳舞时，他这么说；有时我想去看电影或者想出门玩，他也会这么说。无论这话在我心里造成什么感受，无疑都是对我有好处的。”[44]
阿尔弗雷德·罗伯茨对小女儿的种种教诲示范正是她前进的指路明灯。一些评论家，尤其是撒切尔夫人的传记作者约翰·坎贝尔认为，阿尔弗雷德对女儿成长的引导作用实际上已在反复的叙述中被不断放大了。坎贝尔说：“玛格丽特在她伟大的父亲生前对他的尊敬远不及父亲死后对那个被神化的父亲形象的尊敬。”[45]
这种观点也只有在评论未来首相的政治生涯时才算是有些道理。因为玛格丽特成功的政治生涯实际上受惠于许多其他父亲式的人物，她对此也一直深怀感激。然而只有阿尔弗雷德·罗伯茨一人直接给予了她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引导。作为一名父亲、一个传教士和一位导师，阿尔弗雷德对玛格丽特的影响绝对是最大的，这种影响也为她日后的生活奠定了基础。玛格丽特说过：“父亲曾非常仔细地教育我们如何明辨是非。有些事一定不能做，绝对不允许。责任二字也被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父亲经常向我们强调责任心的重要，教育我们要认真履行责任，按时上教堂，与邻居互帮互助。”[46]
上教堂绝对是各种责任的重中之重。阿尔弗雷德和比阿特丽斯都是虔诚的卫理宗教徒。两人就是在位于格兰瑟姆镇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布里真德路教堂结识的。到玛格丽特出生时，夫妻俩已经是芬金大街卫理公会教堂的教徒了。这所教堂靠近镇中心，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因为1932年拒绝加入不列颠与爱尔兰循道公会，芬金大街教堂成为20世纪30年代卫理公会教派的避难所。据说芬金大街教堂的精妙在于，这里是“虔诚布道艺术的灵感补给站。如果有人邀请你在芬金大街教堂布道，那么一走进这里，你自然就会变成一名牧师。”[47]
阿尔弗雷德·罗伯茨的确走进了这座教堂，因为他不仅布道技艺高超、受人尊敬，还是当地的高级传教士。他的正式头衔是教区统管，即负责组织安排牧师在格兰瑟姆教区32所卫理公会礼拜堂和教堂讲道。他自己也坐着名为“教区巡回的士”的教堂专车，在林肯郡各个城镇村庄穿梭，去教堂讲道。玛格丽特有时也会跟父亲一起去。有一次，她甚至还批评父亲布道时用了一种“说教的语调”。但她还是非常欣赏父亲的布道技艺的，后来还称赞说父亲的布道蕴含“智慧”。[48]
阿尔弗雷德·罗伯茨的一部分布道经历有幸被记录在他的旧笔记本里[49]，印证了玛格丽特的溢美之词。笔记充分展现了阿尔弗雷德对神学独到、豁达的见解。虽然里面有个别错别字（比如“belief”，“desease”[50]），[51]但考虑到记笔记的人13岁就辍学了，这些美中不足也是可以谅解的。阿尔弗雷德在笔记本里引用了大量牧师作家的话，反对在卫理公会内专断独裁，提倡道义自由。
尽管父亲的布道很有意义，但是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可能还是过于晦涩沉闷。可是即便玛格丽特·罗伯茨那时年纪还小，也已经是个一丝不苟的铁娘子了，尤其是在遵行宗教仪式方面。每周日，她都要去教堂参加四个活动。参加活动时她通常坐在教堂中间左手过道旁边的四排家庭长椅上。周日上午10点半，她要上主日学校，然后11点去做礼拜。阿尔弗雷德·罗伯茨把这个做礼拜戏称为“三明治式的礼拜”，因为整个礼拜共分三层供给精神食粮：唱赞美诗，祷告，再唱赞美诗；读《圣经》，唱赞美诗，读《圣经》；布道，读《圣经》，唱赞美诗。[52]
或许一天只做一次礼拜、上一次主日学校并不够虔诚，所以玛格丽特下午3点还得回到芬金大街教堂再上下午的主日学校，主要是练习弹钢琴。有时，她也会晚上6点半再回到教堂做晚礼拜；或者跟父亲一起去教区，聆听他的布道。玛格丽特自然有时也会觉得周日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适得其反，偶尔也想摆脱”。[53]但是这种年轻人偶尔的叛逆，即使无法完全适应教堂各种繁复的礼拜仪式，也很快因为玛格丽特对教堂教义的虔诚而有所收敛。
