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一门非常深刻、全面的学问。因此，在那些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提出的‘理由’中，常常看到引自马克思的只言片语，特别是引证得不对头的地方，这是不足为奇的。”[1]一百多年的理论斗争史证明，用马克思的话来歪曲马克思，制造种种神话，用各种伎俩来肢解马克思，使马克思不成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马克思，这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某种学说创立者的形象的变换，在文化史上并不罕见，但像马克思这样引起广泛的、持久的、世界性的争论，聚讼纷纭，分歧如同冰炭，是少见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离马克思自己的时代越远，对马克思认识的分歧越大。正如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因此，当我们说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的时候，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前提，这就是必须了解和恢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这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伟大使命。
一
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标榜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均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而且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可是，它们的观点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彼此指责，争论不休。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只有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观点，奉行“凡是”原则的才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必然终止于1883年或1895年。按照这个标准，列宁主义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因为列宁确实在一些方面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观点，用新的原理代替某些旧的原理。这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历史范畴，如同亚里士多德主义、黑格尔主义一样，只存在于历史上某一个时期。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在现实中仍然起指导作用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按其本性而言永远是当代的。“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说过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僵化的教条主义论断。
可是我们又不能奉行“凡不是”原则，把任何背离、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观点的学派划入马克思主义之中。如果某一学派有自己独特的哲学观点和政治主张，可以亮出自己的牌子，不必挤入马克思主义的行列。弗洛伊德主义就是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就是存在主义。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正如圆的方、铁的木一样是难以相融的。我们如果承认它们也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学派，那就无异承认，任何学派都可以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只要它们乐意这样做。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肢解。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西方到东方，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存在着长期的、激烈的争论。
例如，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认为，衡量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方法。即使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结论、原理，只要仍然坚持辩证法，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承认原理的可变性，不拘泥于某一原理，自有其合理之处，但如果摈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何而来？更何况辩证法本身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仅仅坚持辩证法，也可能是个黑格尔主义者。
美国的宾克莱教授又树立了另一种标准。他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种价值学说，认为判断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在于是否坚持马克思的道德理想。他说：“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今天的吸引力乃是一个道德的预言，人们如果根据人类价值考察现在社会上的种种事实，然后根据自己的发现而行动，以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一切人都能变成更有创造性和更为自由的地方，这样我们就是忠于马克思。”[2]
人们看到，从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文发表以后，逐步兴起了一个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浪潮。有的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人道主义中的一个派别，提倡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的把异化理论看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提倡异化论的马克思主义；还有的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性质，宣扬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其他诸如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人们通过理论家的三棱镜看到的，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被肢解或变形的马克思主义。
问题在于：究竟存不存在客观的、本来如此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每个时代、每个学派都可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有的学者断然否定前者，赞同后者。例如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明确说：“马克思没有得到人们的统一认识。我们根据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写出的书籍、小册子、论文和书信对他的著述作出什么样的说明，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利益观点，因此，这些说明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3]他还特别强调：“人们对马克思的确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每一个研究者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认识马克思。”[4]有多少个研究者，就有多少个马克思，这是西方某些学者的得意之论。在这个充满唯认识论主义的命题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似乎变成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求，纯属于无谓之举。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并不否认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体系，它的内容并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理解，而是取决于它的科学本性。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一书中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
海尔布隆纳并不否认当代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多种解释，但他强调存在一种客观的马克思主义。他说：“我确信马克思主义思想，或者说得更精确些，马克思的著述所激发的思想（我们合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是有一个可以得到公认的共同点的。”海尔布隆纳把这个共同点归结为四条：（一）对待认识的辩证态度；（二）唯物史观；（三）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分析而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总的看法；（四）对社会主义的信奉。[5]尽管具体标准可以讨论，但他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客观的标准的看法是值得重视的。
我们应该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我”认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否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各行其是的空话。
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它的缔造者，二是它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当然离不开它的创立者。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6]这是从它的创立者的角度来定义的。列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当然也包括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也就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虚构、附加、解释强加给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而不是全部著作或者言论的总和。可是又不能仅仅从它的创始人角度来定义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不能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完全等同起来。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创立的，但不专属马克思。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它研究的是整个客观世界以及社会形态的更替和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的规律，它的最根本使命就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建设。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为他们后继者所发展的，以反对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科学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抽去了它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放弃了社会主义革命目标而又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嘲弄。
