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郡县制
秦兼并六国后，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即中国历史上的秦朝。秦统一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统治这个幅员辽阔、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秦王嬴政功成业就，首先令群臣议帝号。臣僚们诚惶诚恐，选择三皇中最尊贵的“泰皇”为帝号，然而秦王嬴政自以为功业盖世，前无古人，便兼取三皇五帝的尊称，定帝号为“皇帝”。秦王嬴政为强化君权，由皇帝独自运用权柄，推行法度的重要步骤是规定皇帝命称“制”，令称“诏”，天子自称“朕”。从此皇帝所拥有的独断的权制，不仅成为定制，而且在形式上也更为完备。与此同时，秦王嬴政在实现专制极权的道路上，为了迈出重要的一步，他命令废除古谥法，避免“子议父，臣议君”，以维护皇帝的权威。他自称“始皇帝”，希望把他所开创的帝业世代传下去。为此，嬴政在统一后的政治体制及其相关的问题上，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关于统一后的政治体制问题，秦朝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多数官员，认为为了方便控制那些边远的地区，主张在燕、齐、楚等地区，另设封国，立秦始皇诸子为王廷尉李斯对此表示异议，认为周初所封子弟同姓很多，结果形成诸侯混战的局面，连周天子也无法制止。如今天下统一，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宁，他建议在全国普遍推行郡县制，用赋税赏赐诸子功臣，不宜再分封诸侯。秦始皇采纳李斯的意见，决定全面推行郡县制，从而创立了一整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根据这种政治体制，秦朝在全国设立中央、地方两级统治机构，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中央的行政机构设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即秦汉常统称为“三公”的高级官吏。先不说秦朝是否设太尉还是个疑问，就连他们的实际职权和官阶差别很大，也不同于后来的三公制。它们的职权及设置情况如下。
秦朝分设左、右丞相，以左为尊。丞相为百官之长，即最高行政长官。他们承奉皇帝旨意，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秦始皇后期，丞相职位显要，李斯由廷尉擢为丞相，参与诸多重要决策。李斯本人封为列侯，当时人称之为“君侯”，地位仅次于皇帝。李斯曾感叹说：“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这是秦始皇统一以来丞相权势最盛的时期，它正折射了君权之集中。秦二世时，丞相由宦者赵高充任，又称中丞相。
太尉职掌“武事”，是秦所设职官，协助皇帝处理军务。但是见于史书记载的，秦在统一前夕，只有国尉之设，尉缭曾任此职。秦朝建立之后，不仅国尉职衔消失，也未见设置太尉。后来沈约所撰《宋书·百官志》，以及成书唐初的《晋书·职官志》，在叙述太尉一职建置沿革时，均不提秦国或秦朝有太尉之设。此职或不常设，故史籍记载甚少。
秦朝初设御史大夫，职掌副丞相。其职权管辖的范围，包括监察百官，督察地方诸郡，接受公卿奏事，主管图籍秘书等，在朝廷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往往由御史大夫的属官承办秦朝一些军国大事。秦军南征岭南，监郡御史禄负责凿渠转输军粮。秦始皇坑儒，审问诸生，办理案件的，又是御史。御史大夫的官属，最主要的有御史中丞。上述御史大夫的职权，多由中丞具体执行。
“九卿”在丞相之下。他们主要掌管宫廷事务，或者国家某项政务，属于一些职秩稍低的中央高级官吏。其分职如下：
郎中令，掌禁中侍卫皇帝诸职。这是皇帝的近侍之臣，所辖机构庞大，其中以郎官人数最多。赵高在秦二世即位之初，曾任此职，自称居“上位，管中事”（《史记·秦始皇本纪》）。
奉常，职掌宗庙礼仪，负责祭祀之事。秦始皇设博士官70人，“掌通古今”，特备问对，也归并在奉常所属机构中。
卫尉，主宫廷守卫之职，包括宫门兵禁、屯卫宫殿、值宿徼巡等等。如秦朝末年，秦二世在望夷宫斋戒，不仅宫门有卫令统兵防守，而且“周庐（庐舍）设卒甚谨”，四周由卫士警卫。
太仆，掌宫廷车马。秦朝沿袭古制，分设车官、马官，又置太仆统领。皇帝出行，则主舆驾仪式，出宣诏命。如中车府令，即主乘舆路车，赵高曾任此职。
廷尉，是最高司法官，职掌刑辟，主刑罚断狱。
典客，掌管少数民族入朝事务，主持接待、朝觐礼仪，典宾礼是它的主要职责。
治粟内史，主管国家的财政，如钱谷赋税收入及支出。
宗正，掌管皇族事务。
少府，主皇室的财政，管理山海池泽之税，供给皇室生活所需。其事务繁杂，机构庞大。
此外，中央的高级官吏还有：掌管京师治安的中尉、掌管修建宫室的将作少府、掌管少数民族事务的典属国等等。所有这些高级官吏，各自还有一些数量不等的属官、吏员，执行各种具体政务，组成中央庞大的统治机构。他们从丞相到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一切政事均由皇帝裁夺。
秦朝的地方行政机构，推行的是郡县制。郡县制不是秦朝首创。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已有郡县之设。但是秦朝建立后，郡县制作为地方行政制度，才开始在全国普遍推行，其行政机构也更加完善了。秦朝的郡大县小，郡统辖县，是地方最高的行政机构。郡设郡守和郡尉，中央另设监御史。当时全国分为36郡，后来因边地陆续开发，郡的辖区不断调整，全国郡数增至40余郡。
郡守是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主管一郡的政事，诸如郡内的民情风俗、农桑垦殖、司法治安、属县吏治、兵事军务等等。由于郡守负有治理地方之责，职重权大，秦对郡守的选任相当重视。如秦统一前夕，曾以秩位相当列卿的内史腾出任南郡守，便是一例。守腾出任之时，秦在“南郡备警”，则郡守的职司不仅主民事，还负有军事方面的重责。
郡尉秩位比郡守稍低，其主要协助郡守，掌管军事。除了掌军务之外，有时郡尉也统兵作战。秦朝开发岭南地区，即由郡尉屠雎将兵击越人。
监御史职掌监郡，职责及地位特殊，既监察地方行政，也执行某些重大使命。其隶属于御史中丞，是中央监察地方的官员。
此外，京师为都城重地，所在郡县不设郡守，另设内史掌治京师，地位相当列卿。
