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还乡
1945年12月1日，天津大公报复刊，当天发表社评《重见北方父老》称：
一别八载余，今天重与北方父老相见，我们真有说不出的欣慰与感慨。……大公报是生长在北方的。自1902年创刊于天津，……数十年岁月中，为国家为人民曾不断尽其报道与言论之责。大公报是北方的报，大公报离不开北方，北方没有了大公报也必定倍感寂寞。但是，大公报竟然离开了北方，离开了八年多！是谁叫大公报离开北方的？乃是空前的外患，严重的国难。
社评历数自“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天津大公报义不受辱，断然停刊，先后经上海、汉口、香港、桂林四馆开闭、迁徙，“最后，只有重庆大公报守护国家中心，坚立言论岗位，几只秃笔，一张烂报，做到敌人投降，胜利到来。八年多来，大公报不啻曾转战了全国，倍经忧患与惊险。……这八年多，本报同人颠沛流离，从事言论工作，以绵薄之力贡献于抗战，却无时不在怀念北方。……大公报的家乡在天津。”社评特别指出：
抗战胜利了，问题纷纷，而最大的一个课题是建国，是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要建国，岂可无北方？纯朴勇毅的人力在北方，主要的建国资源在北方，国家无北方，就根本不够建国的条件了。……在北方，敌军尚未完全缴械，汉奸还一个未办，更有恼人的军事纷扰在蔓延着，岂容我们心情轻松？一切事，我们希望政府有做法，努力做；我们做国民的，也要时刻不忘国家，不忘本身的职责，不忘国家的前途，努力尽到我们的匹夫匹妇之责。……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大翻身的第一步，还有更艰巨繁难的工作在前头。我们应该珍重互勉，发奋为雄，为国家建基业，开太平！建国大业，长路漫漫，北方人实分担着特重的责任，我们更要珍重，更要努力！
这篇社评表明了大公报对抗战胜利之初国是问题的基本态度，也表明了对北方，特别是华北、东北问题的重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于1945年末奉调北上，先从重庆搭国民政府还都专机到南京，在上海稍作停留，经北平转天津。我这个离家八载的游子，终于回到了家乡，参加大公报天津馆的工作。
一别八年，天津变得既熟悉又陌生了。熟悉的是乡情乡音，陌生的是社会景象。1937年10月我离开天津时，日军只占领了华界，中国人还可以到英法等国租界躲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法都成为日本的“敌国”，租界也被占领，天津完全成了日本人的天下，许多战前还只住在日租界内的日本人，纷纷迁出，遍布天津，到处都留下了侵略者的痕迹。胜利后，许多道路都不得不重新命名了。日寇作孽太深，中国百姓恨之入骨，以致日本投降后，天津街头时常发生老百姓见到日本人就打，打得他们抱头鼠窜的事件。
抗战胜利后，最早进驻天津的不是中国军队，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先头部队。美军张贴布告称，他们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来津，目的为解除日军武装，恢复合法而无日本势力的地方政府，维护法律与秩序，恢复人民和平生活。驻天津的日军签降、受降的也不是国民政府官员，而是美军司令骆基将军。
大公报先期复员人员早于美军抵津。为尽快复刊，即与当局交涉，着手接收报馆旧址，一是旧日租界四面钟对面的昌和洋行（“九一八事变”后为日商占据达十四年），成立了经理部、营业处。二是旧法租界电灯房后大楼，设立了编辑部。筹备一个多月后，天津大公报即正式复刊了。不久，国民党政府宣布，“为贯彻新闻自由之既定方针，电饬各收复区，自电到之日起，即将所有新闻检查予以取消。”这对我们的采编工作是有利的。
当时，天津馆的经理是曹谷冰，编辑主任孔昭恺，外勤课主任曹世瑛，要闻编辑有贺善徽、谭文瑞、刘念真（后来去了香港）和我。总编辑张琴南和继任编辑主任赵恩源等都是后来才到的。
大公报用人，实行采编岗位轮换。做过一段时间记者，要回编辑部做一段时间编辑，改稿子、做标题，然后再外派出去。这样既有利于记者与编辑的沟通、合作，相互理解、体谅，又锻炼记者成为多面手。当然，编辑也有临时抽出去采访或转为记者的。在编辑部历练出来、表现出经营管理能力的某些人，还会调到经理部任职，如此，报馆的整体运行就更加得力和流畅了。胡政之先生就是一位既懂经营管理又擅妙笔著文的好手。
1946年1月3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新年三愿》：一愿和平息争，大家过安谧的日子；二愿民主进步，人人都不要拂逆潮流，兜圈子，开倒车；三愿人民幸福，少受灾殃。我在津馆做编辑不过三个月，经手编发的时政新闻，却与此三愿大相径庭。抗战胜利后的和平生活，仅勉强维持了短暂的十个月。
军调部成立
我离开重庆时，那里正在积极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前，社会各界都呼吁国共双方停止武装冲突，希望政治协商不要在枪炮声中开始。
1946年新年伊始，局势果然有了转机。
1月6日，天津大公报刊发重庆专电：国共双方协商同意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由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三人团实施。
10日重庆专电：政协会开幕前商妥停止冲突实施办法，将在北平设军事调处执行部，由政府、中共、美国三方代表组织。
11日重庆专电：停止冲突令下！（特大字号标题）政府已转发各部队，限命令到达时即停止军事行动。中共代表亦已通知延安转发各部队。专电并详细描述了停战令签字时的情形：
停止冲突之命令于十日午后三时于马歇尔特使官邸之客厅中正式签字。厅内炉火盛旺，暖意洋洋，与会者皆笑语，令人兴奋无已。停止冲突命令及附件等分陈于厅内之会议桌上。马歇尔、张群、周恩来分别在文件上签署。马歇尔以成功完全由于双方之诚意，故谦不与两代表共同拍照。张周两代表遂坐于会议桌上留签字照片，起立后并热烈握手，亦被摄入镜头。签署毕，马歇尔特使首先致词，谓参加这盛举极兴奋，而成功完全由于政府与中共双方解决问题诚意所致。张群致词，对马歇尔之协助表示感谢。周恩来向马歇尔、政府代表及参与会谈之所有人员致谢，并希望国共两党之合作能持之永远。此历史之盛事遂告完成。
12日本市讯：停止冲突消息传来，天津物价普遍下跌；北平电话：市民欣闻停战，咸盼粮价物价下落。行营主任李宗仁表示乐观局势，盼望一切按照规定早日实现，使北方交通早日恢复，物价可能降低，裁兵整军计划得以实施，人民早点过上安定日子，使八年来剥去几层皮之经济逐渐复苏。
13日北平电话：军调部三方代表（美国罗宾逊、政府郑介民、中共叶剑英）率部分工作人员飞抵北平，分住北京饭店三层楼内。军调部职员均佩圆形徽章，标有中英文图案字，两端麦穗，上方有三环相连，做团结之象征。罗宾逊对政治协商会议及执行部前途均深表乐观，但同时认为“任务至艰巨”。郑介民连称“不算旧账”，相信一定能够全部停战。他说，“九年未能成功的谈判，再谈我们一定老了。”叶剑英自称“土包子”，从未来过北平，只听说北平可爱。他说，“团结是世界历史的喜事。我来时，政治协商会议才开了三天，但代表们十分公正坦白，空气祥和。总之，盼对和平建国有一个各党派、无党派所共同承认的纲领，然后再谈政府的组成。”叶并表示，同意应先停止宣传战，希望新闻界朋友帮忙促成团结。
15日北平电话：军调部发出和字第一号命令：“永年附近之政府军与中共军应照政府与中共代表在重庆商定之办法，停止冲突，并各留原地，停止敌对状态，恢复城内外交通，并允许粮食商品出入。”（永年县在冀省西南，刻在被包围中）
