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东北的日子
1961年春节刚过，父亲终于没有能够逃脱被“清理”的命运，下放到黑龙江省偏远的安达（今天的大庆），去做他从未接触过、也根本不了解的土特产供销和商业会计工作。从此，他彻底离开了大公报，结束了22年的记者生涯。他也成为抗战时期大公报记者中最后被“驱逐”的一个。五年后，“文革”爆发，曾经在大陆存续了64年的大公报也彻底关闭了。
父亲下放时，正是“三年度荒”中最困难的时期，我读小学二年级。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父子开始建立通信联系。每次，父亲都会把我写的信，从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一一做了批注寄回给我，成为我的课外语文教师。
关于这段经历，父亲自己留下的文字很少，只有在“文革”中写下的以下简单记录：
1961年4月，我由北京大公报下放到黑龙江省新兴的工业城市安达（后来的大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是被清洗。当我要离开工作二十多年的大公报时，有些留恋的心情，同时听说到安达后要转业，我也舍不得自幼喜爱的新闻工作。但我能够理解，新闻战线是阶级斗争的最前线，编辑、记者都需要政治上最坚强可靠的同志，而我在政治上落后，又是旧记者，不宜再做党的报纸工作，所以才调动工作，转业是应该的。现在才认识到，这实际上就是党对阶级队伍的清洗。
党组织谈话一周后，我和同行者就去了安达。
因为大公报是财经报纸，我被安排在松花江地区土特产采供站，负责业务科。这个站成立不过一年，有干部职工五十多人，原来曾经营过商品，后因地处偏西，商品倒流，我到站后即改为对松花江地区12个县市土特产采供站的业务指导机构。我所在的业务科十四五个人，经常到各县市去配合当地工作，我先后去过台东、青冈、庆安、伊春等县市的二十多个公社，推动基层的收购工作。1962年冬初，松花江地区的8个采供站全部撤销，我又被安排到安达市贸易货栈，负责计划财务科。我表示，自己根本不懂商业计划、财务，做不了这个工作，但上级安排，也不得不服从。不久，安达撤市改县，许多机构要撤销，北京下放在安达的两千多名干部中一大批要回原籍安排。我回到北京，请前辈李烛尘（时任轻工业部部长、民建中央副主委，我加入民建的介绍人）、杨东莼（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我的大学老师）两位先生，通过中央统战部介绍我回天津工作。天津方面接洽的是王光英（时任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兼秘书长）、李定（时任天津市委副秘书长、统战部长，曾任大公报记者）。1963年7月，我调回天津，参加民建、工商联的文史资料工作。
在黑龙江下放这段时间，父亲对文字工作依然恋恋不舍，他写不了新闻，就写见闻；报纸上不能发表，就在内部刊物上用。我现在能够找到的，有他1962年为《黑龙江商业通讯》写的两篇文章，印在很粗糙的单页纸上（当时正在“度荒”，物资极度匮乏，连我们用的作业本都是夹杂着草梗的“再生纸”）。其中一篇《学问·礼貌·修养——和青年营业员谈售货工作》写道：
……我不是营业员，然而我是商业工作者，有很多机会临时参加售货工作，因此我深深感到做好营业员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没有点真实学问，干脆不行。因为，商品都要经过营业员的手卖出去，营业员没有普通商品学的知识，不懂得他所经营的商品的性能、规格、质量、使用方法以及简单的修理技术，在营业中就会发生许多困难。我就遇到过这样的营业员，有顾客买袜子，他弄不清袜子的大小号码，拿出一双又一双来，叫顾客比了拳头又比脚，彼此都感到十分麻烦。还有一次，我在庆安县丰乐公社供销社帮助售货，那时正是春节前夕，好多小学生来买横笛，他们叫一位年轻的营业员替他们挑选，那位营业员拿过横笛看看，只要是竹子不裂，他就说“这个好。”然后随手把横笛递给孩子们。那些孩子们大概只是喜爱横笛而不会吹，他们接过横笛好像很发愁的样子，左看右看，又把横笛递给营业员，没有精神地说：“给你吧！”他们都不买了。