郡下分若干县。县的行政长官称县令，不满万户的县称县长，掌管一县的政务。县设县尉，主管县内的治安、征发戍卒等。又设县丞，协助县令、长，并掌管司法。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设“道”，道与县并行，性质同县的行政机构类似。
县下设乡。乡有啬夫，主管司法、赋税；有三老，掌教化；有游徼，管理治安。乡之下为里，里设里正，又称里典。里中有什伍的组织。
此外，秦时还有“亭”的设置。“亭”设亭长、求盗等亭吏。其隶属关系，则更像县的派出机构，而不属于乡管辖。班固所称“大率十里一亭”指的应是按地域距离分设的。它的职能，主要是维持地方治安，传递文书等。秦朝末年，刘邦以泗水亭长，为县送刑徒于骊山，基本与上述职能相符。
秦朝的地方行政机构，分为郡、县两级制，它直属于秦朝中央统辖。郡县长吏由中央直接派遣，是中央在地方行使权力的代表。他们必须执行中央旨令，接受中央的监督和考核，从而使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
随着上述政治制度的推行，秦朝关于官吏的选任、考课、赐爵、秩俸等，也有一整套相应的制度。
在官吏选任方面，秦朝沿袭商鞅变法以来的制度，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以功授官”的封建官僚制。在这种制度下，以军功授官是选任官吏的主要途径，一些在统一战争中立有军功，或者有特殊贡献的人员，秦始皇相继授予各种不同的官职。对高级武官的任用，有的尊宠倍加，甚至成为几代人相袭的官职。显赫的军功不仅是仕进的阶梯，又是子孙袭封为武官的条件。秦将蒙恬及其父祖，还有王翦和他的子孙，都是三代相袭为高级将领。司马迁称“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从“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来看，秦朝武官世职的现象，显然属于“恩荫”之类的封赐。
然而，以军功选官的办法，随着国家的统一，频繁的战争减少了，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尤其秦朝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相继推行，全国政事日益增多，国家各级机构需要各种人才，因此其他的选官途径也同时并行。如征聘士人从政，或从低级吏员中征举人才，就是其中一种。前者如秦始皇时期，叔孙通“以文学征”，待诏于博士中；后者如萧何以郡卒史考课第一，监御史拟入奏朝廷征用萧何。这类征召性质的选官，被征之士去从可以抉择，如萧何即不应召。
对于低级官吏的选任，秦朝实行由地方推举的办法。这种选官方式，不仅要受财产、品行、年龄等条件的限制，而且被推举者还要经过试职，才可以正式任用。《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刘邦在秦朝时，“及壮，试为吏”，即经过试职，而后被任命为泗水亭长。
此外，盛行于秦昭王时期的任举制，或称保举，大约秦统一初期还在实行。这是由官吏荐举人才，并作担保，官府加以任用的选官方式。如秦王嬴政时期，李斯入秦，就是由吕不韦保任为郎的。但是，如果保举违制，或所任不当，保举者将受到惩罚。云梦秦简《除弟子律》规定，如保举弟子不当者，则耐为候，即处以剃去须鬓的耐刑，罚做伺望敌情的刑徒。《秦律杂抄·除吏律》规定，如保举曾被撤职永不叙用的人为吏，罚二甲。
秦朝对地方官吏的考课，实行的是“上计”制。即每年年终，由地方派人到京师上计簿，上报辖区治状，以便中央了解各地的政情风俗，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并作为官吏升迁赏罚的根据。上计的内容十分广泛，如农桑、户口、赋税、钱粮、治安、断狱等。
在全国统一后，源自秦国的赐爵制也发生某些变化。秦推行赐爵制，本意在于奖励军功。凡获得爵位者，可根据不同等级，享受某些特权，如入仕为官，赎罪赎身，役使庶子，获取田宅，封邑食税等。嬴政即位后，以军功赐爵仍然没有改变。如公元前238年，秦平息嫪毐叛乱时，对斩敌立功者均拜爵，参战的宦官也拜爵一级。但全国统一之后，赐爵出现了明显变化，即修驰道及徙边也可以授爵。
秦朝的官秩，即官阶等级和俸禄，实行的是秩石制。这就是以“石”的数字表示官阶，依照不同的官阶等级授禄。如秦统一前夕，一些官吏因吕不韦事件的牵连被迁往房陵，其中就有“六百石”“五百石”之官。全国统一之后，大约仍沿袭此制，但官吏的等级差别，以及不同等级官吏的俸禄，今已无法确知。
总之，秦在统一全国之后，开创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治，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崭新的政治制度，为我国2000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二、秦朝的刑罚
秦始皇所开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是以皇帝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皇权是这个阶级专政的集中体现。秦始皇在全国统一之初，首次实践邹衍学说，推论“五德终始”之说，正式利用它作为强化皇权的手段。强化皇权对于刚从封建割据走向统一的秦王朝，无论是争取六国民心归附，还是巩固刚刚确立的封建中央集权制都是必要的。
“五德终始”是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创立的学说。邹衍利用五行相克的原理，即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终而复始，附会社会政治历史，创立“五德终始”说。它所根据的“五行”起源很早，不是邹衍的新发明。“五行”指金、木、土、水、火五种物质元素，曾被用来说明宇宙纷繁事物的构成，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根据这种学说，“五德”即五行之德，指金德、木德、土德、水德、火德等，认为古代帝王将兴，必居其中一德，上天还将显现祥瑞，以符应示知人们。历史依照五行相克的顺序，终而复始，成了改朝换代的现象。在战国“七雄”角逐的时代，这种学说深得一些诸侯国君的信仰，并作为诸侯割据称雄、争夺天下的舆论工具。尤其是战国后期，诸侯国地位逐步升级，大有并吞天下、取代周朝的势头，因此这种学说备受推崇。