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梦龄、刘家祺、姜玉贞殉国记
王树森
1937年，平津失陷后，华北日军兵分三路，把战略进攻的重点指向山西，以其主力第5师团担任主攻太原的任务。忻口为太原屏障，中国军队守住这一战略要塞，就可确保山西，威胁平津日军侧背。
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取得伏击日军的巨大胜利，歼敌千余人，缴获辎重无数。来势汹汹的日军于9月28日攻占朔县后，于9月30日向晋北交通要地宁武进攻。中国军队内长城防线被敌突破，日军逼近忻口。
忻口是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保卫太原，国民党第二战区指挥部集中6个集团军，共31个师、13个旅，约28万多人，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任前敌总指挥，组织忻口会战。为突破中国军队的忻口防线，日军调集兵力共约3个师团，7万余人，并配有350多门大炮，150多辆战车和300架飞机，投入作战。
历时21天的忻口战役，国共两党两军团结合作，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场协同一致，阵地战与游击战配合默契，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成千上万的抗日将士英勇杀敌，为国捐躯。这里介绍的是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国共两党高度赞扬的姜玉贞、郝梦龄、刘家祺等烈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玉贞旅长兼成仁
由于中国守军主力尚未到达，为使主力部队有充裕时间集结忻口与敌决战，第二战区司令部命中国守军死守崞县、原平，以待后续部队到达。5至7日，日军以飞机、重炮对中国守军阵地轰炸，北城墙被毁。第19军第407团官兵伤亡极为惨重，第41团伤亡殆尽。日军五六千人从缺口突入，守军奋勇夹击，与敌展开巷战肉搏，守军各级军官率军堵击敌人。但因日军有增无减，局势无法挽回，军长王靖国军长于8日率余部突围，崞县陷落，日军直逼原平镇。
原平居大同直通忻州之要道，势如“街亭”，若原平一失，忻口战役将在大幕未启之际就得收场。
原平镇守军是姜玉贞第196旅。为使主力完成忻口集结，在姜旅进军原平途中，阎锡山电令：“虽剩一兵一卒，也得在原平死守七天（从10月1日起。）”姜玉贞当即下达第一道军令：全旅人不解甲，马不下鞍，构筑工事，准备和鬼子决一死战！在距原平还有20里处，姜旅即与敌第15混成旅接火。退到原平镇外，姜玉贞命所部构筑工事，死守铁路公路。
姜玉贞，字连璧，1895年4月30日生于今菏泽市牡丹区辛集村。出身贫苦，出生前父已病逝。自幼在母亲艰辛抚养下，养成刚毅性格。1913年，从军当“备补兵”，随军队转战，归属晋军序列。北伐战争后，姜玉贞先后入中央军官学校、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学习，毕业后任晋军第3团上校团长。由于骁勇善战，素称“猛将”，第196旅则是训练有素的劲旅。1934年被升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4军第196旅旅长，1935年，授陆军少将衔。“七七事变”爆发时，第196旅驻守阳泉，姜玉贞在娘子关率部修筑工事。大同危急，姜玉贞奉命北上，因大同失陷，徒步南撤跋涉20多天，于9月30日接到死守原平（当时的崞县原平镇）的命令。
10月1日，日军主力板垣第5师团及关东军两个师团与一个混成旅团共五六万人，沿代县至原平公路发起进攻。当天，日军前锋到在原平城外发起了五六次猛攻，均被姜旅长率部击退。板垣征四郎恼羞成怒，调整部署，集中炮兵，步、炮、坦克多兵种协同行动作战，继续发动猛烈进攻。两天后，得到增援的日军开始对原平形成三面包围，原平战斗日趋白热化。城外部队伤亡很大，姜玉贞决定撤入城内，固守城池。
10月4日，板垣师团主力先用大炮、飞机轰击，把原平城墙炸开缺口，大批日军步兵发起集团冲锋。姜玉贞指挥官兵携带成箱的手榴弹埋伏在城墙缺口附近，等日军大批步兵冲上缺口，集中抛出手榴弹，炸得日军尸横遍野。少数冲入城内的日军被大刀和刺刀杀死，双方反复拉锯，死伤惨重，但日军始终未能攻破城池。
在原平激战中，由于姜玉贞旅的坚强反击，日军战车部队的伤亡非常惨重，战车第4大队有3个战车中队、1个轻装甲车中队与1个装甲自动车中队，5个中队长在原平攻坚战中两死一重伤。其中就包括日军机甲兵的创始元老，时任战车第4大队第2中队中队长的百武俊吉大尉。
死守7天期限已到，但日军从城东北角突入，占领城东半部，姜旅与敌隔街相抗。当日，姜玉贞又接到命令，命他再守3天。他当即表示：“我姓姜的当兵二十多年，打仗从来没有充过孬种。这一回，我是拼上了。就是粉身碎骨，也要完成任务。死守3天，有我姜玉贞在，就有原平在。我姜玉贞誓与原平共存亡！”
次日，占领崞县的大批日军围援原平，城西北部亦被攻占。将士毫无惧色，姜玉贞指挥与敌巷战，短兵相接，逐院争夺。在10日的血战中，反复拉锯，姜玉贞亲率敢死队英勇冲杀。10日下午，第196旅仅剩千余人，第413团团长崔杰阵亡，第392团团长张振铃重伤，营连排长大都伤亡。右臂重伤的姜玉贞给阎锡山发报：“我旅正与敌人逐院逐巷死拼，请长官放心。我已告忻口前线指挥郝梦龄将军，在援军未到忻口，新阵地未布置好以前，姜某绝对死守原平，望长官绝不因原平危机而生顾虑。”
10日晚，全旅被潮涌而来的日军包围，姜玉贞下令突围。官兵们从西南城根挖开一个洞口往外钻，洞口外开阔地被日军机枪封锁，冲出的人差不多有一半牺牲，尸体填满洞口，拖开尸体再往外冲。姜玉贞最后出城，天色已亮，日军以密集炮火覆盖开阔地，姜玉贞中弹殉国。全旅5000人，生还者仅500余人，毙伤日军千余人，为忻口布防赢得了时间。11日，日军占领原平。
第196旅几乎全旅覆没，姜玉贞旅长以身殉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赋诗纪念：“全区原平战最烈，三团只剩五百人，据守三院十一日，玉贞旅长兼成仁。”
将军一去身酬国
崞县、原平失陷后，忻口已完全处在日军直接攻击下。忻口位于同蒲路要地忻县以北，两山之间是一片河谷，河谷中有一座数十米高的土山，山上筑有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
太原告急，阎锡山求援，蒋介石反复斟酌，决定派卫立煌率部增援。卫立煌调兵遣将，组成四个兵团近8万人的援晋部队。忻口会战是国共两党两军联合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光辉典范。为支援忻口正面战场，国民党政府派出了中央军入晋参与作战，郝梦龄为军长的第9军即是其中的一支劲旅。
郝梦龄率部到达石家庄后，归属第14集团军司令卫立煌指挥。卫立煌任命郝梦龄为中央兵团长，指挥所部第9军和晋绥军第19军、第35军、第61军坚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线的主阵地。
郝梦龄，1898年生于河北藁城庄合村。世代务农，家境贫寒。14岁投奔奉军魏益三部当兵，不久被送往陆军军官小学读书。1919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加入奉系第3军，历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后投入冯玉祥国民军，1926年升任旅长。1927年参加第二次北伐战争，以作战英勇，被提升为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副军长、军长。1935年授任陆军中将衔。他为人正直，处事严谨，洁身自好、治军严明，喜好读书，常以历史英雄人物事迹鞭策自己、教育部下和子女。
1937年5月，郝梦龄被调往四川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行至重庆获悉卢沟桥事变爆发，毅然中途返部，要求北上抗日。他说：“我是军人，大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经再三请缨，终获批准。9月，当他率部由贵阳北上，经过武汉与家人告别时，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我更爱我们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我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他悄悄写下遗书封好，交给长女慧英，嘱咐3天后再拆阅。他写道：“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
乘火车到达太原，郝梦龄在向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报到时，拒绝阎锡山让援军在太原休息几日的挽留，即刻开往忻口前线。第二战区司令部调第9军、第21师等部约5个旅兵力归中央兵团指挥，郝梦龄挥师从正面出击，向被日军占领的阵地发起反攻，从三面围攻敌人。在战前动员时，他对将士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那有长官？此谓我死国活，国活我死。”在惨烈的战斗中，郝梦龄军长在阵地前对士兵激昂训话：“先前我们一个团守这一阵地，现在我们剩下一百多人，编成一个连，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就不算完。我出发前，已在家里写下遗嘱，不打败日寇决不生还。现在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不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论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大家敢陪我在此坚守阵地吗？”全体将士齐声回答：“誓死坚守阵地！”他鼓励大家：“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接着挥笔疾书：“站在哪里，死在哪里”八个字，晓谕全军将士。
10月10日是民国26周年纪念日，原平危殆，郝梦龄在日记中回忆先烈缔造国家之艰难，表示要为国争气，收复失地。他给远在武汉的妻子剧纫秋写信说：“余自汉出发时，留有遗嘱给诸子女。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既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郝梦龄夜以继日奔波在前线，巡视阵地，部署兵力。