我在旁边悟到孩子们让营业员给挑选的意思是吹一吹，听听音响如何，我虽然也不懂吹横笛的技巧，但能勉强吹响，知道七个音阶的位置，于是我替孩子们挑选，1、2、3、4……一吹，孩子们立刻笑了，嚷着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当我又吹半曲“东方红”之后，要买横笛的孩子更多了。营业员的工作不是那么简单吧！你真有点本领才能做到“一手收钱，一手交货”，只会说个价钱，我敢说那是做不好生意的。为了丰富我们的学问，做好生意，就要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周围的人学习，向老营业员学习，在工作中学习。
老营业员做生意的经验有一条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年轻的营业员说那是世故、圆滑、庸俗。老营业员有“两副面孔”，笑脸迎接顾客，而点货、记账时又绷起脸来，严肃、认真。年轻营业员又说这是“两面三刀”，不足为训。老营业员给顾客点烟、倒水，他们认为那是“低人一等”。所有年轻营业员的这些看法，我都不同意。要知道顾客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论职业有工人、农民、干部、学生……，他们的习惯、性格、需要，都不会完全相同，因此接待他们的方法也应有所不同。儿童来买东西，营业员说话的腔调要逗趣一些，对老年顾客则要尊重。这不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吗？如果见什么人都用一个腔调接待各种顾客，他们一定会感到不大得劲。为了个人的私利，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那是“阿谀奉承”，是世故、圆滑。为了使顾客满意，服务周到，为了把社会主义的商业工作做好，见什么顾客说什么话，这绝不是世故、圆滑。一副笑脸迎接顾客，使顾客来到商店感到温暖、热情；一副面孔严肃、认真点货、记账，对国家财产负责，这也绝不是“两面三刀”。至于给顾客点烟、倒水，更不能说是“低人一等”。商店就是营业员的家，营业员是商店的主人，顾客来买东西，到了我们家，我们给客人点烟，倒水招待，这是主人应有的礼节。
最后谈谈营业员的修养问题。顾客来自四面八方，他们的性格固然不完全相同，购货时的心情也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急于买到一件东西就走，有的翻来覆去挑选，有的看看不买，有的只打听打听价钱。顾客的情况是这样的复杂，我们就必须处处留心，钻研接待顾客的学问，要有耐心、和蔼、容让的修养，永远以饱满的热情接待他们，使各种各样的顾客都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至于见闻，他在报刊上发表的大多是知识性、趣味性小品，如1963年他写的《猎熊记》：
小雪这天，我来到小兴安岭南麓庆安县桃山公社的石长狩猎队。他们以开枪见血专打“红围”闻名于远近，捕猎的主要对象是黑熊和野猪。队长刘文是一位有三十年经验的老猎手，死在他手里的黑熊和野猪在百只左右。听说刘文要带着他的徒弟进山猎熊，所以我特地赶来准备与他们一道进山。
小雪的第二天早晨，刘文带着他的四个伙伴和我进山，五只猎狗做“尖兵”先行，奔向东北的马鞍山。
林海雪原里那么寂静，一片树叶落下来也要哗啦啦地响。这里没有人行路，雪没脚踝，脚下高低不平，一走三晃，猎人们一面走，一面“挂号”，即把背后的树皮用斧子砍掉一块，以便将来出山时，迎面的树疤可做引路的标志。
大约是正午的时刻，我们在一个山坡地方发现了两条“底踪”，可惜是“陈踪”，上面又蒙了一层雪，踪迹模糊不清。刘文和大家蹲在踪旁研究，有人说是两个人的脚印，可能他们砍柴从这里走过。刘文却说不是，他指着踪前踪后的两片“闹瞎塘”（即灌木丛）说：“人不会从‘闹瞎塘’里钻进钻出，只有兽才不会挑路乱趟乱钻，是两只熊踪，不是人踪。”他的判断，使大家信服。可是两只熊往哪里去了呢？刘文沿着“底踪”跑到两片“闹瞎塘”去检查，他把灌木丛上的积雪抖掉，发现地上长出的一种短矮的“锉草”（即国药木贼）都向西北方向倾倒，因此刘文断定两只熊从这里趟过，向西北走去了。