二
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思想体系，是单纯的科学体系还是批判体系？是仅仅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完善的封闭体系还是不断与外界接触，与其他思想体系碰撞、交流的开放体系？我们究竟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理论。
同历史和现实中任何学派相比，马克思主义具有最强大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它从19世纪40年代西欧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小小学派，发展到席卷全球，成为当今信奉者最多、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根本原因在于：它把科学性和革命性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之中。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集中表现为它的彻底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著作都贯穿这种精神。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即以批判的态度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经济理论。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宣布：“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并公开申明“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7]。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判精神，表现在它反对那种把旧制度、旧事物看成凝固不变的理论，反对一切为旧制度辩护的学说。它用彻底辩证法的观点来观察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政治、思想各方面多层次地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对抗，考察它的产生和演变，说明它的暂时性和改变为更高的社会形态的必然性。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只适用于对资本主义，而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自身，它则是非批判的，是一种保守的、自我辩护的理论。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批判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它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凝固的，不需要调整和改革的社会；也从来不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一切都混同于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显然存在与社会主义本性格格不入的社会现象。“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以批判的态度思考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不断地进行总结和反思，摈弃错误的、过时的政策和措施，真正探求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和道路。
马克思主义以批判态度对待各种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学说。它始终坚持党性原则，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反对各种曲解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同时，它也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恩格斯和列宁都提出过以马克思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问题。这种态度，就是一种非教条化的、批判的态度，即反对把自己的理论看成“顶峰”，敢于用新的原理代替个别已经过时的旧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这种批判精神，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和生命活力。
批判精神问题，关系到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批判精神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是非不分，调和折中的温顺的马克思主义？这不单纯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问题，而且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问题。毛泽东在1938年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便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8]这个论断至今仍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我们党需要大批在理论战线上始终创造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理论战士。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但它的批判性是同科学性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是一种科学理论。就它的理论来源来说，它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就它的内容来说，它是以事实为根据，以规律为对象，深刻地揭示了自己研究对象的规律性；就它的验证来说，它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具有双重功能：既可证实也可证伪。它通过预期目的的实现证明其正确性，也通过预期目的的一再失效证明它的错误。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的最可靠保证。
西方有些学者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的论断。他们制造了种种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其中最流行的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企图以此来贬低马克思主义。例如，科拉科夫斯基说：“马克思主义发挥了一种宗教的作用，它的功效具有一种宗教的性质。但它是一种漫画式的、伪造形式的宗教，因为它把它那世俗末世学充作了宗教神话所不想自封的科学论体系。”[9]存在主义者卡缪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把最有价值的批判方法和最成问题的空想救世论混合在一起”[10]。塔克尔声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明，马克思不是他想成为的那种社会分析学家，而首先是一个道德学家或宗教思想家。罗素则把共产主义信仰同佛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同列为世界性大宗教，认为它们“全是虚假而有害的”[11]。
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宗教学说是蛊惑人心的荒谬类比。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同神学家宣扬的“千年王国”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无神论，它反对任何宗教学说。宗教尽管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是无情世界的感情，但它使人沉迷于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而不是教人抛弃需要幻想的处境。把马克思主义比作宗教，就是彻底否定它的科学性与革命性。
其次我们还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体系具有开放的性质。在历史上，凡是企图建立一个完整体系的思想家，都力图把自己的观点和学说凝固化，把它说成最终的、最后的绝对真理。即使像黑格尔这样伟大的辩证法家也不例外。
西方某些学者也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把恩格斯描绘为封闭体系的构建者。例如，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就把恩格斯看成黑格尔封闭体系的仿造者。他说：“老黑格尔建立的体系与恩格斯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倾向之间确实存在某些相似之处。”[12]还说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勾画成像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那样的教条式的形而上学体系”[13]。
封闭体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不相容的。早在1843年马克思致卢格的一封信中，他就公开声明反对树立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嘲笑那种认为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的看法。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企图创造最终真理体系的德国大学生们，尤其是对杜林进行过猛烈的批判。在恩格斯看来，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只需运用永恒真理，而不必再发现新的真理的地步，那就意味着历史和认识已经停止在一点上，这是非常荒谬的。他说：“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14]
就马克思主义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而言，它不是自我观照，而是面对实际，面对世界，即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不仅马克思主义诞生时如此，而且全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永远注视现实，关心和研究自己时代提出的最迫切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基本原理和重要命题，都如同张开着的口袋，它随时准备通过概括新的经验使它得到发展和充实。
