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盛世华庭下的累卵危局
《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这样介绍管仲：
中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又称管敬仲，名夷吾，字仲。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早年经营过商业。公元前685年被齐桓公任命为卿，相齐四十年，使齐国空前强盛，成为春秋时首先称霸中原的大国。
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一书中这样评价管仲：
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顾吾国人数千年来崇拜管子者，不少概见。
管子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以经济改革为杠杆，推进国家强盛的第一人。《中国文化史词典》一书设“经济”专章，介绍了《管子》一书：薄税敛交义利的“相地衰征”；调节商品流通控制物价货币的《国蓄》《轻重》；以国家垄断盐铁生产和交易而隐税赋于无形的“官山海”；以及开创女闾（妓院）用性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等等，使齐国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五霸之首。管仲所首创的众多经济措施和实施的强国手段，为后世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等改革变法者所效仿并奉为经典。梁启超更是把管子比作克伦威尔之于英国，拿破仑之于法国，“盖大豪杰之治国家”。
管仲的经济改革获得了大成功。据近代考古发掘，春秋时齐国的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为两个互相衔接的城，总面积达六十平方公里，有十一座城门，有比较规整的交通干线和排水系统，还有冶铁、炼铜、铸钱和骨器作坊，说明该城工商业已相当发达。战国时，据估算，临淄城居民曾达七万户三十余万口之多，苏秦称：“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昂。”（《战国策·齐策》）由此可见管仲的经济改革使齐国崛起的繁华景象。梁启超赞曰：“管子之功伟矣！其明德远矣！”一向言义不言利的孔老夫子也不由得赞叹说：“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要不是管仲的变革图强，我们早被强迫穿上蛮夷服装，被异族统治或同化了。太史公司马迁对管仲治齐的经济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史记·平准书》称：“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并赞曰：“管仲之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是以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连《三国演义》中那个“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名相诸葛亮，也自比管仲乐毅。
然而，经济奇迹般地腾飞，并无法改变体制滞后的诸端痼疾，在盛世华庭的繁荣表象下，是泥足巨人的百孔千疮累卵危局。千年等一回等到的管仲“一枝独秀”，并未能解决封建体制下的“接班人”问题，煌煌帝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落入“人亡政息”的“百慕大怪圈”——封建王朝兴衰周期律。
《管子·小称》记载：
处期年，四子作难，围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妇人、遂从窦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饥而欲食，渴而欲饮，不可得，其故何也？”妇人对曰：“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人分齐国，涂十日不通矣。公子开方以书社七百下卫矣，食将不得矣。”公曰：“嗟兹乎！圣人之言长乎哉！死者无知则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见仲父于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绝。死十一日，虫出于户，乃知桓公之死也……
翻译成现代汉语：（管仲死后）一年，四人作乱，把桓公围困在一个屋子里不得外出。有一妇女，从小洞钻入，到了桓公住所。桓公说：“我饿得要吃，渴得要喝，都得不到，为什么？”宫女回答说：“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人瓜分了齐国，道路已十天不通了。公子开方已把七百多社的土地和人口送给卫国了。吃的东西将得不到了。”桓公说：“咳，原来如此！圣人话实在是高明呵！要是死了没有知觉还好，若有所知，我有什么面目见仲父于地下呢！”便拿过头巾包头而死。死十一天，蛆虫从门缝里爬出来，人们才发现桓公死了……
对于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害”，管仲生前并不是没有警觉，也曾多次劝齐桓公远此等小人，但沿袭的君王一人说了算的用人体制，不可能有效地防患于未然，终酿成悲剧。
《管子·戒第》记载：
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与卫公子内与竖刁，因共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故公死七日不殓，九月不葬。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诸侯以伐齐，战于甗，大败齐师，杀公子无亏，立孝公而还。
翻译成现代汉语：桓公死后，六子都求立为君。易牙和开方勾结竖刁，共杀百官，拥立公子无亏。所以，桓公死后七天没有入殓，九个月没有安葬。齐孝公跑到宋国，宋襄公率诸侯伐齐，战于甗地，大败齐军，杀掉公子无亏，立了齐孝公而回。
经济改革的成果荡然无存，雄居五霸之首的齐国一世而衰，在桓公身后竟落得如此凄惨悲凉的结局。这一现象不能不令后人深思警醒。
2.千古绝唱的管鲍交谊
管仲相齐四十年，成就了改革大业。然而回顾历史，齐姜的“大国崛起”，却是有着许多阴错阳差的偶然因素。
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周武王伐纣平定天下后，封劳苦功高的姜太公姜子牙于青州临淄（今山东淄博），成为齐国的开国始祖。“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然而，自古贤良多逆子，富不斩五代，“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传到齐襄公时，走了下坡路。《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襄公之醉杀鲁恒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已然是危机四伏露出了败象。“群弟恐祸及，故次弟纠奔鲁，其母鲁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鲍叔傅之。”管仲鲍叔牙一对情同手足的朋友，辅佐着各自的公子，天各一方逃亡异国。
此后，齐襄公在内乱中死于非命，管仲与召忽拥戴着公子纠，鲍叔牙拥戴着公子小白，各为其主回国争君位。为了阻止公子小白捷足先登，“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桓公之中钩，佯死以误管仲，已而载温车中驰行，故得先入立”。公子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于是演绎出一段管鲍之交的千古美谈。
