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际格局正发生深刻调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纵深拓展，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仍未彻底消除，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旧存在且有新的表现，国际形势总体走向和平、缓和、稳定，而局部战争、动荡与紧张的局面时有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各种矛盾复杂多变、相互交织，不断凸显出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着社会矛盾突发期和多发期的考验。当前我国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面临的诸多挑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方面
（一）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正处在艰难恢复期，国际经济环境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扭转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大动荡，以往高速持续增长势头受到严重冲击，一部分主权国家债务危机被剧烈凸显出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增速减缓、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经济增长结构加速转型等社会效应成为危机的副产品，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在上升，经济扭转僵局面临的下行压力和潜在风险也在不断加大。近一段时间美国失业率虽有所下降，但仍处于高位，其房产价格虽出现局部回升，但整个房地产市场仍继续低迷，走出经济困境面临诸多制约。特别是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处于高危阶段，甚至正在向更多的国家蔓延，由此加剧了世界银行业的危机。对此，“欧元区”也面临着财政金融风波与经济衰退恶性循环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当前，通过世界各国的持续努力，世界经济发展僵局已得到显著扭转，一些国家经济开始走向复苏，但从总体上看，世界经济增长仍在低谷之中，恢复危机前的发展态势仍旧艰难曲折，国际经济环境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扭转。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召开的APEC峰会上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所描述的，世界经济仍然处于深度调整期，既有复苏迹象，也面临基础不稳、动力不足、速度不均的问题，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问题远未解决，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突出，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放缓，外部风险和挑战增加，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成长，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
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和迅速蔓延，尽管我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并有效地遏制了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危害，但我国作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国家，置身其中，必然也要遭受一定冲击，除了我国的金融行业遭受一定的影响外，其他一些行业，尤其是进出口贸易和制造业也遭受到严重的冲击。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经济动荡，使全球主要的消费市场———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的重创下整体消费需求下跌，对中国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如将导致中国对外出口贸易的困难剧增等；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纷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再工业化”运动极大地冲击了我国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加之劳动力成本上涨带来的全球制造业布局变化，使国内制造业陷入艰难发展的境地。因此，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正处在艰难恢复期以及国际经济环境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扭转的局势也势必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带来一定的挑战。
（二）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仍旧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呈现新的特点
当今世界格局仍处于深度调整期，新旧矛盾交织，新旧力量博弈，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世界范围内仍然有不稳定的因素存在。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仍旧顽固存在，发展中国家仍旧处在国际垂直分工中的最底层，以不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使发展中国家遭受“剪刀差”的现状仍未得到彻底改变；发达国家不仅控制着国际金融主导权和国际资本的流向，而且还是各种国际组织规则的“制定者”和“主宰者”，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现有秩序中占据中心地位，仍是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推行者。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和贸易持续低迷，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世界经济复苏正面临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同时，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国际金融危机对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很大冲击，引发了全球增长方式、供需关系、治理结构的调整变化；亚太地区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增多，西亚和北非一些地区仍然处于动荡之中。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美国正在重新部署全球战略。其中，最为突出的变化就是其加紧了对中东以东方位的战略部署，不仅主张在未来10年内“把在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在亚太地区”，而且还明确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布在2020年前将美国60％的战舰部署集中在太平洋。毫无疑问，美国维护其在亚太的霸权地位的“非常”举动，势必会使亚太局势更加复杂，除了使我国发展的良好周边环境受到影响，给国内外敌对分子提供了可趁之机外，还继续打出了“人权、民主、自由”等所谓的普世价值旗号，向我们党和政府施压，并借机插手我国民族、宗教事务，挑拨煽动极端主义分子制造社会事端或群体性事件，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生命安全，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显然，这些也构成了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潜在威胁。
（三）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凭借经济、科技和军事方面的优势在竞争中占据上风
苏联解体后，随着美苏两极格局的土崩瓦解，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再加上西欧、日本、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一超多强”便成为了冷战后世界格局的主要特征。然而，随着当前新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的纵深拓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的高歌猛进，虽然美国仍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世界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显并已经成为如今世界格局发展的一大趋势。当前，世界各国为了在多极化日趋加快的今天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提升自己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为本国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更好的发展环境，都努力地抓住机遇，整合自身发展优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发展，全力争取各种发展资源。由此，在这种竞争潮流的驱动下，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日益超过其他形式的竞争（如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等），而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主要形式。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已演变成为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在当前竞争中，经济是基础，科技是龙头，谁拥有了经济和科技的主导权谁就在竞争中取得相比较的优势，否则谁就会在竞争中面临被动，遭受淘汰。