一切判断准确之后，刘文用手拍了拍他那为首的猎狗“大黄”的头，又用脚点了点“底踪”，聪明的“大黄”带头沿踪便向西北奔上山去，我们在后面小跑前进。跑了三四里路的工夫，忽然听到狗叫，根据猎人经验，这是猎狗发现了“敌人”之后向主人发出的“信号”，于是我们一口气又跑了一里多路，来到一个平坝地方，五只猎狗正在对着一棵两抱多粗的榆树汪汪叫。走近看，发现树上有个大洞，离地约有七八尺高。刘文走到树跟前，摸摸树皮，看了看，见一面有熊爪的印子，回过头来对我们说：“里面有老黑”，便开始从容地布置“战斗任务”。我很高兴，一场杀熊的搏斗就要开始了，可是精神也有些紧张。刘文似乎很理解我此时的心情，他先把我安排在一棵大松树的背后，并且嘱咐我说：“你就在这里看，千万别离开这棵树，听我的招呼。”
刘文指挥他的四个伙伴举枪站成扇面形，把“仓子”包围住，然后他自己绕到“仓子”的背后，抡起斧子，砍掉了几块树皮。“准备好”！他又提醒一下他的伙伴，随后就用斧子敲擂剥去树皮的树干，只听到咚咚地山响，再加上狗的叫声，一只小黑熊首先沉不住气，从“仓子”里窜出来摔在地上，未容得猎人们开枪，五只猎狗就像一窝蜂似地把它围上了。刘文没有理会这些，他继续用力敲擂树干，擂几下停一停，把耳朵贴近树干上听“仓子”里的动静，擂擂听听，连续三次，第四次刚一敲擂，一只大黑熊便“唬”的一声窜了出来。说也凑巧，那仓口上宽下窄，大熊被卡在洞口，头和前掌露在外面，挣扎、吼叫着。这时，刘文也跑到前面来与他的伙伴一起开枪打这个“活靶”。那只大熊从仓口挣脱，血淋淋地掉在地上，它已经中了十几枪，居然还能站起来扑人。我紧张得眨了眨眼睛，只见刘文他们毫无惧色，一步不让，向着迎面扑来的大黑熊又打了十几枪，它这才应声倒地，大口地喘气，呻吟。
胜利了！我擦去头上的汗珠，向刘文他们投过去庆贺的目光，刘文向我招了招手。
这些，“文革”中都成为他“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新闻观”的“罪证”，他“检讨”说：
我写过一些宣传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道德观念的毒草，如《卖啥要懂啥》《走出柜台做生意》《与商业人员谈学问、修养、礼貌》等，都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毒害了社会主义商业人员。
解放后到“文革”前，我给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哈尔滨等地报刊写过二百多篇文章，歌颂社会主义，介绍先进人物，或谈思想改造问题，对自己的改造也有帮助。但同时，我的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亦常作祟，就是赞成报纸的“多样性、知识性、趣味性”。所以，我不仅喜欢读报纸上这种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且也给报纸写这样的文章。记得五十年代末，我曾给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写过《北京的公寓》（介绍三十年代北平学生的生活）《北京的鲁班馆》（介绍北京做硬木家具和装饰品的手工业作坊）《北京的花市》（介绍北京手工业绒绢假花及花市简史）。六十年代初，给大公报、天津晚报的副刊写过《银浪小记》（介绍黑龙江一个养羊农场的发展）《猎人的语言》（介绍猎人在与自然搏斗的生活中创造的各种专用术语）《红色草原来去》（介绍黑龙江西部一个大草原的建设与发展），等等。现在检查，这些脱离政治、宣传游山玩水、追求兴趣的所谓“知识性”短文，适应了资产阶级的口味，腐蚀了社会主义的报纸，也毒害了读者，因此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犯罪。
1961年我就已经离开了新闻界，但我并没有放弃资产阶级的新闻观和资产阶级的趣味，继续利用所谓“多样性”的报纸副刊，散布我的观点，可见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如果不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下决心，经过长期的实在是痛苦的磨炼”，改造是无望的。
改行文史研究
