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军事思想
兵书概况与兵家流派
战国时代，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封建制的确立，反映在社会文化领域上，便彻底改变了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受教育权利的学在官府的制度，一大批原属奴隶主贵族最低层的“士”登上了思想战线舞台。他们凭借自己所掌握的六艺知识，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聚徒讲学，议论政治，阐述哲理，游说诸侯，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中，兵家是独树一帜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大放异彩的时代，它和春秋后期形成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高峰。
战国时期，随着军事活动的频繁和军事改革的深入，兵家这一学派更趋成熟，涌现出大量的军事著作，最著名的有《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司马法》、《六韬》、《公孙鞅》、《庞睪》、《倪良》、《魏公子》，等等。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书，共得182家，其中战国时期的兵书占大多数。除兵家的兵书专著以外，战国时期诸子著作中也有不少论兵之作。如《墨子》现存52篇，其中有13篇是军事著作；《管子》、《商君书》、《荀子》等书中都有专门议论军事问题的篇章。战国诸子著作中这些专门论兵的篇章，在西汉初期，有的也是被作为兵书看待的，如刘歆在编《七略》时就曾把《墨子》、《管子》、《荀子》等十家直接列入了兵书类。
《汉书·艺文志》兵家类根据西汉以前兵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把先秦兵家划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四个学派。兵权谋家共13家，著作259篇，现仅存《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和《吴子》，这是兵家学派中最主要的一派。《艺文志》在讲到这一学派的基本特点时说：“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可见这一派是一个兼容各派之长的综合性学派，有人认为这一学派主要是讲战略的。兵形势家共11家，著作92篇，现仅存《尉缭子》。这一学派基本特点是：“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分散）、合（集中）、背（后退）、乡（向前），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主要探讨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战术运用的灵活性与变化性，有人认为这一学派主要是讲战术的。兵阴阳家共16家，著作249篇，其中有许多是托名黄帝君臣的作品，现都已散佚。这一学派的基本特点是：“顺时而发，推刑法，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这表明它注重“时”，注意天候、地理与战争关系的研究。可能与范蠡以及黄老学派有很大的关系，兵技巧家共13家，著作199篇，都已散佚。其基本特点是：“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这就是说，这一学派注重的是军械和作战技术，它包括设计、制造攻守器械和学习使用器械的技术方法、军事训练等等。
如果说《孙子兵法》在春秋末期的出现，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学理论已经建立，那么，在战国时期，经过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国古代军事学理论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用文学语言描绘，就是“大放异彩”！
主要兵书
1.《吴子》
《吴子》相传是战国前期吴起的军事著作。吴起，卫国人，曾任鲁国将军，在魏国做过将军和郡守，在楚国做过宛守和令尹。
《吴子》今存两卷，六篇。《吴子》把战争的起因归结为五种：一是争夺名位，二是掠取利益，三是仇恨的积累，四是内乱，五是饥荒。根据这一基本判断《吴子》对战争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它将战争分为五类，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主张行“义兵”，反对“强兵”、“刚兵”、“暴兵”、“逆兵”。“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
通过对治军实践的总结，《吴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军思想。其主要内容有：兵“不在众寡”，“以治为胜”。《吴子》极为重视军队的治理，当魏武侯问吴起：“兵何以为胜”时，吴起回答说：“以治为胜”。魏武侯接着又问：“不在众寡？”吴起详细解答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国。”《吴子》提出治军的标准是“父子之兵”，这实际上就是要建设一支内部团结一致、能战能守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吴起认为可以“投之所往，天下莫当”。
“简募良材”。《吴子》提倡组建特种精锐部队，以防备突然事变的发生。即“简募良材，以备不虞”。鉴于这一认识，吴起建议魏武侯“聚卒”、“练锐”，即把民众中勇敢强壮者编为一队；把乐意拼死向前者编为一队；把善于越高超走、轻捷善走者编为一队。认为有了这样的轻兵劲卒，便可攻无不克。《吴子》还主张根据军队成员的身体高矮，体魄强弱，秉性勇怯，智力差别进行适合各自特长的分工，具体做法就是：“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
“教戒为先”。《吴子》重视军队的思想教育，这就是“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认为只要士卒有了羞耻之心，军队攻守均得其宜，“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吴子》也重视军队的军事训练，它指出将领或士兵在作战中战死往往是由于其军事技能不熟练，作战失败的原因也往往是由于战术不灵活。指出：“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为此，它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训练方法，内容包括单兵技艺训练、阵法训练、编队教战，以及教练军队联络信号和训练战马等等。
“严刑明赏”。《吴子》主张从严治军，强调用严格的军纪法令来约束将士，使其一切行动“任其上令”，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在军事奖惩上做到“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在实行“重赏”、“重刑”时必须“行之以信”。
“总文武者，军之将”。《吴子》的将才思想集中体现在《论将》篇中。它十分重视将领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良将”“得之国强，去之国亡”，《吴子》心目中“良将”的标准，是指为将者的威严、品德、胆识，足以统率部队，安抚士卒，威震敌军。它认为真正的“良将”也就是文武双全的人，“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