然而，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大多脱胎于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经济文化落后，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经济、资金、技术、生产资料、基础设施、军事实力和武器装备等方面处在劣势地位。除此之外，还要受到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以及各种金融贸易规则的束缚和压制。对此，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当前并将长期处在优势地位，这是摆在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面前不可改变的事实。不仅如此，发达国家如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等国也在加紧推进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如：美、日经济体实施“再工业化”政策，吸引中高端制造业回流，通过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带动本国经济快速增长，提升自身综合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到2020年俄罗斯经济总量要进入世界五强目标，并积极推进“欧亚联盟”建设；欧盟各国为应对欧洲债务危机，大力推进一体化建设，同时还积极谋划“新工业革命”，制定长远发展战略等努力增强自身实力，以取得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除此之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还在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发展军事技术和新型武器，提升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以求在国际竞争中获取军事优势。由此，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在这种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发展壮大自己，更好地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赢得主动，获得相比较的优势和地位，提升自身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一大挑战。
（四）“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在国际社会再次升级使中国发展背负巨大舆论压力
从历史上看，有些国家往往是逢强必霸、逢大必霸，但也有些是和平崛起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创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中国奇迹”，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中国、重视中国。我国正努力建设与自身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国梦提供重要力量支撑和坚强安全保证，这是作为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的必然选择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然而，中国的快速发展却拨动了西方大国、周边敌对国家和国际反华势力的敏感神经。它们纷纷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诚意表达出敌视和不安，除了将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甚至敌对力量，与中国进行无声息的较量外，在国际上还打出了遏制中国发展的旗号，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必霸论”“中国责任论”
等，将中国视为世界秩序的“搅局者”和世界和平的“破坏者”，意在通过掌握国际舆论主导权，对我国施加压力以达到遏制中国的险恶目的。除此之外，近年来，扮演“世界警察”的美国也会通过唆使、纵容一些周边国家展开对中国的围攻，封锁中国、孤立中国，或是制造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紧张甚至冲突的方式，或是干预中国领土纠纷、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制造领土和主权矛盾或阻力，压制中国发展，推行其“亚太再平衡”战略，捍卫其亚太利益和世界霸主地位。这无疑对中国发展，尤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外部环境构成了潜在压力。
（五）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重要挑战
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频繁，交锋更加激烈，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软实力和意识形态影响力的要求更加迫切。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建立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取得新进展，中国维护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巩固。但是，中国与少数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领土问题渐趋严峻，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凸显。尽管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总体稳定，但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西强我弱”的国际格局尚未根本改变，西方发达国家从未放松，更没有放弃过对我国的和平演变策略，无论是西方国家“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旗号，还是其鼓吹的“普世价值”的“终极关怀”，即一直吹捧的“民主”“自由”“平等”等所谓“普世性”的价值理念，无不渗透着浓厚的反华色彩。而通过传播西方价值理念，制造舆论分歧甚至争端，掌握话语主动权，进而促成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思想混乱、信念动摇，使人民逐步背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进而实现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则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惯用手段，这些手段在推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现在它们又将其作为反社会主义的有效武器指向了中国。
近些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在悄无声息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宗教渗透等，都对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带来了巨大挑战。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西方国家利用现代传媒和文化产品输出，大肆宣扬它们的价值观念，质疑中国的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正当性，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广播、出版、影视文学、教育等多种途径推行其和平演变战略，对中国的生活方式、文化思潮，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严重冲击；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尤其是境内外一些反华、制华、分华势力打着重新认识历史的旗号散布各类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形象的谣言，切断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与社会主义、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关联，大肆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为其推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路，对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捍卫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构成严重冲击。这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强堡垒，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维护民族团结，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势必产生消极影响，构成巨大挑战。
