桦山哲太郎说：“我说了没有关系，你告诉我哪只耳朵是假的。”
李哲夫说：“晚辈无礼……您的左耳是假的。”
桦山哲太郎抚掌：“对！这只假耳朵是请人定做的，做工非常好，足可以假乱真，平时根本没人注意到，想不到被你发现了。”
李哲夫说：“晚辈只是一时好奇，冒昧之处，还请恕罪。可能是因为今天室内的火炉比较旺，真的耳朵充血了，所以两只耳朵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
桦山哲太郎点了点头。李哲夫给他留下了第一印象：好奇心和敏锐的观察力。
桦山四郎在信中对李哲夫的评价很高，说他学习成绩优良，操行分数高，体格良好，尤其是记忆力和语言能力十分优秀。桦山哲太郎读完信后，若有所思地抚摸着烟斗，问：“你为什么要报考东亚同文书院？”
李哲夫说：“我想更多地了解中国，做一些有益于两国交往的事情。”
桦山哲太郎问：“你对中国了解多少？”
李哲夫摇了摇头：“我从未到过中国，只是……”说到这里，他想起了中学时课堂上日本老师的话：“中国连年内战，民不聊生，是一个失去了生机、没有前途的国家。”望着眼前这位专注于“支那研究”的长辈，他那压抑心底已久的疑问不禁脱口而出：“先生，中国真的不可救药了吗？”
“官吏鬻职，治道衰颓，纲纪不振……上下交征利，则国危。”桦山哲太郎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中国官场上下集体的腐败导致民心丧失和民怨积压，以至没有公忠体国之人，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这种腐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深入到了这个国家的骨髓之中，中国就是个病入膏肓的垂危老人。对于长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如果不发生一场大变革使国家的肌体和灵魂得到彻底洗涤——也就是‘国家改造’——则崛起毫无希望。”
说到这里，他换了一种口气：“对于日本来说，帮助中国实现‘国家改造’有着责无旁贷的义务，而要实现这一改造，必须培养大批‘中国通’，这就是东亚同文会的使命，也是同文会在中国开办同文书院的目的。你考同文书院，是选对了地方。”
李哲夫有些惘然，说：“日本和中国，现在不是处于敌对状态吗？日本为什么要帮助中国实现‘国家改造’？”
桦山哲太郎说：“东亚同文会的创始者、会长近卫笃公爵曾说过：‘东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人种竞争的舞台，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人视为盟敌。’日本的优势是国民教育、行政制度和工业，中国的优势是国土、资源和劳工，日本的优势恰恰是中国的劣势，反过来也一样。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同文同种，汉字文化、儒家伦理是东亚各国亲和的基础，日中两国理当在此基础上协力分劳，优势互补，相互提携，构建大亚细亚的基石，共同对抗西方列强。”
这话听起来头头是道，李哲夫“嗯”了一声。
“这样的认识，在日本政治家乃至军人中都很普遍。”桦山接着举例说，“现在的关东军作战课长石原莞尔中佐，明治四十四年在朝鲜春川担任军官时，听说武昌起义成功、喊出‘中华民国’这个称号时，他就带着士兵上山去，对天鸣枪，流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因为他觉得，中国和日本其实是命运一体，如果有色人种只有一个日本的话，那么肯定会被西方列强消灭掉，如果中国也和日本一样都崛起了，那么日本就有了一个依靠。”
李哲夫心下犯起了嘀咕：石原莞尔正是炮制“满洲国”的“功臣”，这样一个处心积虑分裂中国的家伙，高喊“中华民国万岁”岂不是咄咄怪事？
桦山哲太郎见李哲夫一边倾听一边思索，便说：“日本有一批人，抱着蔑视亚洲邻国的‘脱亚入欧’思想，歧视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是十分有害的；而中国有一批人，总是把日本视同仇敌，加以无端排斥，也是十分有害的。大正八年，因为青岛权益问题，中国爆发了大规模反日游行，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深深刺伤了主张对华友好的日本人士的心。昭和三年，因为济南事件，日中关系再度恶化。现在又发生了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这对日本、对中国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日中两国有走向全面战争的可能，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这样获利的只有西方列强。”
李哲夫点了点头。
随后，桦山哲太郎简要介绍了东亚同文会的一些情况：1898年东亚同文会在东京成立，创始者近卫笃公爵，以及东亚同文书院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创办者荒尾精、根津一等人，都是日本的“兴亚论”者。“兴亚论”又称“大亚洲主义”，“兴亚论”以“国权主义”为核心思想，强调日、中两国“同种同文”，主张日本与中国“合纵”，使得东亚成为一种“足恃”的力量，以阻遏欧美势力的东进，与西方相抗衡。东亚同文书院的兴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都贯穿着“兴亚论”的这些基本精神。