后来，邹衍的学说被燕、齐方士所利用，成为与神仙术结合的混合体，流行于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有人兜售“五德终始”说，声称黄帝得了土德，“天”先显现黄龙地螾（蚯蚓）为符应，颜色尚黄。夏禹得了木德，取代黄帝的土德，“天”显现草木繁盛，秋冬不凋零为符瑞，颜色尚青。商汤得了金德，取代夏朝的木德，又有银从山里流出为祯祥，颜色尚白。周文王得火德，取代商的金德，则以赤乌为符应，颜色尚赤。如今秦统一中国，取代了周朝，这是水德克火德。参见《吕氏春秋·应同篇》《史记·封禅书》，早在540年前，秦文公曾经东猎汧、渭之间（今陕西宝鸡市东）获得黑龙，便是水德的符瑞“五德终始”说的有关内容。很显然，这里的“天”、人之间，可以感应相通。“天”依照五行相克的原理，支配帝王的兴废，决定朝代的更迭，所以秦朝取代周朝，乃是合“天数”的结果。秦始皇即皇帝之位，也是“天意”所嘱了。这顶由“天”加冕的桂冠，比起秦始皇自封“皇帝”的尊号，更加神圣而具有权威性。于是，秦取代周朝的历史地位，被“正统”化了；世俗的专制皇权也被神化了。虽然它的“五德转移”，天命无常的思想内涵，与秦始皇希望帝位“传之无穷”的欲望相悖，但是现实更需要借助“天”神化皇权。在秦王朝建立之初，这种学说对于维护统一，争取六国民心归附，无疑是极好的舆论宣传。
因此，秦始皇根据邹衍的学说，确认秦朝为“水德”之始，并依照“水德”进行改制。根据“五德”说，秦为“水德”之始，“水主阴，阴刑杀”，因而尚法严刑，便成为据“水德”改制的主要内容。以“水德”尚法为根据，推行严酷的法律制度。这不仅符合秦尚法的传统，与秦始皇的法治思想也极为一致。司马迁称秦“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恰恰是秦始皇借“五德”之说，行尚法之实，以严刑峻法强化皇权，巩固中央集权制的具体反映。
为了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秦始皇“明法度，定律令”对原有的秦律进行修订，在全国颁行统一的法律令。修订后的秦律，现已散佚，无法了解它的全貌。但从现存有关的文献，以及出土的部分秦律，仍然可以窥其繁酷的特点。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1000余支秦简，大约写于战国末年至秦朝初年期间，多数是秦的法律文书。它们所反映的是秦王嬴政继位以来，及至秦统一初期云梦秦简的某些法制内容。简中抄录的法律条文，只是秦律的一小部分，但律名多达29种，表明秦律种类繁多。这些律文涉及的面相当广，包括山林保护、农田垦种、牲畜饲养、粮草管理、物资管理、货币流通、手工业生产、刑徒使用、徭役征发、军爵赏赐、保举子弟、官吏任用、从军劳绩、征发戍边、府库收藏、傅籍法规、对游士的限制，以及官营手工业产品的评定等等。律文的内容明确，规定具体，有的近乎琐细，这里试举一例。如《苑律》规定：“在四月、七月、十月和正月评比耕牛。满一年，在正月举行大考核，成绩优秀的，赏赐田啬夫酒一壶、干肉十条，免除饲牛者一次更役，赏赐牛长资劳三十天；成绩低劣的，申斥田啬夫，罚饲牛者们资劳两个月。如果用牛耕田，牛的腰围减瘦了，每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又在乡里中举行考核，成绩优秀的，赏赐里典资劳十天；成绩低劣的，笞打三十下。”类似的法律条文，作为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法律规范，在秦简中比比皆是。这类秦律不管是它的种类，还是律文的细节，都体现了“繁”的特点。这表明秦律作为秦统治者的意志的体现，全面贯彻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并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系统的法制体系。
秦律的另一特点，是以“酷”著称。秦律的核心是刑法。商周时期的五刑，即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可归纳为死刑和肉刑两类。秦律承袭并在它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秦朝的刑罚，包括死刑、肉刑、罚作、迁刑和赎刑，共计五类。每类根据不同的论罪方法，又可分为若干不同的刑种。
第一类，死刑。见于史书记载的，仅刑名即可分为斩、矺、戮、弃市、腰斩、枭首、生埋、赐死、夷族等十余种。
“斩”，指斩首。如秦朝时，凡戍边失期者，“法皆斩”，即以斩首论处。
“矺”，又称磔、车裂、体解。这是古时分裂肢体的酷刑，秦王嬴政以来沿用未废。如公元前227年，荆轲刺秦王失败，以“体解”处死。秦二世时，又有“十公主矺死于杜”。秦末投降秦军的宋留，也被秦处以“车裂”之刑。
“戮”，也是斩首极刑，但受刑方法不同。秦简《法律答问》载，“戮”指“生翏（戮），翏（戮）之已乃斩之”，即先施刑辱示众，而后斩首处死。秦二世曾沿用此刑，将“六公子戮死于杜”。
“弃市”，在市井当众处死，与“腰斩”同是古刑种。前者如“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后者如李斯论腰斩于咸阳市。
“枭首”，斩首而悬首于木上，见于秦王嬴政亲政时的记载。当时秦平息嫪毐叛乱，其党羽20人均枭首处死。
“生埋”，又称坑杀，见于云梦秦简《法律答问》。秦始皇三十五年，460余名犯禁的儒生，均被坑杀于咸阳。
“赐死”与“夷族”，也是秦国的旧刑种。秦二世时，赵高设谋杀害扶苏，就是“赐剑以自裁”。李斯被杀之后，他的家族则“夷三族”。
第二类，肉刑。这是指亏残肢体一类的刑罚，包括黥、劓、刖、笞、宫等，原是商周时期常见的刑罚，秦朝仍然广泛使用这类刑罚。
“黥”，在面额上刺刻涂墨，即墨刑。秦简《法律答问》载有“黥以为城旦”的刑罚，受刑者不仅受肉刑，还要服筑城的劳役。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奏请焚烧《诗》《书》，令下30日不烧者，黥为城旦，就是袭用这种刑罚。又据《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载，秦朝范阳令“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可见这是常用的刑罚。
“劓”，割鼻；“刖”，断足，或称“鋈足”，即剕刑、“斩左止”“鋈足”“斩左止”见云梦秦简《法律答问》，都是摧残肢体的酷刑。《盐铁论·诏圣篇》载：秦始皇“任刑必诛，劓鼻盈蔂，断足盈车”，同样是两种常用的刑罚。
