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论垄断和价格
解题
本文主要反映孟子对市场垄断的认识。这是反映市场垄断的一个最早的文献。孟轲揭示了市场垄断这一经济现象，并认为征收商业税就是发端于反垄断。由此看来，早期的市场上就有了垄断和反垄断的问题。
选文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131]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贱丈夫始矣。
【出处】《孟子·公孙丑下》，北京，中华书局，1998。
解题
本文主要反映孟子的异物异价这个观点。孟轲指出，商品不同必然价格不同，如果不同商品被强行规定为同一价格，后果将是市场混乱，经济无法正常运行。
选文
（陈相曰：）“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孟子）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132]。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出处】《孟子·滕文公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
范蠡：论经商之术
解题
本文主要反映范蠡对计然之术的认识。范蠡，春秋末期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越国大夫，越灭吴后隐退。范蠡用计然之术经商，致富巨万。经范蠡归纳而形成的中国商业理论，和计然之术有直接关系。
选文
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133]。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134]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135]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出处】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
刘晏：论利润预期
解题
这里的三段选文，主要反映刘晏的生产者要有利润这个观点。刘晏（718-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曹县）人。做过户部侍郎、吏部尚书等，并兼职转运、常平、租庸、盐铁、铸钱等使。刘晏对生产和交换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凡所创置，须使人有余润”为代表，可以说是一句名言。交换是商品生产的目的得以实现的必要环节，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生产者利润的最大化，用刘晏的话说就是“有余润”的最大化。刘晏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借助于“以盐利为漕佣”。
选文
是时朝议以寇盗未戢，关东漕运，宜有倚办，遂以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京兆尹、度支盐铁转运使。盐铁兼漕运，自晏始也。二年，拜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依前充使。晏始以盐利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十万斛佣七千缗，补纲吏督之。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自此岁运米数千万石，自淮北列置巡院，搜择能吏以主之，广牢盆以来商贾[136]。凡所制置，皆自晏始。
【出处】刘昫：《旧唐书·食货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
选文
臣闻唐代宗时，刘晏为江淮转运使，始于扬州造转运船，每船载一千石，十船为一纲，扬州差军将押赴河阴，每造一船，破钱一千贯，而实费不及五百贯。或讥其枉费。晏曰：“大国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创置，须谋经久。船场既兴，执事者非一，须有剩余衣食，养活众人，私用不窘，则官物牢固。”乃于扬子县置十船场，差专知官十人。不数年间，皆致富赡。凡五十余年，船场既无破败，馈运亦不阙绝。
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只，船始败坏。而吴尧卿者，为扬子院官，始勘会每船合用物料，实数估给，其钱无复宽剩，专知官十家即时冻馁，而船场遂破，馈运不继，不久遂有黄巢之乱。