13日，忻口会战全面打响，板垣征四郎指挥日本第5师团，以飞机、大炮、坦克组成密集火力，疯狂向忻口阵地攻击。郝梦龄亲临第一线指挥第9军顽强抗击，多次与日军展开白刃肉搏，战况极为惨烈。12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敌我双方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竟易手13次之多，但终被第9军占领。中国军队一天伤亡几千人，郝梦龄的54师第322团只剩下100多人。
13日，日军调集5000余兵力，在飞机、大炮和战车掩护下向南怀化猛攻，试图实施中央突破。南怀化阵地几乎被夷为平地，中国守军虽身陷焦土，仍英勇杀敌。15日夜，卫立煌增派七个旅交郝梦龄指挥，由正面袭击，左右两侧同时出击策应，夹击敌人。16日凌晨2时，郝梦龄亲率部队分三路向日军阵地发起了攻击，连续攻克了日军占领的几个山头。5时许，天色微明，郝梦龄急于赶到第5旅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官兵们以前面道路被敌人火力封锁十分危险，劝他写书面命令派人送去。郝军长说：“瓦罐不离井口碎，大将难免阵前亡！”说罢毅然奔向前沿阵地。郝梦龄亲自带领部下节节进逼，在穿过离敌仅200米的阵地，通过一段隘路时，被敌人的机枪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9岁。郝梦龄是抗战初期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第一位中国军长。
并肩抗战同赴国
与郝梦龄并肩指挥作战的，是第54师师长刘家祺。
刘家祺，1894年出生于湖北武昌，幼年丧父，由祖父和伯父抚养成人。11岁入武昌昙华林私塾，后进勺庭中学。武昌起义爆发，他不顾祖父、伯父劝阻，毅然报名参加学生军，投身辛亥革命。之后，相继入湖北陆军小学、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步兵科就读。与同期在步兵科就读的郝梦龄在此后十几年的军旅生涯中，同荣辱、共进退。1919年，刘家祺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先投张作霖的奉军，因功由排长升至团附。1925年入冯玉祥的国民军，曾以国民军第4军炮兵第1团团长，加入北伐军战斗序列。1931年升任第54师少将参谋长。1934年，刘家祺被上级选调入陆军大学深造。
“七七事变”后，正在陆军大学深造的刘家祺满怀报国壮志，请缨上阵。他在日记中写道：“大敌当前，须虚心筹划，以克强敌。蓄志如此，不卜将来如何。”校方感其爱国热情，准予提前毕业，上前线杀敌。8月，刘家祺从陆军大学特别班第2期毕业，9月被任命为第54师少将师长，随第9军军长郝梦龄率部开赴前线。身为少将师长的刘家祺率部练兵打仗，很少回家。出征路过武昌得胜桥148号家门，过家门而不入，只在途经门口时看了一眼女儿，就踏上征途。
到达忻口前线，刘家祺率属下第161旅和第162旅进入阵地，即紧张构筑工事，储备弹药，与友军密切磋商，划分战斗区域，统一规定各部队接合部的保障措施。他陪同军长郝梦龄亲临前线视察阵地，指导士兵构筑工事，晓以官兵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鼓励士兵奋勇杀敌，忠心报国。
刘家祺率第54师坚守南怀化高地中央主阵地，敌之攻势首当其冲，敌我双方展开激烈血战。密集的日军步兵冲锋集团，在稠密的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向我阵地发起了一次次波浪式冲锋。刘家祺指挥沉着应战，在敌机，大炮轰炸时，指挥部队躲入掩蔽部，炮火一停，马上冲入阵地，用步兵武器狠击日军。双方多次展开白刃肉搏，近距离互掷手榴弹，战况惨烈，实属罕见。
10月12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突破，双方步、炮主力在忻口西北和南怀化东北高地展开激烈争夺战。刘家祺亲自指挥部队反复冲锋，多次拉锯，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几易其手，我军每日伤亡多达千人。我军将士虽奋勇杀敌，无奈装备差距过大，虽付出重大伤亡，仍无力恢复原阵地。前敌指挥部为恢复阵地，调集大批援军，准备于16日晨发动总攻，一举夺回南怀化高地。
16日凌晨，中国反攻大军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在担任反攻指挥任务的郝梦龄亲临一线，指挥部队前进，连克数个山头之际，刘家祺同时指挥左翼5旅前进，后又随郝军长到前线督战。到5时，天已微明，郝梦龄恐怕天明后我新阵地受敌炮火威胁，不能巩固，决定乘胜直追，迅即歼灭残敌。于是穷追猛打，深入敌阵，敌军无力抵抗，只得以机枪、手榴弹掩护后退。是时，刘家祺紧随郝梦龄身边，二位将军身先士卒，已临火线之前，距敌不过200余米。在通过一段隘路时，遭敌机枪与掷弹筒袭击，两将军均身中数弹。待特务连士兵将二将军救护出阵地时，都已壮烈牺牲。两位多年并肩战斗的同窗战友，一起牺牲在抗敌保国的战斗前线，刘家祺时年43岁。
事发之后，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于10月20日由忻口打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铣日攻击南怀化之役，我第9军军长郝梦龄、54师师长刘家祺、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均身先士卒，肉搏殉国。当弥留之时，仍大呼所属杀敌而逝。似此忠勇，足式群伦，拟请钧座优以议恤，赐以国葬公祀并追赠郝梦龄为陆军上将，刘家祺、郑廷珍为陆军中将，用表忠烈而励来兹。
崇高伟大的模范
郝梦龄军长和刘家祺师长等阵亡的消息，很快由中央社传播到全国各地。10月24日，两位将军的灵柩运抵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当日发表祭文：“娇娇郝君，一军独领，身先士卒，纵横驰骋。神皋禹甸，寸土寸金，有寇无我，人同此心。仗兹精诚，虏入吾掌，一尊妥殓，尚其来享。”
汉口《大公报》报道说：民国以来，军长之因督战，而在沙场殉职者，实以郝将军为第一人。
1938年3月12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演说，高度评价了郝梦龄、刘家祺等为国捐躯的爱国将领。
毛泽东主席说：“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姜玉贞……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民族绝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郝梦龄将军等数十万人就为着这个牺牲了。……最后胜利谁能说不是中国的？郝梦龄将军等的热血谁能说是白流的？日本强盗之被赶出中国谁能说不是必然的？”
11月15日，武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之后，郝、刘两将军灵柩以国葬仪式安葬在武昌卓刀泉山麓。12月26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授郝梦龄为陆军上将，刘家祺为陆军中将。遗属均从优抚恤。
为纪念烈士的功勋，当年汉口市政府将原日租界的南小路改名为刘家祺路。
据《晋绥日报》记载，在当年刘家祺追悼会上，刘夫人严希曜祭读了自己撰写的《祭祷亡夫》：
“铮君灵席，温温其貌，奕奕其神，……遥传噩电，犹翼非真，遗像在座，笑容可亲，如闻馨玉，欲共咨询，十问莫答，一死莫伸，食不启口，饮不到唇，帏共泣，雪泪沾巾，呜呼已矣，抱痛无限。”字字句句，如泣如诉。
1979年6月，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姜玉贞将军为革命烈士。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郝梦龄为革命烈士。武汉人民政府重修了将军墓，并将汉口吉林路复名为“郝梦龄路”。
2005年，忻口战役纪念墙在忻口村外高地耸起。
2014年，为永远铭记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诸烈士名录其中。
武士敏沁水殉国
秦海轩靳虎松
武士敏1892年出生于河北省怀安县柴沟堡镇。早期的武士敏，是一个有理想、有见识、有胆略，献身民主革命的热血青年。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当时山西五台人郭宗道，因为反袁被逮捕，武仗义疏财，四处奔走营救。郭宗道获释后，武士敏便随同郭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护国讨袁活动。1918年，武士敏随续桐溪（西峰）赴陕西参加靖国军，结识了于右任、胡景翼、杨虎城等人。
1924年，冯玉祥组织国民军起义，他受命联络胡景翼、孙岳等部。起义成功后，胡景翼请他出任河南省警察厅长，他婉言谢绝。武士敏不为名利所动，耗尽家资，又奔走于绥远、察哈尔一带，组织流散各部，在保定组成国民第2军骑兵支队，从此，他置身于军旅之中，转战直、鲁、豫。1925年，国民军分攻冀、鲁，武士敏出兵沧州，截断津浦路，有力地配合国民军攻取了天津。翌年，国民军受挫，他和共产党人南汉宸等，赴苏联学习考察。
1927年，武士敏从莫斯科回国，应杨虎城之邀，到西北军先后任第1师第2旅旅长、第71师第211旅旅长、第42师第124旅旅长兼任潼关警备司令。西安事变后晋升为第169师师长。
卢沟桥事变后，武士敏怀着报效国家的决心，率部出陕西，过黄河，开赴山西、河北，直奔徐水、满城、井陉、平山、石家庄、娘子关前线，与敌人展开激战，阻击日军南进西犯。嗣后，他协同八路军第129师，先后在正太路沿线七亘村、黄崖底、广阳坡等地，打了一系列伏击战，重创日军，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同年11月，战事急转直下，太原、安阳相继陷落，国民党大批军队争先向西向南撤退，以保存自己的实力，而武士敏则积极配合八路军，率部与敌人周旋于太行山、太岳山上。