16日综合消息：冀绥豫热枪声未停，东北共军攻占营口。军调部决定先成立若干执行小组，以便派赴未停战区域执行任务。美军连日出动飞机，在各冲突地区散发停战命令及对某一地区的特殊命令。“停战命令堪比稀有之纸弹飞舞于炮火未停战区之上空。此项纸弹以白色卡片纸印刷，右角有头带式之红布条钉于其上，亦如满天白鸽有红尾，表示和平将临。”
18日北平电话：执行部三委员招待记者，郑介民、叶剑英分别答记者问。罗宾逊最后发言耐人寻味。他首先说明美国人的中立地位，一切按照在重庆议定的方案执行，“这是中国的决议案，不是美国的决议案，两位同意，我无异议。”有记者问，如果国共双方皆不肯停止冲突，则将如何？罗答：“我也没有办法。”
北平军调部从成立到解散，不过一年多，见证了国共内战从局部摩擦到全面爆发的过程，这也是我后来的重要经历。
北平办事处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前述军调部活动报道，有专电、电话、综合消息、本市讯等几种形式。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对天津大公报而言，专电都是来自各地记者的电报，综合消息多为本市讯或专电节录，而电话则来自本报北平办事处。
早在天津大公报复刊之前，北平办事处即已恢复工作。其任务是同时向重庆、上海两地大公报发专电，因天津近在咫尺，随时可通便捷的长途电话，此即“北平电话”的由来。电话报道往往是口述成章的，这需要记者具备相当的功力。
北平历来是中国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即使不是作为首都，在全国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大公报在北平配备了强有力的采访力量，最初即是徐盈、子冈夫妇。他们都是大公报的资深记者。徐盈以经济分析报道见长，子冈以社会问题报道著称。
关于军调部，子冈的报道绘声绘色，颇具特点。请看1946年1月18日天津大公报刊登的子冈通讯《三委员在北平》：
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三委员到北平四天了，人们对他们的注意与热望，不下于蒋主席之来北平。二百万北平市民之能读报的也就只占十分之一，但一般的都具有很浓厚的新闻常识。三委员像和平之神，他们来的翌日，金价粮价棉布价转跌，虽然这几天在回涨，零售商还在赚钱卖。“看津浦通车的消息”“看释放张学良的消息”，北平的报章像是时局的温度计，又像炎夏时节枝头的知了，他们喊着，把人民的心给跟着掀起。
北平这座城，在三委员未来时正在作粮价物价的涨价竞赛，涨得人们晕了头。市政当局一个劲儿喊平抑、惩罚，但是捉几个奸商有什么用呢。平粜与救济面粉如石沉大海，连一丝涟漪也引不起来。三委员之来给市政当局解了围，在叶剑英参谋长初到北京饭店接见很多新闻记者的时候，一位官方报纸的记者坦白地对他说：“您再不来不得了啦，北平二百万人民盼了您多久了。”叶笑着，于是谈着城市乡村的呼吸相连的问题。叶氏谈到“中国内部冲突本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现在弄得由美国朋友参加帮忙，我们一方面感激，一方面惭愧”。这消息后来印到报上变成叶氏不赞成马歇尔参加三人小组了，外国记者对此注意非凡，所以十七日上午叶氏在北京饭店对四五位外国记者郑重声明这点。
外国记者也一窝蜂地到北平来了，他们最感兴趣的，除了目前执行部的工作外，就是蒋主席在平设告密箱的效果。他们有的要去张家口了，过去他们是偷偷摸摸去，现在随了大局好转，他们可以大模大样自天而降了。为了交通工具不在我们手里，说不定中国记者去反而不大容易。现在很多中共干部和技术人员已自张垣（地名）出来，我问：“有女的吗？”执行部的政治顾问徐冰笑说：“我们的女的到这大城市来得先受一番训练，真是土包子啊！”
北京饭店目前虽非执行部专用，但警卫仍如同战服团包用时一样，美国宪兵在每层楼上守卫，这对于政府代表是司空见惯，对于中共代表却有点那个。美国代表罗宾逊在三楼，政府代表在二楼，共党代表在一楼。当局替政府代表找了德国饭店，替中共代表找了翠明庄来下榻，但双方干部仍旧住在北京饭店里，互相联络商洽至为便利，而且非常巧合地，郑介民与叶剑英是广东同乡，他们外貌除了后者多一撮黑须外，颇有似是而非之处，都是方圆脸，结结实实的。
郑介民委员是留日学生，他的对手却是留俄学生。郑氏下机后便说要坐火车回去，他也许有把握才说这句大话，“半个月以后津浦通车”的消息已经不仅给予他一个人以喜悦。据说张垣到北平之间，也只有五十里路的铁轨尚未修好。
他们三个委员有时候一起在北京饭店里吃黄油面包，有时一齐出席宴会，十八日午后招待记者们。为了慎重，问题是事先提出的，而且预发出入证，因为办公人员尚未到齐，三位委员尚未正常地到协和医院去办公。想不到P.M.C.今天为了中国兄弟的协和也来效力。
政府负责新闻发布的是中宣部大将季泽晋，他向记者声明，与中宣部全无关系了，完全算执行部的人。他的中共对手是龚澎女士，他们在重庆便已很熟，所以工作颇为便利。龚澎抵平以后每夜忙到三点才睡。新华日报颇想在北平出版，据说筹备起来并不困难，只要政治协商会议真的带给全国以和平以及言论自由。
十三日午夜是停战时间，但在这时间的前前后后，政府及中共双方都接到不少互相攻击的战报。据季泽晋说：恐怕是难免的。我们的交通通讯工具太差，也许有局部通知不到的地方。中共方面则陈毅、贺龙、聂荣臻、粟裕、毕占云全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十八日三架飞机载小组人员去赤峰、集宁、济南督查停战了，今后继续还要有人出发。
李宗仁氏也说，中国内争如同一个家庭里兄弟的失和，不劳驾邻居的劝解也可以和好的，这和叶剑英说法刚好如一，那么在邻居上来帮忙以后，想来和好更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子冈的愿望当然是好的，但事实并非如人所愿。
比较起来，徐盈看军调更冷静。1月26日，徐盈报道：
重庆之政协会议与北平之执行部呼吸相连，而民主与和平息息相关。执行部二十四日发表第四号公报，说明若干地区冲突告一段落。执行小组工作正在展开。政府代表郑介民表示，需要更多译员转赴前方，展开工作。中共方面亦表示愿调十三个军区之参谋长来平，以主要干部做小职员，以便即可解决一切。双方均在忍耐极限上获得一致之解决办法。
这“双方均在忍耐极限”的判断，不久便被事实证明了。
两封读者投书
做报纸的编辑，除了编发记者的稿子，选发读者来信也是一项重要内容。读者来信来稿，反映着民声民意。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人员到各收复区接收，其中许多人大搞“五子登科”——抢房子、车子、条子（黄金）、女子、馆子（吃喝），闹得人心尽失。为此，胜利才一个多月的9月27日，重庆大公报就曾发表社评，疾呼“莫失尽人心”。
我到天津不久，即看到一封读者来信，以切身体验指斥当局“劫收”有道，治理无能。于是编发《读者投书》：
两个多月前，贵报重庆版发表社论《莫失尽人心》。当时大家读了以后，除了失尽人心的大员没有什么感想外，我敢说一般的人没有一个不交口称赞的。两个月前，沦陷区收复尚不久，所以确实尚未失尽人心。可是到了今天呢？最显明的事实是物价问题，白米白面我们是不常吃，也不大打听价钱，只以我每天不可或缺的棒子面来说，今天差不多合伪币三百元一斤了，煤块七十五元一斤，其余柴菜油盐无不青云直上。物价如此的威胁，我们老百姓真到了快饿死的时候了。一天除了愁叹典卖以外，只是在这绝望的深渊里来拼命。当初日寇盘踞华北的时候，物价上升不已，人民只是关上了门在家里咒骂，每日烧香念佛的只求我们的胜利来临。胜利来到了，沦陷区可怜的老百姓看见中央大员自天上飞来后，真如子女见着亲父母一样，觉得这一回可好了，一切一切全有办法了，第一是棒子面绝不会再到二百多元一斤了，于是喜极而泣，乃至涕泪交流。没想到喜极而泣的眼泪还没有擦干，现在老百姓可又哭了，哭的是，不但棒子面比日本鬼子在这儿还加倍的贵，并且我们的贤明当局连一丝的办法全没有。我们是五强之一呀，一切一切最低限度应当比敌伪霸占这块地方的时候好一点，才对得起这群温良驯顺的老百姓。有些脑子不清的人说，物价涨成这样，当局丝毫没办法，还不如日本在这儿时候好呢。这固然是因气愤而说出如此糊涂话，可是老百姓除了求饱食暖衣外，他们哪里有什么其他希望呢。恳请贤明当局救救老百姓吧！