刘晏以千贯造船，破五百贯为干系人欺隐之资，以今之君子寡见浅闻者论之，可谓疏谬之极矣。然晏运四十万石，当用船四百只，五年而一更造，是岁造八十只也。每只剩破五百贯，是岁失四万贯也。而吴尧卿不过为朝廷岁宽[137]四万贯耳，得失至微，而馈运不继，以贻天下之大祸。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计，未尝不成于大度之士，而败于寒陋之小人也。国家财用大事，安危所出，愿常不与寒陋小人谋之，则可以经久不败矣。
【出处】苏轼：《论纲梢欠折利害状》，《苏东坡集》，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
选文
闻昔刘晏之造江淮运船矣，价五百贯者辄给一千贯，或议其枉费。晏曰：“大国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创置，须使人有余润，私用不窘，则官物牢固。”故转运五十余年，船无破败。及后人核减估给，无复宽剩，于是船坏而运不继。天下大计孰不成于大度之人，而败于拘陋之士[138]哉？
【出处】魏源：《圣武记·军政》，《魏源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4。
郑观应：《商战》
解题
本文主要反映郑观应对商战的认识。作者郑观应（1841-1920年），字正翔，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先在外资企业担任过高级买办，后在官督商办企业以商股代表身份担任过要职。此外，还当过汉阳铁厂总办、粤汉铁路总办，创办过贸易公司、航运公司等。面对洋货和国货争夺市场份额，郑观应指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他认为，先有国富，然后有兵强；而要使国家富裕，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决胜于商战”。
选文
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于是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以为而今而后，庶几水栗而山詟乎。而彼族乃咥咥然窃笑其旁也，何则？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然欲知商战，则商务得失不可不通盘筹画而确知其消长盈虚也。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请先就我之受害者缕析言之，大宗有二：一则曰鸦片每年约耗银三千三百万两，一则曰棉纱棉布两种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此尽人而知为巨款者也，不知鸦片之外又有杂货约共耗银三千五百万，如洋药水、药丸、药粉、洋烟丝、吕宋烟、夏湾拿[139]烟、俄国美国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铺、洋饼饵、洋糖、洋盐、洋果干、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多，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线绒、洋羽纱、洋被、洋毯、洋毡、洋手巾、洋花边、洋钮扣、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画、洋笔、洋墨水、洋颜料、洋皮箱箧、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多，此用物之凡为我害者也。外此更有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大小镜片、铝铜铁锡煤斤、马口铁、洋木器、洋钟表、日规、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种类殊殊，指不胜屈，此又杂物之凡为我害者也。
以上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资财，何可悉数！是彼族善于商战之效。既如此，而就我夺回之利益数之，大宗亦有二：曰丝，曰茶。计其盛时，丝价值四千余万两，今则减至三千七八百万两；茶价值三千五百余万两，今仅一千万两。杂货约共值二千九百万两。
罄所得丝、茶全价尚不能敌鸦片洋布全数，况今日茶有印度、锡兰、日本之争，丝有意大利、法兰西、东洋之抵，衰竭可立待乎！次则北直之草帽辫、驼毛、洋皮、灰鼠，南中之大黄、麝香、药料、宁绸、杭缎及旧磁器，彼族零星贩去，饰为玩好而已。更赖出洋佣工暗收利权少许，然亦万千中之十百耳，近且为其摈绝，进退路穷。是我之不善于商战之弊又如此。总计彼我出入，合中国之所得尚未得敌其鸦片、洋布二宗，其它百孔千疮，数千余万金之亏耗胥归无着，何怪乎中国之日惫哉！
更有绝大漏卮一项，则洋钱是也。彼以折色之银易我十成之货，既受暗亏，且即以钱易银，虚长洋价，换我足宝，行市变又遭明折。似此层层剥削，节节欺给，再阅百十年，中国之膏血既竭，遂成赢痿病夫，纵有坚甲利兵，畴能驱赤身枵腹之人，而使之当前锋冒白刃哉？