1938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分别就任东路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后，统一领导在太行山坚持抗日战争的各部队。根据战事发展和军队中存在的问题，朱总、彭总及早召开了各部将领会议。与会各部队将领深感在第一期抗战中，由于指挥不统一，军事上招致重大失利。会上，武士敏结合自己的体会，认识到在全民族的抗战中，打破门户之见，互相配合，顾全大局，协同作战等，对于取得战争胜利有着重要意义。此后，在粉碎敌人“九路围攻”“八次包剿”的战斗中，他屡建战功。1939年底，爆发“十二月事变”，反共摩擦升级为武装冲突，晋绥军与八路军、决死队武力相向。武士敏则始终如一地与八路军保持了友谊和合作，常常在官兵中宣讲“抗日高于一切，坚持抗战到底”的道理，模范地执行了真诚团结、抗战到底的正确方针。
武士敏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军人。他平易近人，廉洁守法，对自己要求很严，身为高级将领而不带家眷，这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是非常少见的。他严于治军，他重视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尤其是不允许部下官兵有打骂老百姓的行为。一次有个班长去武乡涌泉采买粮食，因为运输缓慢而毒打村长。他知道后，立即制裁了那个班长。为了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他分批派出自己的部属几十人，到八路军的部队里，学习战时政治工作，民运工作、敌军工作、游击战术等，特别注意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具体实施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38年4月，日军调集3万多兵力，分九路合击，妄图一举摧毁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紧急关头，武士敏率部扼守要隘子洪口。当由太谷出发，沿白晋路进犯太行山根据地的日军第109师团到达盘陀、东西团铺附近时，所部全体将士，英勇出击，奋力拼杀，阻敌于东西团城铺以北地区，使日军不能再前进一步。经数昼夜激战，捣毁敌军军车10余辆，击毙日军一名联队长，歼敌数百人，迫使日军弃尸溃逃，很久不能再犯。
1939年7月，敌人再次集结第109师团独立第9旅团为主力，向驻防太岳区的武士敏第169师合击。武上敏于沁源天神山设伏，当日军进入伏击圈时，突然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与敌人血战数日，终将敌人击溃。战斗结束后，武士敏由第169师师长晋升为第98军军长。以后，武部驻防于中条山沁水县东峪、西峪一带。
1941年5月，日军集结10万兵力，发动中条山会战。其时，驻防中条山的国民党部队20多万，由于无作战准备，战时庞大的后勤机关又不易疏散，部队无法展开，损失惨重。中条山会战结果，国民党军队2万多人投降，45000人被俘，万余人牺牲，其余10多万军队则撤至黄河以南。武士敏将军率领第98军，在八路军太岳部队掩护下，撤到了太岳山南段沁河以东地区，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决死队密切配合，开辟了岳南抗日根据地。
岳南根据地东之白晋线，西之同蒲线，南之曲（沃）高（平）公路，北之临（汾）屯（留）公路，均为日军所据。这样，岳南根据地就如同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它的存在，不仅直接威胁日军在晋东南和晋西南两大据点长治、临汾，而且也给晋南三角地带日军以威胁。因此，华北日军阴谋策划，一举歼灭这里的抗日力量。当时，守卫在岳南根据地的抗日力量有三部分，一是周希汉、聂真率领的由第17团、第18团、第58团组成的南进支队，二是决死1纵队一部、八路军第212旅及其他部队，三是武士敏所部国民党第98军。防区，按1941年7月25日“桑曲会议”协定：临（汾）屯（留）公路南，以沁河为界，沁河以东为第98军防务，沁河以西为太岳区防务。
9月初，日军在晋城召开军事会议，制定沁河战役计划，拟于9月20日至10月20日，分五步向岳南根据地进犯，其原则，一是歼灭沁源马壁村附近沁河河畔的八路军；二是诱降国民党中央军，使其归顺或保持中立，必要时将其消灭。
9月20日，日军按计划，调动驻长治的第36师团（师团长井关仞中将、参谋长今村新太郎大佐）、驻临汾的第41师团（师团长清水规矩中将、参谋长田岛彦太郎大佐）、独立混成第16旅团及独立混成第4、第9旅团各一部，约2万余人，向预定地点集结待命。
9月22日，日军出动8000余兵力，首先扫荡沁河以西八路军、决死队防地浮山、翼城、隆化、沁水、四十里铺、府城、良马、鲍店、草峪地一带，以九路27股梳形队形，连夜直扑冀氏、马璧、西范村，妄图一举歼灭驻扎在此地的八路军第386旅和决死1纵队一部。八路军、决死队早有准备，当即转移村外，占领高地，与日军展开了包围反包围战斗。23日黄昏，八路军、决死队主力突出重围，转移到外围作战。经过两天战斗，日军伤亡400余人，消耗大批弹药，一无所获，围歼计划破产。
在围歼八路军主力的同时，日军对武士敏所部第98军发起了政治攻势。日军第1军命令第36师团诱降第98军，挑拨武士敏和八路军的关系。他们宣扬：“日军不打中央军，专打八路军！”还叫喊：“请98军与皇军协力消灭共产党。”他们的诱降遭到武士敏将军的坚决拒绝。
9月25日，日军向沁河河东一带的郑庄、端氏、寺庄、马村、长子等据点增兵，在对第98军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继续进行政治诱降。他们多次派飞机向第98军驻地撒传单，要求第98军：第一，不配合共产党作战；第二，投降；第三，协同日军消灭八路军。条件是：将陵川、晋城、高平三县划给第98军，委任武士敏为“白晋线自卫军总司令”。并发出通牒，限26日前答复。否则，即行消灭。武士敏将军不为利诱所动，不惧恐吓，痛斥日军：“这是侮辱我武士敏！”“要投降，就不在敌后坚持抗战四年！咱们是吃饭长大的，不是吓大的！”随即下令：“严禁看阅日军传单，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并派出联络员向八路军、决死队表示，愿共同作战，与日军拼杀到底。同时，派部队一举捣毁了长子石哲日伪警备队，以表示他坚决抗日、誓不投降的决心。武士敏的一系列行动，激怒了日军。日军采取各个击破战术，一面对第98军师以上军官进行诱降；一面调动重兵追歼八路军。27日，日军从马璧、端氏、云首向古堆村合击，该村八路军主力已于26日夜突围北区，日军扑空。
先后两次围歼八路军失败，日军恼羞成怒。28日，日军陈兵沁河两岸临屯公路，封锁沁河，妄图把八路军缩挤到河东地区，聚而歼灭。八路军第386旅指挥员识破日军诡计，立即派人通知武士敏将军迅速突围，并留一营兵力对其掩护。大部队于当天夜里突破日军封锁线，秘密而迅速地向西转移。这时，马璧、郎寨两股日军同时东进，敌我两军交错穿行，双方相距不过三五里，形势非常危险。按照预定计划，八路军、决死队跳出日军包围圈，实行了安全转移。
当晚，武士敏率领的第98军未来得及突围，成为孤军。第98军原是冯钦哉旧部，其中不乏土匪恶棍，一旦打散了难以集中。加之四年多艰苦抗战，部队损耗太大，因为非蒋介石嫡系部队，一直得不到补充，两万余人的部队只剩下七八千人，势单力薄，面对强敌，如何取胜？踌躇之间，陷入日军重围之中。
日军围歼八路军、决死队计划彻底破产，气急败坏，将全部仇恨一股脑儿洒向第98军。29日拂晓，日军从冀氏、南北孔滩、卫寨、郎寨、马璧、王壁、郑庄、端氏、马村、张店、寺庄、鲍店、丰仪、良马以及高平、长子等地，调集井关、三浦、葛目、久野村、高木、近藤、清水、奈良、奥村、江口、酒井等精锐部队3万兵力，在18架飞机配合下，从四面八方朝第98军驻地东西峪疯狂扑来。
面对强敌，武士敏下令向西突围，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虽竭力冲杀，但仍难以突围。日军包围圈越缩越小，已把第98军压挤到以东西峪为中心、直径不足16公里的范围内，身陷绝境，形势非常危险。
“拼到底！”第98军数千健儿，在武士敏将军的果敢指挥下，于东西峪之间的山梁下，筑起一座血肉堡垒。大家冒着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拼死冲杀，浴血奋战。这天，战局急剧恶化，第98军军部被击毁，指挥系统被打散，全军陷入混乱状态。傍晚，日军暂停进攻，武士敏将军迅速指挥剩余部队向东突围，占领了东峪与十里之间的马头山高地。这里是一座面积不大的小山头，日军飞机和炮弹不可阻挡地倾泻下来，武士敏将军中弹负伤，身边的战士们也纷纷倒下。据日本防卫厅资料记载，沁河战役，日军俘虏第98军官兵3007人、遗尸1348具，其余逃亡。第169师师长王明清重伤，下落不明；第42师师长郭景唐临阵脱逃，只身渡河潜回河南，后被军事法庭处决。武士敏负伤后欲自戕成仁，被随行的侄儿、第169师第1010团第3营少校营长武兆元拦住。在背着他从七树沟逃出时，途中再被弹片击中，子弹从右耳穿颔而过，致受重伤，落入敌手。日军将他掳至长治，10月1日壮烈殉国，被埋在长治城南角一片荒野中，时年49岁。
武将军殉国的消息传开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他召开了追悼大会，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并在他牺牲的地方——沁水县东西峪、端氏一带建立士敏县以表纪念。
1985年，曾在太岳山区与武士敏将军一起战斗过的薄一波著文缅怀武士敏将军，文中写道：“在几十年的斗争中，他始终不避艰险，模范地实践了国共两党的团结与合作，分享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赢得的北伐战争胜利的喜悦，经受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严酷考验，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武士敏将军是我们党的忠实朋友，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华侨抗日女英雄李林
王宝国
李林，女，福建省漳州市龙溪县（今龙海市）人，学名李秀若，印尼归侨，1915年11月15日出生。1937年9月，二出雁门关抵平鲁参加前线抗日。先后担任国共合作晋绥边抗日组织宣传委员、雁北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长、八路军第120师雁北独立支队骑兵营教导员、晋西北行署委员兼晋绥第11专署秘书主任等职。
