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我和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在联大附中读初二，还有读初三的余绳荪，我们都对当时的训导主任、童子军教官不满意，觉得他对我们总是另眼相看，这样使得我们更加对学习没有兴趣。一天，余绳荪向我们说：“我有一本书叫《西行漫记》，读起来很有意思，是不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们几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一听，大家都很高兴，愿意一起读。当时，我们都住校，当然不能在学校里读。不知余绳荪怎样能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我们就在那里读这部旷世奇书。我记得，我们租的房子是在一个小楼上，下面就是大街。
余绳荪读《西行漫记》，我们几个人听着，这时我们才知道《西行漫记》是斯诺写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我们越听越感兴趣，对“革命”我们一点也不懂，但爬高山过草地使我们神往，而且让我们知道还有个地方叫“延安”，在那里共产党领导着抗日，一定很有意思。其实，我在八九岁时就知道有个共产党。那时我哥一雄在汇文中学读书，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他常常把一些上面印着字的红红绿绿的花纸带回家。有一天，我问他这些花纸是干什么的，他说这是共产党宣传抗日的。我又问他，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他说共产党是干革命、抗日的。我还想问他“什么叫革命”，他有点不耐烦地说，别多问了，你小孩子不懂。当时我虽然不懂“革命”是什么意思，但“革命”两个字却在我记忆中了。我们几个人读《西行漫记》，越读越入迷，常常不上课，躲在小楼上读。一天，余绳荪说不如我们去延安看看。我们都兴奋地表示同意，他还说在西安他有个亲戚（好像他当时说的是他表哥，这点我记不清了），我们到西安再设法去延安。
要去延安，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得弄到一笔路费，我们商量可以从家里偷点黄金卖了做路费。于是我们成了小偷。我从家里偷了一支金笔、一个金表、一个上面刻有我父亲汤用彤《清华周刊》总编辑的金牌，游宝谟偷了一副金手镯，其他人偷了些什么已记不得了。我们把其中一部分卖出，最值钱的当然是那副金手镯。我们做了一点简单准备就乘火车由昆明到曲靖，在曲靖住了一天，找黄鱼（就是运货的大卡车，他们可以私自载些客人）。第二天，我们坐上一辆运盐的大卡车前往贵阳。那时公路坑洼不平，十分颠簸，有很多急弯，还有一个长达一二十里的大坡，在那里常常出事。坐上卡车，我们都很兴奋，一路有说有笑，中途停车时，就找饭馆吃饭。总算一路平安，到达了贵阳已经天黑了。我们找了个旅馆，住下后就到外面去吃饭。吃完饭，回到旅馆，就看见有几个彪形大汉，我们一进来，他们就问我们，你们是不是由昆明来的×××、×××……我们不能说不是，因为我们在旅馆登记时都用的真名，这说明我们没有经验。我们只得说是。他们说：“你们收拾一下东西，跟我们走一趟。”我们问：“到哪去？”他们说：“到地方就知道了。”我们只得收拾行李，跟着他们走。到那儿，我们才知道是贵阳警备司令部。这就是说我们被捕了。到那儿，已是半夜，就把我们关在一间小房子里。第二天我们才知道这里是侦缉队两间房子的里面一间。那几个彪形大汉把我们锁在里面就走了。虽然我们并没有表现得很慌张，但心里直打鼓，不知会把我们怎么样。彪形大汉们一走，我们就商量该怎么办。这时才想起，我们箱子里还有那本《西行漫记》，这倒使我们有点慌张了。不知谁看到我们住的小房间的地板有不少缝隙，我们就把《西行漫记》撕下，一张一张由地板缝隙塞入地下。并且大家商量好，都说我们因对联大附中不满要到重庆念书。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找我们一个一个谈话，他向我们说：“你们年轻不要信什么宣传，免得误入歧途。”又问我们平常看什么书，我说：“我喜欢看巴金的《家》、《春》、《秋》等等。”大家都胡编乱凑地说一些书名，有些我们看过，有些我们也没看过。但和余绳荪说话有点不一样，参谋长说：“你要知道，这是抗战戡乱时期，乱来是要枪毙的。”参谋长和我们谈话也没问出什么来，就把我们关着。每天都是侦缉队的人，要我们拿来钱，他们帮我们到外面买饭。有时我们还和他们聊天，我们问他们：“你们把我们关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又没有犯法。”他们说：“你们这些孩子，懂什么。”大概关了一个星期，忽然联大附中的教务主任魏泽馨来看我们，他说：“我是来接你们回昆明的。”这时，我们当然想回昆明，因为关在警备司令部不是什么好玩的。第二天魏泽馨把我们接出去，先带我们到贵州省秘书长郑道儒家。郑道儒给我们集体训话，无非是要我们好好读书，不要听信各种扰乱人心的宣传。好像他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次日，魏泽馨就带着我们返回昆明。一路还有一位穿着一身黑衣裤的彪形大汉护送着我们。回到昆明后，父亲并没有因此事责备我，反而拿出一封我们的几位家长给联大附中校长黄钰生的信，信中对联大附中提出了批评。
延安没有去成，这本来就是一场幻想曲。今天想来，由昆明到延安，如果没有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是绝无可能的。延安没有去成对我也许是幸运的，否则说不定会在延安“整风”中呜呼哀哉！这大概是命运的安排。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应该相信“命”的，可我真有点相信在冥冥中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每个人。正是由于我没有去成延安，我才有机会在北大念书，也才能在北大遇到了乐黛云，我们才能结合在一起，虽然经过许多苦难，可我们相依为命，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到今天，也许我得感谢贵阳警备司令部吧！乐黛云曾写了一篇散文《啊，延安……》，是说1948年时一批中国青年如何向往“延安”这“革命圣地”，但到头来，他们在四十多年的历次运动中经历着各式各样的悲惨命运。中国的一代一代青年总是被骗，总是怀着满腔热血，而在经历了四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往往会写出韦君宜同志的《思痛录》来。我多么希望不要再欺骗青年人了，而青年人应尽力远离那容易受欺骗的陷阱。
原收入《中国散文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