“笞”，笞打。笞刑是肉刑中比较轻的刑罚，但云梦秦简有“熟笞”的条文《秦律十八种·司空律》载：城旦舂（刑徒名）毁坏器物，“直（值）一钱，治（笞）十；直（值）廿钱以上，孰（熟）治（笞）之”。又如《秦律杂抄》载：“城旦为工殿，治（笞）人百”，即城旦（男刑徒）做工被评为下等的，每人笞打100下。，则受刑者被笞致死或致残，就很难避免了。
“宫刑”又称腐刑，男子割势，女子幽闭，是破坏生殖机能的刑罚。如秦始皇以“隐宫徒刑者70余万人”，分作阿房宫和骊山墓。
第三类，罚作，即劳役刑。这是对犯轻罪者罚以服苦役的刑罚。罚作刑可分为如下几种：一、完城旦、舂：“完”即不髡钳，仅服筑城、舂米的劳役。二、髡钳为城旦、舂：髡钳即剃发并加以刑具，男为城旦即筑城，女为舂即舂米。三、鬼薪、白粲：男为鬼薪，即为祠祀采薪；女为白粲，即为祠祀择米。四、司寇、作如司寇：司寇即伺寇，男子罚往边地守备，女作如司寇。五、戍罚作、复作：男戍罚作，即罚往边地服劳役；女复作，即作于官府。上述各种罚作刑的刑期，因限于史料而无法确知。然而“汉承秦制”，惠帝即位之初，罚作仍在实行。汉初承袭秦的刑制，则秦朝各种罚作的刑期，大约与汉初相仿。《汉书·惠帝纪》注引应劭语，城旦、舂为“四岁刑”；鬼薪、白粲“皆三岁刑”。髡钳城旦、舂，比城旦、舂为重，刑期当在四年以上，《汉旧仪》称，“皆作五岁”。又司寇、作如司寇，“皆作二岁”。戍罚作、复作最轻，刑期“皆一岁到三月”。
第四类，迁刑。又称徙谪，即流放。这是将有罪吏民放逐到边远地区的刑罚。如秦平息嫪毐叛乱后，曾将其舍人4000余家，徙迁于房陵。三年后，吕不韦饮鸩自杀，其舍人被迁房陵者，亦非少数。秦始皇三十三年，秦朝北逐匈奴，从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带），至阴山（今内蒙古包头市北）地区，建立44个县，并迁徙有罪吏民充实之。
第五类，赎刑。这是以交纳财物赎罪，借以减免刑罚的一种变通形式。赎刑所交纳的财物的数量，现已无法确知，大约是以刑罪轻重为依据的。在云梦秦简中，有赎死、赎宫、赎迁、赎黥、赎耐的记载，即从耐刑以至于死刑，均可用财物赎罪。据秦简《司空律》载，凡无力交纳财物赎刑者，允许以服劳役的形式抵偿。然而不论采用何种形式赎刑，秦律所保护的是官僚贵族的利益。例如秦律规定，秦所属少数民族的首领、无爵的宗室贵族，有罪可享有赎免，或减处较轻赎刑的优待参阅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又如，葆子以上犯罪，在官府以劳役赎刑者，可不加监管，而且还允许以年龄相当的人代役。有“公士”爵的人，以劳役赎刑，允许不穿囚服，不加刑具。一般地主可用奴隶、牛马的劳役抵偿参阅云梦秦简《司空律》。赎刑对于贫苦农民，不仅无力交纳赎罪的财物，即使以劳役赎罪，也无权享受上述种种优待。
秦朝的刑法严酷，刑种繁多，它们对于维护皇帝权威，保护统治阶级利益，巩固政权，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这也是秦统治者压迫人民、镇压敌对势力的暴力工具。秦始皇在全国统一伊始，首先借“五德”说从神化皇权、以法制强化皇权两个不同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这就是尚法的秦始皇所以“朝圣”邹衍，青睐“五德终始”说的原因所在。
三、货币、文字改革
为了巩固政治上的统一，秦始皇对货币、度量衡及文字，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战国时期，由于商品交换日益频繁，货币流通也随之扩大。当时各诸侯国所铸造的货币，种类形制繁多，大小轻重各异，计算单位很不一致。考古发现，战国时期的金属铸币数量极大。其中以铜铸的货币为主，黄金铸币极少，只局限于个别地区。铜质币分别在不同地区流通，其可分刀、布、圜钱、铜贝等。
刀币，如刀形，流通地区主要在齐、燕，还有赵国等。
布币，形如铲状，或称币。它的流通地区，主要在韩、赵、魏、周等地。
“半两”钱圜钱，为圆形，可分圆孔、方孔两种。主要流行于秦国，以及周、魏等地。
铜贝，俗称“蚁鼻钱”，形同海贝，流行于楚国。
金质货币，有楚国的金版，外形呈不规则方形；另一种是圆形的，又称金饼。
秦统一全国之初，上述货币依然在局部地区流通，与当时的统一局面很不适应。为此，秦始皇下令废除六国旧币，统一使用两种货币。一种是圆形方孔的铜钱，称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一种是黄金，称为上币，以“镒”为单位。币制的统一，有利于商品交换，便于地区间的经济交流。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制度，也相当混乱。它给地区间的商业交往造成很大困难，不利于手工业的发展，对秦朝课取赋税，也很不方便。秦统一中国后，对度量衡制度进行改革，下令“一法度衡石丈尺”。现存秦朝的铜权及方升，刻有当年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度的诏令，就是这次改革的遗物。
与此同时，对六国异形文字加以整理。我国文字经过长期的演变，自西周末年以来，逐渐出现文字分歧的现象。到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分立，各自为政，“文字异形”秦统一度量衡诏版情况，更加严重。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下令以秦的字体为规范，对六国文字加以整理，将繁难的大篆省改为小篆。据载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就是以秦篆（小篆）书写的本子，作为推广的标准范本。
秦朝还有一种书体，称为隶书（秦隶）。隶书笔画方折平直，比小篆简化，书写更为简便。据许慎《说文解字·序》载：“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因为日常公文往来，用秦篆书写很不方便。所以这种书体的流行，与秦的“官狱多事”，政务繁忙有关。但是，隶书不是创始于秦朝，至少战国晚期已广为使用。云梦出土的秦简，就是用隶书写成。所传秦始皇时程邈作隶书，大约他曾对这种书体进行过整理，使之成为秦朝日常通用的文字。
秦朝是汉字发展转折的时代，对我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秦朝“书同文字”不仅使当时通行的小篆、隶书两种主要书体规范化，便于政策法令的推行，而且由于隶书的推广及流行，终于为汉字新书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割据称雄，往往据险修建关塞、壁垒和堤防，以抵御敌国的军事进攻。这些防御性的军事设施，自然成为地区间的交通障碍，不利于各地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秦统一全国后，下令拆除上述各种防御设施，为消除地区间的隔绝铺平道路。此外，为了清除割据自守，加强地区间的联系，秦朝一方面毁壁垒、决川防，一方面修治驰道、统一车轨。
