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田家的人是从外省迁徙到广西的汉族，已经过来好几代人了。因为是外来民族，所以住在高高的山上。山上立着二十多间歪歪斜斜的房子，生活着百来口人，养育着百来头牲畜。我出生的时候这个地方叫谷里生产队，现在叫谷里屯。它坐落在桂西北天峨县境内，方圆五里全是汉人。
大约七岁那年，父亲指着遥远的山下对我讲：“那是你寄爷家。”我顺着他的指头瞄准，前方群山茫茫，云雾缭绕，布柳河的波光在谷底时隐时现。从此，我知道了向阳镇平腊村桂花屯，那里住着我的罗姓寄爷。所谓寄爷，就是寄父，相当于城市里的干爹。由于我小时候体弱多病，父亲就把一碗盖着我布帽的大米蹾在香火上，为我找寄爷，以确保我能健康地存活。自从这碗大米蹾上香火之后，第一个踏进我家的辈分合适的非本姓男士，都是我寄爷的候选，前提是他愿意揭下碗上那顶帽子。一个蝉声高唱酷热难耐的午后，途经本村的罗氏因为口渴，走进我家找水喝，没想到却喝上了我父亲熬出的包谷酒，于是，顺手就把那顶帽子给揭了。
向阳镇大都居住着壮族，而地处布柳河流域的桂花屯，更是百分之百的壮族村落。我在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日子里，曾多次跟随父母到寄爷家去吃满月酒、过鬼节、参加寄姐的婚礼……因而有了许多新奇的发现。首先，我发现这里门前门后全是稻田，一丘连着一丘，一直绵延到河边，简直可以用“一望无际”来形容。当时，农村的富裕程度往往是以稻田的多少来衡量的。稻田越多就越能多打粮食，粮食越多就越能多养牲畜，牲畜越多就越能卖钱，钱越多家庭就越殷实。一颗童心被宽广的稻田震撼，以至于多年以后，当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歌声时，脑海里瞬间就浮现桂花屯的画面。立在田间的房子都是砖瓦结构，又大又整齐。水渠里的水哗啦啦地流淌，晚上还能发电。这样的景象在今天看来波澜不惊，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边疆农村，却足以令一位没见过世面的小孩呼吸急促。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电灯，第一次感受到出生地的落后。
其次，我发现他们家家都有织布机。他们身上穿的，大都是手工织的土布，看上去没有机织的时尚，但与当时灰扑扑的汉族服装形成了鲜明对比。土布经过棒槌捶打、蓝靛浸染之后再做成服装，穿在身上既蓝又亮，还很挺括。女人们的衣襟、袖口和裤脚处，大都绣着细碎的红花和流畅的线条。她们布鞋的鞋头红花朵朵，走起路来就像沿途栽花。尽管我不适应他们的服装，却惊异于他们的制造。我以为只有城市里的铁机器才能织出布来，却不晓得我的寄娘、寄姐都能从木机器上织出布匹。她们拉动织布机，把梭子在棉线中穿来荡去，仿佛电影里的工人，课本里歌颂的劳动者。她们在地里种出棉花，把棉花纺成线，把线织成布，把布缝成衣服。每个家庭妇女，都能单独完成这一过程。而这门手艺，正是土著民族的标志。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得很有些年头了，不管城里有没有纺织厂，也不管供销社里有没有布卖，反正他们自己能织出布来，以保证冬天不冷，节日里能换新装。当布匹富余的时候，寄娘会送些给我母亲。于是，我们一家人的身上，偶尔也会穿上土布剪裁而成的唐装。
再次，我发现他们特别会吃。什么白切鸡，什么酱血鸭，什么米花糖，我都是在寄爷家吃到的。我尤其爱吃他们家的搭梁粑，很糯，很甜。同一种食物，在我们山上被简单对待，只要炒熟就行。可一到山下，那做法就翻出了新花样。能把吃弄出花样来的地方，除了富裕，还因为好客。我之所以愿意在谷里与桂花屯十里长的曲折山路上往来，其中不乏食物的诱惑。有一年鬼节，父亲要带我到寄爷家去改善生活。我非常纳闷，因为过鬼节在当时属迷信活动，汉族地区只好装傻，假装把这个节置之脑后。但是到了寄爷家，我才知道鬼节是壮族的重大节日，仅次于过年。这一天，他们要杀小猪祭奠列祖列宗。所谓的改善生活，就是在祭奠完毕之后，我们对小猪的分享。那是全中国物质都很匮乏的年代，过节事小，杀猪事大。所有农户必先上交一头猪，才能杀另一头猪。谁要是违规，就有被批斗的危险。鬼节的清晨，寄爷和父亲偷偷摸摸地背着一头小猪进山。他们在一条溪边把猪杀了，刮了，解剖了，再用背篓背回来。那天早上，被茅草和树林覆盖的小溪两旁，到处都是小猪的嚎叫，桂花屯家家户户都在杀。当时我想，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不能在汉族地区发生？答案是汉族地区会有人告密，而壮族地区没有。由此可知，这是一个族群意识极强的民族，也是一个有胆的民族。