战胜的中国百姓生活艰难，战败的日俘日侨呢？请看另一封读者来信：
天津物价越涨越凶，人民生活叫苦连天，国军也在吃着无油无盐的伙食。反观日俘日侨锦衣玉食的生活，实在是太舒服了。日侨住着有暖气设备的洋房，穿着崭新的衣履，漫步街头，大食堂、大金店、大百货公司都有他们成群结队的足迹。日俘的生活更令人惊羡。他们虽然缴了杀中国人的武器，但把粮食、冻肉、燃料……大批的留着，饱食终日，有时还盗卖换酒，来个酩酊大醉。你可以看见南货厂、海光寺、法商学院、工业学校堆积如山的白米、煤炭、咸鱼、冻肉……让屠杀我们八年的日本俘虏吃得红光满面，一肥二胖；你又可以看见抗战八年出生入死的国军营养不足，在四郊冷得发抖，守护着天津。这两幅画面一对照，令人太痛心了！蒋主席在日本投降后固然说过“要爱敌人”，但我们对日人过分宽大了，宽大得使他们不承认战败，宽大得爱敌人不爱自己了。所以我们要提醒当局，改正这不合理的现象。
抗战胜利不到半年，欢欣鼓舞已成明日黄花。国运艰难，民不聊生，此情此景，不能不令人沮丧。
东北的阴云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在东北的争夺始终没有停止，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由于东北的重要城市、铁路、港口都在苏军的实际控制之下，中共得益于苏联的帮助，迅速扩充了在东北的武装力量和占领区域；而国民党的军队开赴东北却处处受阻，连没有武装进驻东北的行政接收人员，也不得不又退回关内，迟滞于平津。此外，苏军在东北大肆拆运工业设备，不仅招致中国人的愤怒，而且引起大洋彼岸美国、英国的警惕，先后提出警告、抗议，美国人甚至明确表示，准备“采取措施，阻止侵略”。……
如此多的外交、内政问题交织，使得东北局势愈加复杂。
大公报很早就注意到东北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早在1945年10月，政府第一批接收人员出关时，即特派记者吕德润随行到了东北，持续不断发回相关报道。
11月，国军在东北各港口登陆不成，决定从陆路出关，由此与共军发生军事冲突，是为东北内战之始。吕德润兄报道称：
接收大东北，形势演化，已面临意外大困难。海陆空各方面，条条大路通东北，国军所能达者惟河北境内秦皇岛一处，国军入东北首须经过山海关，而该处已先为共军所占，国军前进遭逢阻碍，两军冲突多日，死伤不少。偌大东北，若共一步步打过去才得接收，何堪设想。……据十余日之观察，深觉东北情况令人焦虑。……今后美海军将不再运输国军赴东北各港登陆，对事态演变，取客观地位。若干美国记者均望我政府与中共迅速获得圆满决定，两党既均以中国人民为号召，何忍八载抗战之余再起内战；东北人民沦陷敌手最久，何忍令东北人民再受战争痛苦。
12月5日，吕德润兄随政府接收人员再返长春，报道称：
……长春街头可见“希望国共合作，拥护联合政府”“欢迎联合军”之标语，报纸皆以民主团结为口号，并纷载新华社所发消息，并刊载朱德对美记者之谈话，谓不反对国军进至长春铁路沿线，惟望事先与中共协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承认东北地方自治。报纸被检之天窗乃以代表国民党，颇足令人玩味。毛泽东之《论联合政府》等书与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书均公开发售。平民对此次来人多不露表情。电台播唱“松花江上”，记者闻及“那年那月”之句，黯然久之。东北民众十四年来历尽艰辛，今国土重光，对祖国想望是一片光明，因隔离日久，对党派之事多无所知，皆以国家第一，而希望今后过太平岁月。日俘及日侨已见减少，且多老幼妇女。周前天寒，闻已有冻死者，十四年之暖室主人，今日开始领略朔风滋味。中共部队已不在市上公开出现。
12月下旬，国民党接收人员到沈阳、哈尔滨，吕德润兄随行，对接收问题颇表乐观，他报道称：
此次旅行，从多处可说明中苏盟好条约之有效。苏方人士对中国之团结前途普遍关切。……其对中国之友好实不必怀疑。不但使记者对东北问题看法已感轻松，且认为中苏邦交已树立一基础。至于苏军部分之军纪问题，不能代表全体，亦不能与主管混为一起。苏军当局对破坏军纪者多处以极刑。
中共在东北之组织力，目前无精确估计；其对东北三市之接收，亦未闻有破坏行动。人民对真八路之作风尚无恶感。部分县市间中共亦有组织，但对将来各省市之接收态度尚待证明。一高级共产党员语记者，彼不承认东北各地武力皆为真八路，并斥为土匪。彼辈多为伪满时代作恶多端之警察与特务，集结武力作政治资本，以待双方出价。此辈组织散漫，人民对之甚为怀恨。
东北人民十四年在苦难中，坚贞不屈，幼小儿童对祖国更为仰望。人民过去受日本压迫甚重，对党派观念极淡；唯对国家观念甚强，对蒋主席仰望之高，较他地人民绝不低落；对汉奸怀恨极深，希望政府代彼等清算十四年之血债；对接收人员及将来作风尤为注意，对国家团结热望无穷。亡国滋味，彼等体会最深，等了十四年，希望自此可抬头，挺胸见人。
此行观察，认为目前东北确呈光明之象。各地接收，苏军及人民均可协助。各省接收大员可以早来，不必一定等待军队。事实上部分武力亦不足恃，可恃者在本身之作风。今后东北问题完全是国内政治问题，东北之民心尤不可失。国内如早日得一团结局面，当地再树一良好政治作风，东北之接收实为易事。
1946年1月15日，国军开入沈阳，但苏军撤退迟缓。
2月下旬，《雅尔塔秘密协议》公布，重庆等地发生反苏游行示威之后，东北问题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焦点，但来自东北的消息却仍然没有苏军撤退的迹象。直到3月中旬，先是驻沈阳的苏军在事先没有通知中国政府的情况下突然他调，至14日撤退完毕，国军一部入城接防；继而驻四平的苏军也开始撤退，国共双方的军队曾为进驻发生激战；下旬，驻长春的苏军亦有撤退迹象，但直到月末，并无继续。显然，苏军是在有计划逐步北撤。
与苏军撤退同时发生的，一方面是东北接收迟缓，中共乘机巩固根据地，并在黑、吉两省成立了省政府。另一方面是国民党东北行营人员由锦州推进至沈阳，熊式辉再次出关坐镇，并照会苏方，将由中长路运输军队。国共双方不仅采取实际行动，而且发动宣传攻势，中共重庆新华日报指责“沈阳国军扩大内战，进攻民主联军”。国民党军委会发言人反驳：“国军根据中苏友好条约规定前往接收，自为应有之责任。依据停止冲突命令，国军开入东北不受任何限制，此亦为中共所同意。”并指“国军接收沈阳之际，共军竟向沈阳四郊不断进攻，并破坏电厂，危及沈阳治安与秩序。国军接收辽阳抚顺铁岭等地，共军复纠集兵力，分于各地向国军猛施攻击，并先后攻占政府已接收之省县”云云。
鉴于东北问题日趋严重，重庆方面，张治中（接替张群）、周恩来、马歇尔三人小组不得不把东北问题提上议程，协议决定派军调小组去执行停止冲突命令。但国民党同时声称：“共党最近所提之停止冲突命令延展至东北及派执行小组一事，政府为体念东北同胞早日恢复地方秩序，在原则上虽已同意，但此自不能与一月十日共同颁布之停止冲突命令内‘国军开往东北不受任何限制’之规定有所抵触；且共党军队更不能以此为借口，而阻挠国军接收苏军已撤退之地区，或竟攻击国军业已收复之地区。”