在作战指导思想方面，《吴子》提出了：“用兵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的原则。主张先弄清敌人的虚实，选择有利时机发动进攻，以夺取胜利。《吴子》在“料敌”篇中列举了13种可击的时机，还列举了6种应该暂时退避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对孙武的“避实击虚”思想的具体化。在作战指导上，吴子还提出了“因形用权”的主张，即根据战争情况的变化来决定自己的作战方法。《吴子》重视对敌方情况的了解，即“料敌”。在“料敌”的基础上，《吴子》强调要根据不同的敌情采取不同的谋略和作战方法。这一思想是对孙武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思想的发展。
2.《司马法》
《司马法》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作者已不可详考。全书现存五篇，其军事思想是很有特色的。
“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司马法》认为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讨不义”，“诛有罪”。因此，对于那些能“安人”、“爱其民”和制止侵略的战争，《司马法》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它提出了“以战止战”的思想。《司马法·仁本》中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显而易见，《司马法》并不简单地否定一切战争，它赞成“杀人安人”，“攻其国，爱其民”这一类正义战争，并主张用它去制止那些出于“争利”狭隘目的的侵略战争。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从当时的战争实践中认识到，平时如果忘记了战争的存在，放松战争准备工作，国家就有被灭亡的危险。对于怎样搞好战备工作，《司马法》也提出具体的措施：首先，要“阜财”，即广集资财，做到“众有有，因生美”，使民众富足，国力充实。从而为战争准备好物质基础；其次，要“大军以固，多力以烦”，即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部队兵员充实而且战法熟练。其三，“求厥技”，即收罗有专门军事技能的人才。
“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司马法》十分重视军事教育的作用。认为：“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在教育内容上，《司马法》强调简明扼要，“教极省”，并提出以新兴地主阶级的“六德”，即礼、仁、信、义、勇、智来教育和培养军队，“六德以时合教”。《司马法》还充分认识到制造精良的武器装备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军队“以甲固，以兵（器）胜”，如果武器装备精良，往往可以使己方实力由弱转强：“凡车马坚，甲兵利，轻乃重”。它特别强调当发现敌人使用新式兵器时，应该尽快仿效制造，以保证自己与敌在兵器方面保持平衡：“见物与侔，是谓两之”。
“相为轻重”的作战指导。“轻”和“重”是《司马法》军事思想中的两个重要范畴，在不同之处有着不同的含义。在作战指导方面，主要是指如何正确使用兵力的问题。《司马法》认为战争就是敌对双方互相使用不同兵力的较量：“故战相为轻重”。关于兵力具体使用问题。《司马法》提出了“以重行轻则战”的原则，认为：“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意谓，用小部队对付敌人的小部队可能有危险，用大部队对付敌人的大部队不可能成功，用小部队对付敌人的大部队要失败，用大部队对付敌人的小部队要迅速决战。这实际上就是主张集中兵力，以强击弱。《司马法》进一步认为即使在用大部队对付敌人的小部队的情况下，也不能一次性把全部兵力投入到战斗中，而应留有预备队，以便应付各种突然变故的发生。否则就难免有危险：“重进勿尽，凡尽危。”
3.《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战国中期孙膑的军事著作。其书《汉书·艺文志》有著录，称《齐孙子》，后佚。今本《孙膑兵法》系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的整理本。孙膑，齐国人，孙武的后世子孙。他通过认真总结战国中期以前的战争实践经验，继承和发展了《孙子》的军事思想。
“战胜而强立”和“乐兵者亡”《孙膑兵法》继承了《孙子》“兵者，国之大事”的思想，认为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对它必须加以认真的对待：“战胜，则所以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也。”《孙膑兵法》并明确指出当时的战争是实现封建统一，达到“天下服”的重要手段之一：“战胜而强立”，“举兵绳之”。从而驳斥了战争观上那些“欲积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的陈腐论调。
《孙膑兵法》虽肯定封建战争的合理性质，但是坚决反对“乐兵”好战。它指出“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并且把这一思想贯彻到治军方面，认为不好战是军事上的最高境界：“恶战者，兵之王器也。”在对待“利”这一问题上，《孙膑兵法》同《孙子》是有所不同的。《孙子》虽也强调“慎战”，但认为战争可以得利。而孙膑对“利胜”却表示反对，认为通过战争以获取物质利益是可耻的，“胜非所利也”。
《孙膑兵法》所谓的战争主要是封建统一战争，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义的。因此，它十分强调“义”的观念。他说：“卒寡而兵故曰，弓弩势也。”可见，《孙膑兵法》所谓的“势”，是指正确使用兵力和战术而形成的有利态势。
在强调创造有利态势的前提下，《孙膑兵法》提出了这样一些作战指导原则：（一）“必攻不守”。所谓“必攻”是指坚决地进攻，“不守”，是指敌人没有防守，或无法防守。合起来完整的意思就是，在作战指导上，要看准敌方无可摆脱的薄弱环节，施以最致命的打击。这实际上是对《孙子》“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思想的发展。（二）“料敌计险”。“料敌”，即是对敌方的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这一思想同《吴子》一致。“计险”，就是对地形要有详细的了解，以便合理利用。（三）以寡击众和以众击寡等作战原则。孙膑认为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正确的战法应该是“让威”，即避开敌人的锐气，做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的情况下，应采取“赞师”的战法，即不要依仗自己的优势，迫不及待地逼敌决战，而应“毁卒乱行，以顺其志”，想尽方法，诱敌出战，伺机歼之。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则要“营而离之，我并卒而击之”，也就是要分散敌人兵力，然后集中我方兵力，将敌军各个击破。
4.《尉缭子》
《尉缭子》战国时期尉缭的军事著作，今存二十四篇，《汉书·艺文志》列入“兵形势家”。
《尉缭子》对战争持较为慎重的态度，认为应有必胜的把握，方可进行战争，而决不能凭一时的意气，轻易发动战争：“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它提倡的所谓“义”战：“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将那种一味追求“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的人称为强盗，主张“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
