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QQ上和张品成闲聊，我说：“这几天一直在整理您的资料，目前已经整理好了2万多字，主要是对您的创作成就和创作之路进行全面叙述。这资料一整理，您的创作成就在中国文坛确实值得大书特书，是一位难得的优秀高产作家。”张品成则回复我说：“我很警惕‘大家一高手’一类的高帽”。
说者当然有诚意，但很多有才情之人是在这种高帽下走下坡路的。
我只是默默地写，写出东西才是王道。”诚然，无论是在小说作品的创作成就上，还是在中围文坛的小说家之林里，张品成时刻警惕“大家”“高手”一类的高帽是对自身创作保持激情的一种提示，他希望自己的创作青春能保持得长久一些，以便创作出更多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优秀小说作品，这样对自己选择的这份职业也就毫无遗憾了。
从与张品成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张品成依然保持着独有的特色和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一个被人们写了七十多年的红色革命历史题材，何以能让张品成取得这样的成就呢？除了他深厚的现实社会生活基础，刻苦钻研以及探索、求真、突破的精神之外，我认为，还与他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创新思维有关。
应该说，在一定意义上，小说家的审美情趣和创新思维制约着他的知觉选择性和形象创造取向。所以，审美情趣和创新思维不同的小说家，其小说作品的创作便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张品成的富有个性气质的审美情趣和创新思维，是与历史发展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来说，张品成在情趣上认为美的东西，正是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感的东西。
本章想就张品成所创作的小说作品的艺术表现琐谈一下阅读感受。
寻求突破使作品淡化战斗场面描写
在中国红色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长廊中，有着一系列闪烁着光辉的革命者形象。比如：海娃、雨来、小兵张嘎（嘎子）、潘冬子等等。但是，当前有一些小说家在创作这类红色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时出现了某种片面性和雷同性。有一种倾向，似乎只有描写激烈的战斗场面——敌人是多么凶顽、红军和白军的正面交锋等等，才够战争小说的“味道”。
然而，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读者的阅读口味也在不断变化，时代也给战争小说的“味道”注入了许多新的东西，读者期望着具有时代特征的革命者形象大步跨入文学的殿堂。张品成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通过这近三十年来的小说创作，已经为我们推出了一系列“赤色小子”以及革命者的形象。当然，他们并非都称得上是文学典型，但他们却足以表现张品成的审美取向和创新特色。
张品成之所以着意淡化战斗场面的描写，淡化敌人对凶残的描写，淡化红军和白军正面交锋的描写，是由他特定的审美情趣和创新思维制约的。张品成说：“因为战争应远离妇女儿童，写红色题材不一定就要写打仗。我为什么强调这点，是因为我在考察的时候，发现红军生活在客家文化的氛围里面，他们身上带着很多的客家文化背景，因此你不能光考虑他们是去打仗，还要考虑他们在特殊环境中生活，这就会有一个真实的氛围。其实写小说最重要的不是讲故事，而是让读者进入一个情境，就像你读《红楼梦》就如进入大观园一样。所以我笔下的人物，均不是高大全，也会有缺点，有欲望。”张品成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父母下放在赣南的一个小山村里生活有八年之久，许多记忆让他终生难忘。那是个红军待过的地方，在那里他随时都可以搜索到红军的信息。那时候虽然离战争时代已经隔了几十年，但红军的信息都还在，因为每个人家里面都有人当过红军。他说：“记得有一个老祠堂，下大雨被冲倒，里面露出了很多红军的遗骸，还有很多当时的收据塞在墙缝里，那时候年纪小还不懂，拿着那东西就折飞机什么的玩去了，但后来发现，那些东西其实都很珍贵。自己待的地方曾是红军的司令部，那个祠堂里面还有很多的文件、红军的账本以及来不及转移的东西。”所以，当张品成对创作有了一点认识的时候，他就会立即想起那片土地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作品怎么写，张品成一直在摸索着。他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现在有了一些经验。比如说对那段历史，小说家必须站在一个合适的角度进行思考，小说家眼里的历史不能等同于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眼里的历史。比如说，当地第三章琐谈张品成小说的艺术表现民情风俗在对叙述历史和刻画人物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他一直觉得走访实地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不只是收集素材，还可产生一种“磁场”效应，置身实地会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比如，有一次，他有机会去了川北的通南巴，一个94岁站在红军碑林中的老红军给他内心带来某种撞击，还有南通境内的那些孩子自觉地向外来宾客敬礼的模样，让他想起很多很多……张品成在因《可爱的中国》一书接受采访时曾说道：“我为什么写红军题材写了三十年，却只写了瞿秋白、方志敏两个领袖？因为他们两位都是中国士大夫的典型，而且，瞿秋白和方志敏两人都是鲁迅的朋友！我想写出中国士大夫那种执着人生、热爱生活、勇于牺牲、坚韧不拔的高贵品格。”“写《可爱的中国》，就是要写方志敏。我写方志敏，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一定要跳出传统，还方志敏一个真实的形象，活生生的形象，让读者可以更直观地感受的形象。”纵观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七十年来的所有文字，大多是纵观的，以史实为依据的，以重大战例为素材的，以核心人物为中心的，这种写法很容易将小说家的创作带入一条狭窄的胡同。