3月底，东北局势终于出现转机，军调部发表第二十一号公告，决定派遣四个执行小组到沈阳，而后再分赴各地执行调处任务。3月30日、4月2日，三方代表先后飞抵沈阳。此时，东北战局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国军入开原抵四平，长春四周共军集结，并加紧实施经济封锁；共军切断电源，沈阳城内电灯忽明忽暗，二百余万市民苦盼和平。随军调部人员飞赴沈阳的徐盈兄在当天发回的专电中称：“沈阳这个‘中国内战温室’的混乱正逐日增加，执行部的工作能力因此又得进一步之试验。”
4月3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执行小组到东北》，指出：
举目东北，烽烟弥漫，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未了，而是我们内部的冲突还在进行。执行小组能到东北调处，实在太需要了。同时军事调处由关内扩展至关外，也指明一种事实，就是停战必须是全面的。关内战事停了，而关外仍打个不休，这个矛盾的事实，很容易让全国人民怀疑关内各地停战的真实性，怀疑是否暂时休战？这样发展下去，地方受不了，国家也受不了！必须东北的军事冲突也停下来，国内才算真正停战。
《解放》三日刊事件
东北局势紧张，北平也不平静。
国民党政府接收北平后，设立了军政首脑机关：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长官孙连仲）。1946年初，根据国共《双十协定》确认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和“两党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原则，北平又相继出现了几个引人注目的机构：除军调部外，还有中共主办的《解放》三日刊（总编辑钱俊瑞）和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由副参谋长滕代远兼）。这些机构的存在和这些人物的活动，使北平这个传统的文化中心，又成为当时北方政治、军事都敏感的城市，大公报当然会作为采访重点。
1946年3月末，为加强北平的报道力量，报社把我从天津编辑部调北平办事处继续做记者。未几，便遇到一场国共纠纷的风波，我与子冈合作进行了追踪报道。
4月3日清晨六点多，我在办事处刚刚洗漱完毕，突然接到上海申报驻北平记者张剑梅打来的电话，他说，中共的《解放》编辑部昨夜被军警搜查，逮捕了许多人。我问他是否同去现场采访，他说，申报记者到那里去采访“不适宜”，所以才特意与我通气。他认为大公报记者去采访最合适，并愿意听我的“二手”消息，再发报道。我没有考虑什么“适宜”与否的问题，马上拨叫《解放》编辑部的电话，试探事态发展。我想，如果叫不通，可能线路被掐断，说明情况比较严重；若能叫通，事态或许比较缓和。结果叫通了。我说明了身份，并特别强调了与编辑主任杨赓的老朋友关系，以取得对方信任，接电话的人表示欢迎我去采访。
我骑着自行车，从灯市口办事处直奔宣武门外方壶斋胡同。越走近《解放》编辑部，街头的人越多，伫立路旁交头接耳，像在议论什么，又像是看热闹的。门牌九号的两扇大门敞开着，一位八路军战士站在门口，我上前问他是《解放》编辑部的人吗，他反问我是大公报记者吗，显然，他是奉命在门口等我的。
那位战士引导我穿过一个宽敞的大院，来到一座楼里，接待我的竟是周扬。他当时以化名主编《解放》的副刊。周扬告诉我，天亮以前，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宪联合突击搜查，捕走总编辑钱俊瑞，编辑主任杨赓，记者、编辑范元甄、张维冷等二十九人，现扣押在外城二区警察分局。迫于当局压力，许多报纸的记者不敢报道，他希望大公报能够尽快将此事公诸社会。
下一步的采访任务无疑是繁重的。我先回到办事处，准备与子冈商量如何处置（徐盈刚刚随军调小组去了东北），她与在北平的很多共产党人都熟识，其弟彭华（1949年以后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就是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此时，子冈已经骑车来上班了，我把情况讲了一下，稍作研究后，我们决定先去外城二区警察分局了解情况，并设法见到被捕的中共朋友。
早晨九点左右，我和子冈到了宣武门外梁家园警察分局。在传达室交了两张名片，要求拜访分局长。当门卫领着我们进二门后，在大院的右侧看到一排五间宽的没有门窗的敞篷，里面有十几个人坐在堆积的木料上看书、谈话。我俩与杨赓和范元甄等打了照面，互相微微点头示意：“我们来了。”“知道你们会帮助。”杨赓是我的朋友，1939年春，他在湖南邵阳与黎澍、李锐等主办中共地下党的《观察日报》，我曾任特约记者。范元甄（李锐之妻）是子冈的朋友，两个月以前，子冈到解放区张家口采访，范即以新华社记者身份接待了她。今天在这样特殊的环境打了照面，彼此当然都急切地希望谈几句，但此时不便声张，我们要先找警察分局长。
大公报记者的迅速到访，令分局长杨恩禄感到很惊讶。碍于大公报的声望，也只好勉强接待。让座后，杨拿起我们的名片看了看，故作友好地说：“当年在重庆开国民参政会时，我担任大会警卫工作，认识几位贵报记者，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我俩随声附和，客套一番：“老朋友在北平巧遇，很是难得。今天一上班就来麻烦你了。”随后开始问答式的谈话。
我：“请问为什么要逮捕这些共产党人？”
杨：“不是逮捕，是临时拘留。因为他们到北平没有报户口。”
子冈：“说句笑话，别见怪。如果把在北平没有户口的人都抓起来，警察局非挤破不可。”
杨：“哈……”
我：“果如杨局长所说，这些共产党人没有报户口，你们将如何处理呢？”
杨：“我想，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报上户口，会很快释放的。”
子冈：“分局有权力放人吗？”
杨：“我们听警察总局的命令。”
我：“据解放编辑部的人说，今晨到方壶斋九号去搜查时，政府出动了军警宪三方的武装人员。看来是有计划的行动？”
杨：“……”
再问无益，我们告辞，表示还要到警察总局去采访。杨恩禄送我们出来，走到二门里那个大敞篷前，我装作临时动议，突然问杨：“可否和他们见个面？”杨毫无戒备，顺口回答：“可以，可以。”他绝没有想到那些被捕的共产党人之中有我们的老朋友。我们趁机与之握别：“请留步，再见。”他也应声说“再见”，竟转身回办公室去了。
我和子冈径直走进敞篷里，钱俊瑞、杨赓等急步迎来。在握手的刹那之间，杨赓递了一封事先写好的信给子冈，请转叶剑英。我们告诉他们，杨恩禄不敢承认是逮捕，只说是临时拘留，事情可以转圜。
出了警察局，子冈和我分道扬镳，她去了景山东街十五号（当时北平人称“叶公馆”）给叶剑英送信；我奔往警备司令部、十八集团军北平办事处继续采访，始知办事处和滕代远私邸亦被搜查、捕人，并查清了当局出动军警的部队番号、人数等情况。
叶剑英看了子冈送去的信，发表了简要谈话。当晚七时，又由滕代远在北京饭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披露了这一事件，抗议国民党破坏和平民主。当晚，我们即向大公报上海、天津、重庆三馆发了专电、电话，次日公开见报：
三日晨，政府出动九十二军一四二师四二六团、宪兵十九团、三个警察分局的军警宪特等三百多人，分两次搜查中共解放报编辑、发行两部、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兼北平办事处处长滕代远公馆，逮捕共产党人四十八人，分别扣押在外城二区、内城二区、内城四区警察分局。