1940年4月26日，李林为掩护部队，主动承担吸引敌火力而在抗日战场上壮烈牺牲。此前，第120师师长贺龙曾称她为“我们的女英雄”！
1938，李林威震晋绥
“李教导员马脊马腹翻身上下，双手打枪”；“李委员两腿摊了文件，双手写字”；“大学生李林懂兵书，会外文，上马疆场，下马讲堂”……从昔日的晋绥到今天的晋北、蒙南，李林的民间印象一直如此流传。
1915年12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李林是福建省漳州塔口庵前的一个弃婴；第3年春，李林经过一场天花，带着一张小疤脸儿随养母远渡南洋，来到印尼，就读养父创办的中华学校，学名李秀若。华侨教师方寅老师在讲世界地理课时，在世界地图下翻出一张中国地图：“同学们！这就是我们的祖国……”正讲着，驻校荷兰官员破门而入，斥责教师讲中国已属违令：“你们的国家已经一败涂地了！你们是东亚病夫，劣等民族；只有我们高贵的荷兰人才配做世界的主人！”
这些话语成为李秀若终身的心病，她恨不得用尽自己的浑身力气能使祖国的脸面翻个个儿过来。
1929年冬，15岁（虚岁）的李秀若高小毕业回国。1930年秋，以华侨子弟的身份考入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陈嘉庚思想的熏陶成为她爱国精神的第二层阶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秀若积极参加抗战救亡活动，曾捐献银圆1元。并先后在学校各类组织中担任职务，包括抗日义勇队员联合演习的分队长，从而名播集美。集美毕业后因仰慕长眠于西子湖畔的民族英雄岳飞和女革命家秋瑾，李秀若与同窗好友刘銮英选择了到杭州女中读高中。但为了寻找抗日路径，又于次年春转学到上海爱国女中。
在上海爱国女中的课堂上，李秀若立下了她的抗日誓言。那天，作文课之前，是绘画课。同学们的绘画本刚刚展开，突然一阵日军演习的枪炮声把教室墙泥震落下来，同学们纷纷抱头惊叫，顿时没了作画的兴致。李秀若则联想到苏联电影《夏伯阳》，把爱国女中的教室当作了她“平倭寇”的战场，在作文中写下“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名句，作文老师李天行为此打出了105分的高分。
1936年7月，李秀若改名李林，北上北平寻找抗日道路，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奠定了基础的山西太原。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机关工作的李林，经反复要求，于7月20日，以牺盟会大同中心区领导成员之一和中共雁北工委领导成员之一的双重身份，奔赴前线的前线——古城大同。大同在抗日前夕即已汉奸如云，李林和她的伙伴们经过了一段激烈的争夺人心的斗争，最终不得不于日军占领大同前一日，9月11日退出大同，怀着丧失抗日机会的痛苦，与一行人南退至雁门关内的阳明堡。
在阳明堡，他们遇到受牺盟会和中共山西工委共同派遣到雁北敌后开展工作的赵仲池一行。李林强烈要求随队北上，赵仲池则认为：“你是女同志，应当南下，不得随队。”李林哪里肯放过这次机会！她和赵仲池等反复商榷，最终获准同行，重出雁门关，到达平鲁县（今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
1937年9月20日上午，李林一行人进入平鲁县城。在平鲁，他们组成了戴着牺盟会帽子的组织机构，同时组建中共晋绥边特委，也称雁北特委。李林一身兼任两个机构的宣传委员。
大同日军逼近平鲁，组织决定全体西下偏关。偏关俗称偏头关，乃内长城西梢头最末一关。在偏关，李林受命担任晋绥边宣传委员和干训班教员。但她心怀军事抗日之理想，时时想着真刀真枪地与日军厮杀。
早在9月中旬撤出大同之前，她就特意留心，做了军事准备，组织起一支120多人的农民队伍，称之为“大同农民抗日自卫队”。9月12日，李林等一行人带领队伍出大同，至怀仁，在日军飞机轰炸中，训练尚未成熟的队伍跑散了。这是李林军事生涯的初始，虽然失败了，却磨炼了她的坚强意志。
在偏关，晋绥边宣传委员和干训班教员李林又组建起一支216人的雁北游击司令部偏关抗日游击支队，自任政治主任（民间惯称李政委），负责领导和训练。她通过开展肃匪保民的活动，获得了枪弹，把队伍扩展成了晋绥地区的一支模范支队。练兵过程中，李林学会了骑马，还将刘华香将军送她的无人敢碰的烈马菊花青驯服为她的坐骑。
在1938年2月至7月的半年间，李林转战长城内外，几仗打下来，打成了威震晋绥的抗日英雄。
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伪政府主席兼政务院长蒙奸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的势力与大同敌军后宫师团进犯偏关县，李林率部转移至邻近平鲁的老营城，与敌打起遭遇战，李林冲在最前面，一颗冒烟的手榴弹突然落在她的马前。千钧一发之际，只见她翻身下马，毫不犹豫地拾起手榴弹向敌阵回扔过去。瞬间完成一个生死攸关的系列动作，身后的战士得到了保护。
不久，年方23岁的李林被任命为晋绥边区第8游击支队队长，并兼政治主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华侨出身的女游击队长。
4月23日，从平鲁出发进入右玉县境，发现威远堡村外有敌屯藏军火的小据点，李林率部突袭，夺取了枪支弹药。至绥远天成村，发现敌伪马队，即发起攻击，斩敌26人，夺马87匹，队伍由此变成一支新生的骑兵部队。
这支半路新生的骑兵部队，锐不可当。出天成，他们绕岱海东边北进40里打麦胡图，再西南转120里击厂汉营，又接连成功袭击了两个较大的敌据点，每战都如神兵天降，勇猛迅捷。与此同时，他们还一路不停地查恶霸、杀汉奸，斩断了地方汉奸网。军事取胜，同时获得系列效应——大造抗日的社会氛围，安定抗日的社会秩序，配合了晋绥边区开辟绥南根据地的战略行动。
1938年5月中旬，李林驰骋晋绥初战告捷之际，中共晋绥边特委决定，成长起来的雁北第5、第7、第8游击支队合编为雁北独立支队，由晋绥边地方领导。一个月后，又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6支队，一名之易，部队作为正规军，改属军地双重领导。因李林将原第8支队建成骑兵部队，故而独立第6支队3个营中有一个骑兵营，辖4个连，每连有机枪两挺。
按照当时的惯例，部队的组建者将队伍上交后，留在地方继续组兵，不得随队。李林因业绩突出，经反复争取，赵仲池“嘉许其壮志”，获任骑兵营教导员。
7月上旬，李林率骑兵营二次北上。由右玉的杨家山到绥南的二十边村共140里，他们一夜急行军，乘夜穿过鬼火沟，突破封锁线，把工作团安全送到二十边村。之后，马不停蹄东进200多里到丰镇县一带打袭击战，拔掉大同长流水敌据点。大同是华北煤电重镇，日本满铁公司早已占领了大同城西的四老沟煤矿。为了保卫四老沟，并进而采掘附近的挖金湾矿，日军一占大同即在大同之西、左云之东的战略要地长流水村设了120多人、两挺重机枪的大据点。李林突袭而来，毙敌90余人，一夜之间就拔掉了这颗硬钉子。队伍满载而归后，又立刻北移至丰镇如法炮制。后来，日军虽然重建了该据点，但从此不敢扰民，开挖金湾矿的计划也就此打消。
就这样，1938年，李林率部纵横驰骋于雁北察南长城内外，在完成预定作战任务的同时，英勇出击，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士气，成长为威震晋绥的女英雄。
晋绥调动与秋林会议
1938年春夏，女游击队长李林威震晋绥，在敌友我三方掀起巨澜。日军呼其为“顽皮女太君”，悬赏5000元大洋；第二战区长官部首脑阎锡山密切关注，并提出调她到长官部工作；中共晋西北党委则一再要调她到后方。1938年7月下旬，李林奉调到晋绥地方工作。
当年的李秀若在上海爱国女中就读时就受到中共地下组织的关注和引导。她的直接联系人是领导沪上学生运动的四位中共党员陈处泰、李凡夫、胡乔木、陈延庆。他们介绍她加入地下组织社联（社会科学者联盟），被她拒绝了。她想象中的进步组织，是带领人们对侵略者直接斗争。而社联，顾名思义，不是一群理论界的饱学之士著书立说的所在么？自己作为一个中学生“伙入其间，可算什么？”她对好友贾唯英说：“我不是‘者’”。
不是“者”的李秀若，其目光与精力正在投注于平民身上。眼望着这些挣扎在生死线上，也挣扎在懦弱的人格底线上的同胞们，贫穷夺去了同胞们的文化权，也就夺走了他们的思考权，他们的精神是萎缩的……这，不正是我们遭受外侮的根源吗？她认为，只有觉醒了的民众才知道什么是民族气节，才将是抗日的力量，才配做国家的主人……
1935年秋季开学后，爱国女中学生会干事竞选时，李秀若与贾唯英、方铭当选学生会干事。她要凭借此一平台干一番事业。此前，母亲陈茶病逝，她把母亲留给她的1200元光洋和约一斤重的黄金首饰带到学校，效仿陈嘉庚兴办集美学校的做法，在爱国女中开办了晏阳初平民夜校。这一举动得到广泛的支持与合作。她们招生不分男女，专招穷人免费读书。李秀若在上海晏阳初平民学会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终于招到30人以上的学生，成功地举办了一个学期。
一个激进的时代，动员民众和改造民众，孰为目的，孰为工具？一介书生李秀若的平民实践，实在是一段别有昭示意义的平民实验——平民，不只可以、也不仅仅是调动和利用。
有了在上海的实践，1938年由战场转到地方，李林大量解救受剥削、受压迫的妇女，培养了一大批女兵或女干部，人称“李林带出了一支童养媳队伍”。在她殉国后，中共《新西北报》发表社论称其是晋绥边区人民“最亲热的保姆”和“光明的灯塔”。
李林在晋绥地方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干部，她先后主持训练了260余名边区干部。她的另外一个职务是管军事的宣传委员。李林被分配到地方后，把上级安排给晋绥边的一个政卫排，再练兵、再夺马、再扩军，3个月时间发展为一支包括一个骑兵排、拥有120人之众的边委政卫连。她率领这支小部队，除配合地方工作的日常性袭扰战之外，打了“奇袭岱岳”的著名一战，也打了“东平太突围”之最后一战。
1939年3月25日，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集“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史称“秋林会议”，李林特邀与会。会议提出“五统一”方案，也就是将国共合作建立的新军的指挥、管理权归并到统一的晋绥军体制中来。这是针对合作者中共方面的举措，中共指其为摩擦。在薄一波、续范亭及纪雨秀等中共方面重量级人物展开斗争的同时，李林以其亲身经历在会上发言，据理力争。