就马克思主义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关系而言，它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孤立的宗派主义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批判地吸收了他们先驱者的宝贵遗产。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它也要不断地吸收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即使在当代对待现代西方哲学，我们也不能采取简单排斥的态度，而是要在批判它们错误的同时，对它们提出的重要问题和某些有启发性的思想进行认真研究，借以扩大自己的视野。每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忽视对同时代的理论成果的批判考察，把自己同整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思潮隔离开来，就会由孤立而走向枯萎。
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开放性质还表现在，它对自己从不故步自封，自诩为终极真理。马克思主义的接力棒代代相传，任何一代人都没有达到终点，而是处于过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永远是未完成的，它的发展不会终结。
最后，马克思主义是创造性的科学，它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创造性。
历史经验证明，凡是以终极真理自诩的思想体系，正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不走向没落。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始终充满生命力，成为各个时代的精华，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自觉地植根于实践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总结新经验，没有停止过创造性的研究。例如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根据1848年革命，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经验指出：“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5]以实践经验为依据公开宣布自己某个论点已经过时，表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自己理论的彻底的科学态度。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植根于实践之中，富有创造性，因此每个时代都有它杰出的代表人物。历史上不少学派，随着缔造者的逝世而逐步走向没落。而马克思主义却不会如此。由于它有着最广大群众的实践基础，因而即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仍然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发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都作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
创造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但有些西方学者把教条化说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命运。例如麦克莱伦说：“马克思要求他的追随者们不仅要去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但他们在这方面愈是获得成功，马克思主义就愈是倾向于成为一种群众运动的教条。”[16]他还武断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对它的亿万追随者们成了一种单纯是信仰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它可以为最后胜利提供保证。正因为如此，它成了一种日益与马克思原来思想大相径庭的东西，演化成一种与异端观念——正如人们所常说的修正主义——相对立的教条主义思想体系。”[17]
我们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被教条化的危险和倾向。但这并不是必然的，不可克服的。社会主义实践最具有创造性，也最需要创造性。仅仅搬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则或别国的模式，都很难建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打破教条化的僵局，把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
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是防止教条主义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但是强调创造性，强调与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会不会使马克思主义发生所谓“变形”，即它的后继者离缔造者的原来思想越来越远？西方不少学者鼓吹这一点，例如他们认为：“随着马克思主义重心东移，以农民为基础的、绝非无产阶级的中国革命的成功，显而易见地表明，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联系正变得愈来愈远。”[18]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从纵的角度看，一个学派的后继者同它的创始人的理论之间会出现差别。如儒家经过汉唐、宋明的演变，显然同先秦的不完全一样；从横的角度看，同一种思想体系在其他国家的传播，也会发生变化，如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印度的佛教不完全相同。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传播，当然也离不开每个时代的特点以及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和文化传统。但这和意识形态的变形不能简单类比。如果说，以往思想领域中发生的意识形态变形，往往表现为特定阶级的思想家，为适应新的政治需要而对原来的思想体系进行改造、重构，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则被纳入人类对真理认识的范围，它表现为科学知识的新的积累，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沿着它的缔造者开辟的真理道路前进，它更接近客观真理，而不是远离客观真理。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构成问题，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著名论文中，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列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与其来源相结合，对各自的内容作了扼要的论述。列宁论述的突出之处是，联系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把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总体的构成部分来论述。
有的学者或研究者总是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三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四个或五个组成部分？为什么文艺学、伦理学、美学、思维学不能是组成部分？为什么不能按其他标准，例如按规律起作用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划分为关于一般规律的部分、关于特殊规律的部分？等等。我们应该明确，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时，我们的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既成事实，而不是它的抽象可能性，它应该包括什么，可能包括什么。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用于指导各门科学，人们完全可以找到几条理由把它们重新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结构中，可这只是学者的个人看法，而不是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结构，是由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决定的。离开了这个基点，只能陷于烦琐的争论。
无产阶级要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必须建立起与自身阶级地位和使命相适应的科学理论形态。尽管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英国、法国、德国在理论领域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中没有任何一种理论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符合无产阶级完成自己伟大历史使命的需要。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说中的重大成就，但企图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结论，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如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布雷所表明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徒们则蜕变为反动的宗派，蜕变为兜售包治百病的社会庸医，它表明，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作用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至于直接从费尔巴哈的哲学中孕育出来的，只能是像赫斯那样的“真正社会主义者”。无产阶级需要新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仅要克服英国、法国、德国的民族片面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哲学的分离），而且要获得科学的形态。可是要使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变为科学，这是一个涉及多门学科的综合性任务，仅仅限于社会主义学说自身是办不到的。只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分析为依据，才有可能科学地阐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使命和获得彻底解放的途径。因此适应无产阶级斗争需要产生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必然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内的统一整体。