夫所谓“通”者，“往来”之谓也。若止有来而无往，则彼通而我塞矣。“商”者，“交易”之谓也。若既出赢而入绌，则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损矣。
知其通塞损益，而后商战可操胜算也。独是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为晋用，去所恶而投其所好，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彼利。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已利以资彼用而已。是宜设商务局以考物业，复开赛珍会以求精进。考《易》言：“日中为市”。《书》言：“懋迁有无”。《周官》有布政之官，贾师之职。《大学》言生财之道，《中庸》有来百工之条。
通商惠工之学具有渊源。太史公传货殖于国史，洵有见也。
商务之纲目，首在振兴丝茶二业。裁减厘税，多设缫丝局，以争印日之权。
弛令广种烟土，免征厘捐，徐分毒饵之焰，此与鸦片战者一也。广购新机，自织各色布匹，一省办妥，推之各省，此与洋布战者二也。购机器织绒毡、呢纱、羽毛洋衫裤、洋袜、洋伞等物，炼湖沙造玻璃器皿，炼精铜仿制钟表，惟妙惟肖，既坚且廉，此与诸用物战者三也。上海造纸，关东卷烟，南洋广蔗糖之植，中州开葡萄之园，酿酒制糖，此与诸食物战者四也。加之制山东野蚕之丝茧，收江北土棉以纺纱，种植玫瑰等香花制造香水洋胰等物，此与各种零星货物战者五也。六在遍开五金煤矿铜铁之来源，可一战而祛。七在广制煤油，自造火柴，日用之取求可一战而定。整顿磁器厂务，以景德之细窑摹洋磁之款式，工绘五彩，运销欧洲，此足以战其玩好珍奇者八。以杭宁之机法，仿织外国绉绸，料坚致布价廉平，运往各国，投其奢靡之好，此足以战其零星杂货者九。更有无上妙着，则莫如各关鼓铸金银钱也，分两成色，悉与外来逼肖无二，铸成分布，乃下令尽收民间宝银、各色银锭，概令赴局销毁，按成补水，给还金银钱币。久之，市间既无各色锭银，自不得不通用钱币。我既能办理一律，彼谨讵能势不从同？则又可战彼洋钱，而与之功力悉敌者十也。
或曰：“如此兴作诚善，奈经费之难筹何？”则应之曰：我国家讲武备战数十年来，所耗海防之经费及购枪械船炮与建炮台之价值，岁计几何？
胡不移彼就此？以财战不以力战，则胜算可操，而且能和局永敦，兵民安乐，夫固在当局者一转移间耳。第商务之战，既应藉官力为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藉官权为振作。
法须先设工艺院，延欧洲巧匠以教习之，日省月试以督责之，技成厚给廪饩以优奖之，赏赐牌匾以宠异之。
或具图说请制作者，则借官本以兴助之，禁别家仿制以培植之。工既别类专门，艺可日新月异。而后考察彼之何样货物于我最为畅销，先行照样仿制，除去运脚价必较廉，我民但取便日用，岂必从人舍己？则彼货之流可一战而渐塞矣。
然后察其所必需于我者，精制之而贵售之。彼所必需断不因縻费而节省，则我货之源可一战而徐开矣。大端既足抵制，琐屑亦可包罗。盖彼务贱我务贵，彼务多我务精，彼之物于我可有可无，我之物使彼不能不用，此孙子上驷敌中、中驷敌下一屈二伸之兵法也。惟尤须减内地出口货税，以畅其源；加外来入口货税，以遏其流。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而后战本固，战力纾也。
夫日本东瀛，一岛国耳，土产无，多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凡外来货物悉令地方官极力讲求，招商集股，设局制造，一切听商自主，有保护而绝侵挠，用能百刻具举。听出绒布各色货物，不但足供内用，且可运出外洋，并能影射[140]洋货而来售于我。查通商综核表，计十三年中艺耗我二千九百余万元。从前，光绪四年至七年，此四年中，日本与各国通商进出货价相抵外，日本亏二十二万七千元。光绪八年至十三年，此六年进出相抵，日本赢五千二百八十万元。前后相殊如此，商战之明效可见矣。彼又能悉除出口之征，增入口之税，以故西商生计日歉，至者日稀。邻之厚，我之薄也。
夫日本商务既事事以中国为前车，处处借西邻为先导。我为其拙，彼形其巧。西人创其难，彼袭其易。弹丸小国，正未可谓应变无人，我何不反经为权，转而相师，用因为革，舍短从长？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财广，驾而上之犹反手耳。
国既富矣，兵奚不强？窃恐既富且强，我欲邀彼一战，而彼族且怡色下气，讲信修睦，不敢轻发难端矣。此之谓决胜于商战。
【出处】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薛福成：《商政》
解题
本文主要反映薛福成对商政的认识。作者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江苏无锡人，做过浙江宁绍道、湖南按察使等，曾任清朝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薛福成指出，西方国家谋求富强是“以工商为先”，并且工为商源，工为其基、商为其用。兴商务有三个要点，即贩运之利、艺植之利和制造之利。他还特别强调，“惟人人欲济其私”，从而“终为公家之大利”。
