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声的传播
抗战爆发以后，诗和报告文学是最先呈现了蓬勃气象，尽了文艺的战斗任务的。当长期受着束缚的作家一旦投身于战时生活后，他所感到的为战争所引起的一切可歌可泣的事实，无不激发他的兴奋的情绪；他要把这种关闭不住的热情歌唱出来，这就促成了诗的蓬勃现象。也就因为这样，因此不只歌唱的内容是雄壮热烈的，而且为了要表现那慷慨激昂的热情奔放的内容，诗的形式也解放了，一般地更趋于散文化的自由体了。诗不仅是作者个人情感的抒发，而且要求它和民众接近，担负起教育并提高民众意识的任务；诗人们也不断地找寻这种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方式，这首先就是朗诵诗的提倡。原则上说，诗本来是可以朗诵的，但为了加强宣传的效果，也为了摆脱战前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束缚，于是朗诵诗运动提出来了，而且实际在推动试验着。下面一节诗可以看作是当时这一运动的宣言；
让诗歌的触手伸到街头，伸到穷乡，
让它吸收埋藏土里未经发掘的营养，
让它哑了的嗓音润泽，断了的声音重张，
让我们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29]
这运动最先在武汉推行，第一次在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中举行诗歌朗诵，效果很好；以后便在各种广大的集会中，在广播电台中，在轮渡上，以及各种小型的聚会里，都有了朗诵的节目。后来在延安、重庆，以及其他各地都有了朗诵诗运动，使诗能更直接、更广泛地诉诸群众的感情。而且为了朗诵，就要求诗的内容更符合大众的感情；而形式也就必然要求减少拘束，句法明朗，用字大众化，表现简劲有力等等。这些本来都是诗的发展的正当道路，但由于诗在群众中朗诵，便容易发现过去的缺点，因此也就帮助了诗人创作的进步。一般地说，朗诵诗的听众仍大半以知识分子为主，没有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不过就诗的影响范围说，那确乎是比以前扩大多了，对知识分子的向往光明和参加抗战，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武汉陷落前的一年多时间，诗人的热情和人民的兴奋情绪本来是相应的，因此诗的创作和朗诵也都容易受到欢迎；在武汉就先后发行过三种诗刊：《时调》、《诗时代》和《五月》。写作的人非常多，而且许多很久不写诗的人也都歌唱起来了。到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客观环境不同了，于是诗人自己的情绪也由兴奋转入了沉炼的状态，从惊觉于战火之光的热情的赞礼转而为相持状态的深刻的观察；诗人不再一味狂热地高歌了，而逐渐产生了从战时生活中来的真实的抒情诗和造型的叙事诗。而且为了无负于那个时代，很多人企图描绘出庄严的史诗，于是数千行、万行的长诗也都出现了；这就是这时期诗人们努力的方向。
抗战初期，简直是一个诗的时期；许多作家都在写诗，歌颂我们的抗战和我们的祖国。郭沫若的《战声集》中的诗大都是这时期写的，里面便充满了这样的声音：
全民抗战的炮声响了，
我们要放声高歌，
我们的歌声要高过
敌人射出的高射炮。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
我们再没有顾虑，逡巡，
要在飞机炸弹之下
争取民族独立的光荣。[30]
集中如《抗战颂》、《民族复兴的喜炮》等诗，看题目也可以想象到诗人的兴奋和热情。到以后写的《蜩螗集》就不同了，不只里面收了许多的旧诗词，情绪内容也很不相同。譬如一九四〇年写的《罪恶的金字塔》，是为重庆大隧道惨祸写的，日寇飞机仅三架，夜袭重庆，但在大隧道中竟闭死了万人以上，而国民党当局只报道三百余人。“依然是千层万层的雾呀，浓重得令人不能透息。”[31]诗人已禁不住愤怒之情了。
抗战前中国诗歌会的诗人们曾努力提倡过“国防诗歌”和诗朗诵运动，战争爆发后他们也是作了新诗歌的前锋的。任钧在《关于中国诗歌会》一文中说：“让我们试行闭上眼睛想一想吧，要是在抗战爆发前后，我们诗坛上始终只有豆腐干诗和神秘的象征诗，那我们将怎样去歌颂火血交流的救亡洪流和抗敌怒潮呢！”他们对于歌颂抗战和推行诗朗诵运动是有很大功绩的，特别是在抗战初期。例如蒲风，很少人对开展诗歌运动的热心努力会超过他的；他倡导“诗的斯泰哈诺夫运动”，自己参加了军队工作，在军中推行“诗运”，创“明信片诗”；而且写了《抗战诗歌讲话》。他的诗集有《在我们的旗帜下》、《可怜虫》、《取火者颂》等，他于一九四二年病殁于安徽津浦铁路以西战地。他的诗虽不能说如何好，但充溢着战斗热情的内容和接近歌谣口语的形式，是比较容易为群众所接受的。任钧有诗集《为胜利而歌》、《战争颂》、《后方小唱》等，他认为“诗歌——便是我们的炸弹和旗帜”！[32]对诗朗诵运动也是积极推动的，他曾说：“从诗的效用上说来，我们也一定要使诗重新成为‘听觉艺术’，至少是可以不全靠眼睛的艺术，而出现在群众之前，才能使诗更普遍地更有效地发挥其武器性，而服务于抗战。”[33]他自己的诗也是迸发着战斗的火焰，可以激发人的情绪的。譬如下面《当那天来到的时候》中的一节：
像在漆黑的深夜，
渴望着那必然会来到的黎明，
如今，我们也在生和死的搏斗中，
渴望着那必然会来到的日子；
——那飘散着蔷薇和月桂香气的日子，
那闪耀着太阳的光辉和颜色的日子，
那充满着歌唱和欢笑的日子，
那最后地战胜了敌人的日子啊！
穆木天在抗战初期曾写过许多大鼓词，诗集有《新的旅途》、《春之颂》及《恶魔》。杨骚有诗集《半年》，分《后方》及《战地》两部，是他由四川去中条山、太行山一带战地的途中和在战地所写的一些印象与感想。这些诗人们都为抗战发出了战斗的呐喊，尽管他们的诗仍不免有概念化的倾向，但较之战前已逐渐从磨炼中坚强起来；至少也是粗犷的呼喊，而绝不是温室中的低吟。