作为“兵形势家”的尉缭，在作战指导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兵胜于朝廷”，“欲战先安内”。尉缭认为要取得战争胜利，首先必须要有良好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措施，才能“战胜于外”，“威制天下”。所以他明确提出了“兵胜于朝廷”、“欲战先安内”的思想。为此，《尉缭子》主张从整顿政治入手，健全国家政治制度，明确君臣职守，公正审理案件，安抚流离失所的老百姓，使国家内部安定，为“战胜于外”提供一个政治条件。
“先料敌而后动”。《尉缭子》十分重视对敌情的了解和掌握，认为只有在全面了解敌情的基础上，才能出兵打仗，这就是“先料敌而后动。”《尉缭子》之所以强调“先料敌而后动”，就在于它认为只有通过分析敌情，才能对敌人的虚实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做到以实击虚：“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这样就把作战中的“虚”、“实”和“料敌”联系了起来。
“蚤（早）决先定”。《尉缭子》主张在作战前对作战计划应早有准备，早作决定。“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
“或先或后，制敌者”。在作战指导上究竟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尉缭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它主张先发制人，“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因此，它强调“夺人而不夺于人”。但是，《尉缭子》又反对盲目的“贵先”。基于这样的认识，它认为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作决定。
兵“以专胜，力分者弱”。《尉缭子》主张集中兵力，反对分散兵力。它说：“兵以静胜，以专胜，力分者弱。……夫力弱，故进退不豪，纵敌不擒。”它还以水来形容集中优势兵力的优越性，“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惟专而触诚也。”
“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这是《尉缭子》在治军问题上所持的最基本观点。它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各项制度，“凡兵，制必先定”。军队有了制度，“则士不乱”。并进而论证说：“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尉缭子》强调重赏严罚，认为从士兵的本性来说是喜生恶死，他们之所以能勇往直前，不怕死，正是因为“明赏于前，决罚于后”。在《重刑令篇》中，它规定了对战败、投降和逃跑者所用的各种重刑。在赏罚问题上，《尉缭子》一个突出的思想是“刑上究”，“赏下流”，具体地说，就是：“凡诛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
5.《六韬》
《六韬》旧题所著，其实它是一部战国晚期的兵书，作者已不可详考，现存六十篇。《六韬》综合吸收了先秦诸子的思想而又自成体系，是一部带综合性的兵书，这是《六韬》一书的基本特点。
《六韬》对军队的编制、装备、训练、通讯、将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论述。
关于军队的编制，《六韬》第一次提出了司令部的组织机构和其分工问题。它认为一个将领，应有七十二个辅佐人员，“将有股肱七十二人”，由其组成一个参谋部，或曰司令部，其作用主要是出谋画策，处理军中巨细事务。这七十二人或为作战筹画，或作气象观察，或搞后勤，或司敌情侦察，各有专司。《六韬》指出军队战时的编队和平时应有不同，战时要把平时的分散部队，结集成集中统一的整体，这就叫“结队”和“编队”。并提出要根据作战的需要和士兵的特点进行编队。
《六韬》极为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指出：“凡帅师将众，虑不先设，器械不备，教不素信，士卒不习，若此不可以为王者之兵也。”《六韬》已认识到想要获得战争的胜利，士兵的勇敢精神固然重要，但精良的武器装备作为其物质手段同样不可或缺，二者互为依存不可缺一：“器械为宝，勇斗为先”，这是对武器与人力关系的比较全面的看法。
关于军事教育训练问题，《六韬》提出要讲究“练士之道”，教育训练的内容应包括“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变法”。而由单兵到合成，循序渐进，则是应遵循的教育训练方法。
《六韬》对将领问题极为重视，认为：“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六韬》特别注重将领的选拔，“置将不可不察也。”为此，它提出了具体考察将领的途径：第一，对将领的长处和短处进行全面的考察，既知其长，又知其短，不可见其长而忽其短。“因能授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纲纪。”第二，考察将领的“外貌”与“中情”。《六韬》认为一个人的“外貌”易知，“中情”难识，在一般情况下，“外貌”和“中情”往往不相一致，一定要透过“外貌”看其“中情”。
《六韬》论述作战指导思想的篇章最多，有《军势》、《奇兵》、《军略》等三十余篇，内容十分丰富。它提出的作战指导原则主要有：“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六韬》把了解敌人的情况看作是正确指导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则，认为不了解敌人的虚实、强弱之形，军队虽人多势众，也必然失败：“未见形而战，虽众必败”。指出“兵胜之术”的关键，在于“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因此《六韬》主张要认真观察敌人的精神状态，“胜负之征，精神先见，明将察之，其败在人。”同时“谨候敌人出入进退，察其动静。”总之，要“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在详细观察敌人情况的基础上，《六韬》进而主张避开敌人强处，击其薄弱之处。“见利不失，遇时不移”。《六韬》强调在作战中必须善于捉住战机，“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移。失利后时，反受其殃。”认为“犹豫”是丧失战机的致命弱点，“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一兵之道莫过于一”。《六韬》所谓“一”，是指指挥权的统一，兵力的集中，行动的一致。它认为如在作战时做到“一”，就达到了“道”的境地，即符合作战指导规律了。但它也注重兵力的分合变化，指出：“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又说：“凡用兵之法，三军之众，必有分合之变。”
另外，《六韬》对野战、攻城、反攻、追击、突围等战斗样式的作战原则和方法也作了论述，这些论述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诸子军事思想
1.儒家——《孟子》、《荀子》
《孟子》是孟子的著作。孟子名轲，战国中期儒家大师。《孟子》中没有专门的军事论著篇章，但是孟子对战争和军事问题曾有过一些论述，其散见于《孟子》书中，观点主要有：
“善战者服上刑”。《孟子》对当时封建兼并战争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作了有力的揭露：“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因此，它把那些“兴甲兵，危士臣”，“糜烂其民”的国君，称之为“桀”；而那些为君主“辟土地、充府库”、“约与国”以战的所谓“良臣”，简直就是“民贼”；认为那种为了“辟土地”而进行战争的做法，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所以，他主张好战的人应受到最重的刑罚，连结诸侯挑起战争的人应受次一等的刑罚。可见，孟子对封建兼并战争是持基本否定态度的。但这种不区分战争的性质，一味否定的作法，并不正确。因为当时封建兼并战争虽然残酷，但却是完成统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其历史合理性。从中也可以看到孟子军事思想迂腐倾向。
