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述了各种政治理论观点的是非曲直。作者列举了从唐前经史典籍中撷取53对正反命题，看上去水火不容，其实各有道理。自尧、舜至隋唐的大家名流、帝王将相，唇枪舌剑，雄辩滔滔，发人深省，启迪心智。
明哲保身 杀身成仁
原文
夫损益殊途，质文异政。或尚权以经纬，或敦道以镇俗。是故前志垂教，今皆可以理违。何以明之？
（是曰：）《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非曰：）《语》曰：“士见危授命。”又曰：“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译文
废除和增加是两种不同的变革法令制度的方法，仁义和礼乐是两种不同的施政方针。有的人崇尚权力治国，有的人推崇道德化俗。因此，前代众多思想家、史学家的观念，我们都可从中找出正反的论述来。如何说明这一现象呢？下面就一一列举。
（正论：）《诗经·大雅》中说：“明了善恶是非，才能确保安全。”《周易》中说：“天地间最伟大的德行是爱惜生命。”
（反论：）《论语》说：“有教养的人遇险要舍身赴难，见义勇为。”又说：“君子有以牺牲生命成仁的，没有因怕死而害仁的。”
评析
人的生命虽然宝贵，我们也理应倍加珍惜，但在大是大非面前还要讲求原则，甚至在必要时刻要有舍生成仁的勇气。因为不顾大义丢弃人格是世人所不齿的。
鉴古知今 取长避短
原文
（是曰：）管子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古语曰：“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
（非曰：）《吕氏春秋》曰：“夫人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因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杜恕曰：“夫奸臣贼子，自古及今，未尝不有。百岁一人，是为继踵，千里一人，是为比肩。而举以为戒，是犹一噎而禁人食也。噎者虽少，饿者必多。”
译文
（正论：）管子说：“如果现实使人困惑，就应察看古人；如想预知未来，就应多读史书。”古语说：“与死去的人患同样的病，是不能活命的；与灭亡的国家执行同样的政策，是注定要亡国的。”
（反论：）《吕氏春秋》说：“见有人吃东西噎死了，就不吃所有东西，是荒谬的；见有人乘船不小心淹死了，就不乘所有的船，是荒谬的；见有的国家因战败而亡国，就取消所有的军队，是荒谬的。”三国时魏国的名臣杜恕说：“奸臣贼子，自古就有，如果百年出一个，就认为是接踵而来；千里遇上一个，就认为是并肩同行。如果以此作为举荐人才的标准，就如同因有人噎死就禁止大家吃东西一样，噎死的人少，而饿死的人就多了。”
评析
任何事物都存在着正反两方面，有可取的地方，也有其本身的弊端，所以我们在处世为人时要注意扬长避短，在继承和发扬古人的文明成果时不仅要懂得吸收，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去伪存真，客观而实际地加以借鉴。
不揭隐私 勿求一致
原文
（是曰：）孔子曰：“恶讦恶以为直。”
（非曰：）管子曰：“恶隐恶以为仁者。”魏曹羲曰：“夫世人所谓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大义；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盖闾阎之臼谈。所以收爱憎之相谤，非笃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议也。世士不料其数而系其言，故善恶不分，乱实由之，朋友雷同，败必从焉。谈论以当实为情，不以过难为贵；相知以等分为交，不以雷同为固。是以达者存其义，不察于文，识其心，不求于言。”
译文
（正论：）孔子说：“憎恨那些揭发别人隐私的人，才是正直无私的人。”
（反论：）管子说：“憎恨那些隐瞒别人恶行的人，才是有仁爱之心的人。”三国时魏国的大臣曹羲说：“世人所说的隐恶扬善，是君子的行为准则；保护有共同爱好的朋友，是深挚的情谊。这些言论，不过是市井俗人的言谈罢了。助长了爱憎相诽谤的趋势，非难了笃实正确的道理，混泯了公理与谬误的界限。世人不知其中道理，只依据只言片语来下结论，因此善恶不分，是非不辨，造成人心混乱。朋友之间不分是非，一味随声附和，这样就会萌发失败的种子。相互间的批语，当以求实为准则，不必相互苛责。相知的朋友要以平等无欺的态度作为交往的前提，而不把是非不分、随声附和当作巩固友情的交往方式。因此通达的人，只要大体一致，并不追求形式的好看。只要心灵相通，并不在乎言语的一致。”
评析
隐恶扬善，不揭人隐私是立身处世所要谨守的一条原则，这样不但表明我们尊重他人，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隐恶的同时也要把握原则，如果有些人的恶行违背了社会公德，我们还熟视无睹的话，就表明了我们有包庇之嫌，会受到舆论谴责的。
炫士勿信 不拘小节
原文
（是曰：）《越绝书》曰：“炫女不贞，炫士不信。”
（非曰：）《汉书》曰：“大行不细谨，大礼不让辞。”
译文
（正论：）《越绝书》中说：“卖弄姿色的女子不贞洁，自我夸耀的士人不守信。”
（反论：）《汉书》中说：“成大事的人重大节，不拘泥于小节，行大礼的人重大礼，不必尽遵烦琐礼节。”
评析
干大事的人多是不拘小节的，因为小节无伤大雅，如果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只能表明此类人心胸狭窄，没有气量。但如果做得太过分，就会伤害到别人的感情，甚至会因小失大，不利于事情的完成，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应尽力克服这些自身的缺点，以免日后铸成大错。