秋林会议结束后，阎锡山在官庄村住所接见了李林。接见之后，山西官方的《牺牲救国》报和《阵中日报》分别推出女英雄李林专版。李林的影响扩展到了整个山西军政界以及文艺界，甚至全国。
1940，李林的最后一战
1939年2月，秋林会议之前一个月，毛泽东对晋绥边委组织部长郑林着重强调：“必须加强我党对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年底，山西发生“十二月事变”和“反顽固”斗争，山西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危险，统一战线性质的牺盟会宣告终结。严酷的政治形势下，1940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李林先后被选为晋西北第11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秘书主任和晋西北行署委员。
在抗战最艰苦的1940年年关前后，“反顽”斗争取得胜利，同时根据地也陷入维持政权的艰难之中。随后，日军对晋绥根据地接连发起第八、第九两次大“围剿”，先后造成晋绥边妇救会秘书李桂芳等牺牲的“张崖沟事件”和李林殉国的“东平太事件”。
1940年4月25日，日伪出兵12000人将晋绥边区洪涛山铁桶般包围，李林出山参加实施第九次反“围剿”之战。按照突围部署，包括300人的步2营、120人的政卫连、580余人的团体机关人员非战斗队伍在内的千人大队由平鲁东南部的乱道沟村出发，向西北部平鲁县城方向转移。途中，日军炮声一响，前部的步2营突围而出，700人的后续部队陷入重围。从延安毛泽东身边派来的边委军事部长姜胜接受李林建议，安排政卫连的骑兵排向东出击吸引敌之火力，以掩护其余人马向西突围。而这一险难的任务的执行者，也是李林。李林说：“我来吧！这个部队我熟悉！”
李林在马上挥动驳壳枪，发布命令：“我们的行动是要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同志们突围！我们平日里不是常讲不怕牺牲么？现在到了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记住了，打到最后关头，谁也不能当俘虏！”言毕，李林一马当先，驰返东大沟，杀声震天，一场36骑人马对12000之众日军的惨烈战斗开始了。
李林带队向敌火力的中心冲锋，日军赶忙将火力集中到狭长的东大沟。一时间，以小钢炮、机枪为固定封锁火力，以步枪为移动穿插火力的强大火网漫布于前后三山两河之间，震天动地的枪炮声似乎要摧毁巍巍群山。李林连眼都不眨，左右两支枪的子弹都打光了，她就投一个手榴弹，趁着手榴弹爆炸时机换梭子再打。
在敌人包围到里外四层，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李林一抖双缰，双脚站在了脚蹬上，高姿势猛烈还击。七八位骑兵兄弟倒下了，敌阵最前面两挺机枪的火力封锁住前进之路。李林用手势按下部队，隐身马腹之下观察了地形和路径，单马独骑飞跃而出，猛然出现在敌背后，从马腹之下钻出身来，一手一枪，敌两挺机枪顿时哑了。李林高喊一声，片刻之间，率所余骑兵全力冲杀，冲出了敌人第二层包围圈，静静地站立在战阵之外的西短川村岔道口，700人的队伍突围得救。
掩护任务已经完成，安全脱身近在眼前。但是，李林担心姜胜和机关人员尚未全部撤出，她毅然马头西掉，带着所余的十几名骑兵更猛烈地向西边山上冲杀而回。
又是一场激烈战斗，又有3名战士倒下。警卫员王海林的战马中弹倒地，李林解下随身文件包塞进附近的岩石缝，叮嘱王海林：“记住这个地方，队伍回来了，把文件交给专署。”王海林闻言，哭了。李林掩埋了文件包，从衣袋里取出自己从集美珍藏至今的一支钢笔，递给王海林，拍着他的肩膀轻声说：“做个纪念吧！”
等完全听不到西山梁的枪声时，李林回身招呼战士准备东转突围。这时，她的战马菊花青被敌手榴弹炸伤嘴骨，骤然倒地。已多处受伤的李林因双枪射击掩护战士而滚落马下。她命令所余战士突围而出，自己孤身一人战至最后，把最后一粒子弹射入自己的颌下，英勇地倒在抗日的战场上。
三位辛亥老人的抗战生涯
萧石
这里说的三位老人，都是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早年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抗战开始都已届花甲之年。看到国土沦丧，山河凋敝，生灵涂炭，他们或居于沦陷区，或流寓大后方，境遇不一，而同仇敌忾，不约而同举起了抗日的旗帜，投入全民抗战、救亡图存的洪流中，谱写了一曲曲中华民族的正气之歌。
他们是：安邑景定成，芮城景耀月，河津严慎修。
景定成建军抗日
景定成（1882—1961），字梅九，山西安邑人。早年赴日留学，1906年加入同盟会，长期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族革命。是著名的报人、社会活动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正在家乡养病的景定成应邀到运城二师等处演讲，痛斥不抵抗主义，呼吁抗日救亡。1934年，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三周年，景定成撰写了《九一八之愤耻》一文。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由南汉宸陪同访晤景定成，景积极赞同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力主成立西安国民党临时党部，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并参加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帮助下，景定成第四次重振《国风日报》，呼吁抗日御侮，救亡图存，并与河东等地进步报刊互通信息，广为宣传发动。当时陕北革命根据地缺少书报，信息资料匮乏，他和西安几位民主人士，收集购买了大批书刊报纸，雇用了五辆马车送往延安。毛泽东见到这批书刊十分高兴，指示西安地下党组织加强与景的联系，每月要同“八大家”（即以景为首的西安八位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见一次面。
1938年春，日军铁蹄蹂躏河东，难民大批涌入西安。眼看着河东故土沦丧，景定成全力支持爱国志士姚建新组建武装，返回家乡举旗抗日。建立抗日武装，一需人员，二需款项，三需枪支。景利用自己在西安的影响进行动员，身边很快聚集了一批爱国热血青年，成为骨干力量。姚建新将自家的化工厂变卖作为经费；景定成也积极为之筹划，带动在陕的河东商家、同乡、亲友慷慨解囊，捐助了一大笔义款。然后由景出面通过潼关河防军，购得机枪、步枪200多支，子弹10万余发。
1938年2月，以姚建新为司令的“河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正式成立，开赴河东前线，景定成又将侄儿景崇道送入这支抗日武装部队，担任了队长。在此期间，景又在《国风日报》上为其大造声势，作舆论鼓动。姚建新凭借自己丰富的军事知识和实战经验，连战连捷，还抓获了日伪平陆、虞乡县长，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游击队也很快发展到千余人。后姚建新不幸壮烈牺牲，景又在《国风日报》发表社论寄以深切悼念。
永济县爱国志士杨振邦，在雪花山组建游击队，抗击日军。他们击毙敌酋，铲除汉奸，破坏交通线，袭击敌机场，使敌伪闻风丧胆。景定成一次又一次地在《国风日报》上以整版篇幅予以详尽报道，杨部名声由此大震，也极大地鼓舞了晋陕豫民众抗日热情。
同时，《国风日报》还派出记者走访河东难民，深入河东沦陷区采访，深刻揭露日军烧杀掳掠、制造惨案、奴役我同胞的罪行，并为劣迹昭著的汉奸开列“账单”，警告他们“恶有恶报”。这些都对敌伪势力起到了震慑作用。
抗战期间，景定成身边不少青年奔赴延安，参加抗日。其孙景克宁亦在共产党员帮助下，与另外一位同志准备潜赴延安，后事泄遭国民党当局逮捕。景定成亲自出面营救，方才获释。
景定成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日，几次在西安欢迎朱德、彭德怀、林伯渠等八路军领导人，一起座谈，并有诗作酬答在《国风日报》上发表。因此受到当局嫉恨，他们下令停刊《国风日报》以作惩罚。国事之忧愤，工作之辛劳，损害了景定成的健康，致其一度偏瘫，行动不便。
景耀月坚拒伪职
景耀月（1882—1944），字秋陆，号太昭，芮城县陌南镇人。1905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代笔起草大总统就职演说词，轰动一时。后历任大总统府参议、教育部次长等要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景耀月伏案痛哭，三日卧床不食。早年间，他主编《民吁日报》遭清廷查封，郑孝胥曾送信使他躲过一劫，因此二人私交甚厚。此时闻知郑投靠日本人，就任伪满洲国“总理”，他立即写信斥责郑孝胥“背叛祖国，甘效吴三桂、洪承畴认贼作父”，并与之绝交。1935年，下野多年的吴佩孚，受日本人的怂恿，准备出山筹备“华北五省自治”。他得知后，又登门对吴进行劝阻：“在民族危亡大事上，万莫步石敬瑭、张邦昌后尘，做千古罪人，为万世唾骂！”后吴佩孚醒悟，日本阴谋未能得逞。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他立即致函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又写信给毛泽东和朱德说：“必使蒋停内战，息党争，顾大局，团结御辱，救亡图存”，应“避免内战，万勿予敌可乘之机”。毛泽东写信邀他赴陕北访问，他因肾病正住院治疗未能成行，但与来人相约，俟病情稍愈，即应约前往。为此他还写有诗句“客心属陕使，惆怅意千里”，表达遗憾之情。
“七七事变”后，景耀月因病及家室之累滞留于沦陷了的北平。日伪政府想利用他的名望为其装点门面，一次又一次的进行胁迫利诱。先是要他出面主持“华北教育总署”的工作，他以“我是文人，无心政治”为由予以拒绝。后为了迫其就范，强行在报纸上发表了“景耀月就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消息。他看到大怒，立即登报严正声明：对此本人“事先不知，我今年老体衰，百病缠身，实难胜任”。虽然他明知一再拒绝，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自己处境十分险恶，但从无悔意。他常说：“我不能为文文山（文天祥），亦当效史可法！现在是民族危亡之秋，未可丝毫苟且！”还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苏武乃是我师！”就这样，在与日伪的对峙中，景耀月处境越来越凶险艰难，生活困顿，无钱治病，食糠咽菜，晚境异常凄凉。日伪人员多次搜查他的住所，甚至撕毁他的藏书，对他进行辱骂。他的两个儿子均被以“反日”的罪名关押在宪兵队严刑逼问。但他从不屈服，仍然暗中支持抗日救亡活动。