1963年8月，父亲调回天津工作。两年后，我们也从北京搬回天津，一家人再次团聚，父亲亦从此定居天津。到1965年9月，他做了两年多天津工商业史料的征集、编辑工作。1965年10月至1966年9月，他又到津郊大沽参加渔业公社“四清”工作队，直到“文革”全面爆发。
由于史料的征集、编辑需要大量第一手资料，父亲曾经访问过许多天津工商界知名人士。工作之余，他也写了一些文章，其中最大的一项“工程”，即以他多年搜集的有关资料，于1964年化名“高山风”，为香港大公报写了长篇纪实《绿林元帅张作霖》，连载近三个月，累计逾十万字，这在当时有关张作霖父子及东北军的研究中，尚属罕见。也同时说明，那是他自1949年以来，生活最稳定的一段时间，因而能够安心写作。此前此后，他都没有再写过这样的长篇。还记得他到北京全国政协访友，偶遇末代皇帝溥仪和杜聿明、郑洞国等老朋友，回来后讲述他们交谈情景，说可以写篇文章。可见那时的他心境不错。可惜他没有写，具体内容我也记不清了。
不过，幸亏他没有写，否则，“文革”中又会增加一条“罪证”。他“检讨”说：
我在史料的征集、编辑工作中，积极执行了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的错误的组稿原则——“不拘观点”，“给予稿酬”。我觉得，如果非要一些老年资本家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写他们的亲身经历，事实上是办不到的；若不给一点稿酬，他们也不一定愿意写，所以我在组稿中完全依靠资本家，没有请有关工人、店员审查，结果使《天津工商史料》成了资本家的功德簿。我还曾替王光英、周叔弢写过对台广播稿，犯下为资本家效劳的错误。我给天津日报、晚报写稿，给香港大公报写《绿林元帅张作霖》，也骗取了一些稿费，反映了我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
“文革”前两年，父亲公开发表的有关文史研究的文章，现在能够查找到的只有一篇，即1964年4月22日天津日报所载《“洋油”在天津》，摘录如下：
“洋油”指的是煤油。大约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在当时中国反动统治者的怂恿、勾结和支持下，美国和英国便从沿海各通商口岸向中国输入“洋油”，以后逐步向内地发展，进口数量也逐年增加。据海关统计：1881年到1883年，煤油进口17651.3915万公升。最高的年代是1929到1931年，进口75205.5135万公升。1947年，蒋介石发动了大规模内战，国内交通多中断，运输困难，这一年煤油进口还有37982.2154万公升。
天津是美英两国推销“洋油”的中心之一，当时的河北、山西、河南、绥远、察哈尔、热河、陕西、甘肃都纳入天津为中心的推销网之内。
“洋油”进天津
1904年，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美孚油公司是第一个来天津的“洋油”托拉斯，推销它的鹰牌和虎牌“洋油”。1906年，英国的亚细亚石油公司也来到天津，推销它的铁锚牌和元宝牌煤油。1914年，美国摩根—洛克菲勒财团的德士古公司又来到天津，推销它的幸福牌和银箱牌煤油。这三个公司（当时人称“三行”）就是中国“洋油”时期的霸主，它们操纵中国煤油市场达半个世纪之久。
最初“三行”到天津推销“洋油”，先由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洋行代理，自己没有设立分公司。亚细亚是由德商世昌洋行代理，德士古是由日商三井洋行代理，美孚也是由别人代理。1912年前后，“洋油”销路打开，美孚和亚细亚才在天津正式成立分公司，德士古1919年在天津设立分公司，它们在中国的总公司都在上海。“三行”的经理称为“总办”，中国买办商人称他们为“大东家”。天津著名的洋油“大东家”有美孚的克立斯，亚细亚的罗萨姆，德士古的卜德兰等。帮助“大东家”推销“洋油”的是中国买办，一般称为“总账”。曾经显赫一时的天津“洋油”买办有亚细亚的黄颂坛、美孚的秦秀章、德士古的张绍堂。
“洋油”进入天津以后，豆油灯几乎全被“洋油灯”所代替，马路上（外国租界除外）也都挂起了“洋油”路灯，夜晚照明，由当时的公所管理，分段按户按月收费。
布满“吸血管”