高兰也是提倡朗诵诗最热心的人，他的诗集就叫《朗诵诗集》，也写过一些关于朗诵诗的理论文字。诗集中穆木天的《代序》说：“高兰！为民族革命高扬起你的歌喉罢，在诗歌中激发起民族的伟大的感情吧！”他是东北人，诗中除了歌颂抗战和反对侵略外，对东北人民收复白山黑水的愿望也有很强烈的表现，譬如《我的家在黑龙江》等首。诗的气势雄阔，完全是慷慨激昂的调子，常用七阳韵，注重音调和自然语气，但有时不免有流于“口号”的地方。例如他的《放下你那枝笔》：
我们咆哮，我们怒吼！
我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我们要摆脱奴隶的索链！
拿起另一支笔吧！
为真理正义而呐喊！
冲上民族解放的阵线！
这些诗的确是朗诵起来要比阅读时觉得好一些，他说“唯有朗诵的诗歌才是奴隶的怒吼的喉舌，才再不仅是叹息花飞和叶落！”那朗诵诗的意义就主要是指诗歌内容的战斗性和群众性。的确通过了诗朗诵的运动，诗的影响面是扩大了，抗战的声音是广泛地传播开了，而对诗歌自身的发展也有显著的好的影响。
二 诗的主流
民族革命战争给诗带来了新的生命，出现了一些有显著成就的诗人；他们的诗篇为很多人所传诵，发生了广大的社会影响，也给我们的新文学史增加了不少的光辉。在这些诗人中，我们将首先提到艾青。他自己说：
战争真的来了。这是说，原是在人民的忍耐中的，原是在诗人的祈祷中的，打碎锁链的日子真的来了。这时候，随着而起的是创作上痛苦的沉思：如何才能把我们的呼声，成为真的代表中国人民的呼声。……在三四个月长期的沉默之后，我才写了一首“我们要战争呵——直到我们自由了。”这是一个誓言。这是我为自己给这战争立下的一块最终极的界碑。[34]
他最初写了《向太阳》的长诗，以高度的热情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他对祖国的土地与人民的受难感到悲痛，因此那热情就多少带着一点忧郁；但这正是他歌颂光明的动力。在长诗《吹号者》里，他诚挚地歌颂了战斗和牺牲；这虽是叙事诗，其实抒情的成分更多。他自己说这诗“好像只是对于诗人的一个暗喻，一个对于诗人的太理想化了的注解”：[35]
——他以对丰美的黎明的倾慕
吹起了起身号，
那声响流荡得多么辽远啊……
世界上的一切
充溢着欢愉
承受了这号角的召唤……[36]
“芦笛”变成了“号角”，正是诗人自己对于战争的抱负和愿望。长诗《他死在第二次》是写一个伤兵的遭遇和感情的，他说：“《他死在第二次》是为‘拿过锄头’的，爱土地而又不得不离开土地去当兵的人，英勇地战斗了又默默地牺牲了的人所引起的一种忧伤。这忧伤，是我向战争所提出的，要求答复与保证的疑问。”[37]叙事诗《火把》可以说是《向太阳》的姊妹篇，诗中描写火把游行，写大众的力量，而以爱情故事结尾；热烈地歌颂了民主的思想。人物描写也比较完整，语言接近口语；但更重要的是诗中迸发的情感，的确把当时许许多多追求正义的知识分子的热情给燃烧起来了，使他们勇敢地走向了革命。长诗《溃灭》是写法国统治阶级背叛人民、出卖了国家和民族的经过的。诗集《北方》中写的是苦难的北方农村的生活，农村的破碎和农民的贫困使他感到了土地问题在中国的严重性；诗中虽仍不免忧郁的气氛，但他说“必须从敌人的死亡夺回来自己的生存”，他鼓舞着那些在苦难中生活着的人民。他喜欢歌唱大自然的优美的景色，特别是在诗集《旷野》里。《黎明的通知》是歌唱光明的诗集，告诉大众“美和自由的生活中的幸福”就要来到了，他说：
请他们用虔诚的眼睛凝视天边，
我将给所有期待我的以最慈惠的光辉。
趁这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
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38]
他在《诗论》中曾说：“哲学抽象地思考着世界；诗则是具体地说明着世界——目的都是为了改造世界。”在《黎明的通知》中，他写出了光明的必然到来，对农民寄以无限的同情和热爱，引导大众来对黑暗反抗，指出这正是到达自由幸福的明天的桥梁。诗中减少了以前的忧郁气氛：用一种愉快地走向春天的音调，坚决地肯定了他对即将来到的光明的信念。《反法西斯》是他写的政治诗集，都是很富于战斗性和思想性的诗篇。他形象地写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结局，也写出了人民力量对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如在《赌博》一诗中说：
他们将为反抗法西斯而战争！
他们将坚持着：
“非到我们的代价压翻了大秤
决不罢休！”
他在许多篇中都控诉了法西斯的罪行，喊出了人民心中所蕴积的愤怒，指出了人民是历史的火车头，完全有力量来主持自己的命运。在这后两本诗集里，诗人已经摆脱了知识分子的情感，他所写的完全是人民大众的实际感受了。
艾青诗的特点是“散文化”，他以为朴素是美的源泉，而散文化是达到朴素的有力手段。诗中十分注意章法和结构的完整，用散文式的开展的层次来抒写，而把重点摆在结尾的一节。这种新的形式和他所写的内容配合起来，的确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他常常用重叠或复沓的诗行来加重抒写他所要歌颂的感情形象，如“光”、“火把”、“太阳”等，使诗的表现特别有力量。早期作品中的知识分子的忧郁后来也洗刷掉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实在不喜欢忧郁啊，愿忧郁早些终结罢！”[39]他的忧郁本来是植根于中国人民的苦难的，与一些作家的颓废性的忧郁不同，到他与人民革命的主流汇合以后，就变为爽朗的笑声了。这些诗篇，对于憧憬于光明世界的青年知识分子，曾发生过很大的鼓舞作用，促使他们勇敢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田间的诗集有《给战斗者》、《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卫们》、《抗战诗抄》、《她也要杀人》等。他以急骤的短行来呼喊出强烈的战斗要求，短小的诗形使情感表现得特别有力。他在《给战斗者》的代序《论我们时代的歌颂》中说：“我们应该更热烈地歌颂呵！要歌颂卑污的、黑暗的、受奴役的、不自由的中国和它的人民的奋起，从这半殖民地的河岸上，矿山上，棉地上……向敌人斗争，斗争。……我们要战争——直到我们自由了！”在他的诗中，充满着爱国主义的热情和革命人物的形象。他以闪电般的突击的情感，构成了他的崭新的粗犷的风格，以朴素有力的字句来体现出充沛的战斗意志。如下面的一节：