桦山将东亚同文会刊行的《支那》杂志等研究中国的图书资料借给李哲夫参考，这些书刊装了一大书箱。告辞时，桦山一直送出门外，李哲夫感到过意不去，桦山执意相送，拍着他的肩膀说：“将来‘国家改造’的大任，也许会降临到你们这一辈青年身上。”说到这，他的目光变得热切起来。李哲夫这才发现桦山走路也有点跛，看上去两腿完好，为什么走路会跛呢？他的左耳又是怎么失去的呢？这些都让李哲夫心存疑问。
桦山哲太郎住在上野的一条长巷里，这里树荫萧森，环境幽静，一路上不时遇见行人，看衣着打扮有家庭主妇，有小职员，有学生，也有巡警，有人认识桦山的，便向他点头鞠躬，看来桦山在这一带是位有名望的老人。
走了一段路，桦山哲太郎忽然问道：“我们一路上看到几个人？”
李哲夫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略一回想，答：“十二个。”
“几个男人？几个女人？”
“七个男人，五个女人。”
“能不能描述一下刚才打招呼的那位小姐的相貌特征？”
“这个……她短发，圆脸，眼睛比较小……”
“请再细致一点儿。”
“嗯，她的嘴边有一颗黑痣。”
李哲夫觉得这一问一答有些莫明其妙，他不知道，这是桦山在考察他对数字的敏感、潜意识的观察和反应能力是否机警。通过几句简短的问话，桦山已经在心中给他打了高分。
桦山哲太郎将李哲夫一直送上了电车，李哲夫感激地鞠躬告辞。
李哲夫一回到住所，便立刻打开这满满一箱书刊，怀着了解中国这个心目中祖国的渴望和激动，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桦山哲太郎所赠送的这些东亚同文会对中国的研究资料，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让他大开眼界。
李哲夫废寝忘食，花了整整四天时间读完了这些书刊资料，又几次向桦山哲太郎借阅类似的资料，桦山每次都满足了他的要求。就这样，一个月下来，尽管李哲夫尚未踏足中国大陆，但对于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面貌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就像是亲历过一次全中国的旅行。
日本近代兴起的“支那学”在理论与方法上深受欧洲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为德国兰克史学所熏染，认定科学研究不应以抽象推理为依据，而应以“确实的事实”为基础，一批学者竞相到中国作实地考查。这种注重现场社会调查，以占有第一手材料、获得直接观察与体验的传统，是日本研究中国的学术特点之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东亚同文书院组织学生对中国进行了长期而广泛的调查旅行，李哲夫所看到的资料，绝大部分出自这些调查者之手，调查的记述方式除文字外，还有图表、素描速写、照片等等。
这些材料读到后来，李哲夫的新奇感逐渐被隐隐的不安感所取代，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细节在他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这种不安感也越来越清晰——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资料，是那么的完整、那么的精细，在日本人的视野里，中国的每扇大门几乎都是敞开的、畅通无阻的，用桦山哲太郎曾说过的一句话来说“中国的很多东西，我们比中国人还了解”，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虽然他看到的资料中并没有军事方面的，但这些资料涉及到的地理、交通、资源、物产、商业等等方面的情报都可能派上军事用途。他不由地对这个同文书院有了警觉——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就是这样孜孜不倦、一丝不苟地把情报工作渗透到了中国的每一个毛孔，中国怎么才能打败这个可怕的对手呢？从这些资料中，他看到的只是一个战乱、贫困的中国，到处是瘟疫、饥馑、流民和暴乱，愚昧甚至麻木不仁的人民，走马灯般变换的督军和大帅，肆虐乡村无法无天的土匪，整个国家都处于混乱之中……想到这里，他心中不由涌起了一股复杂的感觉，惊讶、惶恐、悲痛、心酸、愤懑，甚至还有对日本的一丝由衷的敬畏。
李哲夫居住的东渡旅社及周围的社区有很多朝鲜人和台湾人居住，被称为“归化人部落”（“归化人”是日本人称呼从朝鲜、台湾等殖民地来到日本本土生活的人）。台湾留学生大都努力学习日本的风俗习惯，乐于同化，对于社会问题、政治运动表现得无动于衷，所以被来自中国大陆和朝鲜的留学生讥讽为“唯唯诺诺屈从日本统治的愚民”。
这一年的1月8日，天皇的仪仗队路过东京樱田警视厅门前时，朝鲜人李奉昌扔了一枚炸弹，但因掷偏而天皇没有受伤，只炸坏了后面的马车。（上海的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在第二天报道了这条消息，并说：“只是炸毁了随车，实在遗憾”。日本对此事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报纸道歉停刊，居住在虹口的日本侨民开始上街游行，一些拥有武器的日本浪人开始在街市上对中国商店进行洗劫。）李哲夫在旅社也发现过朝鲜人散发的秘密传单，上面写道：“朝鲜人和台湾人都是受日本人欺压的，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强盗！”但他很快发现，有台湾人将这些传单收集起来悄悄交给了日本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