“仁者无敌”。《孟子》既然反对战争，那么在战争不断的战国时期，又如何保证国家不受到别国的侵犯呢？孟子基于儒家学说的立场提出了“仁者无敌”的观点。它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又说：“有人曰，‘我善为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国家君主如实行“仁政”，就能无敌于天下。所谓“仁政”，孟子认为就是“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从而使“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这样，即使用木棍也可击败盔甲坚实、兵器锐利的军队了。因此，孟子竭力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者”为何能“无敌”？孟子认为这是因为实行“仁政”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它说：“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殴矣。虽欲无王，不可得也。”孟子认为，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政治清明，在于人事上的努力：“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要得到“人和”，就必须实行“仁政”。结论就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荀子》又称《孙卿子》，战国中晚期荀子的著作。荀子名况，字卿，又名孙卿，赵国人，是继孟子之后的儒学大师。《荀子》的军事思想集中地反映在《议兵篇》里，但其他一些篇章中也有所论述，汉代刘歆在编《七略》时曾把《荀子》中的军事论著编入兵书类，可见其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
《荀子》的军事思想，既是对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继承，又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争夺”。把战争的宗旨归结为“禁暴除害”，这是先秦兵家和诸子的共同认识，《荀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明确地提出反对那种以掠夺为目的的不义之“战”：“非争夺也”。荀子他把当时的兼并战争分为三类，“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荀子肯定第一类而反对后两类战争，指出：“以德兼人者强，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荀子并不一概的否定战争，对于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封建统一战争，他是持支持态度的，这一点和《孟子》的战争观是有所不同的。
“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于壹民”。《荀子》不赞成当时兵家所普遍肯定的那种基本作战指导思想：“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后之发，先之至”。认为这决不是“用兵之要术”。为此他提出了“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于壹民”的思想。把能否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对《孟子》重“人和”思想的发展。
以礼治兵在治军方面，《荀子》追求的是“仁人之兵”、“王者之兵”。他认真总结了当时齐国、魏国、秦国在治军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亡国之兵”、“危国之兵”、“末世之兵”，均不足取。指出只有通过“礼义教化”后组建起来的“王者之兵”、“仁人之兵”，才可能做到“百将一心，三军同力”，从而在封建统一战争中，百战百胜所向披靡。荀子主张在治军中做到制度号令严格，赏罚有信。营垒的构筑，财物辎重的收藏，要求完备而牢固，荀子特别重视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在军事活动中的巨大意义：“械用兵草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草窳稽不便利者弱”，但是荀子毕竟是儒学的代表人物，他更重视治军的“本统”，荀子治军的“本统”是他的基本政治思想在军事领域中的自然体现，即突出地肯定礼义的地位和意义。他认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这段论述集中反映了“礼义”原则在荀子军事思想中的“本统”属性。
对“为将”之道的论述《荀子》认为将领应是智勇双全的人物。具体地说将领必须懂得和掌握“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所谓“六术”，即指将领应掌握的六项有关治军和作战的原则：“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有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这三项原则是就治军而言的。在作战指导方面，《荀子》要求将领做到：“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
所谓“五权”，即指将领应考虑的五方面的问题。“无欲将而恶废”，即将领时刻要从国家利益着想，不要在个人进退问题上患得患失；“无急胜而忘败”，在作战时不可急于求胜而忽视草率从事的严重后果；“无威内而轻外”，不要只注意在内部建立权威而轻视敌人；“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不要只看到作战有利的一面而不顾及其有害的另一方面；“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凡是考虑军队大事要经过深思熟虑，而在用财物奖赏时，不要吝啬。
所谓“三至”是指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将领可以不接受君主的命令而自由处置军政大事。“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
所谓“五无圹”指将领在使用谋略，从事战争，对待敌人等各方面都要谨慎，不可大意。《荀子》认为将领如能做到上述各项要求，“是谓之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就是杰出的将领了。
另外，荀子还阐述了某些具体的军事纪律和战争善后措施。他要求参战将士严格遵循战场纪律，听从指挥，强调在战争中对敌方不同人员采取不同的处置办法。荀子也注重战前的军事准备工作，将“辟田野、实仓禀，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吏之士”看作是取得军事胜利的重要保证。这些思想都是十分精彩和深刻的。
荀子处于秦统一六国的前夜，他的历史洞察力是敏锐的，在军事理论阐述上创见甚多，荀子的军事思想，堪称为集早期儒家军事思想之大成者。
2.法家——《商君书》、《管子》、《韩非子》
《商君书》亦称《商子》，是战国中期商鞅一派法家的著作。商鞅，名公孙鞅，卫国人。《汉书·艺文志》兵家类中著录有《公孙鞅》二十七篇，现已失传。《商君书》现存二十四篇，其中许多篇章都涉及军事问题。