昨晨三时许先抽查户口，军警宪兵及便装带枪人一同大事搜查，无所获而去。五时许又来，解放报钱俊瑞、杨赓等二十九人悉被拖打捕去。到捉第二批人时，经该报副刊编辑周扬与警宪谈及蒋主席保障人民自由之诺言，要求非法逮捕须负一切责任时，警宪乃退去。当捕去钱俊瑞等人时，解放报人员曾找出一穿绿呢大衣少校级军人为首脑，大喊“捉特务”，且为之留影为证，该人乃一面持枪向后瞄准，一面逃走。捕人之卡车亦经该社留影。上午十时，内二区首先将滕公馆秘书李新等五人释放，并要求具结。李以无罪何能具结，乃拒绝而归。解放报二十九人及发行部人员共四十三人，迄晚犹未释放。
叶剑英氏昨日接见本报记者称：中共人员非法被捕事发生在北平，殊为不幸。滕副参谋长于事后赴行营、长官部、市府等机关询问，均答称不知，证明为特务分子所为，意在制造事件，破坏和平民主事业。中共在执行部工作之人员至为义愤，但叶氏已嘱彼等以冷静态度处理，依法与主其事者力争。执行部中共人员仍照常办公。罗瑞卿参谋长曾与政府代表详商此事。中共要求：释放被捕人员；惩治捕人者，并向中共道歉，赔偿损失；保障以后不发生此等事件。
4月4日，我和子冈整日奔走采访，继续报道事态进展：
北平解放报四十八人被捕事，记者四日午往外二局访杨恩禄督察长，据称深夜军警宪抽查户口系奉总局命令，否认有携云梯、翻箱倒柜、撕毁稿件，打人及以步枪刺刀相向等事。并称：不能接受中共所提道歉、赔偿、护送释放、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等条件。警局但愿被拘留者自行离去。记者旋访问被拘者，据其中之女仆告记者，彼被搜查时，鞋子亦须一一脱下，盖恐鞋底中缝有子弹。抽查户口时，有女警参加。
中共代表叶剑英、罗瑞卿、李聚奎等，分别访问或写信给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等，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中共人员。又据滕代远氏称：中共不怕胁威恐吓。言论自由业经开放，故中共在北平办报，准也要办，不准也要办。
北平警备副司令胡伯翰昨对记者说明三日晨之户口大检查，系因近来北平治安情形不佳，户口与保甲整编三月半始完成，故举行全城性之抽查，并非专对付某一方面者。至下层军警宪执行命令时，技术或有不周，亦属可能之事。至漏报户口是否即须带局，而不凭拘票，胡氏称不谙警政，未作断语。
同日，叶剑英亲自到警察总局看望被转押于此的被捕中共人员，提出交涉。北平警察局局长陈焯当面向中共人员表示歉意，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全部被捕人员释放，一场风波乃告了结。当晚，翠明庄中共代表燃放鞭炮，高举旗帜迎接释出人员。
北平《解放》三日刊事件突然爆发又迅速结束，国民党自食苦果。不过，国共双方的斗争并未结束，一个多月后，国民党当局还是以“未经中央核准而已发行，于法不合”为由，最终下令查封了在北平的《解放》编辑部与新华分社。
故都景象三札
我到北平办事处之后，与徐盈、子冈三人合作搭档，没有什么明确的报道分工，谁熟悉哪个方面谁就多注意去采访。例如，子冈熟悉北平的社会情况和百姓生活，我则关注教育界、政府动态，徐盈除了他擅长的经济报道，还负有办事处的领导责任。
如果比较我们三人的报道风格，或可从下面三篇同样是描写抗战胜利之初北平景象的通讯节选中，看出一点端倪和区别。
徐盈的通讯写于1945年11月，那时他与子冈刚刚从重庆飞到北平，恢复办事处。通讯的题目《这就是北平》，他写道：
北平，中国的文化城，八年来却变成了奴隶城，表面上好像一切依然如故，但她所缺少的便是五四以来传统的那个“自由主义”的灵魂，显得好不虚空。
八年来，日本人除了榨取这古城的广大物资外，同时也移植去了古城的灵魂、传统，达到了思想统治的目的。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任他如何美丽，终不免是个绣花枕头，令人难对他有真正的爱恋，何况这枕头已成古董，只够摆在六国饭店的橱窗里，如木乃伊般供人凭吊。
文化城走上了奴隶命运的路，天啊，这就是北平！
收复区和大后方的区别最大的一点，就是不十分明了抗战的意义。以此故，对于压迫了他们八年的暴敌一旦投降，反而觉得他们是多么可怜，因而便能切实做到“爱敌如己”的格言，毫无愧色。“虽然日本也该有这么一天，但是，但是……”
四万武装的日本兵仍乘着他们的黄卡车横冲直撞，他们在搬运粮秣物资，在拆他们架设的电线网，这四万多日本兵不仅是集中，而且像是备战。十二万没有枪杆的日本侨民，更是充满着大街小巷，他们和她们散步、育儿、买菜、乘人力车访友，有的在新月饭店、东兴楼饭庄和吉士林西餐厅，用他们容易得来的钱挥金如土。侍役照旧以日语应侍，恭谨不堪。而那些一夜变为新贵的敌伪特工人员，对于他们的旧主人仍然深深鞠躬，争着会账，以示忠心无他。
从太平洋血战回来的美国大兵却不能不奇怪，他们睁大了眼睛问道：“这是什么意思？顶不好！”可是，北平人反而见怪不怪，直到美国人看不惯而动手打日本人时，方才敢跟着拼命。据说平津一带打日本人的首先动手者，都是由于盟友的仗义。
日本人到走的一天，还是不敢相信被他们统治过的羔羊，但羔羊却早已怜悯他们了。仅有的是，儿童们还尚少“爱敌”。和平以后，日本儿童没有一个敢再在街上行走，因为没有一次不被这些“小暴徒”们袭击与毒打。这里，可以看出北平可喜的新生代！
北平的风沙依然，最大的愿望是在治安条件允许时，到宛平卢沟桥去看看那些石狮子是眼泪干了没有。抗战第一个“七七”纪念日，敌人曾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到今天，那碑仍在卢沟桥畔。卢沟桥，应该认为是我们的圣地，归来的人应向它忏悔，再用一座新的纪念碑来代替了敌人的那座碑。
然而，有多少人回来想起卢沟桥？有多少人想起过忏悔？北平会不会再变成奴隶城呢？北极的寒流正向北平行进，中国正在寻求阳光。不用和平、民主、团结，文化城没有重建的可能。
我的通讯写于1946年4月，题目是《春天的北平》：
北平十几天来晴空万里无云，站在北海的白塔上俯瞰全城，已是满目青翠。北海公园从早到晚游人不绝，人群中再看不见和服，也听不到木屐的声音。从今年起，北平有了春天。
平津的日本侨民，真够得上说是受优待了。这些降客们不但多数没有集中，而且过着比我们还优裕的生活。他们还生着火炉，住着西式洋房，吃着日本国内都没有的“料理”，十家有九家还装着电话。汽车被接收了的人家仍是不习惯在地上走，出门的时候，一个电话到汽车行，又是四轮当步了。
有一天，我与一位正准备回国的日本人西登闲谈。他在嘴上非常关心我们的东北问题，其实他在惋惜日本在东北十四年的经营，而骨子里却又盼望着中苏开战，或是美苏僵持。他说：“中国兵纪律不好，把日本人的手表、钢笔都拿了去。”我开玩笑似的说：“日本兵的纪律更不好，他们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况且你们的手表、钢笔，是用中国人的钱买的，当然应该留下。”
人在儿童时代的心理反应最快。战后各地兵源困难，后方到处都有抓壮丁的事情发生，于是小孩们也学会了，三人一群两人一伙地做着“抓壮丁”的游戏。日本投降快八个月了，汉奸迟迟不审不办，而物价却天天上涨，家家都在嚷着“棒子面贵了”。纯洁的儿童难免在心理上又有了一种新的刺激反应。北平的孩子们喜欢在春天做抽陀螺的游戏。现在多了一个新花样：一边抽着陀螺，一边唱着“抽汉奸！抽汉奸！棒子面，卖一千”，愈抽愈带劲，好像是想把汉奸抽死，或使棒子面立刻跌价。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审汉奸呢？什么时候棒子面才跌价呢？
如果有人问：敌人在北平八年来留下的“功德”是什么？那就是需要七亿元处理费才能运走的一百三十五万吨的垃圾。以目前北平市每月收入的一亿两千万元计算，要半年不做其他开支，才能运走这巨量的垃圾。可是这问题又不能不解决，不然垃圾愈来愈多，北平就可以到处修筑“万寿山”了。