第一个来到天津的美孚油公司，为了通过“洋油”掠夺中国人民，先虚伪地采用了免费试用“洋油”的办法，同时酌送一种特制的铁油壶座玻璃罩螺丝口的美孚牌“洋油灯”。人们一试，“洋油灯”比豆油灯明亮很多，而且当时“洋油”比豆油价钱便宜，从此“洋油”便打开了销路，并深入内地。
“三行”只经营批发，一切直接推销“洋油”的事务全交给经理处或代理店办理——大部分是粮栈或大杂货店。这样做，“三行”的打算是：粮栈在农村有人“坐庄”收购粮食，又与城乡的粮店普遍有业务往来，而大杂货店则与农村的小杂货店有普遍的业务往来，利用它们的商业网（零售“洋油”的是城乡的小杂货铺、粮店和串街串巷的小贩，它们一律向经理处或代理店购进“洋油”，然后卖给消费者），便能把“洋油”推销下乡，这样，没有几年工夫，“三行”的洋油吸血管遍插天津以及华北和西北城乡了。
建造大油库
“洋油”最初到天津时，全是小白洋铁桶装5加仑（约等于中国30市斤），两桶算一对，每对钉在一个木箱里。
1920年前后，“洋油”输入进入极盛时期，销量大增，小桶运来，数量少，运费贵。于是美孚和亚细亚计划在天津建造储油罐设立油库，准备大量销售。它们前后以中国买办或总账的名义，在海河东岸大王庄、大直沽一带连买带租搞到二百来亩土地，分别建起大油库，并且在油库里修筑了铁路，可直通火车。同时还进口马口铁，在油库里建立了制桶工厂，这就节省了一大笔运费。德士古在1932年在大直沽修筑成的油库最大，占地七十亩。
市场上的“厮杀”
美孚来天津最早，起初没有竞争对手。两年后亚细亚来了，要求与美孚利益均沾，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公司随时议定“洋油”牌价，不许随便更动。对代理店一律给予2%的佣金，不许抬高或降低。
资本主义企业间一贯是尔虞我诈，任何协议也不过是互相欺骗。亚细亚暗中对代理店奉送“洋油”，代理店每卖一百对“洋油”，外送五对，等于提高了佣金。代理店对零售的小杂货铺或小贩也奉送“洋油”，但比例小一些。这样一来，代理店和小商小贩在利的引诱之下，便积极为亚细亚推销“洋油”，排挤美孚。同时，亚细亚还专门选择大粮栈为代理店，希望把它的“洋油”迅速打入内地。不几年的工夫，它就从美孚手中抢走80%左右的“洋油”市场。美孚自然也不肯示弱，暗中对代理店多贴补“洋油”的“漏耗”，也等于提高了佣金。两者竞争的结果，美孚还占优势。亚细亚就另运来了一种石油加工产品僧帽牌“洋蜡”，在华北和西北城乡推销，又拉走了一部分美孚的“洋油”市场。
1914年，德士古又来到天津，与美孚、亚细亚展开了“三角竞争”。它在表面上也接受两个老手提出的互相制约条件，然而它在推销方法上，比美孚和亚细亚又高出一筹。美孚和亚细亚的“洋油”各有两种牌子，代理店可以同时代销两种。德士古的“洋油”也有两个牌子，但一家代理店只许代销一种，目的是叫它的代理家也互相竞争，谁多销了“洋油”对它都有利。凡是销油多的代理店，它暗中给佣金或漏耗补助。同时，它还大量推销汽油和各种机器油，为此，不惜花很大的成本，印制精美的各种机器用油示意图，分发给各代理店，向用户宣传什么机器必须用什么油，否则要损毁机器。其实都是巧立名目，抬高价格，欺骗中国人。
死亡前的疯狂
解放战争时期，“三行”借着最后的时机疯狂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那时，工业生产萎缩，各地断煤，天津电灯也往往停电，“洋油”和“洋蜡”得手，大量倾销。“三行”对各代理店或经理处一律取消了收押金寄售的办法，全部改为现钱现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945年到1948年之间，“洋油”每个月几乎涨价一倍，每斤“洋油”的价钱能买四五斤大米。每当“洋油”求过于供时，三家“洋油”公司又暗中协议“洋油”不开价，即没有一定的市价，这是帝国主义故意制造市场混乱，以便进一步压榨、搜刮中国人民。那时，粮贵“洋油”更贵，害得人民付出高价买粮食，付出更高的价钱买“洋油”。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在天津政协负责文史资料研究工作期间，重提民建、工商联以及天津工商史料工作，才写了更多的情况和他的意见、建议：