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打量壮族姑娘。她们比山上的姑娘长得漂亮，爱笑，每笑，必露出雪白的牙齿。她们喜欢扎堆，喜欢三五成群。碰到哪家办婚礼，她们就唱山歌。唱着唱着，她们偷偷地在手掌抹上红漆，然后瞄准某个后生哥，迅速出手，抹得那个后生一路狂奔。逃不掉的后生，脸和脖子全红，笑翻了一屋子的客人。后生们不服气，用红油漆反击。你追我躲，男女打成一片，身体公然冲撞。他们在田野追逐的身影，成为我少年时代的慢镜头。这种娱乐精神，在我生活的汉族地区从未见过。男女的公然嬉闹，在谷里屯是要被长辈们严厉呵斥的。可是，在桂花屯却是那么妥帖，那么合情合理。我忽然发现我生活的地方过于严肃，也许是生活困难的原因，也许是基因遗传？
有一天，寄爷对我讲：“就在桂花屯找个老婆吧。”我高兴地吹起了口哨，并一度相信这会成为事实。但高兴之余，我问母亲：“为什么壮族姑娘不落夫家？”母亲答：“这是他们的风俗。”壮族姑娘在出嫁之后，并不跟丈夫住在一起，而是继续留在父母身边，直到怀上了孩子才正式进入夫家。这个风俗，当时桂花屯还完好地保留。我对这个风俗一知半解，以为“不落夫家”就是给女方无限的自由，以为这就是所谓的开放，以为这个风俗里会有许多猝不及防的故事……我被这个风俗困扰，让想象无数次地飞舞。在对这个风俗的漫天想象中，我头一次意识到自己有超强的虚构能力。直到今天，我才愿意承认当时的想象是狭隘的。淳朴的风俗，可能被我严重地歪曲了。当然，我也因此错过了一段姻缘。
在汉民族被严重阉割的年代，在我内心充满恐惧的发育期，因为香火上那一顶布帽，因为寄爷的口渴和偶然闯入，使我有幸地接触到了壮民族文化。这个民族的文化有情有趣，大胆开放，它让我在禁欲的时代看到了人性，在贫困的日子体会富裕，在无趣的年头感受快乐，而更为重要的是我在与壮民族的交往和对比中，发现了真正的人，看到了天地间无拘无束的自由。如果排序，壮民族文化无疑是我身体里的第一个异质文化，它在我恐惧的心里注入胆量，在我自闭的性格中注入开放，在我羸弱的身体内注入野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开阔，阅读的拓展，行走的延伸，我接触了更多更多的异质文化。它们打包进入我的身体，却都没有像当年壮族文化那样，在我身上产生巨大的撞击，发生核爆炸。究其原因，是后来的文化吸收，都不在我的人格形成时期，我的心灵已经没了当年的敏感。
现在，我经常跟几个壮族作家厮混在一起，就算是我心灵超级麻木，也还能辨析出他们的性格特点。他们豪放，能喝能侃，大大咧咧，直言不讳，疾恶如仇，因为会两种语言（壮语和汉语），所以特别聪明。从他们身上，我还能看到当年桂花屯壮族人的某些影子。但同时，他们也具有非壮族人的特性。因为他们读过《诗经》、《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读过鲁迅、卡夫卡、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看过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吃过麦当劳。当我这个汉族人在吸收壮民族文化的同时，他们也在吸收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敢说自己百分之百的纯粹。尤其是壮族，因为他们开放，异质文化容易进入；因为他们包容，外族文化可以共生。
但是，壮民族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以及主要性格特征基本上还在。当我走过十几个壮族村落之后，才发现它们和桂花屯相似处颇多。比如，他们大都生活在谷底河畔，拥有宽广的稻田。比如他们都爱唱山歌，都喜欢在婚礼上给别人抹红油漆，都热情好客，都能做出各种美食……如果用桂花屯做壮民族的样板，那我甚至可以从历史的长河中找到例证。他们爱唱山歌，可以用壮族人的歌仙刘三姐来证明。他们喜欢叛逆和自由，可以用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来证明。他们的野性，可以用抗倭英雄瓦氏夫人来证明。之所以倒证，就是想说明不管是在桂花屯或别的什么地方，无论是过去或者现在，所有的壮民族习性相近。
遗憾的是桂花屯消失了，它被龙滩水电站淹没，成为库区，当地的村民都搬到了山腰上。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把织布机一同搬走？就算是搬走了织布机，可稻田搬不走，棉花地也搬不走。那个我心目中的壮族村落标本，已静静地躺在几十米深的水下。所幸这只是特例，而不是所有的壮族村落。但愿桂花屯生机勃勃的文化，像他们的牛群那样已悄悄地跟随村民迁到了山腰，而不至于彻底地消失。让我们赶紧双手合十，一同祈祷：“褒们[1]！”
注释
[1]“褒们”是壮语“保佑”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