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想想，我这是在哪？日本？深圳？
香港？好像电脑上显示了这几个地名，然后我锁定深圳。
几次住在深圳的新世纪酒店，常犯晕乎：我在哪里？实在是，全世界的大饭店都差不多。大饭店里的人，看着也趋同。走近电梯时，前边一位男士的背影，看着就像余秋雨。余秋雨和我虽然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同系同学，但学院里佳丽如云，戏文系男生一概地属于第三世界了。前年去台湾，进得房间就见桌上摆着一本厚厚的书：余秋雨的〈山居笔记〉。接待方面临时要我加一次演讲：余秋雨。我只好抱起贵校友的厚书啃，好像一个要应付明天考试的笨笨的女生。我想这位余秋雨就不能把书写薄点，叫我到了台北好像还在上海！
后来在北京和他坐在一张餐桌旁，不过我更注意他的爱人，他也更注意我的爱人。时间一长，记忆中的余秋雨，好像和我从报上电视上看到的陈逸飞、沙叶新都有点像。也许大都市里的精灵都是这样的？以后谁家生男也这样儿的，好生呵护着，日后准保又是一都市精灵。
所以，那次看见进电梯的男士像余秋雨，又不敢断定。再说如果一个电梯里只有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女士怎能First看男士一眼？男士么，好像看了我半眼，又把眼光收回去了。倒像皮筋，蹦出来就弹回去。我住23层，他也在23层走出电梯。正是8月盛夏。看他的背影，那一件款式和质地都无可挑剔的西服，全深圳找不出第二件。我回房间打电话问〈深圳商报〉的朋友。他说是余秋雨，也住23层。很快我就接到余秋雨从23层他那房间打来的电话：你刚才没发现我偷看你半眼吗？你那么严肃，我就想，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不笑的陈祖芬。
只有大都市才会蕴育这样聪明的精灵。我大笑。我们都特男女授受不亲。越是大都市，越是有一些有形无形的规则，规范着我们的行为。有形的如红绿灯，无形的如电梯里的男士顶多偷看女士半眼。
都市里的人，很多事就想到一起去了。去年冬在筑波。筑波人很得意地对我说，全日本只有筑波有一条路，把电线杆撤了，把电线全埋地下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全日本只有这一条路，我只是．觉得大连太了不起了——大连已经把不知多少电线都埋到了地下，而且没有人对我提到过这事。因为这在大连的城市建设中算不上什么了。在日本的都市里，筑波是特别差的，当然比不上大连。一本叫〈大连〉的摄影集，每半年重做。因为这个都市每半年就有太多的变化。我事隔二十六个半年，也就是十三年重返东京银座，想再感受一下繁华给人的震撼。但是，没有震撼，甚至也不觉得繁华，甚至觉得像日久被蚀的银饰，褪色了。当然银座还是银座，我好像永不疲倦地在一个个大商场奔进奔出，看那些爱煞人的商品。只是，都市如同人，不成熟就是优势，年轻就是优势，就有最阔大的创造和发展的空间。
大都市又如大超市。人们在大超市选择商品，在大都市选择自己的生活形态——有更多的规范，就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的自由和创造的自由。如今大都市里的作家艺术家有个时尚：住到乡下去。我偏喜欢都市每天给我带来的信息、变幻和惊喜，觉得身居闹市才有灵气。大都市使余秋雨成为精灵，又给更多的人以灵气。我喜欢丁聪的话：我不住乡下，我哪里人多住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