以咸阳为中心，修建两条贯穿全国的驰道。一条向东通往齐、燕地区，即今河北、辽宁、山东一带；一条向东南通往吴、楚之地，即今湖北、湖南、江苏、浙江一带。驰道宽五十步，每隔10米植松树一株，路身的修筑采取了加固的措施。这两条驰道的建成，便于秦朝对各地的控制，有利于交通。
四、秦朝赋税
秦封建土地私有制从商鞅变法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秦王朝的建立，又进一步为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公元前216年，秦朝“使黔首自实田”，即命令拥有土地的平民向官府自报占有田亩的数量，由官府加以核实。实际上，这是国家以法律形式承认土地私有权，并作为征收赋税的根据。它大大促进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对于地主阶级尤其有利。那时候，土地占有形态基本上可分为三种类型，情况如下。
国有土地。这是由国家直接控制和支配的土地，秦朝设立专门机构少府，管理这些国有土地，包括山林薮泽、苑囿园池、可耕农田、无主荒地等。其中，如苑囿园池所占的土地，数量相当可观，主要分布在京畿附近。后来刘邦还定“三秦”，曾改秦朝苑囿园池为民田，仅关中就有许多处。
由于实行军功赏田制，秦王朝所掌握的国有土地，其中一部分被用于赏赐有功之臣，因而转化为私有土地。有一些国有土地则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并使用一种称为“隶臣”的官奴隶耕种。秦简《仓律》还具体规定了对农忙季节从事农业生产的隶臣，每月可增加半石的口粮。此外，还有一部分国有土地，由官府授予农民耕种，受田农民必须交纳田租及刍稿之税。在秦朝，这种国有土地仅仅是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之一，但不是主要的形式。
地主私有土地。秦朝地主阶级的构成，可分为官僚地主、豪族地主、一般地主等。
官僚地主，包括有军功的官吏、宗室贵族等。他们是新兴地主阶级中的重要阶层。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实行依军功赏赐田宅的制度，一些有军功或事功的官员，分别得到了数量不等的土地赏赐。直到秦朝建立前夕，王翦率师攻楚，还“请田宅为子孙业”，表明国家赏赐的田宅，可以转化为子孙的产业，即承认赐田为私有。秦统一后，这些拥有大量土地，又有政治权力的有功之臣，便形成官僚地主。
豪族地主，指六国的强宗豪家，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是六国贵族及其后裔，在各地仍保持一定的势力；有的是把持地方的豪户大族，经济上有相当的实力。秦王朝建立之后，迁徙12万户豪富于咸阳，其中不少是大豪族地主。
一般地主，指工商业地主，或从自耕农发展而来的中、小地主。战国时期，因经营商业、手工业而致富的现象非常普遍。一些中、小地主，是由少数自耕农发家转变而来的。还有那些富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将大量货币财富用于土地买卖，形成一批工商业地主。一般地主虽然不是权势之家，但是他们往往凭借雄厚的经济力量，寻求政治上的发展。如乌氏（今宁夏固原南）有个叫倮的，因经营畜牧业而成巨富，被秦始皇视如“封君”，享有与列臣一同朝请的资格。
上述各类封建地主以“见税什五”的地租，对贫苦农民进行剥削。他们还大肆进行土地兼并，以至秦朝的“富者田连阡陌”，形成“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的局面，其中除了超经济的原因之外，土地买卖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杠杆。反映秦朝继战国之后，封建土地私有制有了长足的发展。
自耕农占有的土地。秦国自耕农最多。他们是农民中的主要成分，担负着封建国家繁重的赋役。自耕农是独立的劳动者，一般都拥有一小块土地。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实行每户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不分家的，加倍征收赋税的政策，因此造就了大批的自耕农。后来，秦招徕大量“三晋”之民，赐给一定数量的田宅，又出现一批自耕农。秦王朝建立后，推行“上农除末”的政策，迁徙大量居民开发新徙地区，先后迁琅玡（今山东胶南市南）、丽邑（今陕西临潼东北）、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带）达十几万户。这些被迁的居民便成为新迁地的自耕农。秦朝自耕农多如汪洋大海，但地位极不稳定，少数人可能上升为中小地主，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甚至破产变为佃农或雇农。其结果不是农民得利，而是使封建地主所有制得以巩固。此外，那时的官府及官僚、豪富之家，还存在众多的奴隶，这是奴隶社会的残余。
秦朝的赋役，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田租，即田赋。这是对土地所有者征收的土地税，一般按所拥有土地的数量征收。秦统一全国后，实行“收泰半之赋”的税额，即相当收获物的一半以上。除了征收谷物之外，每顷土地还要缴刍（饲草）三石，稿（禾秆）二石。刍稿之类的征收，是属于田租的附加税。
第二，徭役。秦朝以徭役繁重著称，据《汉书·食货志》载，主要的徭役有更卒、正卒和屯戍等。农民每年必须为郡县服劳役一个月，称为“更卒”。成年男子一生要服兵役一年，称为“正卒”。还要戍边一年，称为“屯戍”。其实农民负担的徭役，远不止上述各种，一些临时性的征调，则不作为徭役计算。如秦末农民战争爆发，李斯等人认为，“戍漕转作事苦”，是农民反秦的原因之一。可见农民所承担的徭役，至少还有漕、转、作、事等繁重的苦役。这些苦役包括转输粮草，运送军需，兴建土木工程，以及杂徭役差等。
第三，口赋，指人头税。它是按人口数征收的赋税，大约每年年底八月（秦以十月为岁首），官府即登记户籍名册，以便进行征收。《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称，秦朝征戍不止，“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所谓“头会箕敛”，即按人头课取，以簸箕敛之。这里指的就是征收钱币的人头税。