《国语·齐语》记载：
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为宰，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者，则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国家者，则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是以滨于死。”鲍叔对曰：“夫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犹是也。”
鲍叔牙对公子小白而言，既是从小施教的师尊，又有患难与共的逃亡经历，如今公子小白成了齐桓公，用鲍叔牙为相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鲍叔牙却是坚辞不受。他说：“我只是个平庸之臣，君给予我一份俸禄使我不至于冻馁，已是君恩浩荡了。如若要指望我来治理国家，那可是选错了人。这个相位，非管仲莫属。”齐桓公不满地说：“你推荐什么人不行，偏偏推荐这么个仇人。你难道不知道他一箭差点要了我的命？要不是衣带钩挡住，现在王位上坐着的就是公子纠了。”鲍叔牙劝道：“当时是各为其主，他当然要维护自己主子的利益。现在你已经坐上了王位，就要有与此相符的气度和胸怀，只要你尽释前嫌宽恕了他，他一定会像效忠公子纠那样效忠你。”鲍叔牙还真诚地将自己与管仲进行了比较，指出自己在五个方面都不如管仲：“在给民众带来利益，使民众感恩方面，我不如他；在拿出行之有效的措施治理国家方面，我不如他；在让百姓忠于国君和讲究诚信方面，我不如他；在制定的‘礼’‘义’法令，使四方臣服方面，我不如他；站立在军门前拿起鼓槌（敲击），登高一呼能激励军民同仇敌忾方面，我也不如他。”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鲍叔牙不仅有自知之明，还有识人之智。唐杨敬之诗云：“生平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鲍叔牙这种不居功自傲不贪恋高位举贤让能的高风亮节，所具有的就不仅是智慧，而更是一个人的人格品行。
《管子·大匡》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年，齐僖公指派鲍叔牙当公子小白的师傅，鲍叔牙很是不快，认为“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贱臣傅小白也。贱臣知弃矣。”于是抱病不出。是管仲劝鲍叔牙：“小白之为人无小智，惕而有大虑。”公子小白为人豁达大度，遇事不耍小聪明，行事稳重不急躁，而且深谋远虑志向高远，将来“非子定社稷，其将谁也？”大概鲍叔牙正是钦佩管仲对公子小白的洞察和预见，所以才有了此后的“我以我血荐轩辕”。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记载：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青年时，家境贫困。曾经与鲍叔牙一起做过买卖。赚了钱，管仲总是把大头留给自己，而少分给鲍叔牙。人们对此颇有微词非议，认为管仲贪财，不讲情谊。而鲍叔牙反替管仲辩解，说管仲不是不讲信义，只是由于他家贫还要供养老母，多分给他钱是我心甘情愿的；管仲多次想报偿鲍叔牙为他出力办事，可是从来也没办成一件，不仅没能办成，反而成为“熊的服务”，给鲍叔牙招来更多的麻烦，人们都认为管仲没有办事能力，而鲍叔牙却不这样看，他说管仲不是没有办事能力，而只是客观条件不具备，是心强命不强；管仲三次参加战斗，三次都从战场上逃跑回来了，因此人们讥笑他贪生怕死，鲍叔牙又替他辩解，说管仲不是怕死，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他不能不担起这份责任，所以他必须顾及自己的生命。因此，管仲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汉桓宽说：“管子得行其道，鲍叔之力也。”诗人杜甫曾叹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李白亦叹曰：“管鲍久已死，何人继其踪？”管鲍式的交谊成为千古绝唱。也许，管仲式的人才，江山辈有俊杰出，而鲍叔牙式的人品，在尔虞我诈陷害倾轧的官场却是绝无仅有。正是有鲍叔牙而后才会有管仲。
3.管仲所背负的道义十字架
《论语·宪问》中记载了一段孔门弟子子路对管仲的质疑：“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认为管仲辅佐的公子纠被杀死，召忽以死殉主，而管仲却改换门庭事奉了新主，在道义上已违背了“仁”。《管子·大匡》中记载了这件事：
召忽曰：“百岁之后：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兄与我齐国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济，是吾义也。”
召忽早就有言在先：“百年以后，国君下世，如有违犯君命废弃我之所立，夺去纠的君位，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活着；参与我们齐国的政务，接受君令而不改，奉我所立而不使废除，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
鲁君乃遂束缚管仲与召忽。管仲谓召忽曰：“子惧乎？”召忽曰：“何惧乎？吾不蚤死，将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齐之左，必令忽相齐之右。虽然，杀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为生臣，忽为死臣。忽也知得万乘之政而死，公子纠可谓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诸侯，公子纠可谓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两立，行不虚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齐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
鲁君便把管仲、召忽捆起来准备启行。管仲对召忽说：“您害怕么？”召忽说：“怕什么？我不早死，是等待国家平定。现在既然平定了，让您当齐国的左相，也一定让我当齐国的右相。但是，杀我君而用我身，是再一次对我的侮辱。您可以选择生路，而我已视死如归了。我召忽明知将得到万乘大国的重任而选择死，公子纠可说是有殉死的忠臣了。您活着成就齐国的霸业，公子纠可说是身边也有能臣了。死者完成德行，生者完成功名，生名与死名不能兼顾，德行也不能虚得。您好自为之吧，死生在我们两人是各尽其分了。”于是上路而行，一进入齐境，召忽自刎而死，管仲则回到临淄。
对此，孔门弟子子贡也颇有非议：“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可见，天将降大任于管仲之际，活着还是死去，管仲首先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伦理问题。春秋早期，还带有从奴隶社会过渡而来的人身依附的痕迹：犹如对女子的要求“从一而终”，对臣属的要求也是“一臣不事二君”。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流亡国外，狐偃、狐毛、赵衰、魏武子、介子推等追随左右，重耳在外十九年，这些人一直追随十九年。晋怀公（重耳的侄子）即位后，总感到重耳是个威胁，就把狐偃、狐毛两人的父亲狐突抓起来，让他把两个儿子召回来，威胁狐突说：“子来则免。”面对生死抉择，狐突说了这样一番话：“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之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臣闻命矣。”狐突“深明大义”，结果被晋怀公给杀了。由此可见，既然“策名委质”了，也就是选定了主子，就要一心一意，誓死不贰。