1944年初，日伪为置景于死地，以治病为名，把他送入北平同仁医院，谎称他患有膀胱瘤需动大手术。然而切开膀胱后却不予缝合，造成血尿及严重感染。一代辛亥革命元老，就这样痛苦呻吟于病榻，每日出血盈盆，终被迫害致死。临终前，景耀月叮嘱家人：坚决拒绝日本人为其治丧；“就是把家里一切卖光，去要饭、饿死，也不准给日本人做事！”
景耀月逝世后，重庆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延安《新华日报》发布了“景耀月先生逝世”的消息。
严慎修面斥敌伪
严慎修（1878—1945），字敬斋，万荣县（原属河津县）里望乡上井村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曾任河东兴业钱局总经理，山西省议会副议长、山西商业专门学校校长等职。后脱离阎政权，决心教育救国，在晋祠购买土地，创办学校、图书馆、消费合作社、医疗所等，当地群众曾赠以“广施德政”牌匾。20世纪30年代，又同梁漱溟、晏阳初一起推行乡村自治建设运动，在河北正定、山东邹县创办乡村书店，成立平民教育会。又到上海开设乡村书社，以实现其从农村基层改变国民素质的夙愿。
1937年，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严慎修返回了家乡。他在村里开办夜校，向村民大力宣扬民族气节，进行抗敌御侮的教育。他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外就读的河津籍学生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来上井村为前线士兵募捐寒衣，他首先慷慨解囊，村民群起仿效，使募捐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1938年初，河津沦陷，日伪军烧杀掳掠，土匪敲诈勒索，老百姓生活在水火之中。严慎修召集各村乡绅耆宿，倡议组织武装自卫，抗日御寇，保境安民。最终由他主持把西庙埝四社八村赛会的官款，全部用来买了枪械，成立了汾南“八村联防自卫队”，由曾在杨虎城部任连长的赵栋任队长。
是年3月16日，自卫队集中检阅，与日军在里望遭遇，发生枪战。因敌我实力悬殊，不幸战败，赵栋被日军残忍杀害。日伪军一部冲入上井村严家，严慎修稳坐不动，指着伪军骂道：“你们为日本人当狗，是民族的败类！”日军把他架出门外，要把他推进熊熊燃烧的火坑中。他一边挣脱，一边用日语痛骂敌人。日军见他会说流利的日语，遂不敢加害，并到河津县城向联队长小林进行汇报。
几天后，敌酋小林以上井村有抗日武装为由，下令要全村交出全部枪支弹药，否则要血洗上井。村民们闻之人心惶惶，不少人准备弃家外逃。此时，严慎修不顾个人安危，单枪匹马只身去河津县城面见敌酋，用日语同日军联队长小林辩论。他神情自若，不卑不亢，谴责日军不该侵我中华，屠杀无辜。指出当下战乱不休，老百姓为了活命而购枪自卫，没有什么不对，应该得到同情，不应指责。
交谈中，小林知道严慎修是早稻田大学的校友，遂假作客气地说：“血洗上井纯属谣传，先生不该听信。欢迎协助皇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严慎修的河津之行，使上井村免遭血洗之灾，附近各乡也少受日军骚扰之苦。不久，日军派人请严慎修出来主持维持会，严则予以拒绝。此次举事虽然失败，但严慎修毫不气馁，后又秘密成立了“庙道会”，继续组织各村武装自卫。
此后，严与当地牺盟会取得联系，用自己精通日语之长，经常帮助牺盟会用日语写传单到处张贴、散发，做瓦解敌人的工作，继续为抗日做贡献。
后来日军广涞联队进驻河津。广涞与严慎修早年是早稻田大学的校友，为了拉拢严慎修，曾携带厚礼专程到上井村拜访，意欲请其出山。然严慎修拒绝接受馈赠，面对这位昔日的同窗，再次痛斥了日军侵略中国，杀人放火的罪行，明言“汉、贼不两立”，表示绝不可能为敌人做事。敌人见几次利诱不成，渐次施以威胁。一次，日伪军到上井村索要钱粮，遭到严慎修的严词拒绝。伪军队长掏出枪来威逼，严则泰然处之，大声说：“要钱要粮没有，要命倒有一条！”敌顽恼羞成怒，鸣枪示威，朝严的头顶上打了一枪。不想严慎修并不惊慌，反而更加镇定，指着自己的胸口吼道：“有种你就朝这儿打！”敌人深知面对的是一位不怕死的老人，不敢真下毒手。但为了不失面子，只好在严家门前放了一把火后悻悻离去。面对日伪的威逼、利诱，严慎修始终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1940年，“十二月事变”后，严慎修因积极抗日，又支持儿子严国光奔赴了延安，因而受到日伪的多次寻衅。阎当局也加以与牺盟会“同谋作祟”的罪名，指使恶势力对其迫害。加之长子夭亡，忧愤交集，1941年严慎修身患偏瘫，最终于日本投降前夕去世。
李公朴与民族革命大学
乔忠延
民族革命大学是临汾在抗战时期对中国的一大贡献。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阎锡山已经感到旧军队难以担当重任，要抗战救亡必须培养新的力量。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产生了开办民族革命大学的想法。8月中旬，阎锡山派其堂妹夫梁綖武到武汉，广泛传布这种思想，请求各方面给予支援。
11月8日太原失守后，阎锡山的旧部溃不成军，地方行政干部也纷纷逃避到后方。12月26日，阎锡山赴汉口出席会议，参与了国民政府实行《全面抗战战略》的决策，并在会议上提出了民族革命的口号和建立民族革命大学的设想。这一设想立即获准实施，由于太原失守后临汾聚集着第二战区长官部、山西省政府和中共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于是，顺理成章就成为民族革命大学的诞生地。
1937年12月，民族革命大学正式开办，地点在临汾城中的关帝庙，也就是今天的临汾市第二招待所。民族革命大学的办学宗旨很明确，就是为抗战输送人才。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兼任校长，第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梁化之兼任办公厅主任，但他们都不在学校实际任事。具体负责的是政治处主任杜心源和教务处主任杜任之，他俩都是久经考验的中共党员。初期的教学内容，也是以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一时办得生气勃勃。
民族革命大学创办后，杜任之以阎锡山的名义邀请李公朴来临汾参与主持校政。李公朴是爱国七君子之一，曾赴美国留学，归国后创办《读书生活》，开展业余教育，倡导“做人与读书，做事与读书，求进与读书”相结合的读书观和人生观。1936年5月底召开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他被选为常务委员。在抗日救亡活动中，与国民党和上海当局联系沟通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们的推动下，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有鉴于此，蒋介石下令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这就是轰动全国的爱国七君子事件。此事影响到全国，爱国人士纷纷抗议，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只好将他们保释出狱。出狱后，李公朴发现局势更为混乱，战区和接近战区的民众根本没有组织起来，不仅急需的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没有实行，连正常教育也被终止。他赴苏州，奔南京，积极组织战地民众教育、难民教育，并要求将国家教育全部纳入抗战目标。杜任之的邀请恰逢其时，李公朴和夫人张曼筠欣然应允。
李公朴和夫人张曼筠的到来，轰动了临汾城，街头挂出了醒目的标语：“欢迎李公朴先生到抗日前线来！”“欢迎李公朴先生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大来！”“热烈欢迎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
李公朴夫妇到达的当天晚上，阎锡山在杜任之的陪同下立即召见，当面邀请他担任民大教授和顾问。受此礼遇，李公朴情绪高昂，连夜和杜任之商谈草拟《民族革命大学纲领》。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们把共产党“实行全国总动员，坚持抗日民族团结，实行抗战教育，学生自制，自觉纪律”等基本思想写入学校纲领。后来，还参照八路军随营学校的教学计划，拟定了《民族革命大学教学计划》。
民族革命大学轰轰烈烈开办起来，全国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都寄予热望，给予支持。在李公朴具体参与的同时，沈钧儒、邓初民、潘汉年、张申府等社会名流也积极声援，表示祝贺。不少社会贤达更是长途跋涉，到临汾任教。江隆基、侯外庐、施复亮、陈唯实、何思敬、温健公、秦丰川、刘潇然、刘达人、周巍峙、徐懋庸、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一大批学者名流，先后抵达临汾。顿时，临汾群星荟萃，分外惹眼。有名师授教，自然不乏高足弟子。很快全国18个省，包括平、津、宁、沪、东北的流亡青年潮水般涌来，民族革命大学一期即达到3000余人，两三个月后人数猛增至5000余人。鉴于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学校分成大学部、高中部和初中部，学制为半年至一年。共设立了几个分校：第一分校设在临汾，第二分校、第三分校设在运城，第四分校设在曲沃。