1949年天津解放后，最早开始活动的民主党派，就是民建会天津分会（后称民建天津市委），这符合天津的历史地位。天津是我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当时的民族工商业者就超过了四万人，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民建会去做。例如，中共建政初期，各行各业人员都需要不断学习，以加深对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等新事物的认识，以更好地“改造思想”。为此，民建天津分会多次举办“新世纪座谈会”，邀请京津专家学者讲述有关党的政策、国家大事、国际时事等，颇受会员欢迎。施复亮先生几次到天津主讲劳资关系，对民建会员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有很大帮助。我经常被邀请去担任座谈会的记录，因为要细心听讲才能记录完整，事后再做文字整理，等于学习两遍，所以收获很大。
我与民建会最密切的联系，是参与整理工商史料工作。
1963年8月，我调到民建天津市委，负责天津工商史料的征集、编写、出版工作，先后两年时间。这项工作是周恩来总理1959年在全国政协六十岁以上的委员座谈会上提出的，希望各界老年人“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天津两会（民建、工商联）的史料小组就是在1963年夏成立的。
60年代“极左思潮”盛行，“阶级斗争”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搞工商史料工作是要冒险的。而且，我们史料小组成员中，有两个摘帽右派，一个旧律师，加上我这个旧新闻记者，基本上是一个不被“组织”信任的队伍，更谈不上尊重。我们做工作都是提心吊胆，生怕白纸黑字被人抓住什么“辫子”、“把柄”，落下莫须有的罪名。为了防患未然，我经手征集、编写的工商史料，每篇都要“骂”几句资本家剥削成性，写几笔工人的血泪史，否则似乎便不符合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本来面貌，不这样也不能被批准刊出。写史料的工商业者同样顾虑重重，怕白纸黑字成了“为自己贴金”或“有意翻案”的罪证，所以写作时放不开笔，甚至讲些有悖事实的违心话。如此战战兢兢，我们还是编辑出版了八辑《天津工商史料选辑》，一册《天津私营工商业厂规店规汇编》，而且是我们自己打印、装订的，每期印二三百册，分送各有关部门。应该承认，其中不少篇章是很有史料价值的。
“文革”期间，我果然未能逃脱“为资本家树碑立传”的罪名，被机关“造反派”命令捧着《天津工商史料选辑》，接受对我的批判。事后，“造反派”便把那些史料当做废纸胡乱撕毁了，我家保存的也被处理掉，免得被误会“准备翻案”。
拨乱反正后，很多历史和经济研究部门都要查阅《天津工商史料》，说这些史料很有价值，而且作者大多已经谢世，成了绝笔。但虽经多方查找，原有的九辑也没有找全，甚为可惜。那时，我已离开了民建天津市委。
新时期，两会的史料征集、编辑工作又恢复了，我希望它有所创新和进步。既可以发动会员写个人经营工商业的履历，也应该有计划地组织各地两会抢救工商业史料，特别是大厂大店、名厂名店、与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或有地方特点的行业（如天津的外贸、洋行）、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物、帮派等史料，总之，大有文章可做。征集和整理史料是国家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也应该是民建会的重要工作任务。
“四清”中的思想检讨
“四清”，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谓“文革”序曲。
父亲在“四清”中，虽然不是“对象”，却也必须接受教育，包括清理自己的思想，并参加工作队到实际工作中去经历“阶级斗争”。他在津郊“四清”工作时筹办“阶级斗争展览”，负责写解说词，倒有了一个额外收获，即完成了一篇史料性质的“大沽渔业小史”，虽然初稿通篇不免阶级斗争术语，却也保留了一些历史资料。“文革”后重新整理成文，作为史料发表了。