管仲、召忽是公子纠的师傅，鲍叔牙是公子小白的师傅，老皇上一旦委任，就是终身的命定。做了哪个公子的师傅，就要极力辅佐之；如果这个公子做了国君，算你命好，你也可攀龙附凤水涨船高；如果这个公子命运不济，或逃亡国外，或身首分家，你也得认命，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否则，就是“贰”，是比死还要难过的耻辱。
召忽选择了死。《左传》说是死在齐国，《管子》说是死在鲁国，但都是自杀无疑。而管仲选择了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管仲说：“我作为人君的臣子，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公子纠个人而牺牲？我要为之牺牲的是：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只有这样，我才去死。不是这三件事，我就要活下来。我活对齐国有利，我死对齐国不利。”（《管子·大匡》：“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
管仲还解释说：“吾之所以为此，乃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理；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申于诸侯也。”这句话就说得更明白了：人们认为我被齐桓公俘虏后委曲求全是可耻的，可我认为有志之士的可耻是死得没有价值，是不能为国家、社会做贡献；人们认为我所追随、拥戴的公子纠死了，我也应该像召忽一样跟着去死，不死就是可耻，但我认为更可耻的是，人不尽其才，不能施展才能来扬威诸侯匡助天下。
管仲的思想境界，已然在自我人格上超越了“臣仆”，而升格为要做“国人”。
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一书中，对管仲的行为有极精彩的评论：
世俗论者，往往以忠君爱国二事，相提并论，非知本之言也。夫君与国截然本为二物，君而为爱国之君也，则吾固当推爱国之爱以爱之；而不然者，二者不可得兼，先国而后君焉。此天地之大经，百世侯圣人而不惑者也。
……读此言，何其自信力之坚强若是耶？何其伦理学之分明若是耶？管子非好为不忠于纠也，彼其审之极熟，知以纠与齐国较，纠极小而齐国极大，纠极轻而齐国极重也。管子者，齐国之公人，非公子纠之私人也。孔子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经大圣之论定，而后世有疑于管子此举者，可以涣然冰释矣！
关于忠君与爱国的分野，两千年来一直困扰着封建士大夫患得患失的心。孔子对于弟子们对管仲的质疑，是这样回答：“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齐桓公不以兵车战争而称霸于诸侯，都是得益于管仲的改革，让老百姓免于战乱，也算得上是“仁”了。
4.千古君臣难类此
江湖闲乐生在《春秋那些事儿》中，对齐桓公与管仲的君臣关系作了这样的描述：
……齐桓公终于点头了，他毕竟是个有远略有大志的人。既然老师鲍叔牙把管仲说得这么玄乎，那么寡人就当管仲从来没有射过那一箭吧。所谓贤君无私怨，为了齐国的大业，寡人可以选择忘记。
这里，齐桓公又表现出他的一个优点了，那就是忘记。
别小看了这个优点，它非常难得，它需要大智慧大气度才能做到。齐桓公差点死在管仲的箭下，如此深仇大恨，问天下有几人能轻松释怀，然而齐桓公竟然说忘就忘了，而且终其一世，都再也没有提起过，仿佛这件事儿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般。
正因为如此，所以管仲囚车一进入齐境，齐桓公就立刻派人解其桎梏，以朝车（指的是朝廷重臣朝见君主所乘的车）迎接回都，并点起火把祛除不祥，杀纯色公猪进行祭祀，又斋戒十日，为管仲举行消灾祈福的仪式。如此大的阵仗，从前通常只有大军凯旋才会这么折腾，但齐桓公为的却是一个曾差点杀死自己的齐国“狗盗、庸夫、逃兵”，群臣闻之无不骇然。
等到管仲快到临淄，齐桓公又亲自出郊迎接，与他共乘一车，大张旗鼓地回朝。
路上，临淄城万人空巷，都来瞻仰国君如此重礼请来的贤人到底是谁，结果发现竟是国之大仇管仲，百姓无不骇然。
对此，江湖闲乐生用的文章小标题是：“千古君臣难类此”。管仲有幸遇到了齐桓公。
《管子·小匡》一文中，记载了齐桓公与管仲初次见面时的一番对话：
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对曰：“臣未得闻。”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侧，田莫不见禽而后反。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继，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则恶有不可者矣？”对曰：“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
翻译成现代汉语：桓公说：“我有三大缺点，还能把国家搞好么？”管仲说：“我还没有听到过。”桓公说：“我不幸嗜好打猎，昏天黑地了还要到薮泽野地，直到田野静寞不见野禽以后才回来。诸侯的使臣们往往不得亲自接见，百官请示也常常无从见面。”管仲说：“这虽然不是件好事，但还不最要紧。”桓公说：“我不幸嗜好饮酒，夜以继日，常常因酒而误事。”管仲说：“这也不是好事，但是也不最要紧。”桓公说：“我还有一件污行，就是不幸而好女色，连表姐都舍不得让她们嫁出去。”回答说：“这也不是好事，但还不是要紧的。”桓公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这三者都可以，难道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事情吗？”管仲回答说：“人君唯有优柔寡断和不思进取最为不可。优柔寡断则万事蹉跎，不图进取则难成霸业。”
齐桓公倒是非常实诚，自曝家丑，把丑话都说在了头里。我们见多了文过饰非，功归于己过诿于人，把自己装扮成神的君王。而敢于直言不讳地数落自己短处的君王实在难能可贵。尤其几千年的封建史作为镜鉴，我们宁可要一个具有人之七情六欲的领袖，也不愿要一个“朕就是真理化身”的暴君。
江湖闲乐生在《春秋那些事儿》中写道：
齐桓公郑重宣布：“寡人欲使管仲治国，何如？”
群臣表示都没有意见，但管仲却摇头道：“不可！”
这下子大家都感觉奇怪了，你管仲不想为公子纠殉葬，不就是为了回齐国一展所长吗？这会儿怎么又谦虚起来了。
其实管仲哪里是谦虚，他在提条件呢！只见他举起五个手指头，说了五个字：“贱不能临贵。”
齐桓公顿时明白了，于是他宣布，管仲即日起为齐国上卿，地位不仅在群臣之上，且在国高二氏之上。
把一个囚徒瞬间从草民提拔为上卿，而且地位超过有拥立之功的世袭上卿国高二氏，此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这下管仲该满意了吧，但是不，管仲仍然不满意。
只见管仲又举起了五个手指头，说了五个字：“贫不能使富。”
齐桓公立刻宣布，封给管仲三处封邑，并将齐国一年的市租赐给他作为奖金。这下管仲该满意了吧！
然而管仲再次举起了那天杀的五个手指头，缓缓说出五个字：“疏不能制亲。”
管仲这小子太过分了，要这要那，有完没完哪，群臣们听了直冒汗，包括鲍叔牙在内。
然而，齐桓公却一点儿不冒汗，他立刻宣布，管仲即日起为寡人仲父，也就是二叔或干爹的意思。这件事儿是学周武王，他曾尊齐国的先祖姜尚姜太公为“尚父”，另外再比如四百多年后的秦王嬴政，他也有个仲父叫吕不韦。
齐桓公还命令，从此以后所有齐国人都要避讳，不许说“夷吾”这两个字，因为这是寡人干爹管仲的名字。
从古到今，只有避君王的讳，从来没有避臣子讳的，齐桓公此举，不仅惊世骇俗，而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是太超过了。