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结构还决定于它自身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概论”中，通过总结人类思想史，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他叙述了马克思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划时代功绩之后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19]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自身需要哲学，特别是需要一种不仅能说明世界，而且能改造世界的新型哲学。马克思是非常重视哲学的。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把哲学看成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精神武器”，是宣布人类解放的“高卢雄鸡”。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而不是思辨体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内容来自经济分析，而不是来自哲学的演绎或推导。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科学，正在于它以事实为依据，如实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运行机制和规律。完全可以说，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因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和历史使命，集中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任务和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归根到底都服务于这个根本目的。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原则，政治经济学是哲学通向实际生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的中介，而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使命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则是运用哲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后引出的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结论。这三者之间，即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之间，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严密的、完整的、一贯的。它们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构成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旦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同平均共产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没有什么两样；反之，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离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会跌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怀抱。同样，如果无视无产阶级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无视社会经济现象，特别是对新出现的经济现象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重新回到烦琐的、脱离生活的经院哲学。把马克思主义中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同整体割裂开来，都会使它丧失自己原有的性质，并导致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曲解。
不仅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结构是由无产阶级实践需要决定的，而且它也是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和成熟的。同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预先规定自己的思想体系的结构。《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体系的秘密和诞生地，在这部成书于1806年的著作中，黑格尔大体上规划了自己整个体系的结构。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像有的政客所描绘的仅是在伦敦图书馆埋头著书立说的学者，他们并不是按照事先构思的体系来进行体系的创造，而是根据实践的需要，特别是在为了回答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现实问题，而使自己的理论臻于完善和成熟。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从接受德国古典哲学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也是由德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决定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恩格斯的《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都是典型的哲学论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思维进程的起点是哲学。但同自己德国的哲学先驱者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停留在哲学领域。正在为无产阶级解放锻造武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不应当从人们的头脑中，而应当在经济中寻找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共产主义运动只能在私有财产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并逐步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这种转变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创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都是由实践需要推动的。以马克思为例，马克思第一次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在1844年3月《德法年鉴》停刊之后。马克思在巴黎钻研英、法两国一些经济学家的著作，并作了摘录笔记，这就是著名的《巴黎笔记》，其中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尤为重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试图把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结合在一起，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雏形。尽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不成熟，但它通过分析私有财产的运动，试图从经济学角度来论证共产主义，迈出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决定性的一步。第二次比较集中研究政治经济学，是1845年春移居布鲁塞尔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继续他在巴黎开始的研究，大量阅读了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并与恩格斯一道到英国进行实地考察，并在曼彻斯特的切特姆图书馆对一些经济学著作进行了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凝结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部重要著作，不仅彻底清算了费尔巴哈，全面确立了唯物史观，并且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为依据考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理论论证建立在唯物史观和经济分析的基础上，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初步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得到进一步深化。欧洲1848年革命中断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于1849年8月到达伦敦，再次开始了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自此以后，可以说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的准备和写作。马克思不仅留下了大量的《资本论》草稿，而且生前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是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也是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或者像列宁所说的是“大写的逻辑”。特别重要的是，《资本论》逻辑地再现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进程，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被剥夺的历史必然性。《资本论》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分析为中心，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最深刻、最全面的论证。
我们应该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看到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历史经验证明，把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对立起来，是肢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国际后期的理论家，极力把哲学从马克思主义中驱逐出去，否认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基础，主张用康德主义、马赫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例如考茨基就声称：“我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验科学，即一种特殊的社会观。”还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宣布任何哲学，而是宣布了所有哲学的终结。”他还宣布，唯物史观“不仅同马赫、阿芬那留斯有联系，而且同许多其他哲学也有联系”[20]。伯恩施坦则竭力割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同它的经济学说和哲学学说的内在联系，否定社会主义社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认为它是从人性冲动中产生的伦理要求。他公开宣称：“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21]