秦朝徭役繁重，还表现在应役年限长。根据秦制，男子17岁傅籍开始承担徭役等义务，至60岁为免老年龄，方可免除徭役。在规定的年限之内，农民必须随时听候征调，不应役或延误期限者，都要受到惩罚。如果屯戍失期，甚至要被处死。据云梦秦简《编年记》载，一位名为喜的男子，生于公元前262年十二月，至公元前246年傅籍，则喜傅籍的年龄为17周岁。它比汉制20或23岁傅籍，提前了3年或6年，免老年龄也比汉制延长4年。关于秦的傅籍问题，今无定论。
总之，秦王朝“使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确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使封建土地私有制在全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就意味着封建地主凭借政治权势或者雄厚的经济实力，也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自耕农所占有的小块土地既可以买卖又可以转让。它既把自耕农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国家奴役的对象，又为封建土地私有制的迅速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五、南征北战
匈奴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民族，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战国时期，匈奴的氏族公社开始解体，正向着奴隶制阶段过渡。匈奴贵族经常对中原地区进行掠夺，尤其与它接壤的赵、燕、秦三国所受威胁最大。赵国不仅在北部广筑长城，修建关塞，还在边郡派驻重兵，以防御匈奴的侵扰。匈奴与赵国成攻守之势，彼此接触相当频繁。赵孝成王时，名将李牧以精兵击败匈奴，此后十余年间，赵国边城才得以安宁。
秦灭六国期间，燕国岌岌可危，太傅鞫武主张急送逃亡的秦将樊於期入匈奴，并联合匈奴及其他诸侯国抗秦，反映当时匈奴与中原地区关系密切。
秦统一中国前夕，各诸侯国因忙于战争，匈奴乘机长驱直入，占领了河套地区。为了维护北方地区的安全，消除匈奴的威胁，公元前215年，秦朝派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迅速收复河南地区（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带）。第二年，又迫使匈奴继续北撤，在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带）以东，沿黄河北至阴山（今内蒙古包头市北）的广大地区，设置44个县，迁徙罪徒前往开发。接着，蒙恬渡过黄河，占领河套以北地区，夺取高阙（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南）、阳山（今内蒙古狼山）、北假（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南一带），并置九原郡统辖该地。
与此同时，秦朝开始在北部大规模的修建防御工程，即万里长城。这种城防之类的建筑，早在战国时期，几乎遍及各诸侯国。秦击败匈奴之后，对原来秦、赵、燕三国北部的长城进行修葺、连接或扩建延伸，筑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郡内，长达5000余里的长城，号称“万里长城”。
公元前212年，为了加强对北部地区的控制，又使蒙恬修筑从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可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的直道。
此外，秦朝还派蒙恬将兵长期驻守上郡，以对付匈奴可能的侵扰。这些措施对维护北方的安宁，起了积极的作用。
北击匈奴同时，秦朝又致力于南方的开发，包括东南沿海、岭南一带以及云贵地区。
战国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及岭南一带，散居着一种称为“越人”的少数民族。越人支族众多，种姓繁衍，因此又称“百越”。其中，分布在瓯江流域（今浙江温州一带）的越人，称为东越。散居岭南一带（今广东、广西一带）的越人，称为南越和西瓯。居住在今福建地区、闽江下游（今福建福州一带）的越人，称为闽越。东越和闽越地处东南沿海，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生活，生产技术比中原地区落后。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立东越、闽越首领为君长，以该地置为闽中郡。
与闽越紧邻的南越，北接楚国，西连西瓯及骆越。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社会习俗与东越、闽越有别。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屠雎将兵50万，分五路进军岭南地区。
诸路秦军进入南越、西瓯的地区后，遭到了越人的抵抗，以至三年不解甲弛弩，长期处于戒备状态。秦军给养转输困难，南征长期受阻，只得命令监禄（监禄在湘水上游，即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开凿人工渠，以打通转运粮道。开凿一条连接湘水、漓水的人工渠，使漓、湘二水成为贯通南北的河流，并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这条全长约五六十里的人工渠称为“灵渠”，不仅解决了秦军转输问题，对南北的经济交流，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灵渠修成之后，秦军长驱南下，深入越人腹地，击杀西瓯君长。越人被迫逃入深山丛林与秦军回旋，搞得秦军疲惫不堪。他们又利用夜间突袭，将屠雎击杀，造成秦军伤亡惨重。公元前214年，秦继续补给兵源，终于平定了南越，并在那里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翌年，又迁徙50万罪徒戍守岭南，与当地越人杂处，共同开发南方地区。