很显然，以春秋初期“世卿世禄”的政治制度，像管仲这样的一介布衣是没法进入政府高层的，高层都是由世袭贵族把持。这些人中的保守派即便嘴上不说，暗地里也一定会对管仲将要推行的新政使绊子，所以齐桓公才会如此不遗余力地为管仲撑腰。据《吕氏春秋》和《韩诗外传》记载，齐桓公为了加强任用管仲的合法合理性，还在第二年的正月大朝期间举行了一次祭祖仪式，他命令有司打扫宗庙，设置几筵，又具太牢（即猪牛羊三牲），祭祀告祖，曰：“自吾闻夷吾之言也，吾目益明，吾耳加聪；不敢独擅，敢以告于先祖。”说完回头命令管仲道：“夷吾佐我！”管仲倒退着走了几步，再拜稽首（即跪下来以头触地，春秋时的君臣之礼没有后世那么变态，后世动不动就三拜九叩，春秋时最严重也就再拜稽首了，平常连稽首都不用），接受任命后离开了宗庙。
如此，管仲就等于在形式上得到了齐国历代先祖的授权，他这个齐国史上最强黄金圣斗士，终于可以爆发他的小宇宙，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齐桓公在向管仲请教时，经常说“寡人幼弱惛愚”，所以还希望你不吝指教，“吾亦鉴焉”。一幅虚怀若谷广为纳谏的胸怀。《管子·小匡》记载：“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也。”由此可见，管仲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先决前提是因为遇上了齐桓公这样的明君。按照《逸周书·谥法解》，公子小白薨后的谥号“桓”字，意为“克敌服远、克敬勤民、辟土兼国”的寓意。这一追赠倒是名副其实的盖棺定论。
管仲“众里寻他千百度”，寻找到的就是这样“千年等一回”的明君。这种千万分之一的概率，究竟是幸运抑或是侥幸？
进而论之，因为有了鲍叔牙的让贤举荐，管仲的忍辱负重，齐桓公的放手让权，形成了春秋初期最佳“黄金组合”。俗话说：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于是才有了齐姜的“大国崛起”。然而这种阴错阳差鬼使神差的组合，在封建社会中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特例。诞生之初的“先天不足”，也就预兆或者说注定了它的衰败“宿命”。
5.辉煌燃烧中并存的渣滓灰烬
《管子·海王》篇记载了齐桓公征询管仲富国强兵之策：“吾欲藉于台雉何如？”管子对曰：“此毁成也。”“吾欲借于树木？”管子对曰：“此伐生也。”“吾欲借于六畜？”管子对曰：“此杀生也。”“吾欲借于人何如？”管子对曰：“此隐情也。”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你看如何？”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拆毁房子。”“我要征收树木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我要征收牲畜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杀死牲畜。”“我要对人口征收赋税，又怎么样？”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隐瞒实际人口。”齐桓公纳闷了：“税赋是立国之本，这也不能收，那也不能收，莫非你要让我喝西北风？”管仲回答：“可以实施‘官山海’。”
齐桓公听所未听闻所未闻：“什么叫‘官山海’？”
管仲向齐桓公解说了“官山海”：“齐国是濒临大海的国度，就要靠海吃海，利用大海资源，注意调整征税于盐的政策以致富国家。十口之家就有十人吃盐，百口之家就有百人吃盐。一个月，成年男子总得吃盐近五升半，成年女子也得吃近三升半，小男小女近二升半。这是大概数字。盐一百升为一釜。使盐的价格每升增加半钱，一釜可收入五十钱。每升增加一钱，一釜可收入百钱。每升增加二钱，一釜可收入二百钱。一钟就是二千，十钟就是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就是二百万钱。一个万乘的大国，人口总数千万人。合而算之，约计每日可行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可行六千万钱。从征收盐税中所得何其巨大？一个万乘的大国，人口百万，强征人口税，每月每人征税三十钱，横征暴敛的总数也才不过三千万。现在我们没有向任何大人小孩直接征税，就有相当于两个大国的六千万钱的税收。假设君上发令说：我就要对全国的大人小孩直接征税，那就一定会引起全国大喊大叫的反对。现在取于调整盐的税收政策，即使百倍归于君主，人们也是无法规避的，这就是理财之法。”这就是管仲的“官海”。管仲不愧是商业奇才，想出了“煮沸水以籍天下”的妙计。
《管子·地数》篇记载，管仲言：“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金属矿的开采和冶炼，以铜矿为最早。夏商周时代，青铜用以制造生产工具、兵器、礼器等，生产者多为奴隶，产品主要是为了“给官”。春秋晚期成书的《考工记》载：筑氏（造削）、冶氏（造矢、戈、戟）、桃氏（造箭矢戈戟剑）凫氏（造钟）、段氏（造器），都属官冶的铜器制造。铁冶大约始于春秋时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关于晋升国铸铁鼎的记载。战国时铁业发展甚快，《史记·货殖列传》所记载，战国晚期至秦代以铁冶致富者有邯郸郭纵、赵地卓氏、宛地孔氏、曹地邴氏等，可见民营铁业颇为普遍。山东临淄齐国故都冶铁遗址有四处，其中最大的一处面积有四十余万平方米。可见到管仲执政时期，铁器的冶炼和交易已成气候。管仲正是针对现状“靠山吃山”，实施资源国有，铁器专营专卖，民营须向国家交纳重税。这就是管仲的“官山”。
管仲又立森林国有之政策，在《管子·轻重甲》篇中言：“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范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山林范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给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金木水火土，五行并举都成为生财有道的源泉。
《管子·国蓄》篇阐述了管仲的观点：“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管子》认为赋税征课必须做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把封建统治者对民众在经济财政上的剥夺隐匿于无形，变“豪夺”为“巧取”。
梁启超在《管仲评传》一书中说：“管子之财政策，以不收租税为原则，以收租税为例外。此实一种最奇之财政计划也，吾名之曰无税主义。……考其所以持此主义之理由，其一则以为租税妨害国民生产力也，其二则以为租税夺国民之所得也，其三则以为租税贾国民之嫌怨也。此三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今世言财政学者，亦不能具斥其非也。”
管仲实施“官山海”的经济政策，即由国家控制渔盐、铜铁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资源，首创“国有企业”垄断国家经济命脉，限制地方豪富的经济掠夺。重要物资由民间生产，但由国家统购统销，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开启了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新模式，从而保证国有资源不流失，保证国家财政稳步发展。