民族革命大学设有军事系、政治系和民运系三个系，主要讲授政治课和军事课。学校施行军事化管理，大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分队，从大队到分队都有军事队长和政治工作人员。按照军事训练的要求，学校每天早晨集合出操、跑步、爬山，练习射击投弹。在民大授课的老师，多是自由发挥，各讲其所长。如：施复亮和何思敬讲政治经济学，陈唯实讲唯物辩证法，侯外庐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江隆基讲苏联研究，秦丰川讲国际问题，刘达人讲中国外交史等。这些课程，均接近实际，切中时弊，受到学员的普遍欢迎。李公朴也亲自授课，他体格魁梧，目光炯炯，谈吐诙谐风趣。他先后讲过《半年来的抗战形势》和《民主政治》。他在讲课中强调经过近期抗战，证明我们有很大潜力。全国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建立牢固的抗日统一战线，必然取得最后胜利。而只有充分发挥民主精神，才能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
其间，李公朴一边在民族革命大学从事教学实践，一边进行教育研究，著成了《抗战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一书。阐明了他对抗战教育的看法，如书中的六个主要观点：一是教育应适应中国国情；二是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各地方可有自己的特色；三是教、学、做、用一致化，有利于实现国家、社会教育的终极目标；四是大众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五是教育不为利己，要服务民族解放斗争；六是把战场变为课堂，课堂变为战场。这些观点对于当时办好民族革命大学有着重要指导作用，对于当今教育也不无启迪。
1938年2月底，日军大举进攻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开始沿黄河东岸向吕梁山腹地撤退，继而转移到陕西宜川。1938年的夏末秋初，阎锡山将二战区司令部从陕西移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也由陕西宜川迁回到吉县。8月间，二战区副司令朱德由晋东南回到吉县，应邀给“民大”师生讲话，鼓励大家坚持抗战，收复河山。这天晚上，师生们集合在一个头上明月淡雅，身边凉风习习的麦场上。朱德浑厚的声音传递给学员的全是新颖内容。大家听得屏息敛声，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之后，他的演说词刊登在“民大”校刊上，师生们读着朴实的文章，回想现场情景，余味无穷。
李公朴在临汾期间，关注大局，深入实际，写了很多对抗战具有指导性的文章。1939年5月黄河出版社推出的黄河丛书之二《走上胜利之路的山西》一书，就收录了他8篇力作：《几句说明》《回顾与前瞻》《山西前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山西进步的事实具体表现在哪里》《敌寇在山西的活动和暴行》《山西怎样摧毁敌伪政权》《一些零碎的观感》《一个前途的预测》。
1939年6月下旬，山西新军在乡宁县鹤坡村成立第213旅，李公朴到场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激动不已，奋笔写下《二一三旅旅歌》，歌云：血战两年敌胆寒，抗战已走上新阶段。二一三旅英勇的姿态，誓为民族坚决抗战。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谁愿忍气受人涂炭？我们都是民族的优秀儿女，谁愿甘心任人暴横摧残？英勇团结，刻苦坚强。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站在抗日的最前线，战！战！战！还我锦绣河山。
歌词写好后，由第213旅宣训科齐从龙谱了曲，李公朴亲自教唱，歌声飞扬在吕梁山间，极大鼓舞了战士们的杀敌勇气。
诞生于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培养了大批人才，必然名垂史册。李公朴参与民族革命大学的开办，提升了学校品位，更好地发挥了他在抗战中的作用，同样名垂史册。
名震太行的抗日英雄魏名扬
郝雪廷
抗日战争时期，武乡有位名震太行的抗日英雄魏名扬，这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八年抗战中，他不仅出生入死，神出鬼没，英勇奋战，而且前后六次组建游击队，又六次集体参加八路军，向八路军输送了3000余名优秀兵员，先后受到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罗瑞卿、薄一波、王树声、陈赓、陈锡联、彭涛、鲁瑞林等首长的赞扬。1940年元宵节，朱德总司令在韩壁村召开军民联欢会上，亲自授予“太行名扬游击队”队旗。王树声同志将名扬游击队既保留下游击队主要骨干坚持继续发展，又向八路军提供大量兵员的经验在晋冀豫军区推广。
走上革命道路
魏名扬出身贫苦，少年习武，多方投师，练就十八般武艺，还学会了魔术杂耍，曾单枪力敌数十名响马而名震太行。在长期的江湖生涯中，他目睹和亲身感受了社会的腐朽与黑暗，并开始萌生拉杆子同黑暗社会抗争的念头。1927年冬，魏名扬在财主裴玉澍的资助下，招收了数十名青年，办起了“名扬国术团”，不仅传承武术，强身健体，也对抗恶霸地主，杀富济贫。
1933年，武乡籍黄埔毕业的早期革命家、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共产党人李逸三，因在战斗中与组织失去联系，回到武乡发展党组织。这年春天，魏名扬经师兄赵恩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武东支部负责人。从此，他走上了有组织、有领导、有方向、有目标的革命道路。中共武乡县委指示，以国术团为基础组织农民抗债团，发动了抗债、抗税、抗租、抗粮、抗丁为主的农民“五抗”斗争运动，与封建地主斗争，保护农民利益。这一工作不仅在武乡、晋东南产生了很大影响，就是在整个山西也颇让政府头痛，因此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把武乡列为山西“四大赤县”之一。
1935年冬，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阎锡山在各地成立防共团。魏名扬遵照党的指示打入武乡县防共团，并设法介绍一批进步青年参加进去，把防共团变成了中共地下党的保护伞。红军东征时，他又组织和联络了数百名团员准备兵变，参加红军，因红军回师陕北而取消计划，继续坚持潜伏斗争。后来阎锡山准备改组防共团，改编补充进晋绥军，魏名扬请示党组织，动员潜伏在防共团中的骨干，以开小差的形式脱离队伍，潜伏在防共团中的200多人一夜之间全部逃跑，还带走近百支长枪。
五次组建游击队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山西省委派省工委秘书长徐子荣到晋东南开展工作，并重组中共武乡县临时工委。根据省委成立抗日游击队的指示，魏名扬以从防共团中拉出来的人员、枪支为基础，很快就组织起一支500余人的抗日组织。1937年10月底，武乡县青年抗日游击队在大有泰山庙宣布成立，魏名扬任队长，杜炘任政治主任，李衍寿任副队长，人们都称其为名扬游击队，名扬游击队应运而生。
11月14日，朱德总司令亲率八路军总部首次进驻武乡。魏名扬组织游击队员在段村马厂聆听了朱总司令激动人心的演讲。随即，八路军专门派了一个姓丁的军事教官留下来，指导名扬游击队进行军事训练。不久，县委就作出指示，由于战争形势需要，要求将游击队编入决死队。但是魏名扬想不通，组建这支游击队他可是费了很大劲的，现在刚刚有了起色，就要被整编给决死队，他舍不得。这时决死队领导人薄一波亲自找他谈话，不仅讲清了目前抗战的形势，同时也讲了主力部队与游击队相互配合的关系，表示游击队改编加入决死队后，游击队小队长以上的干部和枪支全部留下，再送他20支枪，两名军事干部，协助重新组建游击队。
在薄一波的开导下，魏名扬懂得了更深的抗日道理，他高高兴兴地送走了大批队员后，就重新张贴招兵告示，深入到各村庄去发动青年参加游击队。几天时间就又招收到300多人。1938年元旦，名扬游击队第二次组建，此时正值八路军大发展之际。3月6日，冀豫晋省委军事部部长杨树根受命东下冀南。为了支援冀南平原游击战争，县委指示将游击队全部战士交给杨树根领走，编入先遣支队。这一回魏名扬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杨树根握住魏名扬的手说，“名扬同志，我准备任命你为先遣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并派陈凯中同志任教导员，你们准备一下，三天后随我出发东进。”魏名扬摇摇头说，“老杨同志，这个我不能依你，按照首长指示，我还是留下来，继续组建游击队，在本地坚持打游击，保护老百姓，一旦八路军需要，我们的队伍就马上补充八路军。”“好，还是给你留下枪支，留下几名骨干。所有战士做好准备，三天之后编队出发。”
这一阶段，为了支援新开辟的根据地，上级将杜炘、李衍寿、李安唐、史玉麟、武铭、王克强等骨干都一个个调走。魏名扬还是坚持培养骨干，继续招兵买马，仅仅用了10多天时间，就又组织起200多人，名扬游击队在马村第三次组建。此刻，日军组织3万余兵力，分九路对晋东南地区进行围攻，其中由长治出发的一路闯到了武乡。4月16日，八路军总部指挥第129师及第115师第344旅一部，在武乡进行了长乐村战斗，魏名扬率领游击队参加了战斗，第一次经历了战火的考验。
游击队信心十足，都发誓这回一定要在战场上夺几支枪，还要缴获更多的子弹。当游击队员冲上一个山头，正准备继续向前沿阵地进发时，突然被一位八路军的军官拦住。魏名扬不服气地说：不管你是什么官，你也不能阻拦我们打鬼子。见对方粗话满口，魏名扬也火气连天地说，“老子是去打鬼子的，你凭什么阻拦？”
魏名扬一边说，一边继续往前冲。这时那人就大声地喊：“站住，给老子站住！”魏名扬并不理会他的叫喊，那人便急忙过来拉他。魏名扬没好气地给了他一个扫堂腿，把他丢在地上，继续往前冲。几位八路军战士冲过来，“你是什么人，敢打我们尤指导员？”“我管球他是油指导员还是醋指导员，谁敢阻拦老子上战场，就别怪我不客气。”就这样魏名扬认识了尤太忠。尤太忠夸他很勇敢，但又说你这样带兵上去等于送死。茅子枪、大刀，要等冲锋开始还能发挥一点用场，激战时绝对不行。在尤指导员劝说下，魏名扬让队员们去巩家垴村绑了几十副担架，专门负责来来往往运送伤员。
战斗结束以后，18日，八路军第129师在榆社县云安村为长乐村战斗中牺牲的第772团团长叶成焕举行追悼大会，名扬游击队赶赴会场，宣布集体参加八路军。为了继续发展游击武装，邓小平政委特批魏名扬为不在编的八路军干部，带几名骨干，回乡继续组织游击队。5月上旬，魏名扬与几位中队长继续发动青年参加抗日队伍，在宋家庄村第四次组建游击队。为了搞好训练，他再次找到八路军，调来一位邱教官，专门负责军事工作。10月，游击队又接到了新的任务，抗日县政府武装科让他们护送35石军粮到昔阳交给第385旅，途中遇到日寇并发生激战。幸遇第769团正在此伏击，游击队正好当了钓鱼的诱饵，把鬼子引进了第769团的伏击圈，游击队员与主力部队配合，经过一个时辰的战斗，鬼子大部分被消灭。
