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和锦衣卫还都贩运私盐,据记载,成化十四年(1478),南京内官监覃力明以马快船百余艘载私盐,并征役民夫,为之挽船。路上遇官吏盘查,竟大打出手,伤人杀人。奏讨盐引又与贩私盐密切相关,往往在盐引中夹带私盐。如引一纸,则可夹带数十引,因而宦官贩运的私盐遍天下。有时宦官在船上竖起黄旗,上书“钦赐皇盐”,堂而皇之地横行于河道。宦官对盐政的破坏,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百姓饱受食盐高价之苦,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安定。
3.矿监税使遍天下
明代宦官提督查核开旷从明成祖永乐年间始,《食货志三》载,遣官往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让“中官御史往核之”。明英宗时,曾派宦官罗永去浙江、罗圭去云南、冯让去福建、何能去四川提督开矿。明神宗朱翊钧是个纵情声色、挥霍无度、不理朝政的皇帝。为了摆脱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就派出大批宦官为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开矿征税。《明史·神宗本纪》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始命中官榷税通州。是后,各省皆设税使”。“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这些矿监税使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可以专折奏事,可以节制地方官吏。
这些矿监为害地方,勾结无赖流氓,把富人编为矿头,穷人被赶去垦采。任意指良田、宅院、坟墓下有矿藏,令人开挖,户主只好赶快送银送物,才能幸免。陕西开矿太监赵钦盘剥、积财数十万,临走时,除牛负马驮外,还有96副箱抬,每抬用夫4人,尚且抬不起来,可见其任矿监时的科索无度。
矿监、税监的横征暴敛,引起手工业者、中小商人的强烈反抗,明代中后期,民变纷起,史不绝书。万历年间,陈奉为湖广矿监使时,因“恣行威虐”、“惨毒备至”而激起民变10多起。相继,苏州发生反对税监孙隆的斗争,江西景德镇爆发瓷窑工人反对税监潘相的起事,北京西山煤矿工人因矿监王朝勒索无度,而成群结队,到北京城内示威,甚至惊动了明廷。
4.总揽采办、岁办大权
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皇家所需一切吃、穿、用等都取自于全国各地,名为采办。明代自朱棣永乐年间就开始派宦官外出采办,以后愈演愈烈。宦官则假采办之名,肆意搜刮财物。如仁宗洪熙年间,宦官马麒,就诈旨要去交耻采办金银珠香,闹到仁宗那里。仁宗虽说:“朕安得有此言”,却并不追究马麒的罪过。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发生一起宦官出外公干,假采办之名,搜刮财物之事,被杀宦官有阮巨队、袁琦等十数人。
明代宦官除了采办之外,还有押运贡品的差使。押运的物品一是采办,二是岁办。岁办就是各地每年都要进贡的物品,大多是各地的土特名产,而且进贡数量很大。如南京贡船,鲜梅、枇杷、杨梅,各用船8只装载;鲜笋,用船4只;干鲥鱼,用船7只;鲜藕,用船5只;苗姜,用船6只等。这些贡品的押运,全由宦官负责,而宦官一则假托虚增,二则公开勒索。假托虚增,就是在“拨船之际,虚张物品,务求多船,以济己私”。就是用余船装载自己的私货。宦官押运船只,还勒索民夫,敲诈银两,如南京运鱼,起运时,勒索茶果银120两,水夫银200两。《万历野获编·南京贡船》载:“金陵城外临江,旧设鲥鱼厂,每打鱼时,内官出视,科索百端,大为渔户及地方之害。”
朝廷要不时修建别宫离院、陵墓,所以采木是经常的。为了满足奢侈的帝王生活,珍珠用量极大,所以又有采珠之举。采木、采珠,从明仁宗时,开始派宦官担任。采木是件十分艰难的事,因要采大木,必入深山老林,蛇虎杂居不说,死于瘴疠者亦无数。所以四川民谣说:“入山一千,出山五目。”因而“楚、蜀之人,谈及采木,莫不哽咽。”
采珠,开始于广东,设有珠池,数年一采。明英宗时,开始派宦官监视采珠,继而看守珠池,动辄诬陷地方官吏纵民窃珠,致人于死地。百姓采珠,亦危险极了,据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两广巡抚林富奏折:“五年采珠之役,死者五十余人,而得珠仅八十两,天下谓以人易珠。”可见,采木、采珠对宦官讲是中饱私囊之举,对百姓实为又一大祸害。