反对“非兵”、“羞战”，积极主张战争与《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仁者无敌”、反对战争的思想不同，商鞅积极主张战争，反对所谓的“非兵”、“羞战”。他认为国家的安危、兴亡，完全是由“农战”决定的，“国亡所以兴者，农战也。”他甚至认为如果国家强盛而不去进行战争，那么毒害便会在国内集聚，儒家那套虚情假意的理论就会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这就会导致国家的削弱。相反，国家对外进行战争，毒害就会输散到敌国那里，儒家理论就会失去市场，国家必能走向强盛。因此，他把“非兵”、“羞战”看成是和“仁义”、“礼乐”一样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六虱”，予以坚决的反对。这种积极主战的思想和儒家反战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也和兵家的“慎战”思想有所不同。
“力生强”的思想。为了保证国家在战争中取胜，《商君书》注重加强国家的实力，认为国家有了实力，便可以统一天下，这就叫“多力者王”。在商鞅眼里，国家的强盛与否由国家的实力所决定：“力生强，强生威，……举力以成勇战，战以成知谋。”这种以农战来增强国家实力，依靠国家实力在战争中取胜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壹赏、壹刑、壹教”，以法治军同儒家以仁义治军不同，《商君书》强调以法治军。商鞅认为只有士兵勇敢杀敌，才能在战争中取胜。但士兵们往往爱惜生命，乐于安逸。要他们为国家献出生命，是十分困难的。认为只有通过重刑厚赏等手段，才能促使士兵勇敢作战。“故欲战其民者，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严”。因此，他提出“壹赏、壹刑、壹教”的治军思想。指出：“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所谓“壹赏”，即是把奖赏统一到战功方面来；“壹刑”，即统一刑罚，“刑无等级”；“壹教”，即把教育统一到农战方面，使“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造成人民“乐战”的社会风气。
《商君书》不仅强调积极主战，而且也注意到了具体的作战的问题，书中《战法》等篇，就是专门讨论战略战术的。在作战指导上，商鞅提出：“凡战法必本于政胜”。这是说，政治上的胜利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这就是说，要能战胜强大的敌人，首先自己要具备取胜的条件。“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在作战中，要对敌人的情况进行分析，“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敌众勿为客，敌尽不如，击之勿疑。”“兵大律在谨”。从战争观方面说，《商君书》积极主战，而在作战指导上，它主张小心谨慎，不可盲从。另外，《商君书》对守城防御作战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要用具有必死决心的军民和进攻之敌决战到底，“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做到“无不尽死”。《商君书》的许多论述，反映了法家在战争问题上积极进取的态度；同时也反映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残暴本质。
《管子》虽托名于管仲，但非出自管仲之手，基本上是战国中晚期齐国法家著作汇编。《管子》中的军事思想比较丰富，主要内容有：
“积务于兵”的战争观念。《管子》极为重视战争，认为战争决定着君主地位的尊卑，国家处境的安危，是实现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僻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管子》指出，战争虽然不是那么的高尚和道德，但是在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变革关头，它却是“辅王成霸”的基本手段，是不可或缺的：“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因此，《管子》要求明智的君主必须“积务于兵”，即注重和积极从事战争，认为“主不积务于兵者，以其国予人也。”根据这一认识，《管子》对当时的“兼爱”和“寝兵”学说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强其兵”的治军主张。《管子》说：“故国不虚重，……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但军队要在战争中取胜，自身必须强大有力。为此，《管子》提出“强其兵”，即建设一支强大有力的军队的治军思想，认为“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
要“强其兵”，《管子》认为首先必须做到“富国”。“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其次，要重视武器装备的改善：“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军队拥有完备的武器装备，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源：“备具，胜之原。”其三，必须加强军事教育和训练。《管子》指出：“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王天下。”尽管拥有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但如没有训练有素的士兵，也同样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而实现“士盖天下”的基本途径，就是加强军事教育和训练。《管子》认为如果将领率领没有经过严格教育和训练的士兵去作战，那就如同带领一批残废者去作战一样，必败无疑：“将徒人，与残者同实”。
在作战指导方面，《管子》提出了几条具体的原则：“明于机数”，《管子》说：“为兵之数，……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所谓“明于机数”，从大的方面说，就是要掌握好作战的时机；从小的方面说，就是要善于计数。做到了这两个方面，就能创造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作战态势，取得作战的主动权，“故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大势也。大者时也，小者计也。”
《管子》把掌握好作战时机，因时而动看成是指导作战，取得战争胜利的总原则，“时因胜之终（总）。”对于计数，《管子》认为就是对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进行认真的筹划，“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如果“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因此，“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
“遍知天下”。即在作战中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管子》说：“为兵之数，……在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它特别强调在作战中要“知形”、“知能”、“知意”，“人之众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尽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参具者也。”这就是说，所谓“知形”，就是要认识敌我双方军事物质力量（主要是士兵和武器装备的数量及质量）的“轻重强弱之形”。“知能”就是要认识敌我双方将帅的才能；“知意”就是要认识敌我双方军事行动的意图。三者相较，“知能”难于“知形”，“知意”难于“知能”，作为军事将领必须具备这三方面的能力，才能“闻无极”，“见未形”。