关于他自己，父亲全面、系统地检讨了自己的思想：
解放后十五年来，多种重大政治运动我都经历或亲身参加了，既受到教育，也有错误的思想活动和行动。
抗美援朝初期，我先想到美国有原子弹，心里恐美，不能理解毛主席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正确论断，担心打不了美国，反而惹出麻烦，对我们建国不利。同时也不懂得什么是国际主义精神，觉得我们何必去管朝鲜的事情，自扫门前雪岂不很好？后来美国被打败，我又觉得扬眉吐气，懂得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武器，懂得了如何区别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
镇反、三五反运动给我最大的教育是，“阶级斗争”这个政治概念在我的脑子里具体了。过去是抽象的。但在运动中，我有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思想，看到一些问题不大的人被斗，觉得过火了一些。听说个别较熟悉的人是贪污分子，也产生过怀疑。例如听说我的老师、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张元第病死在监狱；我的中学老师、天津通澜中学校长齐通侯自杀，便感到惋惜，认为他们一生办教育，何至于因贪污致死。说“自杀是有罪不认，是与运动对抗的手段”，则更不理解。其实我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具体罪行。那种所谓的“惋惜”，全是凭师生关系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感情。
肃反运动，我才开始正视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国民党军服务的反动历史。虽然详细做了交代，还是疑神疑鬼。因为“运动不是绣花”，不能保证自己不被斗。又想，纵然不被斗，今后组织是否还能相信我，叫我做记者呢？在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我也在患得患失，不相信党。
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我险些跌入右派泥潭，犯下严重错误。社会上右派乌云乱翻，牛鬼蛇神大量出笼，这我全看不见，只是对他们的言论关心。我最“欣赏”的是“党群之间有墙”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反动言论。大公报楼里也是乌云乱翻，暗藏的一些右派也曾鼓励我鸣放或写大字报，我没有照办，甚至连一张大字报也没贴。他们联名写的反党大字报，我也不去签名。这倒不是我有阶级斗争觉悟，而是从个人主义出发，认为他们中有些人是投机分子，不屑与之为伍，保持我的“清高”。
在这期间，尚未被揭露的大右派、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企图拉我去光明日报工作，这自然是因为我们的资产阶级臭味相投。储拉我，正好说明我有“能力”，可以抬高我在大公报的“身价”，所以在反右前，我曾去看储，表示目前我无理由要求离开大公报，但也未彻底封门不去光明日报，目的是希望他再把我拉紧。我还给他写过一封信，表示对他把党群关系问题提出请党中央注意的赞许，实际上是支持他“党天下”的反动言论。在此同时，我还给当时尚未被揭露的另一个大右派、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写过一封信和一稿（未刊用），赞成他所提出的“党群之间有墙”的反动言论，而且说“大公报党群之间也有墙，正在拆除。”徐当年曾任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那时他很“欣赏”我写的新闻，我给他写信是买好于他，想在新闻界多一个为我捧场的人。如果不是反右斗争迅速开展，党拯救了我，我怎能不坠入右派泥潭？至今回想起来不寒而栗，辜负了党对我多年的教育。