这种国家垄断重要资源，实施计划经济的模式，两千年来已经经过了反复论证和此起彼伏的实践，孰是孰非见仁见智，无须在此赘言。它可以举一国之力调动一切资源在短时期内大见成效，但有火就有灰，有利也有弊。它同时衍生的“利用资源配置的权利而寻租”以及“利用垄断产生的高额利润而行业腐败”也“应运而生”。当年的儒生们这样评价“官山海”政策产生的腐败：“因权势以求利者，人不可胜数也。食湖池，管山海，荛者不能与之争泽，商贾不能与之争利。”管仲的变法，开创了政府对重要资源的控制和专营。管仲所倡导的“盐铁专营”并非是主张政府亲自出马，而是一种“国有民营”和“专卖纳税”。后世之人学管仲，把专营误认为就是国营。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变成了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国家严密控制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或者说国有企业在这些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政府则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民营企业集群成为“国有经济的陪衬和补充”。可以说，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高连欣所著《管子传》（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版）一书中，这样描绘“官山海”带来的弊端：
管仲提出了向大海要粮食的主张，当上相国的第七天，亲自组织上千名农夫，到海边煮盐，又组织上千辆马车，把盐运到中原各国。于是，各国的粮食便源源不断地流进了齐国。这一招儿太灵了，百姓尝到了甜头，于是迅速形成了一支煮盐大军。之后，管仲又把铁匠组织起来，把好铁用来制造矛、戈、戟、剑等，装备军队。质量差的铁制成各种工具，运到各国，也赚回了大批粮食和钱财。
……这一段时间，在盐场的专卖有点失控，财政收入明显减少。据了解是盐民逃亡，导致减产。盐民为何逃亡？这个谜，一直未得到满意的答复。
大齐有渔盐之利，本应财源茂盛，国库充足。可最近渔盐之利甚少，究竟是何缘故？
……舅舅道：“贩盐本来获利甚丰。可现时不行了，利大头被盐霸夺去，商人深受其害。”他叹了口气，继续道：“以前贩盐，直接从盐民手里收购就行了。朝廷的官海大计颁布以后，就只能从官盐场批盐，可把商人害苦了。”
管仲忙问道：“商人直接从官盐场买，免得一户户收购，不是更方便吗？”
“方便是方便，可盐场净捣鬼，在秤上做手脚。大秤收，小秤出，低价收，高价卖。钱全让他们夺去了。”舅舅诉苦道。
管仲道：“盐霸这么坑害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上官府告他？”
老者压低声音：“听说，这盐场的易盐司在朝廷里有人，你上哪里告？”顿了顿，小声劝道：“这易盐司可厉害着呢，前些日子刘老汉把盐偷偷地卖给一位姓马的盐商，结果姓马的盐商被扔进海里喂了鱼，刘老汉也被打成重伤，至今还躺着呢！”
……易容是什么人？他是易牙的弟弟。这个人自幼就是个地痞，不干正事。易牙进宫后，千方百计安排他到盐场来当了盐司。这海边盐场虽然偏僻、荒凉，可山高皇帝远，在这里他就是太上皇，而且这个盐司肥得很，可以大把大把地捞钱。他打着官府的旗号，把秤改造成鬼秤，盘剥盐民和盐商。还弄了十个美女供他玩乐，整日里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谁要是触犯了他，轻者打个半死，重者扔进大海。
对于“官山海”中出现的弊端，管仲也曾殚精竭虑设计方案“反腐”。《管子·君臣上》篇中，记载了管仲的反腐措施：“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衡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设立“五官”“五衡”实行相互制约；在基层同样如此，分别设立“民啬夫”和“吏啬夫”，其中的“吏啬夫”，“尽有訾程事律，论法辟、衡权、斗斛、文劾，不以私论，而以事为正。”管仲这样的大脑考虑出来的措施不可谓不周全严谨，所实施的手段也不可谓不严刑峻法。然而，加强监督机制只是起到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无法从源头上抑制腐败。人的私欲使权力产生的腐败仍像“离离原上草”，前面刚砍去一茬，后面照样“前腐后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6.“无烟工业”带来的社会污染
《战国策·东周策》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这里披露出一个信息：在齐桓公的宫中，开有七百个女闾。为此国人颇有非议：你三宫六院还不够？七百个女闾少说也是人数上万，真正是荒淫无度。其实，这对齐桓公而言有些冤枉。据清代褚人《坚瓠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女闾通俗点说就是妓院。是为众人所共用，大概哪个君王也没有这个肚量，心甘情愿给自己戴一顶绿帽子。
女闾中的这些女子，并不是为齐桓公提供性服务的，只是官方许可并管理的性工作者，也就是说，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吸引游士商贾，用征收的“花粉钱”来增加齐国的财政收入。据《魏书·龟兹传》记载：“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以入官”。可见当时管仲开设女闾经营卖淫业是为了收税。
管仲所开办的官办妓院乃世界首创，比西方政治改革家梭伦创立的雅典大妓院还早五十年。清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言：“娼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管仲成为中国妓院行业的祖师爷，逢年过节，娼妓们要摆开祭坛来当神拜，俗称“老郎神”。
据诸葛文著《中国历代疑案解密》（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提供的资料：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设置官方妓院之人。管仲设女闾三百闾，一闾是二十五家，总数当为七千五百家，若设七百，就有一万七千五百家之多。因此，有人称管仲为“世界官妓之父”。
网名芳草儿在《管仲为何被称为“世界官妓之父”？》一文中，还对管仲创办妓院的好处，做出逐条论述：
……说管仲是“世界官妓之父”当之无愧。这些妓女，活跃于民间，“服务”于社会，为齐国的迅速崛起，起到了五个方面的作用：
一、增加了国库收入。管仲开设妓院，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从中收税，以作军费。管仲置“女市”收取前来消费的男子的钱充入国库，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粉捐”，增加了国家收入。
二、解决了社会难题。当时齐桓公称霸，在征战中俘获的其他国家女子除了赏赐部将外，也大都安置在国家妓院中。管仲开设妓院，使大量女奴隶得以适当安置，解决了她们的就业和生存两大社会难题。
三、消除了男子苦恼。《韩非子》中记载了一个故事：齐桓公发现有些老百姓七十岁了还没有老婆，就把这事告诉仲父（管仲），管仲就建议在“女市”里挑一些女子去陪他们。管仲开设妓院，确实解决了不少男子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有效地减少和避免了“强奸”案件的发生。
四、吸引了四方人才。管仲开设妓院，吸引了大批爱金钱更爱美女的四方英雄和列国游士来齐国发展。当时各国诸侯争雄，齐国要想称霸，必须网罗人才，用游谈之士，管子相齐，已开布衣卿相之局，可是这些游士大都是生活放荡不羁的人，喜爱女人与醇酒，于是开设妓院就成了吸引人才的一种手段。
五、繁荣了国家经济。管仲开设妓院，不仅吸引了很多人才，其他国家的不少商人也慕名而来，把齐国作为他们的另一个商业据点。他们白天经商贸易，晚上寻欢作乐，流连忘返。大批商人的蜂拥而至，极大地繁荣了齐国的经济。