卫理公会所倡导的精神修养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童年占有重要地位。她对《圣经》了如指掌，喜欢唱查理·卫斯理做的赞美诗，尤其是《看，他驾云降临》和《它会是我应该得到的吗》这两首。[54]她还将《卫理公会问答手册》熟记于心。这本小册子一共16页，定价“3便士”，被玛格丽特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有趣的是，里面关于悔改的句子下画了线。在后来的人生中，玛格丽特还经常引用各种文字、语句。这些文字、语句均出自玛格丽特的父亲、她的小学校长格拉迪斯·威廉斯或者格兰瑟姆的知名卫理公会牧师亨利·蔡尔德对她的谆谆教诲布道。这些也许并没有把她变成那种约翰·卫斯理理想中的“灵魂着火的人”，但是至少说明，玛格丽特有着一颗善思好问的心，非常看重精神修养、尊重宗教教义。
阿尔弗雷德·罗伯茨是当地社区的精神领袖以及政治领袖。玛格丽特出生两年后，他被选为格兰瑟姆自治议会议员，并连任25年。尽管阿尔弗雷德是作为纳税独立候选人参选的，但按照女儿穆里尔的说法，“他内心深处一直是个自由党成员”[55]。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阿尔弗雷德已经是一名坚定的保守党成员了。参加1935年大选时，阿尔弗雷德让只有10岁的玛格丽特充当跑腿，从投票站外保守党点票员那里收好投票纸，送往最近的保守党委员会办公室。这给玛格丽特带来了第一次政治体验。同时，玛格丽特还负责折叠保守党候选人维克托·沃伦德爵士的传单。沃伦德爵士后来以少数票当选，并给他年轻的选举小帮手留下良好的印象。“他非常英俊，一开口说话，你就会听他的……因为他清楚，个人魅力可以拉到选票，”晚年时的玛格丽特如此回忆道。[56]
除了对竞选活动痴迷外，玛格丽特也对父亲担任市议员和市长以及由此承担的各种职责表现出巨大的兴趣。玛格丽特童年时，她父亲还多次担任各种职务：扶轮社主席、商会主席、劳工教育协会主席和国民储蓄委员会主席。阿尔弗雷德在这些地方志愿组织担任领袖一定也给玛格丽特灌输了社会公共服务的价值观。
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担任公职对阿尔弗雷德·罗伯茨来说同样重要。他总是将卫理公会的教义与自己的政治追求相结合。每每回忆起母亲一直跟她说的：“你爸爸总是坚持原则”，玛格丽特总是不由得将父亲为人处世的哲学概括为“个人责任感是他的格言，财政稳健是他的追求”。[57]
阿尔弗雷德·罗伯茨遗传给小女儿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原则就是明白坚持的重要。和父亲一样，玛格丽特也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坚信不已。但与父亲不同的是，在坚持自己的观点时，她会脾气暴躁、发火。阿尔弗雷德则是公认的性格温和、宽容忍让的人；尽管有时也会固执己见，但多数时候他还是一个愿意达成共识的议员、一个没有偏见的市民。他从不发表犀利言论，更不会和格兰瑟姆哪个人大吵一架了。在这方面，玛格丽特和她奉为学习榜样的父亲迥然相异，这种相异早在她求学时期便已可见端倪。
回顾
关于玛格丽特·罗伯茨童年生活的各种已有和正式版本的描述是有所漏缺的，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描述大多来自玛格丽特本人的自述。
从1975年担任反对党党魁，记者开始追溯她详细的成长经历起，玛格丽特已经通过自己的描写和接受的各种采访，将她童年时代大部分的激进记录重新加工修饰了一番。铁娘子喜欢对有关自己童年生活的描述实行铁腕控制。她对家庭私事有着强烈的控制欲，不允许姐姐和其他亲戚谈论家事。即便是玛格丽特自己的孩子，也对母亲在格兰瑟姆的成长岁月鲜有所知。
所以，玛格丽特·罗伯茨在每一次自叙中都一直努力净化自己的童年生活，正如她在其自传第一章“边陲小镇，童年生活”中描写的一样。这一章初读时给人的感觉是在刻意描写一个性格温和的孩子，里面极少涉及玛格丽特各种好坏不一、令人惊奇的性格特点，而恰恰是这些特点使她成为英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颇有争议的人物。