向那边前进，
一百多个农民
愤怒得很，
悲壮得很。[40]
闻一多称他为“时代的鼓手”，在引了他的诗《多一些》后说：“这里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半音，没有玩任何‘花头’，只是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的话，（多么有斤两的话！）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你说这不是诗，因为你的耳朵太热习于‘弦外之音’……那一套，你的耳朵太细了。”又说他的诗“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41]他的诗里的确没有忧郁颓丧的感情，那种“鼓声”使蕴有战斗要求的人民一下子给激励起来了。但也就因为如此，一些习惯于缠绵情调与整齐和谐的篇章的读者或批评家就很不以为然，对他的诗有过许多的非难。当然：就诗篇表现的完整深刻来说，缺点是有很多的，有的诗难免有粗糙或肤浅的地方，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了他的独到的成就。闻一多说：
这些都不算成功的诗。但它所成就的那点，却是诗的先决条件——那便是生活欲，积极的绝对的生活欲。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
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至于琴师乃是第二步的需要，而且目前我们有的是绝妙的琴师。[42]
他那诗的形式是和他所要歌唱的内容相适应的；譬如他发动过“街头诗”和“传单诗”的运动，这种诗是为了配合政治动员的鼓动小诗，使战斗与人民亲密地连接起来，那就不能不用简短有力的形式来激发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战斗情绪。像下边这首《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他的战争抒情诗和小叙事诗也同样迸发着战斗的火焰，表现的情感也是非常强烈的。《她也要杀人》是长篇叙事诗，一个善良的农妇被日寇侮辱了，儿子也被日寇烧死了，但她不自杀，要复仇；在木火里从窗口抓出一把刀子，喊着“我要杀人！”
在她的
前面，
中国的森林、大河、高山，
和人民的田野、道路
已经披起了
战斗的
武装！
诗里有力地表现了帝国主义者的残暴和中国人民的不可征服的力量！
抗战开始以后，臧克家就参加了前线生活，一连五年。这时期他的作品很多，如他自己说的，“我在民族革命的战场歌唱。”他说：
五年的前线生活，从心境上分，可以截成两段。第一阶段：心里充满了热情、幻想和光明。这心境反映到诗上，显得粗糙、躁厉、虚浮和廉价的乐观，热情不应许你沉深、洗练。《从军行》、《泥淖集》、《呜咽的云烟》中的诗大概可以这么说。《淮上吟》（包括《走向火线》）就比较精练些了。后一阶段，热情凝固了，幻想破灭了，光明晃远了，代替了这些的是新的苦闷和郁抑。心，从波动中沉垂了下来。这个时期，回味体会了五年的战地经验，面对着眼前的世界，有时间给它们以较深沉的刻划。光明的，歌颂它；黑暗的，讽刺它；爱与憎，是与非，真理与罪恶，界线是分明的。在这一个时期，我写了几本诗：《黎明鸟》、《泥土的歌》、《第一朵悲惨的花》、《向祖国》和《古树的花朵》。[43]
他是以“生命去倾注的唯一事业”的态度来做诗的；后来他把从《烙印》到《国旗飘在鸦雀尖》（一九四二年）的诗集选过一部《十年诗选》，除长诗《淮上吟》、《向祖国》、《古树的花朵》及《感情的野马》未收入外，可以算是他的代表作。
在战争中，诗人唱出了这样的声音：
为了祖国
把生活浸在苦难中，
为了抗战
甘愿把身子供作牺牲。[44]
《从军行》和《泥淖集》中的诗，大半是歌颂士兵和抗敌斗争的；像许多抗战初期的诗，热情充溢，却嫌不够深刻。长诗《淮上吟》写内地的广博和黄泛区遭水灾的人民的苦痛；《古树的花朵》写民族英雄范筑先的抗战事迹，他自己说：“它是抗战以来第一篇试验的五千行英雄史诗，也是我生平最卖力气的一本东西。”[45]他用全力来写一个能领导群众的新的英雄典型，他说这诗是他风格的转折点；就词藻新鲜和多采用口语等特点说，是和以前不同了的。长诗《感情的野马》写的是爱情的故事，主角正是“带着笔部队上前线”的诗人；女的是“荣誉军人招待所”的所长，他想写几种人对于爱情的不同看法，而这诗人正是“把爱情神秘化，美化”了的一人，另外还有别的人物。诗写得很纯熟，但知识分子的情感太浓了，那些眼泪和欢笑都是一种过于细腻的感情。《十年诗选》中《泥土的歌》入选的很多，他自己最喜欢这集子。他说：“《泥土的歌》是从我深心里发出来的一种最真挚的声音，我昵爱、偏爱着中国的乡村，爱得心痴、心痛，爱得要死，就像拜伦爱他的祖国的大地一样。我知道，我最合适于唱这样一支歌，竟或许也只能唱这样一支歌。”[46]他以最大的热爱来歌咏他所熟知的农民，他们的生活和情感；也有写农村的恬静景色的，其中也浸润着他自己的感情。他说这是“用一支淡墨笔”写出来的；集中分《土气息》、《人型》、《大自然的风貌》三辑，共五十二首诗。下面是《反抗的手》一诗：
上帝，
给了享受的人
一张口；
给了奴婢
一个软的膝头，
给了拿破仑
一柄剑；
同时，
也给了奴隶们
一双反抗的手。
集中写的多是宁静的古老农村的面貌，写到斗争方面的比较少，因为他对成长中的农民的新的性格还不太熟悉。后来（一九四八年）他自己批评说：
三十一年，那时候，解放的区域虽然还没有现在这么大，然而新的土地上却有新型的农民生长起来了。而且，田间、艾青以及别的许多诗人，已经用新的诗篇来歌颂新的农村，为新的生活而战斗了。一个诗人的眼睛不是为了向后看而生长的。《泥土的歌》给人的是旧式农村的悲惨和死寂，而实际上，三十一年却是暴风雨的时代。同时，那种忧伤的情感，和昂扬的斗争的真实，相去又多么远啊。……我爱农民，连他们身上的创疤也感到亲切，但是，他们自己却不一定爱它；我把农村写得太平静了，我把农民写得太忠厚了。我在赞美着将要爆发的一座火山，用了“你看，它多么美丽而安静啊。”我没有写出农村的阶级对立，农民的反抗行为和意志，虽也有些近乎这样的东西，那都是观念化而不十分真挚的。漏去了这一些，实际上就失掉了封建农村本质的意义，也就失掉了农民的真正面目。[47]