富国安邦 要行正道
原文
（是曰：）黄石公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
（非曰：）司马错曰：“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人；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后王业随之。”
译文
（正论：）黄石公说：“贪图土地过多，种不过来就会荒芜。追求仁德广施于天下，国家才会强盛。拥有自己的东西，才能使人安分守己，贪图他人的东西，就会发生残暴的行为。残暴的统治虽能成功一时，但终究要失败。”
（反论：）秦国大将司马错说：“要想国家富强，必须扩充领土；要想军队强大，必须人口众多；要想称霸天下，必须推广德政。具备这三者，便可成就王业。”
评析
治国的目的是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努力发展生产。国民衣食无忧，就会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所以治国一定要讲究策略。以仁义礼德治国，便能顺应民心，得到拥护；以残暴治国，就会招致百姓反抗，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
身正无惧 积谗磨骨
原文
（是曰：）《传》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语》曰：“礼义之不僭，何恤乎人言？”
（非曰：）《语》曰：“积毁销金，积谗磨骨，众羽溺舟，群轻折轴。”
译文
（正论：）《左传》中说：“心里纯洁无邪，又何必担心没有归宿呢？”《论语》中说：“如果礼义上不出差错，又何必害怕别人闲言非语呢？”
（反论：）古语说：“中伤之言多了，金子也会被熔化。诬陷之词多了，能把人的骨头磨垮。羽毛多了，也能把船压沉。轻的东西装多了，同样能把车轴压断。”
评析
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自己行得正、做得端，即使有再多的流言蜚语也不必放在心上。虽然也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说法，但只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或看法，就能不被外界的是非议论所扰，从而保持明净的心灵。
圣人有能 重在施教
原文
（是曰：）孔子曰：“君子不器，圣人智周万物。”
（非曰：）列子曰：“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故天职生覆，地职载形，圣职教化。”
译文
（正论：）孔子说：“一般读书人并不像器皿一样什么东西都能装下，圣人运用智慧却可以应付万物。”
（反论：）列子说：“天地不是万能的，圣人也不是无所不知的，世间万物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上天的职责是孕育万物，大地的职责是承载万物，圣人的职责是教育民众。”
评析
圣人虽然被常人认为能通晓万事万物，但也有自己的职责所在，并不能为所欲为，超越权限。圣人的责任就是教育万民，这就如同天地造物一样，只有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追求。
借物反省 内视自知
原文
（是曰：）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非曰：）孔子曰：“晋重耳之霸心也，生于曹卫；越勾践之有霸心也，生于会稽。故居下而无忧者，则思不远；覆身而尝逸者，则志不广。”
（是曰：）韩子曰：“古之人，目短于自现，故以镜观面；智疑于自知，故以道正己。”
（非曰：）老子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
译文
（正论：）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反论：）孔子同时也说：“晋国公子重耳有称霸的雄心，是在受到曹国和卫国的侮辱后萌发的；越王勾践有称霸的雄心，是在会稽兵败后萌生的。所以说，身居屈辱之中而不忧患的人，说明他没有志气。身在困厄中能得过且过、苟且偷安的人，说明他心胸狭窄。”
（正论：）韩非子说：“古人看不到自己的面容，就发明了镜子；怀疑自己没有自知的能力，所以就时常用道来反省、修正自己。”
（反论：）老子说：“善于借助别人的听觉来听、别人的视觉来看才是真正的聪明，能自己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
评析
人贵有自知之明。有自省之心，便可明察自己的得失，从而使自己不断完善。历史上大凡成就大事者，无不如此，因为知人要从知己做起，而知己又是一个完善自我的过程，在弥补了不足之后，才可去知人、用人，走上成功的道路。
内美靠德 外美凭衣
原文
（是曰：）唐且曰：“专诸怀锥刀而天下皆谓之勇，西施被短褐而天下称美。”
（非曰：）慎子曰：“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具，则见者皆走；易之以玄，则行者皆止。由是观之，则玄锡色之助也。姣者辞之，则色厌矣。”
译文
（正论：）战国时的魏人唐且说：“专诸怀里藏刀，天下的人都赞许他勇敢；西施身穿粗布短衣，天下人还称赞她漂亮。”
（反论：）慎子说：“毛嫱和西施，是天下最漂亮的女子，如果让她们穿上兽皮做的衣服，见了她们的人也会被吓跑；如果让她们穿细布衣服，路人也会停下来欣赏。由此可知，美丽是好衣服衬托的。美女不穿漂亮的衣服，也会失去姿色的。”
评析