同时，其自叙中也暴露出那些一直困扰童年玛格丽特的各种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在初具社会等级意识的格兰瑟姆小镇，罗伯茨一家只是做小生意的，在镇里镇外都绝对不算是小康或富庶之家。玛格丽特站在北帕拉德小店柜台后招呼的那些上流社会的顾客从不认为玛格丽特是“我们上流社会的一员”。节俭的生活、家里自制的衣服和小店老板的女儿这些社会角色，都会使玛格丽特在去她那些林肯郡上流社会同学家玩时，深深地感到自卑。
玛格丽特自称在学校的年度野炊活动中，去过当地贵族布朗洛勋爵在格兰瑟姆镇边上的贝尔顿庄园。据说因为她的个性、智慧和在自家店里的优质服务，玛格丽特得到了布朗洛勋爵和其他卡茨家族成员的注意。但是，因为家里是“做小买卖”的，玛格丽特其实直到50多年后担任了首相，才被邀请去贝尔顿庄园赴宴。[58]
20世纪30年代，格兰瑟姆的社会等级界限森严，加上上流社会的排斥、家庭内部矛盾冲突和缺乏安全感，这些因素一起形成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日后在其自传以及后来的采访中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叙述；但这些因素却从来没有被她正面提起过。没有这些，她童年时代的生活就是不完整的；同样的，没有这些，她对自己童年性格的自我描绘也是不完整的。这种刻意地回避带来了不少有趣的问题。
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出任首相、权力如日中天之时，评论家认为她暴露出了性格中的缺陷。有时她表现得急躁好斗，脾气火爆，对年长的同事盛气凌人；有时她会表现不满；在别人看来，她对社会上的穷人缺乏同情心；她总是武断地判别喜恶，并很少改变态度。对那些她认为喜欢溜须拍马的部长和公职人员，她总是没来由的态度粗鲁。对其他女人，包括那些她觉得无趣的部长夫人们，她也是漠不关心，甚至经常蛮横无理。有些人认为，这些性格中的蛮横无理和过分的固执己见源于玛格丽特内心深处安全感的极度匮乏。即使这样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如果说促成这种说法的种种性格缺陷从来没有在玛格丽特的童年显露端倪，未免也是相当不可思议的。
悖论之处就在于，正是玛格丽特本性中好坏力量的冲突，才造就了未来首相身上如此复杂的性格。玛格丽特在日后公开描写、叙述自己性格形成时期的经历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强压住深藏在内心的瑕疵，这也是令人叹惜的。
1983年大选期间，在接受一名记者采访，被问道她童年有什么收获时，玛格丽特回答道：
我们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说，要努力学习，要证明自己的实力，要自力更生，量入为出。而你们受到的教育却告诉你们说，清洁近于圣洁，要自尊，要乐于助人，对自己的国家怀有强烈的自豪感。[59]
尽管这话出自玛格丽特的自传，但其所言属实，只是可能并非完全真实。真相或许是，真正的童年时代的玛格丽特·罗伯茨比她自述描绘的那个顺从的女儿要更叛逆、更好辩、更缺乏安全感和更令人不快。这种自传与真相的强烈冲突表现在玛格丽特与自己强势的母亲的争吵中，也表现在她与文法学校的校长的争执中。极有可能的是，那些怒气冲冲的对峙正是童年玛格丽特性格的一部分，却同样也是首相玛格丽特性格的一部分。
所以，玛格丽特成长岁月中的优点远胜于缺点。正是因为她在童年时代表现出来的极其自律和坚毅的性格，玛格丽特才能去往比格兰瑟姆更高更远的地方；而格兰瑟姆这座小镇本身也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逐渐变得重要起来。
注释：
[1]Gail Sheehy, ‘The Blooming of Margaret Thatcher’, Vanity Fair, June 1989.