这批评表示了诗人自己思想上的进步，他对自己有了更高的和更严格的要求。一九四四年他在四十自寿诗《生命的春天》中就说：
我将用心去吸取生命的花朵，再酿造，
然后吐出来去营养别个，
我将用“手”治疗自己的
忧郁病，感伤病，神经病，心病——
知识分子病，
我高兴我可以舒舒坦坦的活着，
活在光明的照耀里，呼吸着群众
呼吸的气氛，我情愿卸下诗人的冠冕，
做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这里可以看出他的要求进步的决心。在上面这些作品里，虽然还没有去掉如他所说的“知识分子病”，但爱和恨的分界是很分明的；他歌颂抗战，歌颂农民和士兵，诅咒侵略者和都市的寄生虫；而且能用朴素真实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人感到诚挚和亲切。在诗的结构和字句的锤炼上，他也下过细致精到的功夫，就诗的表现手腕说，他是很成功的作家。
柯仲平有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和《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都是在延安写的。他是努力使诗歌大众化的一人，这些诗参用了唱本俗曲的形式来铺叙故事的发展，无论是朗诵或用民间调子歌唱，都很能吸引听众。《边区自卫军》分四章，叙述自卫军英雄韩娃和李排长智捉汉奸土匪的故事，是当时的真事。他在序中说：“我们的文艺方向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这方向统一着我们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我们正往这方向前进。”《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歌颂工人阶级斗争的长诗，诗中写出了在共产党员阿根的领导下，争取到有群众威信的工人老刘的合作，在层层监视压迫下，终于组织成了规模很大的“破坏大队”。用的完全是口语，表现也很生动感人。何其芳说：
利用民间形式而且有了成就的作者，我们可以举出柯仲平同志。柯仲平同志的诗值得我们注意、佩服的，除了对于旧形式利用的尝试之外，我觉得还有两个好处，就是他的写作那样大的诗篇的企图和他的题材的现实性；这两者都是很好的，而且是以前的一般诗作者所缺乏着的。至于他的诗的形式，我却觉得有一部分由于利用旧形式成功了，有一部分却因利用得不适当，成了缺点。最主要的是不经济。当我刚回到延安去，我读着他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我感到像读着《笔生花》、《再生缘》之类弹词一样，就是说很性急地想知道究竟后事如何，而埋怨作者描写得太多，叙述得太铺张，故事进行得太慢。其次是不现代化。自然，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他利用民歌之类在某种限度上是相当成功的，但假若他的诗的形式更现代化一些，一定会更成功一些。过度地把民歌之类利用到长诗上有时是并不适当的。或者由于各种不同的形式的兼收并容和突然变换；使人感到不和谐，不统一（《边区自卫军》给我这种印象）；或者由于民间形式的调子太热，太轻松，流动得太快，破坏了大的诗篇的庄严性（《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使我有了这种结论）。[48]
这批评是公允的。柯仲平的诗有些地方的表现并不算很成功；虽然如此，但这种表现方式的尝试和所写题材的积极意义，仍然是很可宝贵的。
鲁藜也是在解放区的诗人，他有诗集《醒来的时候》、《锻炼》和《星的歌》。他写的也是战斗的生活，像《青春曲》中说：
春天呀，
你烧灼着太行山，
你烧灼着我们青春的胸部呀！
在《泥土》一诗中说：“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写的都是战斗的集体的情感。写景色的也同样赋予了清新的动的力量，如《延河小唱》。《锻炼》一集中收着四首叙事诗，有的写出了八路军战士被敌人逮捕后的坚强意志，有的写农民出身的新战士的勇敢和可爱的稚气，也有的写英勇的兵士性格。由于这些题材的现实性，诗篇也就健壮有力了。这些诗集在国统区出版后，使读者们明了了解放区和八路军的许多动人的事迹，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何其芳的诗集《夜歌》主要表现了一个从旧社会走到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的情感。他歌颂光明，强调快乐，实际上正表现了在实践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情感的矛盾。这些诗对于憧憬于解放区自由快乐生活的知识青年们，有着很大的鼓舞作用。他在《后记》中说：
抗战以后，我也的确有过用文艺去服务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心与尝试，但由于我有些根本问题在思想上尚未得到解决，一碰到困难我就动摇了……我明白我的感情还相当旧，对于新的生活又不深知，写诗也仍然有困难。但接着我又退让了一步。我说，就写我自己这种新旧矛盾的情感也还是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就又回复到抒写个人的倾向了。《夜歌》就是在这理论的支持之下写起来的。所以我写得真是乐而淫，哀而伤，充分发泄了我当时的那种伤感、脆弱、空想的情感。