如果说，第二国际后期的理论家企图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话，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学者则相反，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哲学，而且归结为被大大缩小了的人本主义和异化理论。美国的社会学家、政治哲学家D.贝尔在《关于异化的辩论》中论述过这种趋势。他说，今天在英国和法国，人们对马克思的兴趣围绕着异化这个主题。人们不是把马克思当作一个经济学家或政治理论家，而是把他当作揭示异化的第一个哲学家。[22]马克思只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异化理论的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核心范畴是人性、人道、异化之类。这就是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马克思主义。
一些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例如美国富兰克林马歇尔学院哲学系教授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也宣扬这种观点。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为凯恩斯所超过；马克思关于中产阶级的消灭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预言，关于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预言已被证明不正确，唯一留下的只是一种道德价值学说。所以他公开宣称：“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哲学家、预言家或一个新现世宗教的创始人，或者甚至当作一个‘价值立法者’，我们就可以对马克思的重要性认识得更清楚一些。”[23]还说：“作为我们选择世界观时的一位有影响的预言家的马克思永世长存，而作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必然道路的预言家的马克思已经降到只能引起历史兴趣的被人遗忘的地步。”[24]马克思完全被肢解了。作为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内的完整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只剩下哲学。马克思主义被割断了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联系，变成传布预言的无害的神圣偶像。
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说：“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25]应该说，这是从一个侧面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形成及其在当代遭遇的客观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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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功能，即是坚持还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能否实现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命运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而且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发挥功能的机制和条件，以求充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任何一种哲学和社会的思想体系，一般说来都具有双重功能：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认识功能是指它能够为人类提供某种客观知识，价值功能是指它反映特定主体的利益与愿望。这两种功能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它可以部分吻合，也可以相互矛盾甚至对立。例如当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它的思想体系的认识功能与价值功能存在某种一致性，因此反映它的利益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可是，当资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特别是它与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矛盾激化后，越是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社会学说越不具有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也具有双重功能。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功能与价值功能是一致的。恩格斯说过：“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26]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要求，它必须科学地认识世界，才能找到彻底解放的途径。我们必须正确处理这两种功能之间的关系。忽视其中任何一种功能，都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体系，具有巨大的认识功能。它通过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普遍规律，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提供客观的、真理性的认识，并且为人类提供伟大的认识工具，开辟了人类认识真理的巨大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功能并不局限于认识自身，而是突出地表现为实践功能。如果说，以往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寻求的是解释世界的话，马克思主义则着力于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中，正确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把实践排斥在认识功能之外，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功能的曲解。
在马克思主义认识功能问题上存在两种错误的看法。
一种是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包治百病的“莫里逊药丸”。其实，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并不提供对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这不能责怪马克思，只能责怪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本性的无知。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曾经嘲笑过俄国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著作中寻找对俄国革命领导权答案的做法，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笑”。他说：“资本主义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发展的因素有可能无穷地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单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27]企图直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是把马克思主义由科学变成启示录。
但是，如果因为这一点而蔑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功能，更是错误的。不提供现成答案，不是它的弱点，正是它的优点，是它战无不胜的力量之所在。自诩为包含一切答案的学说，不是科学，而是神学。我们只能按照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科学本性期待它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它做它不能做的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功能，正在于它提供的不是万古不变的结论，而是科学地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及其运动的客观规律，从而为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正确的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8]
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体系，又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功能集中地表现在它作为意识形态的本性之中。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性，自觉地捍卫和反映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批判和反对各种敌对的学说和思想体系。
对马克思主义功能的考察，离不开它的实际效用。人们不难看到，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一个半世纪，它在动员、宣传、组织工人群众，创建各国工人政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发挥指导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作用，又起着把各种错误理论和学说从工人运动中不断排挤和清除出去的作用。一部马克思主义史，既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实践史，又是意识形态斗争史。马克思主义是在反对各种外部和内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中发展和传播的。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功能都受到了挑战和曲解。
西方某些学者极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功能，大力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说成第二次浪潮的产物，今天运用马克思主义，正如同在电子显微镜时代仍使用放大镜一样。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中最具生命力的不是它的个别论断或预言，而是它对客观规律的揭示。它在认识中的有效性在于它的真理性。它当然没有结束真理，但为人类认识新的真理提供了一个支撑点。更重要的是，世界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的。凝固不变的马克思主义同变动不居的客观现实的矛盾，是西方学者头脑中虚构的矛盾。这种虚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本性的。
西方某些学者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功能，极力鼓吹意识形态的“终结”或“淡化”。他们把科学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指责马克思主义是“制度化的意识形态”。