管仲开设妓院，使齐国一时间国库充盈，国家安定，社会稳定，人才济济，极大地繁荣了齐国经济，有力地支持了齐桓公的称霸事业。齐国能够迅速富国强兵，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官办妓院的开设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管子·权修》篇中有这样的文字：“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可见管仲心如明镜，也认为凡是治理人民，应该使男人没有邪僻行为，使女人没有淫乱的事情。对男邪女淫之事，应该实施教化训诲。“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管仲也认为，治理臣民应该让其知耻。小耻不止则大耻行焉。这是“治之本也”。
也许，富有经济头脑的管仲，对伦理道德的是非都很明白，只是道德的底线抵御不住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还是采用了“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
管仲在《水地》篇中，为自己的思维逻辑作了这样的哲理辩解：“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意思大概表达“上善若水”，圣人之治世应该仿效水之生态给予我们的启发：对于民风民俗不要去“拔苗助长”，而要“水到渠成”。
也许管仲的初始动机是“上善”的，但水还有其泛滥肆虐的一面。管仲的“性开放”政策，使齐国一时间生活糜烂世风日下，以至于管仲只得颁布一项特别法令：规定男子如果休妻三次，则取消他的齐国国籍，驱逐出境；而女子如果改嫁三次，则发往国家粮仓舂米进行劳动改造。
管仲的“无烟工业”确实在齐国经济崛起中起过很大作用，但为了经济的发展和强盛，就可以付出社会道德沦丧的代价？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有多少伦理道德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7.由俭而奢是经济发展的“惯性”还是误区？
管仲在改革之始，是十分强调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
《管子·权修》篇中说：“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话说得非常明确，君王的欲望是无穷的，但必须要取之有度，禁奢崇俭。否则“国虽大必危”。
《管子·权修》篇中又说“故末产不禁，则野不辟”，如果不禁止奢侈品的生产，农业就无以发展。“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台榭广也”。土地开辟了，而国家仍然贫穷，那是君主的舟车过于豪华、亭台楼阁过多的缘故。“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舟车豪华，亭台楼阁过多，就会使赋税繁重；轻易兴师动众，使民过劳，就造成民力枯竭。赋税繁重则人民怨恨朝廷，民力枯竭则政令无法推行。人民怨恨，政令不行，那么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管子·八观》篇还说“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进入一个国家的都城，视察它的宫室，看看它的车马、衣服，侈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囷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费。故曰，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步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粮仓少而亭台楼阁多，粮食贮备就供应不了那些靡费。所以说，君主没有积蓄而宫室却很华丽，百姓没有积蓄而衣服却很讲究，乘车者打扮车子的外观，步行者身着艳丽的服饰，农业产品少而奢侈物品多，这是奢侈国家的风俗。国家奢侈则开支浪费，开支浪费则人民贫困，人民贫困则产生奸恶思想，产生奸恶思想则出现邪巧行为。“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所以说，明确制度和标准，节约衣服，俭省财用，禁止奢侈，是治国的急务。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要使他管理国家。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时过境迁，当齐国经济发展起来，一向主张“禁奢崇俭”的管仲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开始采用刺激消费的手段。
《管子·权修》篇：“有积多而食寡者，贱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提出了“积多而食寡者”现象，如果生产发展到一定规模而没有相应的消费市场，这是不利于生产持续发展的。《管子·乘马》篇言：“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倡导“克勤克俭”，然而，管仲则提出“俭则伤事”，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的营利。如何才能推动消费？管仲提出：“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鼓励以消费刺激经济的增长。
《管子·乘马数》篇：“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如果遇上大旱大水的灾年，百姓无法务农，则修建宫室台榭，雇用那些养不起猪狗的穷人以做工为生。搞一些基本建设项目既解决了就业问题，也拉动了经济的增长。所以，修建宫室台榭，不是为观赏之乐，而是实行国家的经济政策。
《管子·侈糜》篇中，把话就说得更为明确：
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伤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沦之，雕橑然后爨之。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饮食、侈乐是人民的愿望，满足他们的欲求和愿望，就可以使用他们。假使只是让他们身披兽皮，头戴牛角，吃野草，喝野水，怎么能够使用他们呢？心情不舒畅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所以，要提倡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蛋品雕画了然后煮食，把木柴雕刻了然后焚烧。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使商贾贩运不要呆滞。让富人奢侈消费，让穷人劳动就业。这样，百姓将安居乐业，百般振奋而有饭吃。”这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统治术。
《管子·侈糜》篇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糜。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也。”桓公接着发问说：“如何根据时代不同而改变政策呢？”管仲回答说：“最好的办法是发展侈糜消费。不看重‘有实’之物，而看重‘无用’之物，可以使国人就范而服从管教。”
梁启超在《管仲评传》一书中，对管仲看似矛盾的经济政策给予高度评价：“奢与俭无定形，必比例而始见。夫所人二百金而费及百金焉，则为奢矣；所人万金而仅费百金焉，则不为俭而为吝矣。奢固害母财，而吝亦非所以劝民业也。故管子曰：‘俭则伤事，侈则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然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有道。’（《乘马篇》）货尽者谓母财匮也，事已者谓生产业中止也。夫两者皆非国民经济之福。”