这《后记》是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的一九四四年写的，思想上提高了，自然会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但在知识分子的读者群中，这些诗还是发生了好的影响的。他歌颂快乐、美丽、“善良的人”等等，提倡乐观的生活态度，抒发通过痛苦以后所得的快乐，对于一些有颓丧或消极倾向的读者，是发生了振奋作用的。从过去迈向未来或正在企图迈向未来的知识分子本来是很多的，《夜歌》的高朗兴奋的调子正给了他们以激发的感应。他说：
我是如此快乐地爱好我自己，
而又如此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
提高我自己。[49]
这正写出了新旧情感的矛盾，但他懂得：
一切为了我们的巨大工作，
一切为了我的大我。
让群众的欲望变为我的愿望，
让群众的力量生长在我身上。[50]
这就使他在革命实践中终于改变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夜歌》中诗人一面衷心热烈地迎接“明天的早晨”，一面又不禁有一种悲痛的心情怀念往昔，正显示了一个在与工农结合的过程中的善良知识分子的情感。作风质朴平易，句法很洗练，也很接近口语，和他抗战前的风格完全不同。而且态度诚挚，坦白，虽然力量似嫌纤弱一点，但在一些有同感的知识分子们读来，仍然是会感到亲切动人的。
冯雪峰的《灵山歌》是一九四一至四二年在国民党上饶集中营狱中写的。灵山是上饶境内的名山，一九二八年后工农红军领袖方志敏部即活动于这地区。《灵山歌》一诗中说：
一座不屈的山！
我们这代人的姿影。
一个悲哀和一个圣迹，
然而一个号召，和一个标记！
诗中充分表现了“威武不能屈”的人民革命战士的勇敢坚强的意志。《火》一诗中说：
我心中有一团火，
我要投出到黑夜去！
让它在那里燃烧，
而它越燃越炽烈！
这种战斗的精神贯彻在每一诗篇中，写出了革命者的高尚的情感和品质。但也许是受了环境的限制罢，有些诗表现得很隐晦；句子又长，读来似有艰涩之感。但诗人的不屈的灵魂是体现出来了的，对读者也有很好的教育作用。
三 “七月诗丛”及其他
抗战初期，文艺期刊《七月》中，曾发表过不少的诗。后来还出过一套“七月诗丛”，和抗战开始后一般的诗风相类似，内容大都是一些歌咏抗战的抒情诗。编者胡风自己也写诗，抗战前曾出过一本《野花与箭》，抗战初期的诗则收在诗集《为祖国而歌》里。他在《题记》中说：
战争一爆发，我就被卷进了一种非常激动的情绪里面。在血火的大潮中间，祖国儿女们底悲壮的行为，使我流感激的泪水，但也是祖国儿女们底卑污的行为，使我流悲愤的泪水。于是，我的喑哑了多年的咽喉突然地叫了出来。
集中共收五首诗。《血誓》是歌颂新的诗人的，《同志》是歌颂新的女性的。《敬礼》庆祝中苏友好，《给怯懦者们》鼓动复仇情绪；都是爱国主义的歌声，唱出了祖国的不可侮辱和不可征服的力量。《为祖国而歌》一诗中说：
祖国呵
为了你
为了你底勇敢的儿女们
为了明天
我要尽情地歌唱：
用我底感激
我底悲愤
我底热泪
我底也许迸溅在你底土壤上的活血！
他写的诗虽不多，但爱国的热情是很强烈的。
绿原的《童话》中共收二十首短诗。他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写出了一个个的美丽的小故事。其中如《雾季》写工人的劳动，显示了作者对诗的素材的很强的组织力，使诗篇如彩色画面似的展示出来；诗中情感的爱憎也很分明，如说：
呵……最健康的又怎么不是他们呢
你看他们是如何爱着生活
他们真是没有时间来太息第一片黄叶的飘落呀
虽然——那些怕着夏天的太阳的家伙们
仍不知雾季来了地躲藏在粉白的房屋里喘息着
集中前一部分诗童话的气氛很浓，也渗着一些忧郁的抒情情调，后一部分比较健康。诗的表现力是很强的。
冀汸的《跃动的夜》中共收《跃动的夜》《渡》《旷野》《夏日》四首诗，都是抗战初期写的。《夏日》歌颂劳动和收获的愉快，《渡》描绘了渡头荒凉的画面。《跃动的夜》是三百多行的长诗，他想写出中国在抗战中的健壮的生命，诗的后面说：“听，鸡声四野，已经唱出了黎明”。对中国的明天寄予了热望。诗中说：
我挥着笔，
多么流利的笔，
随和着我激越的脉搏
一刻也不停息地
写完了我底诗。
但也正因为写得太快了，酝酿的时间不够，就难免有些芜杂凌乱的地方。诗分七节，是以第一人称为中心发展的，写一个人在夜里由城市回到乡下所见的跃动的景象。《旷野》比较写得好，结构紧凑，也可以感到作者的奔放的情感。诗中除了歌颂祖国伟大的河山外，也写了英勇的战士。他的诗的特点是声音响亮，句子有力，摄取题材的范围比较广；但写作时似太草率，结构和表现都不够凝练。
孙钿的《旗》中共收十二首短诗，情感诚挚；有浓重的战斗气息，形式倾向散文化，语言也接近口语，作风以白描见长。其中如《送信》一首勾画出国民党破坏抗战谋杀革命者的面貌；《行程》中写一个河里流来的浮尸，双手被反缚着；作者说青年人不要屈服于阴谋杀害，“把自己当作一粒种子，播开去；在灾难的荒芜的原野”，战斗情绪是很健旺的。
单就诗的技巧说，庄涌的《突围令》是不能算好的，语言的运用方面还不够熟练；但它是一种敢于战斗的青年人的爽朗的声音，情感明朗而有力。集中收诗九首，像《朗诵给重庆听》一首，对国民党统治的腐化堕落提出了愤怒的抗议：
重庆，你长江身上的一块疮，
现在又来了一大批下江化装师，
用脂粉掩饰你的内伤，不见红肿！
血腥的黑夜，
再捆一道矛盾的绳，
我不懂
你怎样再忍耐生命的惨痛？
在《同蒲路——敌人的死亡线》里，他写出了敌后人民游击战争所给予敌人的致命打击，全诗用高亢的调子写成，读来很有力量。《风火进行曲》中以狂风怒火来象征反帝斗争的风暴。诗中有的是充沛的情感但有时一泻而下，成了泛滥状态，对读者的感染力就不够强了。
