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咖啡的普及程度与一个地区富裕程度正相关。甄别这个判断之真伪不需要高深的学问，想想那既惹人爱又遭人恨的星巴克，为何首选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开店，而非中西部那些生活水平只是相当于30年前北京上海的城市，结论便在囊中。凡事有例外。海南在中国算不上一个富裕的省份。但是其咖啡普及程度，恐怕大大出人意外。只要在海口转悠转悠，你会发现，那里的咖啡消费主力竟然是无数市井小民。当我在海口的福山咖啡馆，混迹在形形色色的普罗百姓之中，心满意足地享用一杯真正的海南咖啡时，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冒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位海南朋友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然的”：因为海南种植咖啡有百年历史啦。我并不满意他给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让一个“更加形而上”的问题困扰我：谁创造了历史？世纪中叶，如果你胆敢置疑“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说法，恐怕会遭到飞来横祸。但是暴力不能把这个说法变为一个真命题。
哪怕把“历史”局限于人类历史，这个说法依然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当年这个被御准为真的命题有个被反复批判的逆命题：“历史是英雄创造的”。可是批来批去，偏偏史料记载了秦大帝叫嬴政，却没有记下哪怕仅仅一个受命建筑长城的民夫的名字，害得我们那些善于编故事的祖宗不得不“发明”了一个叫范喜良的可怜虫和他那绝望的妻子孟姜女。咖啡在中国的栽培史，确实逾百年。咖啡在大中华三大产区的栽培史，有文字记载者最早应该是1884年英国“德记洋行”在台湾，而后是1902年一位法国传教士在云南宾川地区种植咖啡。虽然他们种的咖啡树不争气，但这些英法殖民先锋的“丰功伟绩”毕竟上了史书供人凭吊。可怜的是，那些默默无名、大难不死得以回乡的无名无姓“南洋猪崽”们在同一时期，零零星星地在海南种植咖啡的事实，没有谁会把它录入青史。直到1935年，一个叫陈显彰的印尼华侨踏上了荒蛮的海南岛。海南岛大规模种植咖啡的历史，至此开始。
70余年后，我与三五知己在海南省会有滋有味地享受一杯海南本地咖啡时，咖啡厅四周飘荡的依然是陈老先生当年从印尼爪哇带回来的咖啡那永远不变的芳香。我不知道哪个头衔最适合这位陈老先生。同盟会会员？华侨巨商？沦陷区顺民？爱国实业家？历史反革命？共和国的死刑犯？无论如何，陈老先生早年参加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是事实；受民国政府邀请考察海南、投资建设海南是事实；大规模在海南引种咖啡、橡胶、香茅等热带经济作物是事实；在侵华日寇统治下，付出了包括自己生父和爱女性命，惨淡经营并实现中国咖啡第一次出口海外是事实；海南光复后恢复和扩展“福民”和“福和”两农场是事实；解放后诚心与政府合作也是事实；1953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获判死刑后，因为华侨身份逃脱一死是事实；最终蜗居广州，贫病交加，郁郁而终也是事实！老先生的一生如此丰富又如此多舛，如此壮丽又如此凄凉。
叫我们后人如何评说？按需要“解说”同一件事情，算得上是“中国特色”吧。事实上，我总怀疑历代史学家谈到 “齐太史书崔杼杀庄公”一案时，心中一定讥笑那“齐太史”三兄弟之迂腐。否则，为何修《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要皇上御批、钦定？又否则，怎么一到紧要关头，总得劳顿最高层大驾，而非由那些专家们自己做一通关于某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再否则，凭什么公民个人的“历史结论”要由“相关部门”做出？按“理”说来，陈老先生的“头衔”最终还是要权威部门给。至于到底给了没有，给了什么，我不得而知。无论如何，老先生一定不会戴“反革命”的帽子了，因为这种“罪”已被逐出宪法。“爱国华侨”这顶高帽应该跑不掉吧。“头衔”啊“头衔”，你居然也与时俱变。但是，“头衔”归“头衔”，有一个事实却是变不了的。那就是陈显彰先生开创了海南岛大规模咖啡种植业的历史。中国人自己的产业化咖啡种植历史亦由此开始。在我的心里，陈显彰老先生的身份是非常明确的：他就是中国咖啡第一人。凭这个身份，老先生已是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