日本人“功德无量”，临走还给我们留下这么一笔大的负担！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他们大人小孩一起出动，来给我们清除垃圾？据我们所知，每个日本人都还有钱吃自己的饭，不妨学后方征工的办法，让他们自带干粮，这也并非是虐待俘虏。
北平的“小市”是日本投降后新兴的市场。前门外、宣武门外、德胜门外、南河沿都有小市。这些又脏又乱的市场人流熙熙攘攘，在物价逼人的时候，谁都想买点便宜东西，所以这里比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热闹得多，货物也比商场的齐全，不过全是旧的、破的、烂的。走在小市上，触目是小气得像玩具一样的日式家具，我好像是到了日本。偶然也可以看到迈着日本步伐的日本人到小市上来卖东西，愈发地增强了小市上的东洋气味。真没有叫人想到，“大日本的文明”都集中在这么一个龌龊的角落了。
上次蒋主席到北平时，设了几个控诉箱，人民都感到一种兴奋，纷纷告密。等到蒋主席去后，所有收到的信件，分门别类地交到行辕秘书处、司法行政部、北平行辕、市政府分别处理。听说十封有八封是控告汉奸的。但是，要求改善电灯、修理马路、增加待遇的诉苦信却转到了法院。谁能不感到我们办事的混乱？
北平已经到了春暖花开的醉人季节，人们都在到处寻找春天，但是，春天在哪里呢？
子冈的通讯同样写于1946年4月，稍迟几日，题为《北平的春天》，时间、题目似与我写的“撞车”，但内容、风格迥异：
久居北平的人们诅咒它的春天：迷眼的风沙，纸窗整天呼噜呼噜像海啸，桌上浮土一会儿便多厚。但是在后方蛰居了几年的人们跑到这儿来，正像玻璃缸里的鱼儿又回到了江河，可以自由自在地游泳了。
这是胜利以后第一个春天，从各方向来的人们特别为这个春天欢欣。冬天关在室内的时候多，还感觉不出北平的辽阔无边，还记不起来这古城是遗留着多少绮丽的景致。当我每天骑车经过中山公园或北海的时候，只要我一闭眼，知道它有多么深远，经过的红墙有多么漫长，就仿佛我没有受到什么拘束。
然而在另一方面，北平是过得多么紧张啊。东北是它的贴邻，首先感受到振荡。那边混乱，这边也太平不了。北平人是有兴致听口述新闻的，有那闲暇，有那心情，所以许多人在传播东北见闻，就好像他们亲自看见的一样。
蔡文治参谋长嫌新闻记者们太喜欢滥发军事三人小组去来的新闻了，他是不能了解人民想知道这些事是有多么迫切。来了或是去了，也就帮助说明事态的进展。虽说八年来北平人没挨过一颗炸弹，但他们理解到战争为他们带来多少灾殃，不和平又会把肚皮都饿瘪。
北平人关心军调部比关心旁的机关还厉害。执行部的人一律臂上有一个三连环的布章，东安市场的商人最熟悉他们，做买卖的当儿便好问“和八路谈商得怎样啦？”，陪上一脸笑容。
先于审巨奸，战犯总算先审了。旁听的人还不少，八年留在沦陷区的人民知道他们谁是谁，谁犯过多大的罪恶。日侨还有七八千没走，他们越后走的越是有办法的，所以近来东城的头等糖果店，如正昌、法国面包房，专作他们的买卖就够发财，据说他们因为归国限制带钱，所以便尽量花费。
北平的巨奸们还在陆军监狱里消磨大好春光。他们享有相当自由，王揖唐仍高卧中央医院，孙世庆、赵少侯也可以自由求医。法院的监房预备了，旁听证发下了。巨奸们何日审讯还不知道。
学生们进步了，碰到深夜带走同学的事情时，必要追诘自何处来，往何处去。因此才挽救了临大几个同学被深夜带走问事的性命，工学院文学院最近都有人幸庆生还。
北平市立中小学教员的罢教是这儿教育界的罕事。沦陷期间，北平俗话说“三贱”：坐电车、吃咸盐、请教员。今日想不到仍能应用。北平不乏一生致力教育事业的老教员，她们把青春消磨在一代代一班班的课堂里。在目前这种待遇下，恐怕将来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范例了。在一般学校中已无教员公共伙食，而是在课余教员分别蒸窝头吃咸菜，这可以活画出今日教员的贫穷。
看看本埠报纸的戏报，也可以找到一点北平的春天，五年辍演的程砚秋又在登台义演了。《日出》《雷雨》演个不停。后方的《日本间谍》《万世师表》《野玫瑰》等话剧也在上演之中。
听到看到，不少人在闲话春天，偶见北平蓝天下杨柳如丝，引起一些八年在重庆所未有过的春天的感觉，所写不尽是春天的事，便也算春天吧。
徐盈、子冈、我合作愉快、默契，从此成为几十年的挚友。
看审日本战犯记
抗战胜利后，审判战犯与惩治汉奸是中国老百姓非常关注的两件大事。但政府迟迟没有动作，人民很不满意。1946年4月，北平终于有了即将审判战犯的消息，我也因此有了近距离观察、采访的机会。
1946年4月初的一天，我走进北平西四北大街石碑胡同二号采访。门口“十一战区军事法庭”的大木牌下，站着两个背短枪的宪兵。这里关押着一百六十八名日本战犯，他们将受到中国法律的审判，由曾经被他们视为奴仆的中国人决定他们的命运。
法庭的西院是拘留所，日本战犯被分别拘押在九间囚室，昔日耀武扬威的他们，从西式洋房钻进了牢狱。我去参观时，他们竟在草褥大木炕上叩起头来。每个战犯都向参观者陪着装出来的笑脸。但那笑脸是可怕的，掩盖不住他们内心的狰狞。那个当年率领兽兵到处杀人放火的日军司令内田银之助也不得不鞠躬了。他们的“威风”，随着战胜而来，又随着战败而去。
囚室内阳光充足，白粉墙壁，十分清洁。战犯们的大衣挂在墙上。他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下棋，大多数在低头沉思，默默无言。有的战犯的面孔上难免带着某种惭愧的表情。沦为阶下囚的他们，或许总算恢复了一点人性。
第一战犯室内拘押着敌一一八师团长、驻津司令内田银之助与敌华北情报机关主持人茂川秀和，他们是战犯中的重犯。内田约五十岁，刚刚洗过脸，面孔上有一种苦涩的表情。他向我行礼后，我问：“哪个是茂川秀和？”想认识一下这个以阴谋手段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我是茂川。”另一个中年男子恭敬地回答。他似乎很愿意有人跟他谈话，但谁又愿意听他那套鬼话呢？没有人搭理他。室内还有一个战犯梁泰一，自称是广东人；另一个叫野崎丰的，自称是台湾人，他们好像是在以此“申诉”自己不是日本战犯，是被“冤枉”的。但无论他们是否撒谎，是否中国人，只要是罪犯，就不能逃避刑罚。
走到第四战犯室，一个满脸长胡子的战犯喊了一声“敬礼！”，同室的战犯一齐作叩头状，样子既可恨又可怜。那个喊“敬礼”的家伙，就是当年发号施令统制华北煤炭的门头沟煤矿日本总裁、曾奸淫无数中国妇女的白岛。如今，他又发号施令叫日本人向中国人行礼了，真是滑稽的对比、讽刺。白岛旁边跪坐着的是他的女秘书穗积武子。她脸色苍白，不肯正视参观的人们。因为前几天有美国记者给她拍照，所以，今天她很担心我这个记者再给她照相，其实，我并没有带相机去。她尽量低下头去，我只能看见她的半张脸，看得出，她的确表示出了羞愧。白岛说，他统制华北煤炭的时候，煤价便宜，而他离开了，煤价就贵起来了。日本战犯的无耻、狡猾，白岛算是一个代表人物。
第七战犯室正对门的墙壁上，贴着他们自己写的“严守规律，卫生尊重，静肃谨慎”的标语，有的囚室里还养着盆花。
1946年4月10日下午两时，军事法庭首次公开审理日本战犯案，我到庭采访。主审法官张丁阳庭长说：“我们不用刑讯。法律怎样规定，我们就怎样判决。”这句话，让那些专用坐电椅、灌凉水等酷刑对付中国人的战犯们听到，不知该做如何感想。
虽然受审者都不是大战犯，但仍有百余中国人旁听，他们想听听日本人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受审战犯共五人，他们分别是敌华北交通公司丰台警务段分所长山口利春、四二零四部队军曹香川信义、敌华北交通公司石德线贡家台警务分所长堤正胜与警务员鹿又忠治、丰台警务段会计员竹内嘉一郎。他们对法庭指控的罪行，都只承认事实，却又都以“听上峰的命令，不得不出此”做托辞，否认自己的责任。法庭指定的律师也为他们做了辩护。只有香川说了一句：“今后中国是东亚的领导者。我对过去因战争而牺牲的人表示悼意。”