如果能更深层次地去解读长征，更客观地将长征历史放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将红军将领还原为真实的人活生生的人，做到既从宏观上把握，更从微观上人手，具体地解剖一个或一群长征参加者的形象，那么情形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对于时代以及历史的发展进程的理性认识，是张品成富于个性的审美情趣和创新思维里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这种情感和思维极大地制约着他感知现实社会生活时的知觉选择性，决定了他必然要以具有新质的革命者形象作为自己在小说作品中着重创作的人物对象。纵观张品成所有小说作品的创作，我们会很真切清楚地看到这一艺术特色。
张品成笔下的“赤色小子”和革命者，虽然各有各的性格和特点，但也有明显的共同点：他们大多是穷苦人出身，基本上都是孤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也会怕黑，怕孤单，怕危险；他们也不都是高大全，也会有缺点，有欲望，也会犯很多错误，有些错误是很严重的，上了军事法庭是要判刑的；他们不喜欢被同伴嘲笑，会生气、嫉妒，或者报复等等，但他们在严峻的环境下经受考验，历练成聪明机智、勇敢坚强、忠厚善良、真诚大度的革命者。
比如在他的中篇小说《回天》中，正是通过红军小战士金用与白军军官“白脸”的性格冲突，推动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短篇小说《真》讲述了一位名叫瘦小的十岁男孩如何成为真诚之人的故事，从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做人要学会真诚”在这个乡野孩子身上发出的人性的闪光。又比如短篇小说《盲点》通过主人公板送参加革命的故事，说明了不要以表面现象或者以一种简单的、绝对的标准来界定人的优劣好坏，而是应该以德行人品辨人的道理。而短篇小说《称呼》则是通过讲述一个叫苦苦的红军小战士与养父之间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人间最温暖的阳光是亲情。
从以上列举的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品成在他的小说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脉络。张品成之所以把笔墨集中于赣南这片红土地，不是简单地从纯粹的概念出来，而是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并有着深厚的审美情趣和创新思维的根源的。张品成说：“红军历史中有中华民族的一些精髓，如吃苦耐劳、不屈不挠，这些精神集中表现在当年红军的身上，特别是长征路上的红军，既然中华民族五千年传承的一些精神集中体现在一支部队一年多的历程里边，我们写这支部队，实际上也就是弘扬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无论在什么年代都需要。在当今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理想和信仰普遍缺失，导致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对于少年儿童来说，他们更需要从小培养崇高理想和坚定信仰。”那么，张品成小说作品中的人物是否与传统的革命者的形象相悖呢？张品成所肯定的这些人物，大多是穷苦人出身，就算有小部分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地主家少爷，或者是富人家的孩子，也没有一个不是聪明机智、勇敢坚强、忠厚善良、真诚大度的，尽管有时他们也会犯很多错误。
赣南这片红土地是张品成审美情趣和创新思维的直接培育者。
这就决定了他在小说作品中刻画的“赤色小子”以及其他人物既是时代的，又有着浓厚的中国革命特色。他写的是赣南苏区军民，他们的思想情感和人物性格都能反映时代的变化和发展。
准确把握作品中矛盾冲突的描写
受特定的审美情趣和创新思维的制约，张品成在把握小说作品中的矛盾冲突和对其人物作评价方面也表现出了鲜明的艺术特色。
如何准确地把握小说作品中的矛盾冲突，怎样描写好这些矛盾冲突，是张品成小说作品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除了创作红色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品之外，张品成还创作了一部分成人的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情状的小说作品。在这里，变革的历史浪潮总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传统的道德观念。有的小说家由于不能让自己的情感从传统的道德观念中解放出来，往往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为古朴遗风的失势深感惋惜，这就相应地削弱了他们小说作品的思想深度。但是，张品成却看到了历史变迁时的道德沉沦，用小说作品创作的方式提醒人们注意大浪卷起的沉渣，这就是张品成小说作品的深刻之处。
比如他的短篇小说《陶罐》描写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白源村一个叫“勰老倌”的八十多岁老头如何创业的故事。该作品避开了过去那种大起大落总是正面触及农村改革的常用表现手法，力求以一种新的视角为当前农村改革留下新的写照。作品中充溢着对新生活的期盼与奋争，也不乏深层心理的迷乱与裂变。
该作品不是回避和钝化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而是以新的观念、新的视点，对农村新的生活进行深邃而细致的体察，把艺术的解剖刀直探入生活的腹地，活捉出那些最能集中反映和透视矛盾纠葛的乡亲邻里之间的恩恩怨怨，同时不失分寸地将这种恩怨置于时代大背景的漩涡中心涤荡。该作品没有把乡亲邻里之问的矛盾纠葛、行动分歧搭积木式地组成简单的历史画面，而是在酣畅淋漓地渲染时代中投放进乡亲邻里之间的情理冲突、情感波涛，在这种极度渲染中显示人物融于冲突和波涛之中的心灵轨迹。