选文
昔商君之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也。然论西人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
迩者英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殚精竭虑，工商之务，蒸蒸日上，其富强甲于地球诸国。诸国从而效之，迭起争雄，泰西强盛之势，遂为亘古所未有。夫商务未兴之时，各国闭关而治，享其地利而有余。及天下既以此为务，设或此哀彼旺，则此国之利，源源而往，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无久而不贫之理。所以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商，亦势有不得已也。今以各国商船论，其于中国每岁进出口货柜银在二万万两上下，约计洋商所赢之利，当不下三千万，以十年计之，则三万万。此皆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也，无怪近日民穷财尽，有岌岌不终日之势矣。然则为中国计者，既不能禁各国之通商，惟有自理其商务而已。商务之兴，厥要有三：
一日贩运之利。自各口通商，而洋人以轮船运华货，不特擅中西交易之利，抑且夺内地懋迁之利。自中国设轮船招商局，而洋商与我争衡，始则减价以求胜，继因折阅而改图，被之占我利权者，虽尚有十之四，我之收回利权者，已不啻五之三，通计七八年间，所得运费将二千万。虽局中商息未见赢余，而利之少入于外洋者，已二千万矣。所虑者，一局之政，主持不过数人，控制二十七埠之遥，精力已难徧[141]及；又自归并旗昌之后，官本较多，万一稍有蹉跌，其势难图再举。夫事之艰于谋始者，理也；而人之笃于私计者，情也。今夫市廛之内，商旅非无折阅，而挟赀而往者踵相接，何也？以人人之欲济其私也。惟人人欲济其私，则无损公家之帑项，而终为公家之大利。为今之计，虽难用未建少力之法，骤分数局，他日如必有变通之势，或郎用局中任事之商，兼招殷实明练者，量其才力赀本，俾各分任若干埠，无论盈亏得失，公家不过而问焉。此外，商人有能租置轮船一二号，或十余号，或数十号者，均听其报名于官，自成一局。又恐商情之相轧也，则督以大员，而齐其政令；恐商利之未饶也，则酌拨漕粮，而弥其阙乏。但使商船渐多，然后由中国口岸，推之东、南洋各岛，又推之西洋诸国，经商之术日益精，始步西人后尘，终必与西人抗衡矣，其利岂不溥哉？
一曰艺植[142]之利。今华货出洋者，以丝茶两款为大宗，而日本、印度、意大里等国，起而争利，遍植桑茶。印度茶品，几胜于中国。意大里售丝之数，亦几埒于中国。数年以来，华货滞而不流，统计外洋所用丝茶，出于各国者，几及三分之二，若并此利源而尽为所夺，中国将奚以自立？是不可不亟为整理者也。整理之道，宜令郡县有司劝民栽植桑茶。盖种桑必在高亢之地，而种茶但在山谷之中，非若罂粟之有妨稼穑，是在相其土宜，善为倡导而已。其缫丝之法，制茶之法，有能刻意讲求者，宜激勤而奖进之。至于丝茶出口，十数年前，以加税为中国之利，今则各国起而相轧，一加税则价必昂，价昂则运货者必去中国而适他国，而税额必为之大减。夫西洋诸国，往往重税外来之货，而减免本国货税，以畅其销路。今中国丝茶两宗，虽不必减税，亦不宜加税，但使地无闻旷，则产之者日益丰，而其价日益廉，即出口之货日益多，不特于税务有裨，亦为民兴利之一大端也。
一日制造之利。英人用机器织造洋布，一夫可抵百夫之力，故工省价廉，虽棉花必购之他国，而获利固已不赀，每岁货价之出中国者数千万两。中国海隅多种棉花，若购备机器，纺花织布，既省往返运费，其获利宜胜于洋人。然中国虽有此议而尚无成效者，何也？创造一事，人情每多疑沮，其才足以办此者，苦于资本难集，而一二殷商，又以非所素习而不为，此大利所以尽归洋人也。窃谓经始之际，有能招商股自成公司者，宜察其才而假以事权，课其效而加之优奖，创办三年之内，酌减税额以示招徕。商民知有利可获，则相率而竞趋之，迨其事渐熟，利渐兴，再为厘定税章，则于国课必有所裨。推之织毡、织绒、织呢羽，莫不皆然。夫用机器以代工作，嫌于夺小民之利。若洋布以及毡绒、呢羽，本非出自中国，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力。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于此者矣。
是故中国之于商政也，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三要既得，而中国之富可期。中国富，而后诸务可次第修举。如是而犹受制于邻敌者，未之有也。
【出处】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庸庵全集》，上海醉六堂，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