4月16日，军事法庭宣判：战犯山口利春杀死三十二名中国人，并以过电、灌凉水酷刑加诸被害人，依法判处死刑；香川信义与其部队长（已死）共同活埋中国人一百二十八名，依法判处死刑；堤正胜与鹿又忠治各杀死中国人一名，依法判处死刑；竹内嘉一郎连续伤害人身并强购食粮，依法判处徒刑五年。各战犯于审判长宣读判决书时均直立俯首敬听，昔日威风荡然无存。当翻译官称“依法处死刑”时，各战犯脸色苍白。山口利春请求更审，被审判长以终审判决驳回。执行日期俟军委会复核后决定。
4月20日，第二批战犯公审。26日，军事法庭宣判：林西敌宪兵队长高贝胜、敌华北军电通县大兴所长高桥铁雄、天津敌清水部队宪兵曹长黑泽嘉隆等三战犯，均以“连续共同杀人，判处死刑”。宣判后，黑泽突发野蛮，咆哮公堂，对所判表示不服，经庭内宪兵镇压，以脚镣还押。
见证了日本战犯被绳之以法，旁听的中国人无不欢欣。
巨奸入狱一幕
平津沦陷八年，出了一批臭名昭著的汉奸，他们认贼作父，作恶多端。抗战胜利后，人民强烈要求惩治这些民族败类。1945年11月起，平津当局陆续逮捕了一批大汉奸，其中包括伪华北政委会著名的“三王”（王揖唐、王克敏、王荫泰）和川岛芳子。
1946年4月22日，首批三十二名大汉奸被军事机关移交法院受审。我因采访关系，目睹了巨奸入狱的一幕。
那天中午时分，三辆武装押送的卡车载着三十名巨奸，开到设在北平的河北高等法院。王揖唐（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司法总长）则因病用担架置于救护车上，自中央医院及董宅分别押解到案。经检察官逐一点名后，各犯身佩写有姓名、号码的白布条，悉数解送彰仪门外第一监狱。车队途经和平门、骡马市，沿路布岗，车行缓慢，路旁民众驻足围观，大为欢欣，儿童们更是鼓掌欢呼。
下午一时许抵达监狱，各犯下车后在院内鹄立，等候传唤问讯。他们当中，张仲直（伪华北电业公司北平分公司经理）着西装，在一群着长袍的汉奸中颇显另类；管翼贤（伪华北新报社长、情报头子）着蓝布大褂，故作文化人模样；钱稻荪（伪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穿白獭灰袍，俨然教授风度。许修直（伪北平市长）面型如鸭头，奇丑无比。各犯多带有毛毯、皮大衣或小提包。
巨奸们最初在阳光下被法院、监狱人员和记者注视时，尚多低头，略显羞愧之色，未几便露出无耻之态，谈笑如常，并向法警探询狱中伙食。迨获悉所食者为窝头咸菜，并可由家中送食物时，都很高兴。吴赞周（伪河北省省长兼省警备司令）还说：“窝头我是吃惯的。”他们甚至对狱中如厕问题都不忘探询，当法警告以每屋皆有便器时，又大乐：“那就好了。”此情此景，让我想起子冈采访大汉奸王荫泰时王逆说的一段话：“蒋主席说不问职守但问行为。所以，国民党来了，我是否有罪还难说，共产党来了，便没有我的命了。”这些巨奸果然深谙势利人情，我注意到，他们与法官谈话时无不笑脸逢迎，且有轻拍法警肩头的小动作，以示亲近，活现出他们当日如何谄媚敌人的丑恶嘴脸。
法官传唤、问询，逐一将各犯收监后，又到卧于树荫下的王揖唐、董康二人担架边查问。王揖唐已六十八岁，病入膏肓，到了每隔四小时必须注射强心针的程度。他头蒙毛巾被，大汗淋漓，双颧瘦削。法官唤讯再三，王竟无声息，只好由法警按手印了事。董康虽年近八旬，神志尚清，但随时须大小便。一问履历，便自前清时他中进士说起，搞得法官很无奈，只得草草收监。
几天后，趁汉奸家属探监的日子，我又到监狱采访。
第一监狱分仁、义、礼、智、信五所长形大牢，每所约有四十间小牢。三十二个巨奸都住在仁字牢里，每人一间，每间门槛上有号码，门前有卡片，写着犯人入牢日期，背面写有姓名、年龄、籍贯与罪名。卡片下有一个如邮筒样的长方形窥视窗口。由于监狱规定，参观者不能与犯人谈话，我只好从方孔看群奸了。
透过方孔，可见每间牢里有一个木板床，一张长方桌，一把破椅子或方凳，一个高于人头的窗户。床上铺着各犯自己带来的被褥，有的床边还放着橘子、饼干、鱼肝油等，看来，这些汉奸还希望用这无限的补品来维持他们那可能有限的生命。
文化汉奸管翼贤胸前放着一本线装书，躺在床上不动，看上去似乎在睡觉。但我知道他是闭着眼醒着呢。俄顷，他果然睁开眼，望见有人从方孔看他，立即又闭上了。池宗墨（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政务长官）的房间与张仁蠡（伪天津特别市市长）的房间紧挨着。他们两个都在睡觉。池宗墨是老牌汉奸，曾在我的家乡作恶；张仁蠡是清末重臣张之洞之子，当了汉奸，为人唾骂，辱没祖宗。许修直在房间里躺下又站起，站起又躺下，显然住在大牢里实在不习惯。伪情报局长林文龙过去天天讲演，拍日本人的马屁，现在站在牢房里，望着窗外，一声不响地出神。欺骗的对象没有了，逢迎的主子没有了，他只好永远闭嘴了。
王揖唐与董康两个老贼，因为年高病重，监狱特许他们住在医务所的两间病牢内，牢房的大小还不如他们家中的厕所。王揖唐也在睡觉，头对着门，我只能看到他那灰白的头发。床前放着一个破痰桶。狱方特准他的外甥随同服侍。他每天只能喝点稀饭了。董康坐在一把靠墙的椅子上，闭着两眼喃喃地在嘟囔些什么，像小学生背三字经似的。不知他是否想到，自己在构建中国刑事与监狱法制方面曾经的建树，今日竟加于自身了。
每星期二、五，是接见家属的日子。一早，群奸的家属便拿着饭盒与换洗衣服来了，他们逢迎法警，客客气气，全无过去的颐指气使了。接见室中间隔着一张铁丝网，汉奸们由法警押着，站在网内一米处，家属站在网外，每次可以谈话三十分钟，但不准耳语。见到家属，汉奸们会产生莫名的悲哀，甚至落泪。许修直说：“早知道有这出戏，当初……”钱宗超说：“做了狱中人，实觉惭愧。”法警们则说：“当的哪门子汉奸呢？活该！”
【立此存照·张高峰在“文革”中的检讨 我写的关于战犯与汉奸的报道，虽然多少有点民族立场，带些民族仇恨，但现在重新认识，还是为国民党做了宣传。因为国民党对战犯、汉奸都不是真心逮捕，更迟迟不做处理。审战犯还搞了一套资产阶级法庭的律师辩护，为战犯强词夺理。我的文章都没有涉及这些本质问题，而是告诉读者，似乎国民党真的把汉奸入狱了，真的处理战犯了，这就是为国民党做了宣传，是对人民犯下的罪行。】
房产争夺在北平
国民党接收大搞“五子登科”，在北平，各路人马都在抢房子，甚至抢到学校的头上来了。1946年5月，我到北平市教育局采访，了解到，北京大学、交通大学、市立六中、七中、女三中和六十八所市立小学都在闹房荒，以致有近千名孩子面临失学。
教育是国家社会的事业，谁听说过国立学校闹过房荒？即使是私立学校，也不致如此之多因无房而让那么多的孩子失学。况且，北平的这种怪象还是随着抗战胜利而发生的。
据采访所知，当时北平的市立小学、民众学校、简易小学、幼稚园共有二百四十六处，其中有一百零八处是租用民房为校舍。抗战胜利前，房租很便宜。如清化寺小学月租仅联币四十元，东四十二条幼稚师范月租最贵，也才联币两千五百元。胜利后物价暴涨，如果仍付原租金，谁家也不肯再出租那么便宜的房子。学校加不起房租，难怪房主赶着搬家。校长们被房主逼得天天往教育局跑，教育局又被校长们逼得天天跑市政府、行营长官部。
在市教育局，我眼见七八位小学校长为校舍问题来往奔波，请求“代为交涉”“协助办理”。满嘴里、满呈文全是这类字眼，真是难为了这些忙活一个月也混不到半饱的校长们。
“昨天房主拿着菜刀来到学校，说我们不搬家就请杀死他。”一位校长向教育局的主管科长报告。更凶的房东跑到学校，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校长往外推，校长们又不能率领学生应战。阜成门内顺城街小学校长说：“房主率领家属突于昨日迁入学校，强占校舍，我们只好让人家住。”说完，他几乎要哭了。