1958年，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建设社会主义，我先感到工作、生活紧张，后来对党的方针、政策又产生一些怀疑。农村人民公社如何，我没有看到也没有感受，只是对“卫星田”、“卫星猪”等不大相信，一头猪怎么能生三十头小猪呢？谷子地里连麻雀也进不去，可能也是夸大。城市搞人民公社，我怀疑是否过早？家家去吃食堂怎么行？阴天下雨，我还得扶老携幼，不去又怕人说落后，真不好办。所以那时我全家吃大公报食堂是不得已。土法炼钢，一会儿一炉，我就不敢相信那是钢，否则“超英赶美”太容易了。担心白浪费人力和财力。这些错误思想的产生，是因为用资产阶级世界观看待新事物，必然格格不入，表现出右倾保守情绪，也反映了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摇摆不定，不是坚决地跟党走。
在三年节粮度荒期间，我也有错误的思想活动和违反政策的行动。当中央宣布我国遭受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时，我立刻想到1942年我在河南所见到的大灾情形，是那样的惨不忍睹，到处是饿死的人，社会秩序全部混乱。现在灾情远远超过当年的河南，可是党和政府保证了每人有足够的粮食定量，不叫一人饿死。今昔对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我感到无限幸福。但到后来物资供应日渐紧张的时候，我又对灾情发生的原因产生了怀疑。市场上不见水产品，难道江河也闹了灾？其中必有人的因素。我虽然找不到任何根据，却很肯定自己的这种论断。后来听报告说，三五年内形势能够好转，我认为时间或许还要长一些。我表现的是不相信党的话，倒相信自己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还认为，纵然是三五年好转，这日子也不算短，于是我为自己和全家做了打算，要熬过艰苦的日子必须保持住身体，所以我主张“活命哲学”，着眼于全家吃的问题。凡是市场上有卖的，在不借债的原则下，我尽量买来，以增加所谓的“营养”。我和孩子们经常排队买东西，也买过非法小商贩的东西。在北京、天津的“自由市场”就买过葱、姜、蒜、鸡、鸭、兔等，在长沙买过三斤腊肉，在黑龙江庆安县买过一对野鸡、四斤肉、两斤榛子，我还把自己的自行车卖了，钱也买吃的了。以上这些行为，说明我经不住艰苦的考验，为了个人享受，不惜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支持了资本主义泛滥。同时，这种行为也对子女造成很坏的影响，在他们纯洁的心灵里撒了一把资本主义的秽物。
为了“彻底革命”，他连帮助朋友这样的小事，都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做出“交代”。在他的检讨中，有这样一段“我从物质上支持在押反革命分子的错误”：
1954年，抗战时期与我同在国民党军抗敌宣传队，抗战后继续在国民党军服务的×××突然从江苏某农场来信，说他劳改期满留场做文化教员，希望我寄给他几本有关养鱼养鸡的书，发展农场副业，并说这是经过领导同意的。我想，这大概不至于犯错误，就买了寄给他了。他有个女儿，很小时我就认识，解放后在山东师范学院读书，给我写信说，生活困难，希望我每月能够给她几块钱，维持到毕业。我想，既然国家允许她上大学，毕业后还能为国家服务，我给她寄点钱大概也不算什么大错误，于是每月资助她几元，并写信告诉她，这不是因为你父亲的关系，而是因为你有困难。还嘱咐她要与她父亲划清思想界限，好好读书，不辜负党的培养。后来她还是没有能够坚持到毕业就工作了。这两件事我当时都没有向党组织报告。1956年肃反时才交代，组织上也没有追问。现在认识到，我当时只念“老同学”、“老朋友”的感情，没有恨的意识，没有一点敌情和阶级斗争观念。
父亲的这段思想检讨，颇有总结的意思。他大约以为，经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己可以告别旧我，安心于文字工作了。那时，他决不会想到，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在等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