“释坚而攻虚”。《管子》对《孙子》的“避实而击虚”的思想作了发展，它深刻地分析了为什么要“释实而攻虚”的原因。它认为进攻敌人的坚强之处，往往容易受挫折；而攻敌之虚弱之处，则常常可事半功倍。如果拼死去攻敌坚固之处，那就等于帮助敌人坚固其薄弱之处；反之，如攻击敌虚弱之处，那就能使敌人坚固之处也变得薄弱。所以，“释坚而攻虚”应成为作战指导上的重要原则而予以充分的遵循。
“无方胜之几”。“无方”即无固定的形式；“几”即关键之点。其意是说善于随着战争情况的变化，灵活机动地改变自己的作战方式，是取得作战胜利的关键。因此，《管子》要求作战指导者做到“无设无形”，使敌人在与我作战时，好像处在虚空之地，同变化不定的影子作战一样。“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影。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焉；无形无象焉，无可不以化也，此之谓道矣。若亡而存，若后而先，威不足以命之。”这里，《管子》所谓的“道”是指作战指导规律而言。它已把灵活机动地改变作战方法，提到作战指导规律的高度来认识了。
《韩非子》亦称《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现存五十五篇，其中许多篇章都含有军事思想。
“争于气力”和反对“轻战”。韩非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多事之时”，“大争之世”。在这个时代里，必须“务力”、“争于气力”。他所谓的“力”，是指武力和财力，武力即指战争，财力即指农耕。“当今争于气力”，也就是主张通过战争方式去建立封建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韩非的这一思想和商鞅是一致的，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对战争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现实态度。
但是，韩非也反对“轻战”，即轻易地发动战争，他认为“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因此，“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可亡也。”在这里，韩非显然吸收了儒家、道家的某些思想因素，这同商鞅一味“好战”的思想是稍有差别的。
以法治军的观点。韩非主张以法治军。“法”对于治军来说，就是指赏罚有信。他同商鞅一样强调重赏重罚，“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败）矣”。因此，他对当时与这些原则背道而驰的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认为那些奉公守法，在战场上拼死拼命的人得不到赏赐；反而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对待；而那些近臣、酒徒、占卜、相手纹等人，却得到种种奖赏，过着富有奢侈的生活，这种现象，正是亡国的象征。在赏罚问题上，韩非主张做到无私，“行公法”，“不辟亲贵，法行所爱”。在他看来，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不在于国家的大小，人口的众寡，而在于能否实行法治，做到赏罚有信。“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
韩非的作战指导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兵战其心者胜”。这是说，在战争前要使人民在心里树立起战争的观念，使人民“服战”，重视和积极参与战事活动。他认为做到了这一点，就可取胜，这就是“先战为胜”的基本含义。这里的“先战”，就是“战其心”，使人民的思想专一于战争。第二，“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意思是说，不要指望别国不来侵犯自己，而要加强自己的实力，使自己强大得足以令别国不敢来侵犯。韩非把这一点看成是“王术”，即统一天下的策略和战略。因此，韩非提出要加强国家内部的治理，增强国家的实力，做好一切战备工作。他说：“无地固，城廓恶，无畜积，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
3.墨家——《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说的重要著作，是墨子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成书于战国时期。《墨子》中的《备城门》诸篇，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①“非攻”——反对掠夺性战争的思想，墨子主张“非攻”，并不意味着他反对一切战争，而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进攻战争。
墨子认为掠夺性战争给劳苦大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并损失了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他指出战争让许多人去参加作战，从而“春则废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使国家生产荒废，“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这完全是“夺民之用，废民之利”，对这样的掠夺性战争不能不反对，墨子还进一步论证了掠夺战争的非正义性。墨子所谓的“义”，就是为“天下之利”的“公义”。这一原则落实到战争领域，就是“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那些大国为了自己的私利，“大则攻小”，“强则欺弱”，这实际上是“寇乱”、“盗贼”，是最大的“不义”。
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作战思想。从“非攻”出发，《墨子》论述了作为弱小的国家如何守城的问题，在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作战理论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第一，“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这是说，要取得守城防御作战的胜利，前提条件是国君讲信用，有义行，激发起参加守城作战百姓的积极性。《墨子》认为官民和睦是取得胜利的保障，只要做到“上下相亲”，人民“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就能做到“死而守”。
第二，“备者国之重”。《墨子》重视落实具体的战备事宜，认为这是取得防御作战胜利的保证：“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指出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工作搞好了，防御作战中的主动地位也就造成了。
第三，“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这是说，在守城防御作战中，应积极歼灭敌人，不能消极防守。《墨子》说：“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不明于守者也。能此，如能守城。”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就是消极防御，只有以歼灭敌人为主，才是积极的防御。
