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成语词典》对这个成语的解释是：不以向学问比自己差或者地位、辈分比自己低的人请教为可耻。现在我们形容谦虚、好学、眼睛向草根、真心诚意向比自己层次低的人请教，这就叫“不耻下问”。这个故事出自《论语·子罕》，原文是，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有一天，子贡问他老师孔子，老师，孔文子这个人何德何能？他怎么能得到“文”这个谥号呢？孔子很巧妙地回答说，孔文子这个人，非常聪明，却又很好学，经常虚心地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不以为耻，所以才得到“文”这个谥号。成语“不耻下问”就由此而来。孔文子，姓孔名圉，是卫国的大夫。孔子说的是：孔圉聪敏而勤学，肯向地位在他之下的人求教而不以为耻，所以用“文”作为他的谥号。子贡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把“文”这个谥号给一个普通的官员真的这么值得大惊小怪吗？没错。按照谥法，“文”是很了不起的人，在历史上绝对响当当的人，才能拥有这个谥号。
那么什么才叫“文”呢？“经天纬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孔子最崇拜的周文王，演八卦、定礼乐，死后先至谥“文”，一个普通的大夫又可以谥“文”呢？孔子回答阿子贡说：“孔圉既聪明又好学，又够谦虚，不耻下问，所以就可以谥'文'嘛。”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官员们都很在乎名声，包括死后的名声，因为死后要根据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封一个谥号，比如，湖南人曾国藩，朝廷给他的谥号叫文正，后人叫他曾文正公，李鸿章是晚清名臣，内忧外患之际，为将倾的王朝勉力支撑，李鸿章死后，老佛爷慈禧太后说，非忠字无以明其德，故谥文忠。岳飞，又叫“岳武穆”，这“武穆”就是他的谥号。历史上有个大名鼎鼎的柳下惠，他是鲁国的贤人。其官职是士师。士师管贵族狱讼。旧注都说，此人即《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和文公二年的展禽。展禽，名获字禽，排行为季，也叫展季。柳下，是以居于柳树下为号，古代邑里，往往以树而名。惠，便是他的谥号。明朝的那个大名鼎鼎的学者王阳明，阳明是他本人的号，死后被加谥为文成。
孔子本人死后，鲁哀公前去吊唁，尊称他为“尼父”，后来的统治者，见到孔子就矮三分，从西汉到晚清，历朝历代统治者不断为孔子追加十五个谥号，孔子后来就成了“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历史上所谓“盖棺定论”，在书面语言中叫“定谥”。文正、文忠、文成，这些谥号是皇帝给予的非常的高的评语，留下这样的英名，子孙后代也都跟着自豪的，祖先没有给后代留下不好的名声--这一点对后代很重要。很多忠臣良将拼死也要和奸臣斗，也要保住自己的名节，在乎的也就是死后这一个字的评价。按照谥法，“定谥”不光对大臣很重要，对皇帝本人也一样重要。皇帝死后由大臣集体开会讨论，由专职的史官作出评语，比如说文帝，武帝、隋炀帝，等等。如果一个皇帝生前把国家弄得很糟糕，民不聊生，那大臣们就叫他“哀帝”，这样的皇帝连其后代脸上都无光，因为这等于替子孙后代留下了臭名，让后代抬不起头来。看《三国演义》，我们都知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成了傀儡。
汉献帝的“献”这一个字，就是他的谥号，他连自己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曹操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这样没用的皇帝，不就等于把王朝“奉献”给乱臣吗？这是很悲哀的。因为谥号对皇帝也好，大臣也好，都意味着“盖棺定论”，所以每每在给皇帝定谥的时候，有的大臣会犯知识分子的软骨病，不自觉地给皇家献媚。比如说，慈禧太后，她的全称是：“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这样的女人，差不多、算得上祸国殃民了吧？死后却得到几乎所有的美称，这也成了一种讽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谥号意识”，无论皇帝和一般官员都怕死后留下万世骂名，所以一般都会对自己的名声负责，而不是简单地“活在当下”，一般不会有“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虽然做到的人不多，但至少很多人还是有这种理想和追求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八个字确实不容易做到。
通常情况都是“敏而不学”、“不耻上问”，聪明人不好学了，往往以天才自居，总以为自己聪明能干，一看就懂了，周围的人不如自己，太笨了，所以就不好学了。“敏而好学”已是难得，“不耻下问”更属罕见。官越大、地位越高，越觉得自己聪明，觉得自己了不得，好像官大了，学问也随着大了，不然怎么大家见我都点头说“是”呢？而且说什么都有人鼓掌，这样的人，一般是耻于下问的，怕有失体面，只会向比自己官大的“请教”。一个人做到“敏而好学”易，做到“不耻下问”就难了。现在知识更新快，无论多么渊博，遇到不熟悉的领域，不明白都是正常的，“闻道有先后，术也有专攻”嘛，不耻下问，有何丢人的？在西方哲学界，没有人怀疑苏格拉底的学问渊博吧？可是，苏格拉底却经常不耻下问，喜欢跟任何人包括卖菜的小贩辩论。有一个小故事：苏格拉底习惯到热闹的雅典市场上去发表演说和与人辩论问题。他同别人谈话、讨论问题时，往往采取一种与众不同的形式。
这一天，苏格拉底像平常一样，来到市场上。他一把拉住一个过路人说道：“对不起！我有一个问题弄不明白，向您请教。”人人都回答说：“忠诚老实，不欺骗别人，才是有道德的。”苏格拉底装作不懂的样子又问：“但为什么和敌人作战时，我军将领却千方百计地去欺骗敌人呢？”“欺骗敌人是符合道德的，但欺骗自己就不道德了。”苏格拉底反驳道：“当我军被敌军包围时，为了鼓舞士气，将领就欺骗士兵说，我们的援军已经到了，大家奋力突围出去。结果突围果然成功了。这种欺骗也不道德吗？”那人说：“那是战争中出于无奈才这样做的，日常生活中这样做是不道德的。”苏格拉底又追问起来：“假如你的儿子生病了，又不肯吃药，作为父亲，你欺骗他说，这不是药，而是一种很好吃的东西，这也不道德吗？”那人只好承认：“这种欺骗也是符合道德的。”苏格拉底并不满足，又问道：“不骗是道德的，骗人也可以说是道德的。那就是说，道德不能用骗不骗人来说明。
究竟用什么来说明它呢？还是请你告诉我吧！”那人想了想，说：“不知道道德就不能做到道德，知道了道德才能做到道德。”苏格拉底这才满意地笑起来，拉着那个人的手说：“您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您告诉了我关于道德的知识，使我弄明白一个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我使衷心地感谢您！”苏格拉底把这种通过不断发问，从辩论中弄清问题的方法称作“精神助产术”。这就是苏格拉底！他不会因为身份和地位的束缚，导致他即使不懂也不愿意向地位和学问都不如自己的人虚心请教。孔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才叫做“文”。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遵奉他为天生的最有学问的“圣人”。但是他自己却认为：“余非生而知之者（我不是生下来就有学问的）。”他还说自己年少时家境贫寒，所以什么粗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他渊博的学问是处处留心学习得来的。即使在他弟子遍天下时，他的名气已经很大，他仍虚心向别人求教。有一次，他到太庙去祭祖。一进太庙，就觉得新奇，向别人问这问那。有人笑道：“你孔子学问出众，为什么还要问？”孔子听了说：“每事必问，有什么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