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一本好书，名叫《“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青年鲁迅研究专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晓进著，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山药蛋派”出在地处北方的我们山西，可是那书却跟两个“南”字联系在一起——作者在南京，出版者在湖南，真叫我们这些搞文学研究的人感到惭愧。两年前，晓进说在写这么一本书，我有点吃惊。现在书出来了，作者寄我一册，要求提出评审意见。此书属于国家社科研究基金资助项目，成果出来后，请一些人鉴定，乃极其自然。书是用“传统方法”写的，没有使用多少新术语，很好读，却又相当有见地。它的好处，归结到一点，是从地域文化特征入手，层层剥皮，由显性到隐性，真正把握住了“山药蛋派”这一个文学流派的特殊性，具有巨大的说服力，读起来又有一股魅力。
我这里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看一下作者的研究是多么深入和细致。
“山药蛋派”既是一个流派，那这个流派所有作家的作品便会有许多相似性。朱晓进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在第二章“山西味道和晋阳气息”里，他在谈了“地域的实指性与敏锐的地理感”之后，首先说到了“无处不在的‘圪’字”。他说：“我们在读‘山药蛋派’作品时，发现有一个字出现的频率特别高，这个字就是‘圪’。”接着他举了大量例子。比如李束为《好人田木瓜》中有“五道庙背后高圪台上”，《红契》中有“笑面虎在圪台上往下一看”，“圪蹴在那里”，“用圪膝”，“双圪膝”，“藏在墙圪角里”，《老婆嘴退租》有“那些裹手巾子打土圪瘩的人”，“咱先吃上一圪瘩”，《春秋图》有“圪蹴下不说话”，“村里人一天到晚圪吵”，“我要带这辫子进墓圪堆”，《老长工》有“一伙圪挤在一起”，“剩下几个奸顽圪蛋”，“满脸圪皱”。赵树理《万象楼》有“远远地又过来了一圪都人”，“还有那铁火柱枣木圪栏”，《李有才板话》有“圪嘴上至崖根”，“在阎家山一带叫圪溜嘴”，《孟祥英翻身》有“圪仰圪仰，什么样子”，《福贵》有“越圪弹越深”。孙谦《演戏的故事》有“欺负土圪瘩”，《村东十亩地》有“眉毛拧成一圪瘩”，“圪叭——圪叭”，《伤疤的故事》有“圪腾圪腾”。胡正《汾水长流》有“土疙瘩干得像石头一样”，“我怎么是狼、是狗、是圪针”，“跳到圪针窝里来了”，《长烟袋》有“两只脚就好像踏上圪针了”。马烽《五万苗红薯秧》有“从土圪瘩里榨油”，《光棍汉》有“圪蹴在门背后”，《野庄见闻录》有“圪吵声”，《伍二四十五纪要》有“这么七耽误，八圪搅”。西戎《谁害的》有“心里……圪埩圪埩的痛”“这山圪□□”，“刘家圪凌的蓝英”。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有“圪圪嗤嗤笑个不住”，“闹了些铁圪蛋”。
作者发现，“山药蛋派”作家爱用的这个“圪”字，都是虚字眼，必须跟别的实字连在一起，才能表示一个意义。作者又发现，“‘山药蛋派’作家曾一再声称，自己是尽量避免使用方言词汇的”，但还是用了这么多“圪”字。作者说：“解释只有一条：‘圪’字与山西地域特征联系太紧密了，作家要准确地传达自己的意思，又要不失特有的‘山西风味和晋阳气息’，几乎找不到能取代‘圪’字的词汇了。”
我忽然想起，十年以前，在举行“赵树理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暨第二次赵树理学术讨论会”上，日本学者萩野脩二先生在学术报告中，指出赵树理在语言运用上有一个特点，是喜欢用一种后一个字重叠的形容词，如“懒洋洋”“乱糟糟”“慢腾腾”“平展展”“顺溜溜”“笑嘻嘻”“好端端”“血淋淋”“凶狠狠”“直喘喘”“直撅撅”“直挺挺”“厚墩墩”等。他粗略统计了一下，赵树理用这种写法有十几次，因而给了他以深刻的印象。这可以称作一种“文体研究”吧。朱晓进在对“山药蛋派”作品的研究中，“发现”由“圪”组成的词“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就更是一种“文体研究”了。语言是作家表现客观世界的特殊工具，不同的作家和作家集团，会形成不同的文体风格。从语言上，或者说从文体上研究作家或作家集团，是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李国涛是明确用“山药蛋派”指称由赵树理和西、李、马、胡、孙等人组成的这个著名文学流派的第一人，又是力主加强文体研究的批评家之一。他搞文体研究，偏重在鲁迅、周作人、汪曾祺、王蒙等人身上，而对他所给予命名的“山药蛋派”的文体研究，却由一位外国学者，一位外地的鲁迅研究者在进行，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朱晓进在书的《后记》中说：“‘三晋文化’对我这样一个非山西籍人来说，毕竟是一个至新的领域。也许，这个题目由山西人来做更得心应手一些？但我又确信：研究地域文化，也许是由此地人研究彼一地域更合适，最起码，这在眼界方面更开阔一些，在界定其地域特性、在价值评判等等方面会更多了一种参照系，因而也更带有理性的色彩，不会被研究对象所囿。”这段话是值得深思的。对近在身边的作家的文体特点，我们没有看出来，而外地人、外国人看出来了，这是否说明我们的眼光“被研究对象所囿”而不够开阔呢？
（原载1995年12月13日《发展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