亦门（SM）的《无弦琴》收诗十九首。第一首《小兵》写一个“人才有枪口高”的十六岁小孩，就已被国民党拉来当兵了，作者愤怒地说：“青色的果实出现在市场上，反感在我底血里燃烧，市侩们是可杀的！”但这小孩心中却也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仇恨，“未成熟的躯体里怎样充满了成熟的战斗意志”，表现了强烈的反帝感情。《雾》是讽刺国民党的腐化统治的；重庆是多雾的，作者借对雾的抒情来控诉出他的愤怒——“这样不明不白的世界！”他把贫穷饥饿与荒淫奢侈对比地写出，使读者感到隐藏在雾中的是怎样不平的世界。《末日》是诅咒纳粹的残暴和说明它的必然灭亡的命运的。他嘲笑纳粹的闪击战是“乌龟底竞走，是夸大地嘲讽自己底匍匐着的能力的。”作者给希特勒算定了：“拿破仑所不能够胜利的他也决不能够胜利，拿破仑所失败的他将千百倍地失败。”在《纤夫》一诗中，作者借嘉陵江纤夫的形象，歌颂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力量和战斗精神；即使在那样的逆风逆水的环境中，他们也终于集体地战胜了困难：
那坚凝而浑然一体的群
那群底坚凝成钢铁的集中力
——于是大木船又行动于绿波如笑的江面了。
这诗是写出了劳动人民的坚强奋斗和胜利快乐的情绪的。《无弦琴》一诗是用长句写的，形式很特别，有到三十三字的长句，诗句后面又加了许多的解释和补充，是一种新写法的尝试。
四 抒情与叙事
力扬的《我底竖琴》是他自己精选的诗集，包括《冬天的道路》、《我底竖琴》等二十余首诗，每首都可以感到时代的脉搏，以丰富的感情传达着诗人的战斗意志；像《短歌》中的一节：
我把自己的生命
磨成匕首
把人民的声音
当作最宝贵的经典
向明天歌唱而前
长篇叙事诗《射虎者及其家族》是他的名作，诗中用第一人称的倾诉的调子，从射虎者的曾祖父叙述起；到曾祖父终于被虎搏噬后，三个儿子因为赤贫，无力再射虎了，变成了木匠和农民；他们的一生受尽了水灾兵祸和地主们残酷的剥削，诗中生动地叙述了他们的经历。他父亲是一个秀才，他的弟弟们仍然是农民，他却承继了他父亲的那支笔。诗中说：
我是射虎者的子孙，
我是木匠的子孙
我是那靠着镰刀和锄头
而生活着的农民的子孙
我纵然不能继承
他们那强大的膂力
但有什么理由阻止着我
去继承他们唯一的遗产
——那永远的仇恨？
诗中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压榨和农民们的辛勤悲惨的生活有生动真实的描述，态度诚挚，风格清新，可以体会到作者的爱憎分明的感情。
王亚平的叙事诗有《血的斗笠》、《二岗兵》、《塑像》等。《血的斗笠》写的是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的纯朴勇敢的小兵的故事，这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平凡人物，但在战争中却充分地表现了抗日战士的英雄气魄。作者运用了歌谣式的情调与表现手法，也采用了一些民间的和士兵的语言词汇，写得相当通俗。《二岗兵》写的是第一次放出抗日枪弹的两个把守卢沟桥的岗兵，诗中有大量的热情歌颂的篇幅，但因作者对士兵的实际生活了解得不够，读来就未免感到有点空洞了。《塑像》写的是一个动人的民间故事，他自己说：
在写《塑像》的时候，我把塑造母亲代表了伟大的艺术形象，石工变成了我自己，石工的妹妹我理想成一个热爱我的艺术工作的协助者。我的情感和这些人物不能分离地在灵魂深处结合着了。一草，一木，一水，一石，都和人物故事发生着有情的联系。无论读者对这篇作品感想如何，我没有方法知道，我自己是深爱这首诗的。[51]
这诗他用了侧面的烘托手法，抒情的成分很重。另外他还有抒情诗集《生活的谣曲》和《火雾》，都是些抒写日常生活感触的小诗，其中有歌颂，也有诅咒。他在《生活的谣曲·序》中说：
这些使我哭，笑，欢愉，悲伤，甚至要发狂的生活情景，我爱它，我恨它，我诅咒或歌颂它，像一种不能解说的力量，苦恼着我，也启示着我，直到把它表现了，我才得到一阵真实的快乐。
这些诗形式上很简练，最短的只有三行，如《红球》一首：
红球，
悬挂起万人的心
也悬挂起漫天的仇恨！
《火雾》中多的是对都市丑恶的诅咒，感情更激动了一些。他的诗语句相当通俗，但那情调仍然是知识分子的。叙事诗中喜用抽象的重叠的句子，缺少生活实感，因此感人不深。但他热烈地歌颂抗战与兵士，憎恶反人民的黑暗势力，那种爱祖国的精神是很充沛的。
邹荻帆有诗集《木厂》、《意志的赌徒》、《江》、《青空与林》、《雪与村庄》等。《木厂》是一九三八年写的长诗，他后来说：
十年前当我读过《家》和《子夜》，
启示着我写了第一本暴露家乡的长诗，
而我的诗集被禁止销售，
那折磨着你们也折磨着我的
家乡的地头蛇们高声扬言着——
如果我回去就要打断我的腿子。[52]
《木厂》中充满了穷苦人民生活中的忧郁和不幸，老年的木匠由于丧失了劳动力被迫自杀，一个木工为了和一个寡妇有来往而被捆缚着扔到河里淹死了；做棺材的人吐血死了，而且死得那样惨。……这些，都反映了在旧社会里劳动人民生活的悲惨，是对不合理社会的有力的控诉。最后，诗中的主人公离开木厂，到有斗争的地方去了，而且指出了斗争是一定会胜利的。作者对所写的题材很熟悉，人物都富于人情味，给人以真实的感觉。在写法上，作者很喜欢追求一些新鲜的词汇和美丽的句子，但有些地方和诗的内容不太协调。如第一部《我生在木厂里》，作者要刻划出生活的辛酸，但仿佛同时又在安排装饰一个美丽的童年，读时便感到不很调和。抗战后作者参加了军队工作，那些短诗写出了对于海的怀念，对于土地的怀念，情感就比较深沉了。如《草原上》一诗中说：
两年了，
我行军在这广阔的草原上，
每一次当我询问农夫们
前面村庄路程的远近，
他们会一刻也不待思索地告诉我们，
因为草原的每一点泥土，
他们都记得清楚。
抗战胜利的前后他又写了诗集《跨过》，其中的诗多是颂扬反抗精神和战斗意志的，有许多篇是政治诗。如《新时期》写美国黑奴的悲惨生活和对林肯的赞美，但仍以人道主义的感情为主，并没有提高到阶级的感情。《反对邱吉尔》是以人民的力量来斥责邱吉尔的反共反人民的狂妄论调的。在《中国学生颂歌》中他把学生运动比作暴风雨前的海燕，对国民党的特务统治喊出了有力的控诉：
我记得
当这些刽子手们在深夜
撞进一个护士学校底门，
他们用机关枪射杀着
明天去救护人类的少女，
当老年的校长赶去救护时，
而刽子手们阻止了，
说这是“政治问题”。
后期的作风显得朴素了些，不像以前那样重视技巧，内容也比前坚强有力了。