[2]Ibid.
[3]Woman to Woman, Interview by Miriam Stoppard, Yorkshire Television, 19 November 1985.
[4]AC: Interview with Malcolm Knapp.
[5]Margaret 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HarperCollins, 1995, p. 4.
[6]Ibid., p. 5.
[7]AC: Conversation with Ted Heath, 1973.
[8]Grantham Journal, 6 July 1945.
[9]Daily Mail, 26 February 1975.
[10]AC: Interview with Betty Langan (née Morley).
[11]Grantham Journal, 17 October 1925.
[12]Hugo Young and Anne Sloman, The Thatcher Phenomenon, BBC, 1986, p. 16.
[13]Charles Moore, Margaret Thatcher: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Volume One: Not for Turning, Allen Lane, 2013, p. 9.
[14]在钦定版《圣经》中玛莎被描述为“家务缠身……”（路加福音10章：40节）。
[15]Margaret Thatcher, Talking Politics (BBC Radio 4), 31 August 1974. www.bbc.co.uk/archive/thatcher.
[16]Daily Express, 17 April 1961.
[17]Sheehy, Vanity Fair, June 1989.
[18]AC: Interview with Betty Langan.
[19]Tricia Murray, Margaret Thatcher, W.H. Allen, 1979, p. 17.
[20]Woman to Woman, 19 November 1985.
[21]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15.
[22]Ernle Money, Margaret Thatcher, Leslie Frewin, 1975, p. 38.
[23]AC: Interview with Betty Langan.
[24]Woman to Woman, 19 November 1985.
[25]Ibid.
[26]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12.
[27]Ibid., p. 11.
[28]Murray, Margaret Thatcher, p. 25.
[29]Ibid.
[30]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10.
[31]2005年，马克·撒切尔对我说：“妈妈一点儿也不喜欢触碰我们。”（乔纳森·艾特肯：《英雄与英雄的同龄人》，延续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
[32]Joan Bridgman, ‘At School with Margaret Thatcher’, Contemporary Review, September 2004.
[33]Ibid.
[34]Hansard, HC Deb 19 April 1983.
[35]下议院里发生的这次争吵，官方记载中描述说玛格丽特·撒切尔只说了一次“吓死了”。但是我和其他许多在场的人都亲耳听到她情绪激动地重复了三次。英国国会议事录也是如此记录的。
[36]Daily Mirror, 26 February 1975.
[37]MTF: Margaret Thatcher to Gerald Tuppin, 7 July 1980.
[38]Huntingtower Road Council School, Log Book, p. 225.
[39]参见第六章。
[40]Ibid., p. 229.
[41]George Gardiner, Margaret Thatcher, William Kimber, 1975, p. 23.
[42]MTF: Remarks on becoming Prime Minister, 4 May 1979.
[43]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6.
[44]Ibid.
[45]John Campbell, Margaret Thatcher, Volume One: The Grocer's Daughter, Vintage Books, 2007, p. 33.
[46]Murray, Margaret Thatcher, p. 17.
[47]AC: Interview with Denhys Lambley.
[48]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5.
[49]CAC: The Thatcher Papers, THCR 1/9/8, Sermon notes prepared by Alfred Roberts, 1 January 1941.
[50]正确的拼写应为belife和disease。——译者注。
[51]Ibid.
[52]AC: Interview with Denhys Lambley.
[53]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6.
[54]AC: Conversation with Margaret Thatcher, 1976.
[55]Daily Mail, 13 February 1975.
[56]Interview with Lady Thatcher, cited in Moore, Margaret Thatcher, Vol. 1, p. 17.
[57]Thatcher, The Path to Power, p. 6.
[58]担任首相后不久，玛格丽特·撒切尔应邀作为贵宾在贝尔顿庄园参加了一次私人午餐。此后，布朗洛勋爵仿照林肯郡议员马库斯·金博尔的做法，把他收藏多年的一套银餐具借给玛格丽特，供其在唐宁街10号使用多年。
[59]Evening Standard, 15 April 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