秦从灭六国到统一百越，前后经历10余年时间，终于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至此，秦朝的版图东临大海，西至今甘肃、青海，南起南海，北至今内蒙古以及辽东。在这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的建立，对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
六、焚书坑儒
秦始皇在全国统一之后，实行中央集权，推行一系列法教政令，引起朝廷内一些人的非议。这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争论愈演愈烈，终于发展成公开的斗争，并演成震惊全国的焚书事件。事情的引发还是围绕政治体制问题而展开的。
秦统治集团内部关于秦朝实行何种政体问题分歧严重。前述早在秦朝刚刚建立之时，持不同政治主张的双方，曾经有过一番较量。但是这种分歧一直没有消除，因而引发成公开的斗争。公元前213年，在一次宴赏群臣的酒会上，仆射（博士之长）周青臣盛赞废分封，立郡县，颂扬秦始皇的威德前无古人。这时，博士淳于越指责周青臣为“面谀”，认为不恢复分封制，就无法使秦的统治长治久安。
李斯针对淳于越的言论，称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自古因时代不同，治理方法也随之改变。如今天下已定，法令统一，儒生“不师今而学古”，指责当世，惑乱百姓。他们“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甚至造谣诽谤，以“私学”诋毁“法教”，指摘朝政法令。这种现象如不禁止，臣下结成反对的派别，必将削弱皇帝的权威。李斯议论的核心问题，即“私学相与非法教”，有碍于“定一尊”。于是，李斯主张禁私学，焚《诗》《书》，实行文化专制的政策。
李斯的建议包括：一、除《秦记》、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外，其余的史书和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等，一律限30日内交官府烧毁，逾期不烧即处以黥刑，罚筑城四年的苦役。二、禁止私学，愿意学习法令的，以吏为师。三、凡议论《诗》《书》的弃市，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知情不举的，与犯禁同罪。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并诏令付诸实行。
秦始皇既然下令焚书，许多古代典籍付之一炬，其中六国史籍损失最大。司马迁说，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因为这类史书对秦“有所刺讥”，又是藏于官家，自然不能幸免于难。由于这类史书存世甚少，以致所著录六国史籍寥寥无几，直到东汉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古代典籍经过秦火浩劫，《诗》《书》及百家语之类损失不少，但是并没有全部被销毁，损失比史籍还要小。事隔一百年之后，司马迁著述《史记》，书中征引、述及的古籍不下数十种，说明有些古籍还是保存下来了。甚至被李斯斥为“私学”、指为“祸首”的诸子著作，也没有完全被烧绝。西汉中期以至东汉初年，诸子文篇依然存世。《汉书·艺文志》诸子类，还详列各书所存篇数。这些书籍成为劫后余存。它们之所以能保存下来的重要原因，除了秦博士官所藏书籍不烧之外，还因为当时民间私藏禁书。秦博士伏生壁藏《尚书》就是其中一例。汉初废除“挟书律”，许多典籍纷纷出世，大都是民间私藏的结果。汉景帝时，鲁恭王广治宫室，也从孔壁之中发现大量的古籍。
秦始皇焚书的目的，为的是定法家于“一尊”。在“定一尊”的口号下，各种学派的言论被禁止，百家思想受禁锢。焚书的实质就是禁绝一切异端思想。这种以焚书为手段的文化专制，造成我国古代文化的劫难，使长期积累的文化遗产遭到极大的破坏。
秦始皇的焚书，引起士人诸多不满，因而又演成坑儒事件。焚书的第二年，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唯恐骗术败露，遭杀身之祸，便私下攻击秦始皇。他们指责秦始皇独裁朝政，“贪于权势”，“乐以刑杀为威”，骄横自用，“专任狱吏”，不用博士；而且双双逃亡。秦始皇闻讯，以方士行骗诽谤，耗费巨万；咸阳诸生，“为妖言以乱黔首”为罪名，下令追查诸生罪状，结果将犯禁的460余人，统统坑杀于咸阳。
从事件的引发及结果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主要意图是定思想于“一尊”，实行思想统制，其方法则采取以暴力的手段，对待非暴力的思想文化。这种文化专制的政策，不仅束缚思想学术的发展，使古代文化遭受破坏，也堵塞了议政的言路。它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七、民不聊生
秦统一全国之后，秦始皇继续以无休止的徭戍役使人民，不顾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广大人民对于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迫切要求，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因而使秦朝的社会矛盾日益加深。
早在兼并六国时，每当秦军攻灭一国，秦始皇即令绘制该国宫殿的图样，并仿照各国宫殿的式样修建在咸阳北阪上大兴土木。当时在渭水北岸，从雍门以东，直至泾水、渭水一带，建成无数的宫殿。全国统一后，秦始皇对咸阳宫加以扩建，在渭水南岸修建信宫，形成渭水南北宫观殿屋星罗棋布、遥遥相对，复道甬道纵横交错、绵连不断的景象。
公元前212年，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一座规模更加宏伟的朝宫，又破土动工了。这就是历代文人墨客为之倾倒的阿房宫。阿房宫又名阿城，是朝宫的前殿，因作宫于阿房，故名。阿房宫东西宽500米，南北长167米，庭中能容纳上万人，下面可以竖立17米的大旗。阿房宫遗迹故址在今西安三桥镇南阿房村及古城村一带。据司马迁记述，当时“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这就形成以咸阳为中心，遍及渭水南北，函谷关内外的宫殿群。据《三辅黄图》载：“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已建成的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阁道逶迤相属，工程之浩大可谓前无古人。秦始皇广治宫室，耗费无数，后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秦始皇不仅生前穷奢极欲，还要为死后安排豪华的享受。他在即位之初，开始预建陵墓，即骊山墓。据载陵墓高167余米，周围五里多，墓内修筑宫观殿宇，陈设各种奇器珍宝。经考古调查及发掘，现陵墓陵丘高43米，内城周长2500多米，外城周长近6300米，基身设有内外两城参见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秦始皇陵调查简报》，总面积秦始皇兵马俑为两万多平方米，在陵东侧发掘出三个兵马俑从葬坑，出土陶俑及陶马约六千余件，形状与真人真马相仿。兵马俑坑的布置，是按军阵场面排列的，体现了当年煊赫的军威。秦始皇为了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征用刑徒70余万人，并从巴蜀、荆楚等地调运各种建筑材料，途中转输十分艰难。