二、国内方面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得以明显改善，但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当前，我国处于改革攻坚期和社会转型期，阶层分化、矛盾凸显，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存在，影响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是我们着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所不能忽视的重要挑战。
（一）经济发展方式尚不合理
经济实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动力。经济发展方式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的问题依然突出，“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低效能”等生产问题依然广泛存在，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还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无论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还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甚至对可持续发展都有十分消极的影响。当前，传统的靠资源和资本投入推动经济发展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虽正在转型，但问题依旧严峻。这种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不仅加剧了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压力，同时也已演变成为制约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势必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给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带来巨大挑战。
（二）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我国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了自然原因，如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地形、光照和气候条件等差异显著的影响外，社会历史原因则是主要原因。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发展本身起始于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国情之上，在历史上就存在着不平衡的遗留问题；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行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的由点及线、由线到面的开放格局，以及“先富带动后富”的经济发展战略。可以说，这些政策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正确的举措，不仅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并使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迅速地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然而，这些政策的推进是按阶段、分步骤实施的，这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不平衡影响。对此，这种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还要靠发展来解决，推进科学发展观，实现区域、城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
就目前区域不平衡而言，东南沿海经济相对发达、中部次之、西部较为落后，东南沿海地区相较于西部地区差距大。有资料称，2013年，地区GDP第一的广东省为6.21万亿元（1万亿美元），超越世界第16大经济体印度尼西亚，而西藏却为808亿元（约131亿美元），相当于世界排名第122位的阿尔巴尼亚的水平；就人均GDP而言，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人均GDP已达到1.06万美元，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贵州则为3724美元，不及排名世界第110位的佛得角（3785美元）的水平。[1]
就城乡发展不平衡而言，城市发展较快，农村相对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虽然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提升，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有了缩小的趋势，但是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幅度仍旧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对社会秩序造成动荡的潜在危险性仍旧大量存在，这无疑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种严峻挑战。从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尺———基尼系数看，虽然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8年以来有回落的趋势，但是2014年的基尼系数仍旧比0.4的国际警戒线超出了0.069。[2]此外，我国农业基础相对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的局面仍然没有根本性改变，而且我国基础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差距较大，社会保障尚未普遍地、均等地惠及城乡所有人口的局面仍旧存在。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势必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成一定的冲击。
（三）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成效尚不突出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增大，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既出于宏观调控作用，又是市场需求的变化的结果，受到了外需下滑冲击的影响。尽管近些年结构调整不断推进，但我国第一产业基础不稳、第二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发展不快的问题仍旧突出。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约占GDP的44.6％，虽有较大的发展，但同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0％左右水平，而且低于世界平均50％的水平。[3]因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特别是提高能有效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第三产业的比重，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较明显拉动效应。随着经济增速回落，产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部分产品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暴露。我国目前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每年新增经济总量中用于投资的比重越来越大，而我国居民消费严重偏低，这种投资与消费的严重失衡已成为我国社会公平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矛盾，严重影响了我国内需不足问题，想要扩大内需，最根本的是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产能过剩不仅造成能源资源的浪费，还造成恶性竞争、行业利润率下降、失业增加等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后果。此外，我国当前产业技术水平整体偏低，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尚不健全，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和名牌产品，科技创新能力较弱，新兴产业带动作用还不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挑战。
（四）民主政治建设仍在推进，不完善不协调的部分仍旧存在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路径，也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人民也在民主政治发展中切实享受到了发展的成果，不仅人民的利益得到了有效的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也得到真实性的保障，这是不容否认的。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剧烈转型，人民群众利益需求多样化，以及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不断提升，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上的一些不完善、不协调的部分也逐渐凸显出来，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人民权利的履行和利益诉求的表达，这自然也是我国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重要挑战。