接着，遵照第769团团长孔庆德的指示，游击队编入了第769团，魏名扬带十几名干部组成掩护小组，保护送军粮群众返回武乡。魏名扬返回武乡，利用翻身剧团演出宣传发动青年参军，经过20多天的时间，报名参加游击队的人数就达800余人，经县抗日政府批准，名扬游击队第五次在东沟村正式组建。
1939年8月下旬，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即晋冀豫军区）代司令员王树声，在参加晋冀豫区首次党代会期间，视察了武乡名扬游击队，了解到名扬游击队从1937年11月开始组建，到目前先后组建了五次，前四次的队伍都编入了八路军正规军的情况。由于部队整编时，为地方保留了游击队的领导骨干，所以，游击队既大量为八路军输送了兵员，又保留了游击队组织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根据武乡的具体实践，王树声总结出在编并地方武装中不能再出现以往的“拔萝卜”现象，一次性编并，不给地方保留优秀的游击队领导骨干，影响了当地人民武装的再生长。要采取“割韭菜”的办法，留下根让它能够继续生长、壮大，为基层干部队源源不断地补充新鲜力量的经验。王树声回到军区，立即就着手规范军区工作，并于11月发出《关于晋冀豫边区地方部队行政（军政）与指挥（军令）的决定》，推广名扬游击队经验。
参加百团大战
1940年2月，原来执行总部机关外围防务的第772团要调到太岳区去，准备调平汉纵队来武乡接防。但平汉纵队一是改编时间短，二是以往一直在冀西平汉路附近活动，对武乡情况不大熟悉，接防以后还需要游击队来协助防务工作。根据这一情况，八路军总部指示游击队由原来的受第386旅指导，改归军分区直接领导，具体任务是协助平汉纵队，负责总部机关的外围防务，魏名扬深感重任在肩。这项工作保密性很强，总部各个重要机关都是保密的，以代号出现，包括机关驻地、主要领导都不公开，要在游击队中广泛开展保密教育，严格制度。魏名扬与王浩勇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具体分配各中队负责警戒的区域，只有中队长及党支部成员以上干部才知道八路军所属机关的具体驻扎情况。平时严查细问，防止敌特、汉奸进行破坏。一旦发现敌情，要及时与平汉纵队、总部特务团等部队取得联络，坚决打击敌人，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决不允许日寇靠近总部机关。1940年元宵节，武乡县抗日政府在韩壁村举行军民联欢会，朱德总司令在联欢会上亲自授予魏名扬“太行名扬游击队”队旗。
1940年6月，遵照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指示，第129师对主力部队进行了大整编。第386旅陈赓旅长指示，名扬游击队开赴屯留余吾镇，编入第772团第3营，尤太忠任营长，魏名扬任营教导员。不打不成交，魏名扬和尤太忠成了搭档，部队参加了太岳反顽战斗，不久又参加了百团大战。
第一阶段，第3营参加了进攻昔阳城的战斗，按照旅部安排是作为疑兵佯攻的。但尤太忠观察城中敌人的火力并不强，就干脆来个顺手牵羊，消灭了这伙鬼子，打了一个漂亮仗。
第二阶段，第772团参加榆辽战役中的进攻榆社城战斗。9月23日夜，按照师部的统一号令，对榆社展开攻击。第772团第3营，作为主攻营走在最前面。可是这次进攻，由于部队接敌时，惊动了城内的狗，狗叫声惊动了敌人，守城的敌人立即射击，攻城计划落空。第二天，魏名扬主动请缨化装进城，凭借一身武功，用飞石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城内的狗全部打死，为进攻榆社城创造了条件。
第三阶段开始后，八路军第129师主力进行了著名的关家垴战斗。八路军对关家垴和柳树垴同时发起了攻击，片刻间，枪声大作，杀声震天。这次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联络几架飞机前来轰炸与扫射，给八路军以很大的威胁。我军英勇顽强，多次向敌人发起进攻。由于关家垴易守难攻，战斗处于胶着状态，八路军的伤亡在不断增加。一些指战员见不少战友先后倒在了自己的面前，不禁怒火中烧，打红了眼，即使负了重伤也不下火线，要坚持战斗到底，誓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魏名扬立即在石门村组织绑制了一批担架，甚至拿了老百姓的门扇，组成担架队，从峰垴顶向设在石门清泉寺的野战医院运送伤员。战斗进行了两天，到31日下午，我八路军向敌人发起了总攻，部队分路向敌人冲击，关家垴之敌受到重创，只有少数残存之敌在顽抗。此时，辽县、黎城、武乡等地出动了3000余敌分五路驰援，为保存战果，我军撤出战斗。关家垴一战，歼敌冈崎大队7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第六次组建游击队，杀敌立功
关家垴战斗之后，魏名扬陪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第386旅旅长陈赓等亲到关家垴阵地进行实地考察，对日军的防御工事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不久，根据中共武乡县委请求，经陈赓旅长批准，魏名扬离开第772团，回到武乡，在王庄沟村第六次组建名扬游击队，队员最多时达1400余人。1941年4月21日，八路军第129师向太行军区各军分区及冀南、太岳军区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分区工作重点应放在县基干队、区游击队和人民武装的建设、发展与巩固上面，今后将以地方武装建设的成绩来检查与衡量各军区的工作成绩，再次推广武乡“名扬游击队”的发展经验。
名扬游击队，不仅为八路军、决死队输送大量兵员，而且神出鬼没，英勇奋战，打游击、摸敌哨、破铁路、闯敌营、搞侦察，除汉奸，执行保卫总部机关的外围任务；两次护送陈赓旅长过封锁线；两攻沁县城；三闯蟠龙镇。临百险而不疲，东挡西杀，功勋卓著。还创办造纸厂、纺织厂、畜牧场、制鞋厂等后勤工厂，不仅解决了游击队的后勤供给，也为县抗日政府、驻地八路军解决了生活困难。数次攻打白晋铁路，不仅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还运回许多道轨、道钉，作为柳沟兵工厂的主要原材料，极大地支持了军工生产。
在1943年太行军区发动的长达8个半月的蟠龙围困战中，魏名扬更是与主力部队积极配合，在蟠武线上打击敌人的运输队，使蟠龙之敌陷入困境，还三次摸进敌营，侦察敌情，除掉汉奸，使敌人心惊胆战，日军曾悬赏5000金票买他的人头。
蟠龙围困战胜利以后，柳沟兵工厂工人重返柳沟，恢复生产。然而由于敌人在驻扎蟠龙时多次进剿柳沟村来不及转移的原材料，都被敌人毁的毁，扔的扔，要想恢复生产，原材料成了最大的问题。魏名扬提出了破铁路抢铁轨的计划。经太行三分区鲁瑞林司令员批准，由决9团和独立营配合，并召集三个区的民夫负责运输，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破路活动。
根据三分区侦察科侦察的情况，分区领导决定选择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白晋铁路虒亭至夏店两站之间行动。这天夜里，天上没有月亮，偶尔有几只萤火虫泛着亮光，四周一片寂静。晚饭时分，决9团、独立营战士，民兵游击队员以及破路群众都按照预定计划，携带工具，隐秘地来到指定地点埋伏下来。决9团与独立营战士分成两组，分别在南北两侧警戒。为了吸引敌人注意力，分区还安排襄垣独立营从南侧攻打夏店车站，决9团一个连攻打虒亭车站。
守站及巡道的敌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阻击护站方面了。就在这时，游击队掩护破路群众分成十余个破袭小组，冲上了铁路线，撬道钉的撬道钉，扒铁轨的扒铁轨。大伙儿挥锹舞镐，搬铁轨、挖枕木正干得起劲，突然发现公路上有一辆日军大卡车从虒亭站开了出来。魏名扬立即命令大伙儿隐蔽起来，自己带了两名队员快速爬上公路旁边的一棵大树，察看究竟。眼看大卡车就要靠近铁路，车上的日本鬼子似乎发现了什么，准备调头返回。这时，魏名扬发现车上只有司机和副驾上的一名鬼子，当即决定截获这辆军车。在卡车调头的一瞬间，他飞速跳入车厢，弯身打开车门进入驾驶室内，将司机脖子死死卡住，旁边坐着的另一名鬼子还没回过神来，已被另两名游击队员揪出车外……魏名扬神出鬼没，轻而易举就缴获来一辆大卡车。
隐藏在铁路两旁的破袭队员，看到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兴奋不已。经过4个多小时的奋力鏖战，将掀翻的道轨装了满满一大卡车，由在敌工部培训时学过汽车驾驶的赵振旅驾着汽车凯旋。
在1945年解放段村战斗中，他又深入虎穴，策反了伪军师参谋主任张效翰。张效翰不仅协助我军营救了关押了在监牢里的抗日干部，还同我们积极配合，共同消灭日寇，使段村回到人民手中。
编入太行纵队
解放段村战斗结束后，又接到阎锡山所部抢占上党的消息。为此，晋冀鲁豫军区决定集中三个军区的主力部队，进行上党战役。虽然参战的多是老部队，但由于进行了分编，又在反攻战斗中长期作战，部队减员来不及补充，所以主力部队都不满员，多数团在千人以下，有的只有四五百人，装备也差。而进犯的阎军是基干部队，装备精良，还占据有日军修筑的工事。
这时，三分区首长对魏名扬说：“名扬同志，根据目前形势，不仅要将你的游击队800多人编入正规兵团，你还需要尽快再扩大500左右的兵员，一起送到前线。”
“几天时间？”
“情况紧急，只有三天时间，新征兵500人，与游击队全体一起送上前线。”
“三天时间，确实是太紧了。”
“时间再紧，也必须完成。”
魏名扬意识到了扩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再没有说什么，扭头就走。他知道，必须抓紧一切时间来完成任务。
离开三分区，魏名扬马不停蹄地跑到县政府武委会，找到武委会主任李尚春说明情况。在武委会的配合下，游击队派出二三十个小队以上干部，深入到各编村宣传发动，终于超额完成任务，新征兵近600人。魏名扬又跑到县政府领受任务。根据军分区指示，派他立即带领名扬游击队与新征的600新兵奔赴屯留常村找太行纵队。从此，魏名扬和他的游击队，成为太行第三军分区的主力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