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美女穿上漂亮的衣服才会更加美丽、更加动人，如果衣服不合适，甚至不伦不类，即使再貌美的女子穿上也会让人感到厌恶。虽然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在打扮自己时也要把握适度，如果过了头，就会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
先发制人 不在福前
原文
（是曰：）项梁曰：“先起者制服于人，后起者受制于人。”《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
（非曰：）史佚有言曰：“无始祸。”又曰：“始祸者死。”语曰：“不为祸始，不为福先。”
译文
（正论：）秦末将领项梁说：“先动手的人可以制人，后动手的人被人制伏。”兵书上说：“先下手，有夺取人心的优势。”
（反论：）周朝史官史佚说：“不要带头去闯祸，否则必死无疑。”古语说：“不要带头闯祸，也不要做第一个享福的人。”
评析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句话强调的就是先发制人，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带来想要的效果。先发制人多是用于克敌制胜的一种策略，是处理事情的方法。如果把先发制人用在争名夺利、争强好胜上，就会有灾祸降临了，所以我们还要懂得不要走在福前，因为这是处世的一种态度。
位尊屈人 方能得治
原文
（是曰：）慎子曰：“夫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及至南面而王，而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物，而势位足以屈贤矣。”
（非曰：）贾子曰：“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耳，而民必胜之矣。故纣自谓天王也，而桀自谓天父也，已灭之后，民亦骂之也。由此观之，则位不足以为尊，而号不足以为荣矣。”
译文
（正论：）慎子说：“贤能的人屈从于缺德少才之辈，是因为权力太小。缺德少才的人甘心屈从于有德之人，是由于后者的尊贵。唐尧是平民百姓时，连邻居都指使不动，做了帝王后，就能令必行，禁必止。由此可知，贤德不能服人，但权势可以。”
（反论：）西汉政论家贾谊说：“从古到今，与百姓为仇的帝王，他终究要灭亡的，而百姓定会胜利。虽然商纣自称天王，夏桀自称天父，但灭亡后，照样挨百姓骂。所以说权势不是最尊崇的，头衔也不是最光荣的。”
评析
身居高位，能够不耻下问，与平民百姓相息相倚，这样的君主便能得到百姓的拥护，使国家繁荣昌盛。如果高高在上，对臣民呼来唤去，甚至视百姓的生命如草芥，不知爱惜体贴，则势必会激起民怨，葬送江山社稷。
君行仁德 臣民顺从
原文
（是曰：）汉景帝时，辕固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人，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非曰：）黄生曰：“冠虽蔽，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君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
译文
（正论：）辕固与黄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黄生说：“成汤和武王是杀了夏桀和商纣后得到王位的。”辕固说：“不对。桀、纣荒淫无道，导致民心归顺了汤、武。汤、武顺民心而为，老百姓反戈相击，投靠汤、武，他们受臣民的拥戴，不得已而为之，这不是受天命称王又是什么呢？”
（反论：）黄生说：“帽子再破也要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要穿在脚下。为什么呢？因为事物都有上下之分。桀、纣虽无道，但毕竟是国君；汤、武虽英明，但身是臣子。国君有过失，做臣子应该去劝谏纠正，使天子尊荣，如果趁机讨伐取代，这不是谋杀又是什么呢？”
评析
君主能够多行仁政，善于听取大臣的劝谏，善于体察百姓的疾苦，才会得到臣民的爱戴与拥护。如果荒淫无道，听信谗言，就会君臣背离、失去民心，到时就会使臣民反戈相向，所以要想治理好国家，还需要有贤德的君主。
赏罚之道 贵在适度
原文
（是曰：）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明赏则人不足，人不足则怨长。故明王之理人，不知所好，不知所恶。”
（非曰：）《文子》曰：“罚无度则戮而无威，赏无度则费而无恩。”故诸葛亮曰：“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
译文
（正论：）姜太公说：“惩罚严明，就会有人害怕，害怕就会发生变故；奖赏分明，就会有人感到不满足，从而心生怨恨。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从不让人看出他的喜好与厌恶来。”
（反论：）文子说：“惩罚没有尺度，就是杀再多的人也没有震慑作用；奖赏没有分寸，赏赐再多的钱财也不领情。”所以诸葛亮说：“要树立法律威严，法纪严明，人们才会知恩；用爵位鼓励有功劳的人，区分上下，人们才会觉得荣耀。”
评析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但在执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尺度。执法过于松弛，就会失去法律的威严，起不到教化、约束人民的作用；过于严厉，就会使人民心惊胆战，失去生活的积极性。所以执法时要刚柔并济，宽严适当，同时还要对于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奖惩方法，这样便能真正实现法律的效用。