曾卓有诗集《门》和《夜城》，他的诗写出了从沦陷区走出来的青年人的心境，他们在饥饿与困苦中到处寻找生命的温暖和祖国的关怀。他热情而朴素地呼出了这种声音，同一遭遇的青年们是会引起共鸣的。生活像在沙漠上旅行，对周围失望，又找不到战斗的主流。但作者也并不颓丧：“我们常常流泪，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一样贫困无助的我们自己。”这是经历了苦难生活的知识青年的朴素诚实的自白，但仍带有着不少的知识分子的不健康的感情成分。臧云远有诗集《炉边》、《静默的雪山》和《云远诗草》两册。他自己说：
如果打这些心迹里，能看到一点时代的面影，能看到一点转换期的阴暗面里，苦难人的悲痛和呼声，能看到一点时代的呼唤，光明的渴望，战斗的风姿，那末，就把它献给纯洁的追求的心灵——那勇敢的青年的行列；献给朴实的悲愤的心灵——那受难呐喊的行列；献给接近着真理的心灵——那坚强的战斗的行列。[53]
对于诗的表现形式，他认为要“音节响亮，韵调自然，节奏的波浪，同诗情诗意的情绪起伏，达到水乳相溶的和谐高度。诗情诗意是骨头，语言音韵是皮肉，表里如一，才是健全的完美的存在。”[54]他的诗可说就是照他自己所说的方向努力着的，但只能说是正在努力的途中，距他所说的还相当远；情感不够丰富，语句间的缺点也很多。戈矛有《将军的马》、《茫野诗草》等作品，他有战地生活的经验，诗中也有激昂的感情。他在《我的生活》一诗中说：
有什么东西像火一样
烧得我发狂
后来我知道
这就是自由的渴望
这种情感在他诗中是随处可见的。
沙鸥有诗集《农村的歌》、《化雪夜》和《林桂清》。他的诗的特点在大胆地用方言写诗，运用了民谣的风格来写农民的生活和感情。诗中有许多血泪的故事，如果朗诵给农民听，也是可以听懂和感动的。如《化雪夜》中的《这里的日子莫有亮》一首，写保长正在农民结婚的时候硬要捉壮丁，多少客人请求迟缓一下都不行，结果新郎上吊自杀了，新娘拿刀砍死了保长也自杀了。其中的一节说：
一个女人生在乡下本来就命惨，
做呀累呀穷事情一辈子也做不完，
当姑娘也休想过一点清闲，
嫁了人啥子都是靠着这匹山，
你说这个新姑娘还能想么子，
才过门丈夫就进逼死翻起眼，
她想来想去只想把李保长一口咬来吃了，
要死就一路上黄泉。
诗中运用了很多的四川方言，故事性很强，是比较能为农民接受的。徐迟有诗集《最强音》和《明天》，他以前本是写现代派的诗的，一向以难懂著称，但在民族革命战争中他的诗也应用了口语，而且反对过去的抒情和伤感了；他在《抒情的放逐》一文中说：
也许在流亡道上，前所未见的山水风景使你叫绝，可是这次战争的范围与程度之广大而猛烈，再三再四逼死了我们的抒情的兴致。你总觉得山水虽如此富于抒情意味，然而这一切是毫没有道理的；所以轰炸已炸死了许多人，又炸死了抒情，而炸不死的诗，她负的责任是要描写我们的炸不死的精神的。
这只表示了诗人自己在时代环境中的进步和转变，并不能因此就否定了抒情诗；问题是在所“抒”的究竟是怎样的“情”，战斗中的人民也同样是有战斗的感情的。他的诗也正表现了这种否定过去和歌颂新生的情感，正如他的一首写以服务抗战来解脱爱情纠纷的长诗《生命爬出来了》的题目一样，但对实际生活的理解和感情都未能深入，因此诗的感人力量也就比较软弱了。
袁水拍这时期的诗集有《人民》、《向日葵》和《冬天冬天》，都是抒情诗。战争起来以后，作者曾说：
祖国在呼唤她的儿女们哟，
回去罢，有着祖国的忧郁的人呵！
在前两个集子里，是有一些忧郁悲凉的情调的；因为他看到了祖国和人民的苦难。譬如下面的一节：
父亲背了一个小孩子走下去，低首的
母亲跟随，为它打一把破纸伞，
它是死在朝晨的。夜风里，他们
将送它到何处呢？[55]
但他却从苏联看到了光明的希望，那首写苏联爱国战争的诗《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是传诵一时的。诗中说：
在法西斯压榨下的
喘不过气来的中国沦陷区的人民——
哎，你顿河上的向日葵
你带给了他们更多的希望与信心。
他在歌颂苏联人民的感情中，体现了他对法西斯的憎恨和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冬天冬天》中有一部分是写沦陷区的上海的，他罗列了许多现象来描绘那个饥饿的城市的惨状。为了追求形象，他的诗是特别喜欢排列一些素材来构成诗句的；譬如下面一节：
咖啡馆，茶室，溜冰场，“何日——君——再来……”澳洲牛油三十元一磅，鲜虾，飞机货，请看标语：“废墟上建立新中国”，青春腺，赐保命，花柳专家，鱼肝油精，四克拉大钻戒，节约建国，巧格力，有奖储蓄券，二十万元，“头奖在此！”
这样写法可以给人生动的印象，却嫌零乱了一些，似未经过很好的组织和安排。他关心现实，在《冬天冬天》里，表现着他对苦难和战斗中的人民的关心。他也有好些政治诗，写过西班牙内战、法国崩溃、苏德战争；他深切地关心着反法西斯的战争。但他所看到的中国的许多现象却太使他悲愤了，因此诗中写的多半是苦痛、憎恨，甚至愤怒的感情。这当然也是从现实出发的，但同时也说明了他对人民革命的力量还没有很深刻的认识，中国也是生长着“向日葵”的。
五 “诗的艺术”
[56]
一九四〇年老舍写了长诗《剑北篇》，他试用了大鼓调来写长诗，详尽地铺叙着川陕河南沿途的风物和所见的战时景象；诗中每句都押韵，而且一韵包括许多行；但读起来太铿锵了，铺叙得也过于零碎，似乎反而受了民间形式的束缚。一到歌颂抗战的句子就又不能不陷于说明，诗的力量就比较减弱了。譬如写潼关的一节：
我们的官长，士兵，
呕，我们亲爱的弟兄，
这样的勤苦，这样的英勇，
见了远客还这样的和蔼谦诚；
在壕里，听见了炮声，
会幽默的给你计算炮的射程；
在街上，指点着凄凉的光景，
感叹着百姓们的牺牲，
也还没忘掉五虎上将里马超的英勇；
看，这多么老的树，多么大的枪孔，
那时候，白脸的曹操该怎样心惊！
诗句接近口语，受大鼓调的影响是很显然的。他自己说：
没有诗才，我却有些作诗的准备。我作过旧诗，鼓词。以我自己的办法及语言和这两种东西化合起来，就是我的诗的形式。形式，在这里包括着句法、音节、用语、韵律等项。大体上，我是用我所惯用的白话，但在必不得已时也借用旧体诗或通俗文艺中的词汇，句法长短不定，但句句要有韵，句句要好听，希望通体都能朗诵。……因为要押韵，有时候就破坏了言语的一致通俗，而勉强借用陈腐的词藻。因为句句挂韵，不但写着费事，读起来也过于吃力，使人透不过气来。……接受旧文艺的传统，接受民间文艺的优点，我都在此诗中略加试验；艰苦我倒不怕，我所怀疑者倒是接受到什么限度才算合适？或更激烈一点的说，新旧化合是否可能？不知道别的人怎样看，我自己以为《剑北篇》中旧的成分太重了。材料是我自己的，情绪是抗战的，都绝非抄袭古人。就是音节韵律，我也只取了旧诗中运用声调的法则，来美化我自己的白话。在用韵方面，我用的是活的十齐套辙，并非诗韵。这样，取于旧者并不算多，按说就不应该显出那么浓厚的旧诗味道来；可是我自己觉得出来，它也许比“五四”时代那些小诗的气魄大一些，而旧诗的气息恐怕比它们还强得多。我能指得出来的毛病是：（一）韵用得太多，（二）写景多于写事，（三）未能完全通俗。[57]