这么多的学校闹房荒，市教育局责无旁贷，理应为之解决困难。但教育局不是接收机关，更没有力量去抢房子，于是只好向教育部驻北平特派员办公处交涉，经教育部批准，将已接收的敌产二十六处拨交市教育局办学校。可是这些敌产的门口不是站着卫兵，就是贴了封条，还有的做了衙门、变成公馆。特别是各色各样的封条，今天是甲机关封了，明天又换了乙长官，如同变戏法一般，令人摸不到头脑。结果，教育局只勉强接收了十处，其余无法接收的，只能再请求行政院下令处理。
教育局的人给我看了四月末行政院的指令，内称：“呈件均悉，军队驻扎学校已分行军事委员会转饬迁让，其余各节分交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及教育部核办，仰即知照，此令。”“迁让”固然是好消息，然而，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教育局奉令后，连日派人去交涉，却都碰了软硬钉子：“这里不可能搬家，你们不必再来交涉了！”东观音寺三十六号有二十一间房子，“占领者”某少将如是说。东皇城根十九号有十八间房子，守房子的士兵说：“这是留待我们团长家眷来住的。如果学校要用，请向军部去交涉。”老君堂十号被河北省某厅某科长与某股长两家“瓜分”。大觉胡同十一号被某参谋“占领”，石驸马后宅38号成了某军眷属“宿舍”。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西直门内半壁街十一号国立北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宿舍，竟被清除垃圾的工人占用了，赶也赶不走，学生代表向负责当局交涉，反遭到“你们为什么不早占”的质问。
以上，都被我如实写成报道公之于报端了，报道最后写道：
北平的房子真的恐慌到如此程度吗？遣返了十几二十万日侨日俘留下的房子呢？请你从封条的缝隙往里看，就可找到答案了。许多房子空起来，几千学生却找不到安心读书的地方。
北平的房屋争夺战正在开始，若要平息，倒也用不着军调小组，只要把不必要的封条启封，军属让出学校，强占敌产的政府官员们自动撤退，这“战争”马上可以平息。不仅救了一万多名小学生，也算是为国家提倡了教育。走笔至此，我又想起北大老教授杨振声的话：“办教育要得不到社会的扶助，那教育就没有法办。”
我的报道见报后，因为揭露了某些政府官员、军官眷属占据房子的丑行，还有人找我兴师问罪，我只能不理睬或应付了事。
“可耻的长春之战”
1946年4月，大公报与重庆新华日报为了东北的长春战役打了一场“笔墨官司”，几十年来不断被人提起。这件事本来与我无关，不料后来竟被牵涉其中，因此值得记述一笔。
1946年3月中旬起，苏军开始从东北撤退，长春作为曾经的伪“满洲国首都”、当时的东北政治经济中心，成为国共争夺的焦点之一。4月15日，上海大公报以“长春苏军昨已撤去，共军进攻接踵而来”为题做了报道，并以副题“国土既归来，还流同胞血！”表明了它对内战的态度。4月16日，又发表了王芸生写的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说：
在苏军纷纷撤退之际，在东北的内战形势却在加剧的进展，且已在许多地方纷纷打起来了。……尤其可耻的，是长春之战！这两天，东北方面的军报雪片飞来……我们坐在关内深夜编报的报人，读着这络绎而来的电报，手在颤，心在跳，眼前闪烁俨若看见凶杀的血光，鼻腔酸楚，一似嗅到枪炮的硝烟。
苏军刚刚迈步走去，国军接防立脚未稳，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打来了，且已攻入市区。多难的长春，军民又在喋血……中国人想想吧！这可耻不可耻？
尤其社评里有这样一段话：
所谓军事冲突，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
4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进行反击，在指责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攻取东北多地后，指出：
对于大公报社评作者，凡是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派打击人民、撕毁诺言、发动内战等事情，哪怕天大的事，都是不“可耻”的，只有人民对于这种反动派还一还手，那就不得了，那就是“可耻”的了。大公报社评作者如此反对人民，应该是够“可耻”的了吧。
大公报里是有好人的，但它的社评作者原来是这样一个法西斯的有力帮凶。
针对“用徒手老百姓打先锋”的批评，新华日报社论说：
我们也请问大公报社论作者，这几句话，是负责任的话，还是只当放屁放一放的呢？你说进攻的战术，含沙射影，当然指的是东北民主联军进攻长春的战术而言，你从什么地方知道东北民主联军用这样的战术？拆穿了说，除了专门造谣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那里以外，除了从国民党的“素有经验的特工同志”办的报上抄来以外，世界上找不出这样的战术。……你在反人民这一点上，真正做到家了，真正“残忍到极点，可耻到极点”！
这场论战，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作为大公报对国民党政府“小骂大帮忙”的例证，而且几成定论。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大公报研究不再是禁区，才有人提出讨论，以史料论证长春之战确实伤害了许多无辜的百姓。但是，论者引述的史实却多有讹误，常常错把1946年4月的长春之战与1948年5月起的长春被困混为一谈，由此把后来的报道者我也牵涉其中了。
实际情况是，王芸生所写社评的依据——“东北方面的军报雪片飞来”，多指大公报东北特派员吕德润的报道。他在1946年3月27日从沈阳发回的题为《春天里的秋天》通讯中写道：
可怜的还是被人“民主”的老百姓。怕闹来闹去，这群被口号呼喊的对象，连听听的机会都没有了。一个例子：政府军和共产军在盘山一带打了一仗，共产军方面打第一线冲锋的是没有什么武器的人，当然后面还有正式的部队，那一仗胜负如何我迄今并未注意，我只知道双方有一万五千中国人死了！
那么，吕德润报道的依据又是什么呢？他继续写道：
一位参加那一役的政府军官说，对那些没武器的中国人他不知道怎样放枪。当然，他的枪是放过的，假如今后这些没武器的人仍被逼着从共军方面扑上来，他仍将开枪。法库一役双方死伤惨重，战场上据说有两万多死尸。
应该说，吕德润的报道，同情的是“可怜的老百姓”，痛惜的是战争使“双方死伤惨重”，而没有特别偏袒某一方。这在他的报道中有明显的主观表述：
当然，类似的“著名”战役还有，将来谁也不保险不再发生。假如这些战役是在一年前，那该是多么勇敢的冲锋或辉煌的战绩呀！我当了两年多随军记者都没有赶上这样的场面，可是今天呢？可怜那些死了的东北老百姓呀！他们等了十四年的祖国同胞，今天还没有彼此看清面孔便迷糊的死了！他们的冤魂不远，他们是死不瞑目的。
吕德润所说“我当了两年多随军记者”，是指他1944年随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参加对日作战的经历。这里，他显然是在把抗日与内战做对比，为“等了十四年”（指东北沦陷）的老百姓喊冤。
如果说吕德润的报道只是“孤证”，那么请看大公报另一位记者徐盈几乎在同时（4月14日）发自东北开原的报道。他随军调小组去长春，路遇国军部队，他写道：
战争是残酷的，……有位士兵说：“匪军自四面八方黑压压的来了，我们都不忍心的来扫射他们，可是不能不扫射呀！人就像割草一样的倒下去。我们的机枪不但不必用掩体，反而因为死人堆得多了，必须随时来抬高。”副长官部估计，我与对方的伤亡比例最少是一比七。在东北被压榨了十四年的老百姓，想不到胜利之后又在成群结队的当炮灰。谁说东北人不是命苦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