秦朝长期用兵，戍役也十分繁重。其中对百越的战争，用了50万兵力，前后延续七八年，后来又再补给兵源；对匈奴的战争，动用了30万兵力，延续10余年之久。这些旷日持久的战争，广大人民不仅要负担兵役，还要承担转输的力役，甚至妇女也属征调之列。其结果“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造成重大牺牲，死伤不计其数。此外，筑长城、修驰道、开灵渠、直道等，所动用的劳力，更是无法计算。
秦朝徭戍之繁重，朝野众口一词。农民不堪忍受繁重徭戍奴役的具体表现在秦末起义的农民发出“天下苦秦久矣”的呼声，连秦朝统治集团中的李斯等人，也认为徭戍繁重是农民反秦的主要原因之一。秦朝繁重的徭戍，使人民不胜其苦，再加秦的赋敛无度，刑罚严酷，形成人民“力罢（疲）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赭衣（罪人）半道”，“亡（无）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的悲惨局面。秦统治集团对于生产力的严重破坏，促成了人民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继韩国贵族张良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未遂之后，公元前211年，在东郡（郡治今河南濮阳）的一块陨石上，有人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字样，秦始皇派御史追查无结果，竟下令诛杀当地居民。这年的秋天，又有人在华阴平舒（今陕西华阴），拦住秦朝的使者，咒骂“今年祖龙（指秦始皇）死！”这些公开的反秦活动，有的是六国旧贵族对秦怀有敌意，表明秦朝社会矛盾的复杂因素。然而，张良行刺未遂不仅宣告个人冒险举动的破产，也反映六国贵族势力未能形成推翻秦统治的社会力量，已是强弩之末。
与此同时，一种从根本上推翻暴秦统治的以农民为主体，包括刑徒、奴隶和秦朝的低级官吏的斗争，正在各地出现。他们逃亡山林湖泽之间，在那里积蓄反秦的力量，或者发动小规模的起义。如六县（今安徽六安东北）人英布，因触犯秦律，受到黥刑，被遣送骊山，罚作苦役。那时骊山刑徒数十万人，受着难以忍受的奴役。英布策动一批骊山刑徒逃亡，入江中（今长江下游一带）“为群盗”。这是刑徒有组织的反秦的起义。
又如昌邑（今山东巨野县南）人彭越，以渔耕为生，活动于巨野泽（今山东巨野县境内）一带。后来，他率领少年百余人，又收诸侯散卒，组成一支千余人的队伍，在巨野泽发动小规模的起义。
此外，还有刘邦聚众起义。刘邦是沛县丰邑（今江苏丰县）人，曾试补秦朝低级官吏，做过沛县泗水亭长。有一次，刘邦为沛县押送一批刑徒去骊山服役，许多刑徒在途中逃亡。刘邦估计到不了骊山，其余刑徒也将全部逃光。于是，他把所有刑徒通通释放，自己带了十余人逃往芒、砀（今安徽永城市北）山泽之中，在那里积聚反秦的力量。上述这些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它预示着一场反秦风暴即将来临，揭开了秦末农民反秦斗争的序幕。不久，秦始皇病死巡游途中，更加速了这场反秦风暴的到来。
公元前210年，这位好大喜功的秦朝皇帝带着左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以及中车府令赵高等人，再一次开始他的东巡。这年十一月，秦始皇行至云梦（今湖北洪湖及湖南洞庭湖一带），又沿长江东下，经过丹阳（今安徽马鞍山市东），到达钱唐（今浙江杭州市），然后上会稽山。之后，又北至琅邪（今山东胶南市南）、之罘（今山东芝罘）。当他到达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西南）时，就病倒了。秦始皇病重之时，赵高扣下了秦始皇写给公子扶苏的让他赶回咸阳办理丧事的书信。这年七月，秦始皇死在沙丘平台（在今河北广宗）。
秦始皇之死，在大臣中引起极大震动，他们各有各的打算。官员中以赵高最为忙碌，他正在策划一项与秦朝命运攸关的阴谋。李斯因秦始皇死在外地，生前未立太子，唯恐引起天下大乱，决定秘不发丧。他们将秦始皇的尸体置于辒凉车中，令百官奏事、送饮食如故，准备回到咸阳再作安排。
赵高原来身世卑微，因懂狱法，被任命为中车府令。又做过胡亥的老师，教给他狱律法令。赵高为了篡夺朝政大权，准备改立胡亥为太子。他不仅竭力怂恿胡亥夺取皇位，扣下秦始皇给长子扶苏的书信，而且还以官禄权势为诱饵，对李斯进行威逼利诱。李斯为保全自己，终于失节妥协。他们合谋假造秦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又假造秦始皇给扶苏的书信，以扶苏和蒙恬将兵屯边十余年无功，扶苏诽谤父皇，蒙恬不加制止的罪名，赐剑逼令扶苏“自裁”，蒙恬“赐死”，还命令他们把兵权交给副将王离。蒙恬怀疑其中有诈而不肯死，结果被囚禁在阳周（今陕西绥德西）。扶苏接到书信后自杀身亡。接着，赵高又给蒙毅妄加一个罪名，声称蒙毅在秦始皇生前，曾经反对立胡亥为太子，因此将他逮捕入狱，囚禁在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
赵高杀害扶苏，囚蒙氏兄弟之后，立即赶回咸阳。这时，他们才宣布秦始皇的死讯，同时立胡亥为二世皇帝。李斯官为原职，但是只能听从赵高的摆布。赵高阴谋得逞，官为郎中令。这是掌管禁中侍卫皇帝的要职，为他进一步篡夺朝政大权作准备。
秦王朝经过这次政变，赵高与胡亥篡夺了秦朝最高的权力，加剧了秦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秦王朝的统治日薄西山，已无法摆脱覆亡的命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