那时正是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热烈进行的时候，他是有意尝试着运用民族文艺的固有风格来写诗的。其中有些句子如“绿色千种，绿色千重”等，也的确写得很漂亮；但大体上说，每句用韵究竟有点限制了诗的自由活泼与表现能力，虽然这种尝试的精神仍然是很可宝贵的。
方敬在战前就有过诗集《雨景》，抗战后又写了诗集《声音》。《雨景》中写的都是阴霾的忧郁心境，调子非常低沉。但在战时所写的《声音》就不同了，内容显然比较扩大与充实了。细腻的作风虽然仍保持着，但也比前解开了一些。在《村童》一诗中说：
把不净的弄净，把不平的弄平，
嫡系劳动人民的儿孙！，
谁说你们的手藐小无力，
一努力会把童话变成事实。
一旦奋斗出新世界，
才好天天过佳节。
那时乡下完全是你们的，
它接受了解放的意义。
内容比较充实了，也摆脱了过去的忧郁气氛。但在表现上仍留着过去的细腻的特色，有时便不免和内容不太相称，显得软弱无力。譬如在《路》一首里：
前进，一切都前进着，
骡蹄，车轮，足步，
沿途压下希望的花纹。
这里诗的或“前进”的力量就为诗人自己制造的漂亮的诗句所削弱了。集中以第二辑写农村生活的部分比较好。
抗战开始以后，卞之琳写了《慰劳信集》，后来辑在他《十年诗草》中的第四部分。较之他战前的作品，《慰劳信集》中的诗是有了一些进步的，至少他的笔是接触到战争的行列了；过去在他的诗里是几乎找不到时代气息的。《慰劳信集》共有诗二十篇，这时他还写过一个七七二团在太行山的报告，诗人从书斋里走出来参加战争了。但他把诗看得太珍贵，以为诗是只能让人“悟”或“意会”的东西，因此即使在《慰劳信集》里，也仍保持了他以往的那种朦胧的作风，用暗示来表现情调。而且即使这样，写了二十篇慰劳信后也就再没有诗了。集中除一二首外，大部是格律诗，有好几首用的且是十四行体，可以看出作者致力的所在。《慰劳信三》是写给新武装起来的农民的：
如今不要用草帽来遮拦
（就在你挡惯斜雨的地方），
这些子弹！这些是子弹！
卧下，就在养活你的地上！
又如《慰劳信七》说：“动员了，妇女的手指，为了战士的脚跟。”这些特殊的表现方法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他要巧妙地运用技巧，使每个字、每个词都安排得优美和恰当，结果却使得感情和意义都很朦胧了，限制了诗的表现力量。
冯至的《十四行集》写的都是平淡的日常生活，他想从那些地方来体味出一点人生的哲理。十四行体（商籁体）是外国诗体，不适于中国语言的特点，作者企图克服了束缚的困难而写得圆熟浑然，由此更可表现出他的高度的技巧。我们承认作者的这种尝试是有相当成功的，原因是他所要表现那种所谓永恒的静的哲理也适宜于嵌在这样的形式里。譬如第十八首写旅店的诗，他由旅客黄昏投宿、清晨离开的事实中体会到人生也像那“一望无边”的“朦胧的原野”，“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谁能“认识”清楚呢？这就是人生值得玩味的地方。《十四行集》中的诗的内容大致都是这一类，集中作者说：
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事物
在向我们要求新的发现
他要在平常的琐屑的事物中发现不平常的哲理，从具体的小事物讲到抽象的人生。譬如第七首写跑警报，他悟到了人生永久是在“警报”之中的“同样的运命”，充分反映了因不满现实而对人生感到厌倦，脱离实践而浸沉在抽象思考中的知识分子的心境。《十四行集》中也歌颂过诗人所景慕的一些伟大的人格，例如鲁迅和杜甫；但他更低徊于鲁迅的《野草》中的悲愤的气氛，和杜甫忍受饥饿愁苦而献身于诗的精神，这些正是反映了诗人自己的心境，基调是不很健康的。十四行体的形式本来比较适宜于表现静态的说理诗，作者运用文字的技巧又相当圆熟，因此字句间的委婉和妥帖的功夫是做到了的。总之，无论应用的是外来的形式或民间形式，如果不照顾到中国语言的特点和所要表现的内容，而一定要依照一种固定的格律来写诗，那在表现上是总会给诗的内容以若干限制的。
民族革命战争一开始，诗人们都对战争献出了热情澎湃的赞礼，最消极的也控诉了在流亡途中所耳闻目击的日寇的暴行，因之诗的产量很多；但由于廉价地强调光明，“概念化”是当时一般的毛病。到了相持阶段，战争显然长期化了，诗人们有的转向战地工作的实践，有的对现实作了更深沉的观察，于是诗人的情绪比较凝练了，写出了真实的战争的抒情和造型的叙事的史诗。在形式上，为了求奔放的情绪不受束缚，为了诉诸大众和容易普及，散文化的自由诗是一般的主流。所谓“散文化”是作者有意识地在诗中容纳了许多散文的成分，和五四时期从旧诗解放出来的自然趋向不同，因之表现的形式也是多样的；诗人尽可能地找寻适合于表现他的情绪的方式，成功的也并不少。而且为了更广泛地接近民众，诗人们不只自己向民歌学习，对于朗诵诗、街头诗等运动也是努力开辟和坚持了的。像抗战以前新月派和现代派那样的形式主义的诗，抗战后大半消失了；诗人们很少写与抗战无关的事情，都是为了祖国和战争的目标而歌唱的。同时写诗的人非常多，诗的读者范围也较前大大开拓了，这都不能不说是进步。茅盾在《为诗人们打气》一文中说：
八年来我们的诗人们确是纵横驰骋，大胆地作着一切新的尝试。他们大胆地作了朗诵运动，大胆地作了街头诗运动，大胆地采用了民谣的风格，大胆地写长诗，大胆地要把文艺各部门中一向是最贵族式的这一部门首先换装而吵吵嚷嚷地挤进泥腿草鞋的群中，他们的成就如何，此处姑置不论；但他们这种大胆地尝试，勇敢地创造的精神，我们一定要珍视，一定要赞美。
抗战胜利前后的几年中，国统区的诗的主流是大量政治讽刺诗的产生，这我们就留待后面叙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