其实，科学性同意识形态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对当时以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和“真正社会主义”的批判，而不是对所有意识形态的否定。作为特定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各种思想、观点总和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问题是它的性质。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它是科学的意识形态。
在我们的时代，并不存在意识形态的“终结”或“非意识形态化”。各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仍然是激烈的，尽管生态问题、核试验问题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但这并不说明它是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问题。从政治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及其解决途径中，人们不难看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
当今世界的政治局势有所缓和，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比以往密切，但意识形态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和政策。它企图不断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以期“不战而胜”。马克思主义必须发挥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对各种敌对的意识形态进行必要的、有说服力的批判和斗争。
特别是在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充分发挥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调控和导向作用。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任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必然断送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与功能的发挥是不同的。东方的一些国家已经取得革命的胜利，可在西方却处于革命的沉寂时期；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夺取政权的斗争，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却仍然在摸索。这是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已丧失它的功能呢？不是，关键是我们对发挥功能的机制问题尚缺乏正确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体系，它的普遍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既适用于东方也适用于西方，既可以指导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但马克思主义的效用，并不单纯取决于它的普遍原则，而是这些原则的实际应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能否发挥，除去其他客观条件外，就马克思主义自身而言，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必须有一批具有高度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效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克思主义者的类型与水平。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出现了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历史经验证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成功地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俄国和中国革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其次，必须了解国情。马克思主义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在何种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同各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实际效果之间，存在一系列中间环节（如对国情的了解，实际政策的制定，政策的执行情况，等等）。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达不到预定目的。
再次，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要求我们必须以科学态度对待它。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东方，运用于西方，运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进行艰苦的科学研究和探索。
最后，必须善于总结经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功能，是一个包含反复实践和失败的过程。历史是大尺度的。仅仅根据一次或短期的失误就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功能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能保证人们不犯错误，但它为人们指出一条由错误走向成功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和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都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作过高度科学的概括。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真理与谬误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每前进一步都必须战斗。而形形色色的理论、思潮、派别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可以说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亨利·库诺在他20世纪20年代写的《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一书的前言中就曾描绘了当时德国的情况，他说：“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天分裂为一系列相互敌对的党派。它们在引证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时，都是从五花八门的社会哲学的基本观点出发。不仅如此，在它们自己的队伍内部，连许多大相径庭的理论都一概标榜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学说，以及由其产生的政治斗争已完全变得莫衷一是。”[29]在当代世界上，这种情况比起20世纪20年代，已经变得更加严重了。
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紧密相连的。当无产阶级革命的暴风雨来临，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开展时，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威信高涨、传播广泛；当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稳定，革命形势“沉寂”，社会主义国家遭到挫折，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就如雨后的毒蘑菇，纷纷破土而出。但是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途程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斗争，作为一种科学真理终究是不可战胜的。
注释：
[1]《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26卷，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10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4]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5]参见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
[6]《列宁选集》，2版，第2卷，5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8]《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4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9]转引贝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132~13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10]转引《存在主义哲学》，412~4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1]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2]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3]同上书，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3卷，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1卷，229页。
[16]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2页。
[17]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2页。
[18]同上书，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3卷，67页。
[20]转引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3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1]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255页，北京，三联书店，1973。
[22]参见《异化问题》下册，1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23]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96页。
[24]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106页。
[25]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68~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4卷，254页。
[27]《列宁选集》，2版，第1卷，15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4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9]亨利·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第1卷，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