1.民主政治建设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民主政治建设是实现和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保障与有利途径。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成绩显著，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民主政治建设中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尚有完善空间。从目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法规制度上看，一是不具体，很多规章制度都是原则性的、宏观性的，而对于新出现的各种具体情况却作用有限；二是一些规定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一些规定与当前民主发展的具体实际不相匹配，表述和处置方式略显滞后。显然，推进民主建设的丰富与发展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大要求。第二，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还十分淡薄，提升群众思想文化素质，尤其是增强民主观念和民主意识还有待于党、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第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还存在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现象，政治监督环节较为薄弱。个别地方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极其恶劣的现象，导致人民群众对法律法规产生抵触情绪，对法律法规的公平正义失去信心，不能积极参与其中，这直接影响了民主政治建设工作正常有序进行。
2.民主监督机制还存在脱节现象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民主政治建设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放在第一位，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然而，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却出现了民主监督机制的脱节。第一，对民主的合法行为缺乏监督。民主选举是公民直接参加选举的活动，在民主选举过程中，大多数民众参加选举时对候选人的基本信息没有了解，候选人的主要事迹更是不得而知，规范性缺失和监管缺位，使得民主选举失去原有意义。第二，民主监督机构内部存在一些问题。我国的监督机构主要有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检察院和政府系统的监察机构。我国现有行政监督存在许多问题，行政监督主体过多，缺乏独立性。我国的行政监督主体设置在政府内部，受到更高一层的机关和同级政府的双重领导，这就导致检察机关在处理各项危机过程中较容易受到干预，无法达到监督效果。群众政治参与行为无保障，监督主体透明度差。除此之外，少数党员干部信念动摇、思想涣散、工作积极性不高；部分党员干部思想觉悟低，假公济私、贪污腐化，法律意识淡薄，道德诚信缺失。第三，公民民主监督力量和监管意识薄弱。这就造成了在实际生活中，因民主监督制度的不完善，群众担心遭到恶意报复，即使发现了一些问题也是敢怒不敢言，无法有效及时反映给相关部门，从而影响到民主政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民众的民主意识不强，监管思想意识淡薄，人民群众的主人翁观念还有待于加强。
（五）文化建设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
1.我国文化建设相对滞后，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是文化产业却没有取得与经济发展相当的发展速度。一方面，我国文化产业内部结构失衡现象开始凸显，我国经济增长迅速但消费能力不足，文化消费滞后于我国经济增长并出现了与我国经济增长脱节的现象。有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均文化消费年均增长幅度明显低于同期人均产值年均增幅。另一方面，我国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013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7％，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10％，仅为发达国家的1／3。[4]可见我国文化发展水平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此外，受我国文化管理体制不健全、产业结构不合理、文化产业组织落后、文化法律法规不完善、文化传播方式落后和市场拓展能力薄弱等原因的影响，我国文化总体上影响力有限，创新能力不足，对传统文化精髓的发掘与利用仍处在较浅的层次上，文化发展方式较为粗放，文化产业附加值较低，文化竞争力在国际社会中并不占据优势。据文化部统计，在国际文化内容出口市场的份额中，日本和韩国的文化内容产业占国际出口贸易的13％，而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仅有6％。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尤其是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与我国经济发展的脱节现象的存在，势必造成经济发展中人们思想理论的相对滞后性，阻碍我国文化发展对经济进一步发展所具有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功能的发挥，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国际竞争力不强现状的存在也致使我国文化实力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最终影响综合国力的对比，也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
2.意识形态和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严峻挑战
2013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文化软实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增强文化软实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治家早就扬言，“在思想战上花1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播撒下思想的种子，就会绽放和平演变的花蕾”。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发展背景下，西方文化产品不断输入，文化思潮泛滥，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受到冲击。当前我国文化软实力虽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较以往有了明显的增强，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体系现在仍处在成长过程中，较之于较早涉足这一领域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文化软实力整体发展优势不足，影响力也相对有限，在文化软实力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的挑战也十分严峻。
经济全球化在输入大量西方文化产品的同时也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渗入提供了机会，西方的文化正一步步地影响我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推崇过洋节，我国某些文艺工作者为追求票房效应，向西方示丑，有些在国际受到很高殊荣的影视、文学作品往往是在反映封建落后时期我国的文化，这虽然满足了西方人的心理，却在很大程度上侮辱和歪曲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与影响力。现在信息的灵通、便利导致国外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精神文化以隐蔽的方式影响国内，一些思想意志薄弱者，传播、宣扬一些不文明、不健康的精神文化，甚至是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思想，使得一些思想松懈的群众思想颓废、精神萎靡、追名逐利、灯红酒绿、奢侈腐朽。我国的一些青年人受其影响在思想和生活中也或多或少地表露出一些资产阶级腐朽价值观，如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理念。部分青年人的国家民族意识淡薄，理想信念动摇，盲目崇尚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而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正确认识。“西化”进一步就将是“分化”，文化的沦丧终将导致一个国家的衰败。近年我国开放的对外政策，既给我国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西方国家有意识地传播“西化”思想，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形成较大冲击。