5.提督制造大权
制造,包括织造和烧造。织造是纺织皇帝及皇室需用的绫、罗、绸、丝、缎及其绒袍、驮毡之类,《明史》中常见“命中官往苏、松、杭、嘉、湖增织彩巾七千匹”、南京“岁至十五万匹”、“请开苏、杭织造,上供锦绮为数四万二千有奇”等记载。可见织造数量之大。这些织造均由宦官管理,经常承担织造任务的南京、苏州、杭州都设有提督织造太监一人。因承担织造的多是商业发达的地区,便于勒索收贿,所以宦官们都走门路、行贿争取差事,有的甚至要花数万钱才能谋得。花了这么大的本钱,自然要想法加倍捞回来了,所以织造太监贪赃枉法,劣迹甚多。据《明史·章侨传》载:“添设织造内臣,贪横殊甚。行户至废产鬻子以偿。”
烧造是烧制瓷器,主要产地在江西。《明史·食货志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明宣宗时开始派太监张善去江西饶州,造奉先殿用的祭器;明英宗派人去烧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和青龙白地花缸;明宪宗、明孝宗时也均遣人去烧造御用瓷器;明世宗时,烧造七陵(十三陵中前七陵)祭器,又造内殿醮坛瓷器3万件;明穆宗时又诏江西烧造瓷器十余万;明神宗时命造159000件……可见,烧造每朝均有,且数量不少,宦官们自然可以从中侵吞。
明代宦官还被派去管库藏。库藏分地方库藏和中央政府库藏两种。《明史·食货志三》记:“凡为仓库害者,莫如中官。内府诸库监收者横索无厌……”宦官们将所收白米任意加耗。惜薪司收柴炭,一般加耗3/10,有的甚至私加数倍。他们还公开偷窃,有时窃得多了,怕被查出,干脆放火烧库。对这些,皇上不过以渎职罪轻责而已。
明代宦官与军事
明代军队分京兵、卫所兵、边兵三部分,卫所兵和边兵分散各地,只有京兵用以保卫京城,对巩固明代统治起着关键作用。明代皇帝对这支军队十分重视,以勋戚重臣统率,而且派宦官“坐营监枪”。如正德元年(1506)正月,明武宗传旨:“内官监太监刘瑾管五千营,御用监太监张永管神机营并显武营,神机营右掖御马监徐智调中军头司管奋武营。”历代均重用宦官,甚至阅兵大典都由司礼监太监主持,而同阅的人,不管地位如何尊贵,都不能与阅兵太监并坐。
除了京营大权归宦官外,宦官还掌握了四卫营,即腾骧左右卫、武骧左右卫,负责保卫宫禁。后来,干脆成立皇帝私人卫队,唤作“内操”,完全由宦官组成。
明代的宦官除提督京营外,还被派出去做监军,在派遣将官的同时,派一个宦官去监视他。监军可以直接向皇上汇报,将帅有了功劳,监军冒为己功;有了闪失,则全推在将帅身上,因而监军宦官成了军队中的太上皇,将帅宛如下属。据史书记载,明宦官监军始于朱元璋洪武年间,明成祖朱棣则完全奉行父亲的一套,广派宦官出任监军。有个宦官叫刘永诚,曾“累从北征”,“监镇甘、凉,战沙漠有功”,这算是比较好的。以后诸朝大宦官王瑾、王振、汪直、张永、谷大用等都做过监军。可见明代军事大权也完全落入宦官手中。这些监军骚扰地方,残害百姓,侵吞军饷,无所不用其极。正德年间有一吏部大臣上疏说:“今曰弊政,莫甚于内臣典兵……今九边镇守、监枪诸内臣,恃势专恣,侵克百端。有警则拥精卒自卫,克敌则纵部下攘功。武弁藉以夤缘,宪司莫敢讦问。所携家人头目,率恶少无赖。舌噬争攫,势同狼虎,致三军丧气,百职灰心。”
此外,宦官还被派去做镇守和守备太监。镇守,本是明代武官职衔,负责地方的防守重任。可是从明成祖开始,却派出宦官做起“镇守”来,称“镇守太监”,逐渐遍布全国。守备太监也是明代设置的,计有南京守备、凤阳守备、天寿山守备、湖广承天府守备,负责单项守护责任。如南京守备太监任务是护卫留都(朱元璋定都南京),凤阳守备太监则负有护卫皇陵的任务。这些镇守、守备太监平曰作威作福,侮辱官员,战时又不能打仗御敌,却会克扣军饷,役占兵丁……综上所见,明代的宦官势力深入到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干尽倚势欺人、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
清末权阉
清朝的宦官制度开始于顺治帝时期。康熙皇帝在位时规定由内务府总管宫廷事务,并设立敬事房作为太监的管理机构。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统治之时,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对宦官的约束非常严格。严禁宦官干预朝政。如吃酒赌博、当差懒惰、口出怨言、混乱行走、言语高声等行为在宦官来说也都是禁止的。乾隆时还禁止太监与外廷官员、王公大臣的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