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连续读了两本关于王国维的专著，《王国维与罗振玉》（张连科）和《王国维评传》（刘烜）。前者是作者赠送的新著。王、罗学术关系问题，是现代学术上一个持久的话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学术史的个案研究的一种平实而有意义的形式，如果套用时下“流行语”，本书是一部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意义的专著。后者几年前出版时我就读过，以为是我所读过的这个专题的几本同类著作中的优秀作品，材料不仅翔实，而且有新发现的第一手重要材料。
两本专著都专门论述了王国维的学术个性，我以为这是比王国维的学术方法更有意义的问题。大处着眼，王国维的学术个性略而言之，似乎有二：一是“以学术为性命”。其《教育小言》批评当时学术界云，“吾人亦非谓今之学者绝不悦学也，即有悦之者，亦无坚忍之志，永久之注意；若是者，其为口耳之学则可矣。若夫绵密之科学、深邃之哲学、伟大之文学，则固非此等学者所能有事也”。之所以有如此之强调，则在于崇高之使命感，其《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云：“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二是“唯真理之从”。其《论近年之学术界》云：“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独立”二字的意义在于“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此其一；因为“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此其二。
历来讨论王国维学术方法者为多，而论其学术个性者较少。我以为，王国维的这种学术个性较之学术方法，更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史意义。对此，我们不妨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中国固有之学术传统是“经世致用”，学术是“手段”而非“目的”。胡适从乾嘉学术中演绎出“科学方法”，其实这个结论并不可靠，因为乾嘉学术固然有“实事求是”之追求，但其大前提却仍然是为了“宗经”“明道”。“科学”的“方法”不仅仅是“方法”，而是有其“科学”之“思想”的。王国维对此“思想”有明确认识，其《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云：“自科学上观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不能通，而吾心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其次，王国维的时代，“经世致用”正是学术主流，不仅“经学”成为“实学”，连“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这样的文学运动，也是为了“启蒙”。王国维因而在《论近年之学术界》有此批评：“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第三，现代中国学术的最重要的特征，我以为就是“学术独立”，而这又是与中国现代大学的成立密切相关，应以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为开端。但是，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有“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之说，这和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其实是很相近的。
这样看来，陈寅恪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为表彰王国维学术个性之评论，亦为现代学术精神之准则。
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的三十年至交，因儿女之事而一朝断绝，这一向是引人关注的话题。《王国维评传》和《王国维与罗振玉》均根据前人从未引用过、也未见过的《王国维全集·书信》中王、罗书信的手稿，对事实作了新的叙述。
1926年10月31日，王国维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令媛一再“拒绝”遗款，“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并且有这样一段十分动情的议论：
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
可见王国维于此事已感到人格的屈辱，虽然信中有“求公再以大义喻之”之语，但他显然是感到这种屈辱是来自罗振玉。果然，罗振玉马上回复了一封异乎寻常的长信，一一辩解，并且以“小女则完全立于无过之地，不仅无过，弟尚嘉其知义守信，合圣人所谓夫妇所能，与尊见恰得其反”作结。然而，罗振玉信中最令王国维伤心的还是这样一段话：
弟公交垂三十年，方公在沪上，混豫章于凡材之中，弟独重公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荆去棘之劳。此卅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圣人之道，贵乎中庸，然在圣人已叹为不可能，故非偏于彼，即偏于此。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
“披荆去棘之劳”，当指知遇之恩，实则有负恩之问，而“近墨”“近杨”云云，则伤乎刻薄。王、罗之交，能不中绝？这样我们也就终于明白了，这一事件对王国维的精神打击，不仅仅是“交”之绝，更为严重的却是“人格”的伤害。据说，罗振玉在1929年曾对刘蕙孙回忆此事时说：“他（按，王国维）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很显然，“一死报知己”之说为非，“不免粗暴”之说近是；“粗暴”，即“人格”之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