3.人民思想道德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临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民受教育水平不高的基本国情，我们党和政府在不断发展国民教育，推进内涵式教育发展，注重全社会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的同时，还大力推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大力宣扬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不仅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动员全社会力量凝练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摒弃落后的腐朽的旧社会道德，提高人民整体的社会主义道德修养和素质发挥了巨大作用。就目前而言，我国人民整体素质已经得到不断提高，社会道德问题和诚信缺失现象也有明显减少的趋势，成就是巨大的。然而，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期和改革攻坚期的到来，经济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已成为当前社会的显著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利益矛盾和冲突如果处理不当，就势必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影响社会主义道德的实现。再加上网络上一些消极腐化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道德与思想的蔓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如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我国社会道德问题、诚信缺失现象（如食品安全问题、商业诈骗现象、投机倒把现象等）仍旧存在于当前的社会生活中。而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不仅不利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和信念的确立，也不利于形成团结和善的人文环境和社会风气，对于调动社会各群体的积极性，集中力量进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势必造成消极影响。
（六）社会建设方面，社会保障不健全和就业不充分现象较为明显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的阐释上看，当前我国推进的社会建设主要包括两大方面：民生建设和社会治理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还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可以说，民生事业直接关涉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从总体上看，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们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已经取得显著提高，这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在经济发展转型期，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现实发展的矛盾仍然存在，涉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民生问题依然严峻。
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仍旧有限，社会保障项目尚不健全，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不完善甚至欠缺，个别环节还存在着“空白”现象，实施机制单一、监管不到位，部分单位和群众参保意识不足，东、中、西部地区还存在巨大差距，社会保障信息化、规范化和高效化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在劳动就业方面，社会有效资源配置不合理，传统产业就业需求有限，高精尖人才短缺，专业技术性人才总体匮乏，劳动力素质总体不高，农村劳动力资源过剩且实现人口转移面临诸多体制性、社会性难题，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大民生问题；在教育方面，总体上优良教育资源有限且配置不合理、分配不平衡，城市与农村，东、中、西部教育资源配置差距较大，政府教育投入占国民收入比例较低，教育管理制度尚不健全，教育监督机制还不完善，教育公平问题一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医疗方面，我国医疗体制正处在改革之中，“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虽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成效仍旧有限，医疗监督机制不健全、药品价格不透明、医疗收费不规范、医德医风不良等问题仍存在，医疗体制改革面临着深层次的问题；住房方面，经过政府和社会的努力，房价虽有回落的趋势，但仍旧处于很高的层次，房地产市场还需国家进一步的宏观调控，住房管理机制不合理、房屋中介管理不规范、房贷乱收费现象仍旧存在，“买房贵”问题还需进一步解决。这些都是当前社会建设领域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重要问题，自然也是我国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不可回避的重要挑战。
（七）生态建设方面，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一定成绩但仍面临一些问题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现实依据，而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言，作为一个统筹各方、全面系统的社会工程，促进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自然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和题中应有之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政府也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意义，并将保护环境上升到基本国策的层面，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传统的单纯以经济增长数量作为国家发展的根本指标和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尺的发展思路在我国经济发展思路中占据时间较长，造成我国在生产过程中片面追求GDP，“唯GDP”是从，而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质量的“片面”发展观。再加上我国经济能力有限、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可供资金不足、治理生态环境技术落后、社会管理和社会监督环节的“缺位”和“空位”问题的存在以及群众环保意识的薄弱，造成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给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瓶颈”。尽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存在着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严峻问题，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造成巨大危害。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面临一些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我们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所必须解决的重要挑战。
在生态方面，当前我国对水土流失、草原退化、森林乱砍滥伐、荒漠化等生态破坏现象的治理已初见成效，以往的生态加剧恶化的态势已初步得到控制，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仍不健全，个别环节还存在“空白”现象，环保执法环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管不到位现象仍旧部分存在，群众环保思想素质虽有一定提高但整体参差不齐，狭隘的个人主义观念仍旧浓厚，眼前的经济利益往往是驱动其违反法律、破坏生态的直接原因。
在环境方面，我国大气污染、水污染现象虽有好转，但仍旧严重。我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仍旧很高，传统煤烟型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以臭氧、细颗粒物（PM2.5）和酸雨为特征的区域性复合大气污染问题日益凸显，我国固体废物产量与排放量仍有增加的趋势，雾霾现象不断出现；我国干旱缺水严重且时空分布极不均匀现象更加凸显，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和水灾害问题相互作用、彼此交错，水危机在有些地方开始出现，水资源质量下降，水环境恶化，地表水资源污染严重，地下水污染正形成由点状、条带状向面上扩散，由浅层向深层渗透，由城市向周边蔓延的趋势。
总之，生态环境问题关切国家发展和人民切身利益，但生态环境的恶化却不是单纯靠治理就能解决的，而更要靠发展观念的转变，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思路的转型，高科技的投入，人民群众思想素质的提高，政府法律法规的健全，环保行政部门的健全，执法部门的严格执法，公众的积极参与，党和政府、社会组织、团体等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在这种背景下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国内外新挑战，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抓住并充分用好可以大有所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沉着应对并妥善处理好各种风险与挑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注释：
[1]参见黄剑辉、应习文：《中国各省级区域发展对比启示及政策建议在区域差距中挖掘经济潜力》，载《华夏时报》，2015-01-07。
[2]参见王军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指向》，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5（3）。
[3]参见杜人淮：《探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后发优势》，载《中国市场》，2013（11）。
[4]参见蔡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仍需苦练四项内功》，载《中国经济周刊》，201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