也许，刺激消费的政策是经济学的一门学问，但是，任何“自由落体”的坠落自有其难以遏制的“惯性”，人欲闸门一旦打开就是决了堤坝的洪水，后果是泛滥成灾。
江湖闲乐生在《春秋那些事儿》一书中，描绘了齐桓公在齐国经济腾飞后的侈糜现象：
齐桓公可以说是夏商周三代除了商纣王以外最奢侈最爱享乐的国君了，虽然没有到“酒池肉林”的地步，不过也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齐桓公到底有多奢侈？管仲就说他：“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浆；衣练紫之衣、狐白之裘。”墨子则说他“高冠博带，金剑木盾”，意思是说齐桓公喜欢戴高帽，穿紫衣，着狐裘，系大带，佩金剑；甚至连喝水都不喝普通白开水，要喝桂花汁……瞧瞧这形象，简直高调奢华到了极点，堪称是春秋第一时尚人士。
所谓上行下效，齐桓公极尽奢华，齐国的百姓也竞相攀比不落人后，据《韩非子》记载，齐桓公穿衣喜欢穿紫色，于是一国尽服紫。放眼望去，整个临淄城，变成了紫色的海洋，就跟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一般，浪漫、神秘、诱惑，美得如梦似幻。
从此，紫色变成了世上最尊贵的颜色，唐宋两代甚至规定，三品以下官员服朱，三品以上高官则服紫。所谓“红得发紫”，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吧。
但是别忘了，古代紫色染料极其珍贵，在当时，五匹最好的生绢也换不到一匹紫色的练布；齐国人喜欢穿着打扮，号称“冠带衣履天下”，由此可见一斑。以桓公为首的齐人，凭借自身发达的经济与巨额的财富，完全把临淄打造成了时尚风靡之都，把齐国变成了当世最奢华的享乐天堂。
此外，除了吃喝玩乐，齐桓公对“住”这一块也非常注重享受，他有一座华丽的行宫，叫作柏寝，据《汉书》颜师古注，因“以柏木为寝室于台之上”而得名。另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齐侯与晏子坐于柏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据传，柏寝当初高达三丈许，方圆四十亩。台上殿宇壮观，台周翠柏苍郁，台的东侧还修有宽约丈余的台道，可见其耗资之重，靡费之巨。
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在今天的山东省广饶县桓台村西南，柏寝台遗迹仍存，不过只剩下断垣残碣一丘墟，殿宇宫室则全没了。
《管子·法法》篇中，曾明确告诫：“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曰：俭其道乎！”英明的君主建造宗庙，足以殡尸设祭就行了，不求它的美；修筑宫室台榭，足以防避燥湿寒暑就行了，不求它的大；雕制花纹，刻木镂金，足以分辨贵贱等级就行了，不求它的壮观。……所以说：节俭才是正道呵！管仲当年的告诫言犹在耳，转眼已“朝秦暮楚”。
江湖闲乐生在《春秋那些事儿》一书中，也记载了管仲的“上行下效”：
齐桓公丧失了进取精神而贪于享乐，这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他的亲密战友与人生导师管仲居然也堕落了。
《列子·杨朱》篇云：“管仲之相齐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管仲他竟然跟齐桓公比赛着奢侈起来。桓公建柏寝台，管仲就建三归台（民人归，诸侯归，四夷归）；齐桓公“树赛门”，管仲也“树塞门”（指大门内的照壁，按照周礼，只能诸侯才可以有）；齐桓公“有反坫”，管仲也“有反坫”（指接待宾客时放置空酒杯的土台子，这也只能诸侯才可以有）；另外，管仲还使用镂簋（在器物上雕刻花纹）、朱纮（指的是系在颔下的帽带用红色的）、山节（将建筑物的斗拱叠得很高）、藻棁（指的是建筑物的梁柱装饰华丽），这更加只有天子才能染指。如此奢侈僭礼，连孔子都忍不住跑出来骂：“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司马迁在《史记》中，是把管仲和晏子合并写为：《管晏列传》。我总觉得这不是信笔为之，其中有着司马迁的“良苦用心”。司马迁在文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晏子俭矣，夷吾则奢”。太史公对比着写了晏婴的节俭与管仲的奢侈。晏子也是齐国的一代名相，比管仲晚了一百多年。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一文的最后写道：“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对晏子表达着一种崇敬：假如我能与晏子同世，愿为他牵缰绳、执马鞭。司马迁没有直接写对管仲的评价，而是通过与晏子的对比，曲笔表述了对管仲的“指桑骂槐”“含沙射影”。
8.总也走不出的“百慕大怪圈”
春秋历史舞台上一出改革大剧终于上演到了落幕时刻。
《管子·戒第》篇记载：“管仲寝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讳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将安移之？’”管仲终于一病不起，桓公前去探望时问道：“仲父病重了，人总有百年之后，那时让我把国事托付于谁呢？”千秋百世大业，凸显出接班人问题。管仲无言以对沉默不语。桓公问：“鲍叔之为人何如？”以管鲍之情谊，这正是个“投桃报李”的好时机，你管仲想回报鲍叔牙的大恩，现在由齐桓公自己提了出来，岂不是“瞌睡给了个枕头”？不料，管仲却回答：“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为人也，好善而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鲍叔牙无疑是个正人君子。论品行，千辆兵车的大国授予他，他也受之无愧。但是，他不可托以国家大政。他善恶分明，疾恶如仇，眼中容不得沙粒，见不得人有一点毛病，谁犯有过失，他会终身耿耿于怀。
南怀瑾在《管鲍之交难》一文中，对管仲的临终遗言发表了这样的见解：
人生得一知己太难，知己到什么程度呢？管仲临终以前，齐桓公问他，鲍叔牙可不可以接替他的职位。管仲说不可以让鲍叔牙当宰相。鲍叔牙一生都照应管仲，照情理讲，管仲临死了，应该将这个职位交给鲍叔牙以为报答。现在由齐桓公提出这个意见来，他还说不可以，好像管仲不够朋友。其实他有他的道理。管仲对齐桓公说，你不要害了鲍叔牙，他这个人的人品实在了不起，气度也非常大，可是疾恶如仇。一个当首相、当主管的，要能藏垢纳污，肮脏的东西也要包涵一点，完全要求清高是做不到的。鲍叔牙的毛病就是太好、太清了，不能包容坏的一面。如把政权交给他，害了你齐桓公，也害了鲍叔牙。
大概，这就是“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看起来，知管仲者鲍叔牙，知鲍叔牙者也非管仲莫属也。
《管子·小称》篇记载了鲍叔牙这样一个细节：
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饮酣，桓公谓鲍叔牙曰：“阖不起为寡人寿乎？”鲍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时也，使管子毋忘束缚在鲁也，使宁戚毋忘饭牛车下也。”
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在一起饮酒，饮到高兴时，桓公对鲍叔说：“为什么不给我祝酒？”鲍叔捧杯而起说：“希望您别忘记流亡在莒国的时候，希望管仲别忘记被囚在鲁国的时候，希望宁戚别忘记车下喂牛的时候。”就在大家“今日痛饮庆功酒”的喜悦场面，鲍叔牙却说出如此这般煞风景让人扫兴的话，其迂腐耿直甚至不近情理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鲍叔牙的直言不讳与管仲的察言观色看风使舵形成鲜明对比。