张品成的审美情趣和创新思维是与历史的发展一致的，是与改革发展相通的。无可否认，国人都有着很强的传统道德观念，但是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奋斗了几千年的中国人，也最懂得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他们也能从直觉出发，判断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他们心中的天平上，历史的砝码显然是重于道德砝码的。因此，张品成虽然注意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道德升降，却始终把改革与阻碍改革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历史冲突提炼为小说作品中的主要矛盾冲突。他对小说作品中主题思想的确立，就是建立在对这些矛盾冲突作历史评价的基础上的。
当然，把握什么样的矛盾冲突与小说作品中的具体故事情节的结构并不是完全一回事。否则，小说作品就会被格式化和类型化。
张品成这类小说作品，突出地表现出两种结构方式：一种是用矛盾冲突来组织结构的小说作品，比如上面谈到的短篇小说《陶罐》，还有短篇小说《复活的山神》《屠》《玩笑》和中篇小说《别人的生活》《上弦月》等等；另一种是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办法来结构的小说作品，比如中篇小说《三叶草》等等。这些小说作品中的具体冲突各有不同，矛盾的尖锐性也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些小说作品都是建立在小说家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的准确把握和正确评价之上的。
在用矛盾冲突组织结构的小说作品中，张品成善于让矛盾一直酝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造成一触即发之势，而又在总爆发之前的一刹那突然归于解决。中篇小说《上弦月》用南高在高考落榜后做生意失败构成矛盾的焦点。小说作品中的冲突，很容易被处理成对私有观念复辟、道德水准下降的谴责。张品成虽然看到了国人头脑中残存着私有观念的问题，但并没有对此进行简单的道德评价，而是用历史的观点剖析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朴山是南高初中同学，没读高中，抛了书包跟人学做生意，先是贩木耳，后来又贩布贩年仔裤什么的，居然就把什么都添置了。”原来，人们的思想感情都是与经济的发展相联系的。做小生意给人们思想性格上带来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张品成采用了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办法结构小说作品，矛盾冲突似乎要淡一些，但从他创作的一些小说作品中我们仍然不难发现小说家对现实社会矛盾的准确把握和正确评价，比如中篇小说《三叶草》。该小说以主人公为主线，把分散的各自相对独立的三个故事串联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结构。张品成首先在中篇小说《三叶草》中叙述出整个故事脉络和人物关系，然后根据里面三个小故事的曲折发展情况讲述整个故事的人物心理情况。在中篇小说《三叶草》中，以“我”在二十岁时从劳教营里放出来，由于怀着几分羞愧悔恨，不愿意也不敢回到母亲身边，于是去了偏远僻静的鞍口窑场做工的经历为主线，分别叙述了“我”所经历的三个不同故事。
张品成在该中篇小说作品中着重捕捉了生活中关键性的典型场面，从多方面反映和分析生活；或概括主人公的经历，或揭示重大的社会问题，或展示绚丽多彩的生活画面，在广阔的人生经历或现实生活的背景上拍摄出各种人物的特写镜头，塑造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物性格。
在张品成的其他的小说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他这类创作的艺术特色。正因为张品成能准确地把握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正确评价现实社会生活，因此，他的小说作品的创作可以与社会发展取向相同，与时代的前进步伐一致。他的小说作品中的人物，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特质。
情趣和思维与历史和时代融为一体
读张品成的小说作品，我们常常可以感受到一种阅读上的赏心悦目。
由于审美情趣和创新思维的不一样，情趣和思维的有机构成也不一样，那么创作出来的小说作品也就具有不一样的“味道”。因为张品成的审美情趣和创新思维与他的历史观和时代感融为一体，所以，在他创作的小说作品的情感内在结构里，有着比较鲜明的理智成分，也就形成了他小说作品的特色。
张品成对普通民众有着特有的情感，这促使他对周围普通的民众和他们的生活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观察，并进行深刻的思考；反过来，这种深入的分析、观察和思考又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这些普通民众的情感。他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探讨是严肃认真而乐观的，比如他创作的中篇小说《乡女》，反映了在改革取得巨大成果后，物质生活丰富了之后人们对知识和精神生活的需求。该作品正是这个时代呼唤的产物。创作中避开了那种大起大落总是正面触及农村改革的表现手法，力求以一种新的视角为当前农村改革留下新的写照。
张品成的小说作品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色，就是善于塑造具有新时代内涵的人物。这些农村题材的小说作品，反映了他对这块红土地的深情，他借助人物形象的塑造，孜孜追求在更新更深的层次上准确而传神地再现新时期农民命运的历史性变化，从而表现出深沉而多维的社会主题。
张品成对具有时代特征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有着深厚情感，他在作品中告诉我们，在获得了物质上的满足之后，精神生活也很重要，而且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又都离不开知识，没有知识就没有未来。所以，张品成的审美情趣和创新思维不是孤立的，除了一些个人因素之外，还受着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在张品成的小说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强有力的前进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