在守城防御作战的具体战术方面，《墨子》根据“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闰、水……”等当时通行的十二种攻城战法，提出了许多有效的守城战术，如“备高临”、“备梯”，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墨子》对战国时期城池攻守战的实践总结和理论阐发，对中国古代战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
4.道家——《庄子》、《文子》、《曷鸟冠子》、《经法》
《庄子》是庄子及其学派的著作汇编。庄子名周，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崇拜自然，宣扬“无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争乱，包括战争都是与人的自然本性相违背的，因此战争无所谓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更不要“为义偃兵”，认为“为义偃兵”，实际为“造兵之本”。他主张“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认为一切顺应自然，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如果想依靠战争来成就大事，必然会走向灭亡：“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顺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则亡。”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可能产生于战国晚期。它虽借《老子》的言语来发挥自己的思想，但其思想与《老子》颇多不同，在军事思想方面，它主要提出：
“挟义而动”的战争观念《文子》认为战争的起源是同君主的产生相一致的。人类社会之所以设置国君，目的是为了禁止“暴乱”，而要去“暴乱”，便出现了战争。这种去“暴乱”的战争便是正义之战。因此，它主张战争并“非利土地而贪宝赂”，而是为了“存亡平乱，为民除害”，这就是说要“挟义而动”。这种“挟义而动”的“义兵”能够起到“不战而止”的作用：“义兵至于境，不战而止；不义之兵，至于伏尸流血，相交以前”。这种“义兵”也必然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它说：“国之所以强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行者，威也。”《文子》着重探讨了争取民众支持战争的问题，它认为战争如果基于广大民众的利益，“以为人者”，就必然得到民众的支持；如果“以自为者”，为了个人的私欲而进行战争，就必然遭到民众的反对：“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先胜而后战”。《文子》借鉴吸收了孙武有关“先胜”的观点。指出：“王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此不明于兵道也。”但是《文子》所讲的“先胜”是和孙武子的“先胜说”有所不同的。它主要是指“先为不可胜之政”，即首先在政治上取得优势，然后出兵打仗。他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在内政未修洽的情况下匆忙劳师兴众，那么将会毫无收获。“以未治而攻人之乱也，是犹以火应火，以水应水，莫足以相治。”
“先弱敌而后战”。《文子》的这一观点可能来源于《六韬》：“夫先胜者，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而《六韬》“先见弱于敌”观点，实际上就是对《孙子》“能而示之不能”的“示形”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文子》的“先弱敌”主要的实际含义是，想方设法削弱敌人的战斗力，达到我强而敌弱的目的，它说：“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故费不丰而功十倍。”
《曷鸟冠子》相传是曷鸟冠子所作。曷鸟冠子，是隐士之名，班固在《汉书》注中说他是“楚人，居深山，以曷鸟为冠”。从其思想内容看，《曷鸟冠子》具有道法家的性质。
在军事思想方面，《曷鸟冠子》提出了“人道先兵”的观点。《近迭篇》中，庞睪问曷鸟冠子说：“圣人之道何先？”曷鸟冠子说：“先人”。又问，“人道何先？”曷鸟冠子说：“先兵”。可见《曷鸟冠子》是把战争问题放在首位的。这种“人道先兵”的认识，可以说是对先秦兵家重人事重战争思想的发展。根据“人道先兵”的认识，《曷鸟冠子》认为兵“不可一日忘”，“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
《曷鸟冠子》提出了重“计”、“权”、“势”的作战指导思想。“重计”。“《曷鸟冠子分在解释《孙子圹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这句话是说，“工者贵无与争，故大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它主张用计谋，来迷惑敌国君主，使他变更本国的风俗，变得骄奢放纵，无所顾忌，从而失去圣人的法度，这样便可“不战而胜”，这是最佳的战略选择。所以，《曷鸟冠子》不同意“皆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灭”的说法，指出假如这一说法能成立，“是则小国之君无霸王者，而万乘之主无破亡也。”而事实并非如此。“重权”，即注重权变。《曷鸟冠子》认为“胜道不一”，在军事上能够做到灵活、多变，那么往往可以争取主动，赢得胜利。“重势”，即注重有利的态势。它指出：“在势，故用兵有过胜”，主张“兵以势胜”。而要造成有利的态势，首先要“不倍时而弃利”，即不放过有利的作战时机。它认为如果认识和把握住有利的作战时机，便是掌握了“道”，即作战指导的基本规律：“知时者与道证，弗知者危神明。”其次，要“出实触虚”。其三，要快速“暴疾捣虚”。其四，要“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超我所时，援吾所胜”，即扬我之长，避我之短。如能做到这几点，《曷鸟冠子》认为就如同“乘流而逝，与道翱翔”，可以无往而不胜了。
《经法》是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帛书中的四种古佚书的合编，约产生于战国晚期，是道法家的著作。
《经法》四篇中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在《十大经》中，它主要继承和发展了范蠡与《老子》的军事思想，可能和兵阴阳家有一定的关系。
“作争者凶，不争亦毋以成功”《经法》和《老子》一样认为战争是“凶器”，但它和《老子》不同的是，它主张战争不可废止，特别是在“今天下大争”的时代，应兴兵争战，“夫作争者凶，不争亦毋以成功”。与《老子》“无为”、“不争”不同，《经法》主张“争”。主张进行具有正义性质的战争。
“可以征者，民死节”《经法》清楚地意识到了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它特别指出处于防守的一方，只有做到“壹道同心，上下不斥，民无它志”，然后才可以有效地进行守战。因此，它主张进行战争一定要“因民之力”，“顺民心”，不可存侥幸取胜的念头。