在齐国崛起之后，齐桓公好大喜功的一面逐渐恶性膨胀起来。史载的所谓“九合诸侯”，就是以齐国的名义召开“多国联席会议”，以此来显示齐国的“国际地位”。齐桓公俨然扮演着“盟主”的角色。历史上著名的葵丘会盟就是这一连串会议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齐桓公搞此类“面子工程”上了瘾，竟想更上一层楼，去泰山搞什么“封禅大典”。所谓封禅，其实应该分开来讲，叫作封泰山、禅梁父。五岳之中，泰山为首。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梁父山上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称禅。这是古代帝王的最高大典，而且只有改朝换代、江山易主，或者在久乱之后，致使天下太平，才可封禅天地，向天地报告重整乾坤的伟大功业，同时表示接受天命而治理人世。在齐桓公之前最近的一次封禅大典是周成王搞的，此后数百年，没有一个周天子敢封禅，因为功业不够，然而齐桓公身为一个诸侯，却想僭越礼教而行封禅。
《管子·封禅》篇记载：桓公说“我北伐山戎，远过孤竹国；西伐大夏，涉渡流沙河，束战马，悬兵车，攀登卑耳山；南伐到了召陵，登熊耳山以望长江汉水。与各诸侯国兵车之会有三次，乘车之会有六次，做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各国诸侯没有敢违抗我的。这同古时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有什么不同呢？”
对于齐桓公的狂妄自大，管仲明知不妥却不去正面制止，而是顺着其意思绕脖子拐弯地说：“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强调封禅仍国家大事，要进行隆重筹划，不可草率从事。还要等待时机，等祥瑞征兆显世。虚与委蛇暂缓了齐桓公的“想入非非”。
管仲的“智慧”虽然行之有效，但并未能改变和解除齐桓公的“恶习”。没过多久，齐桓公又在朝上大言不惭地宣布道：“寡人欲铸大钟，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岂避尧舜哉？”而这次鲍叔牙却不讲情面地当众给他浇一盆冷水：“君直言，臣直对；昔者公子纠在上位而不让，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鲁境，非义也；坛场之上，诎于一剑，非武也；侄娣不离怀衽，非文也。凡为不善遍于物不自知者，无天祸必有人害，天处甚高，其听甚下；除君过言，天且闻之。”鲍叔牙真叫耿直，一口气把齐桓公的一堆过失历数一遍。就你这副德行，还想封禅铸鼎？弄得齐桓公下不了台。
管仲说过这样一句话：“成功之道，赢缩为宝。”也就是说“大丈夫能屈能伸”，或者换言之就是能忍辱负重。此言颇能代表管仲的性格。
管仲在《侈糜》篇中的一席话，大概可以看作是他的心理潜台词：“用其臣者，予而夺之，使而辍之，徒以而富之，父系而伏之，予虚爵而骄之。”君王掌握着臣子的命运，既可以赋予他也可以剥夺他。荣辱贫富都在君王的一念之间。
《管子·法法》篇中话就说得更明白了：“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君的威严，不是因为他的德行就比一般人都好，而因为他是人君，因而人们尊崇他，并不敢计较他德行的高低。因为他有杀和生的大权，比司命之神还厉害；他还有使人贫富，并使之互相供养的大权；还有使人贵贱，并使之互相服从的大权。君主就是掌握这六项权限来统治臣下。管仲观念中的有道之臣就是“不谤其君，不毁其辞。君若有过，进谏不疑；君若有忧，则臣服之”。不诽谤自己的君王，不诋毁君王的指示，君王如果有过错，在其不误解的情况下进谏，君王如果有忧患，臣子就应当为其分忧。
《管子·四顺》中还说了这样一番话：“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作臣子的就是要看君王的眼色行事，这样才能做到事半功倍。《管子·四称》篇中，还详尽地阐述了做臣子的如何才能称之为称职。管仲在《四时》《势》《势解》等篇中，都阐述了如何因势利导看风使舵。管仲真可以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聪明过人”的知识分子。
政治家的“权谋”虽可逞一时之功，但也因了处处奉迎君王之恶而有着无穷的后遗症。这些在管仲的身后全部显现出来了。
《管子·小称》篇记载了管仲的临终遗言：
管仲摄衣冠起，对曰：“臣愿君之远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夫易牙以调和事公，公曰：惟烝婴儿之未尝。于是烝其首子而献之公。人情非不爱其子也，于子之不爱，将何有于公？公喜宫而妒，竖刁自刑而为公治内。人情非不爱其身也，于身之不爱，将何有于公？公子开方事公，十五年不归视其亲，齐卫之间，不容数日之行。于亲之不爱，焉能有子公？臣闻之，务为不久，盖虚不长。其生不长者，其死必不终。”
翻译成现代汉语：管仲整整衣冠起来回答说：“我希望您把易牙、竖刁、堂巫和公子开方辞退掉。易牙用烹调侍候您，您说，唯有婴儿的味道没有尝过，于是易牙蒸了他的儿子献给您。人情没有不爱自己儿女的，他对自己的儿子都不爱，能爱您么？您喜欢女色而忌妒，竖刁自己宫身而为您管理宫女们。人情没有不爱自己身体的，他对自己身体都不爱，能爱您么？公子开方侍奉您，十五年不回家探亲，齐国与卫国之间，不用几天行程就到了。人情没有不爱双亲的，对自己双亲都不爱，能爱您么？我听说过：作假的不可能持久，掩盖虚伪也不会长远。活着不干好事的人们，也一定不得好死。”
既然管仲也看到易牙、竖刁、堂巫和公子开方“四害”对齐国的危害，为什么自己生前不解决，还要把难题推给齐桓公呢？
管仲给出的解释是：“东郭有狗嘊嘊，旦暮欲啮我，豭而不使也”；“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啮我，猳而不使也”；“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啮我，猳而不使也”。东南西北四方有四条狗，动唇露齿，一天到晚准备咬人，是我用木枷枷住而没有使它得逞。然而现在，木枷就要朽烂枯死，我担心他们会跑出来伤人。管仲还说：“臣之不言，将以适君之意也。譬之于水，臣为之堤防焉，勿令泛滥。今堤防去矣，将有横流之患，君必远去。”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临终，其言必善。
也许，《管子·立政》上的文字，才是管仲真正的“灵魂直白”：“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得罪了君子还可弥补，得罪了小人则惹下了大祸。管仲真是“熟透了的人”，老于世故。
管仲的遗言真正是一语成谶不幸言中。
管仲死，齐桓公也痛下决心，驱逐了“四害”。但是“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竖刁而宫中乱，逐公子开方而朝不治”。驱逐了堂巫，却生了怪病；驱逐了易牙，却感到食味不佳；驱逐了竖刁而宫中混乱；驱逐了公子开方而感到自己的朝政没有条理。齐桓公真正是“生不如死”，只得重新召回四人。于是有了文章前面的一幕。
管仲相齐四十年悲喜交集的改革大剧，给予我们深深的启迪：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华夏的历史，总在呼唤明君贤臣能相；“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君道》），把人的作用强调到极致，而且是把明君、贤臣、能相的作用强调到极致。与西方的理念不同，与我们春秋战国同期的古希腊古罗马人，虽然也注意寻找明君贤臣能相，但更注重政体和制度的调整，以期有效地约束掌权者不得恣意妄为。我们总在期待着出现“尧天舜日”，希望“人人皆可以为舜尧”，“总将新桃换旧符”的结果却仍是“老谱将不断袭用”，新瓶装旧酒穿了新鞋走老路，总也走不出的“百慕大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