在作战指导思想方面，《经法》提出了这样一些原则：第一，“刑天”、“法地”、“因人”。在作战指导上，《经法》重视天、地、人的作用，它说：“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昔（措）；刑法不（因）人，兵不可成。”“刑天”，即指了解天时；“法地”，即指掌握地利；“因人”，即因人力而动。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范蠡，它同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看法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强调“天”、“地”、“人”在战争中的作用。不同之处在于：孟子重“人和”高于“天时”、“地利”；而《经法》的“因人”却受“刑天”、“法地”所支配，是被动的，这和道家思想是相一致的。第二，“弗敢以先人”。《经法》主张后发制人。它说：“凡人好用雄节，……以守不宁，……以战不克”。所谓“雄节”，即先发制人。可见《经法》对“先发制人”的作战指导思想是有所保留的。而认为应该“立于不敢，行于不能”，“守弱节而坚之”。第三，在攻防问题上，《经法》提出“以有余守，不可拔也；以不足功（攻），反自伐也。”这可以说是“弗敢以先人”原则在攻防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吕氏春秋》军事思想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为秦相时招集门下宾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成的，大约成书于始皇八年（前239）左右。《汉书·艺文志》著录《吕氏春秋》26篇。今本分26卷，160篇。当时面临全国统一的新形势，各派思想家、政治家都在研究完成统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以及统一后的国家统治问题。《吕氏春秋》即出于此目的，“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吕不韦作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希望自己的著作成为秦国以至整个天下的指导思想：“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也。”全书体现出“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的基本思想特色。全书共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在《十二纪》的《孟秋纪入《仲秋纪》中，各有四篇专论军事，其军事思想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对战争问题的基本认识。吕书批判了流行的偃兵说，论证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针对那种以某国因战而亡国为理由的偃兵论，《荡兵》反驳说：“夫有以馇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如此类比推理，以浅喻深，很有说服力。它肯定了战争的必然性，其目的在于论证秦统一战争的合理性与不可逆转性，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形势的。另外，作者虽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但并未抹煞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他认为战争本身不是目的，只是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为此，《吕氏春秋》提出了系统的“义兵”说，作为其军事思想的核心和出发点，它强调“古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义兵”的内涵就是“诛暴君而振苦民”。吕书化费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义兵”的合理性。它的总的精神是主张用兵出于行义，“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当然作者宣扬用兵行义是为了肯定兼并战争，对“义”的标准，是以它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观点加以确定的，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却是对战争政治本质的认识和区分上的一个进步。
其二，对战略思想的论述。作者认为战争只是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因而强调以政治优势或伐谋、伐交手段使敌不战而服才是用兵上策。故对于卫国以十贤士止赵伐卫，魏文侯用段干木止秦攻的战例倍加赞赏。所以它说：“故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谕矣，敌已服矣，岂必用袍鼓干戈哉！”倘若非用兵不可，也不可只顾战术而忽略政治。兵入敌国要争取民心，严肃军纪，在郊野“不虐五谷”，进城后“散仓廪之粟，以镇抚其众”。在自己军中则要鼓励士气，用“义”来统一全军将士的思想，使将士有统一的生死观、荣辱观，从而做到万众一心，“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认为战斗力的标志，不在人数众多，而在斗志旺盛，强调战斗意志训练的重要性。能从政治高度分析战略，说明作者不囿于狭隘的军事观点。
其三，对用兵方法的论述。第一，主张以“不可胜”取胜，不以侥幸取胜。认为：“夫兵贵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执不可胜之术，以遇可胜之敌，若此则兵无失矣。”作者继承了《孙子兵法》中“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思想，指出利用敌之弱点是应该的，但不可将胜利寄托于敌人的失误上，应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可胜”之兵的取得，在于建设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队伍，所谓“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即只有筑关险、秣马厉兵、刻苦训练，才能具备克敌制胜的物质力量。第二，主张有勇有智，因势利导，机动灵活。说：“智则知时化，知时化则知虚实、盛衰之变，知先后远近纵舍之数；勇则能决断，能决断则能若雷电飘风暴雨，能若崩山破溃。”强调战术指挥者要智勇双全。又说：“凡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因而加审则胜不可穷矣，胜不可穷之谓神，神则能不可胜也。”强调作战指挥要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具体条件，化不利为有利，因敌之情为我所用，随机应变，神秘莫测。第三，外攻内攻并举，攻城攻心结合。吕书讲述赵、齐一战，赵大胜而收敌兵尸体三万具，赵将孔青打算用齐兵之尸筑两个京观（合葬的高坟头），炫耀胜利。赵臣宁越则建议：“不如归尸以内攻之”，“彼得尸而财费乏，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此之谓内攻之”；假若齐人不纳尸，则罪有三：“战而不胜，其罪一；与人出而不与人入，其罪二；与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是之谓重攻之。”外攻指军事攻伐，“内攻”指用政治手段从内部瓦解敌方。吕书对有关历史战例的引证和分析表明，它已注意到兵战与心理战相结合这种军事辩证法的妙用。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吕氏春秋》将“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作为作战指导的一个基本原则，主张在举“义兵”的整个过程中，充，分重视“民心”问题。它继承了儒家“爱民”思想，认为对广大人民要实行“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的基本政策，以赢得人民对“义兵”的拥护和支持。它的基本结论是：“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
总之，《吕氏春秋》的军事思想虽未能充分展开，但确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许多问题的论述上都超过了春秋战国诸子的认识，反映了古代思想家对军事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又有了一定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