上行下效 君臣相背
原文
（是曰：）《文子》曰：“人之化上，不从其言，从其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国家多难；人君好色，而国家昏乱。”
（非曰：）秦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以远思虚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
译文
（正论：）文子说：“人民对统治者的教化，不是看他怎么说，而是看他如何做。所以，人君好勇，国民就会争强斗狠，社会就多灾多难；人君好色，国家就会混乱。”
（反论：）秦王说：“楚国刀剑锐利无比，但歌舞音乐一般。这表明楚国士兵英勇，君臣有长久的打算。用长远的谋略驾驭英勇的士兵，我担心楚国是在打秦国的主意呀。”
评析
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一国之君不行仁义之事，带头做些违法乱纪的事，那么手下的臣民也必定会效法成风，这样就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如果君主能够以身作则，争做臣民的榜样，则下面的人就会跟着效仿，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君宠功臣 父爱子能
原文
（是曰：）墨子曰：“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
（非曰：）曹子建曰：“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主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三略》曰：“含气之类，皆愿德申其志，是以明君贤臣屈己申人。”
译文
（正论：）墨子说：“国君即使很贤明，但不喜欢没有功劳的大臣；父亲即使很慈祥，但不喜欢没用的儿子。”
（反论：）曹植说：“原谅有罪的人，约束有功的人，才是贤明的君主；怜惜愚笨的儿子也喜欢能干的儿子，这才是仁慈的父亲。”《三略》说：“胸怀大志的人，希望有一展宏图的机会，所以，明君贤臣都能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做到宽以待人。”
评析
虽然人对贤君、慈父的看法不同，但也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圣贤的君主所宠爱的，是手下有功劳的臣子；慈祥的父亲所喜欢的，是膝下有才能的儿子。但从广义的角度分析，为君者应该有更为博大的胸怀，不能仅以功劳的大小来宠信臣下，只要是对自己忠心耿耿的臣子，就应该给予信任。为父者对子女更应该宽厚仁爱，不论他们才能高低，都应一视同仁，不能带有任何偏见。
人心各异 犹如面容
原文
（是曰：）《传》曰：“人心不同，其犹面也。”曹子建曰：“人各有好尚。兰芷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有《六英》之发，而墨子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
（非曰：）语曰：“以心度心，间不容针。”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译文
（正论：）《左传》中说：“人心是不同的，就像人的长相一样。”曹植说：“人各有所好。就像兰芷荪蕙的芳香，人人都喜欢。但海边的渔夫，却偏爱闻鱼腥味；《咸池》《六英》这样的乐曲，人人都爱听，而墨子却例外。人心怎能都相同呢？”
（反论：）古语说：“将心比心，人际关系就会亲密融洽。”孔子说：“‘恕’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对自己所不喜欢的，不强加于人。”
评析
人心本不同，有好有坏，想法也千差万别，看问题的角度也自会有所差异。但这并不能说明人之间就无法相处，无法共事，因为人们在各持己见的同时也有着共识。如果为人互不容忍，求全责备的话，就会使自己孤立无援，甚至增添许多仇隙。
百姓知礼 根在富足
原文
（是曰：）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非曰：）古语曰：“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
译文
（正论：）管子说：“粮仓丰富了，百姓才知讲究礼义；丰衣足食了，百姓才懂得荣辱。”
（反论：）古语说：“成为权贵后虽不想骄傲，但骄傲还是会产生的；人发财后虽不想奢侈，但奢侈还是会有的。”
评析
一种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总有其基础，如果想让百姓知道礼仪制度，就首先要让他们有稳定而富足的生活，在此基础上他们才会去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富贵后不骄傲、不奢侈，是人们道德修养的重要体现，所以富贵后能够做到勤俭节约，安身立命，才是真正具有高尚节操的人。
善有善报 不尽如此
原文
（是曰：）语曰：“忠无不报。”
（非曰：）《左传》曰：“乱代则谗胜直。”
译文
（正论：）古语说：“忠直的人，没有不得到好报的。”
（反论：）《左传》中说：“乱世之时，谗言诽谤压过忠诚正直。”
评析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要行善积德，多做好事。可事实又不尽如此。当身处乱世之时，有时谗言却能得到好的回报，而正直良言却遭到迫害，这就是所说的好心没好报，从而打击了行善的人。如果因为受到一时的伤害就停止行善，只能证明我们缺少做善事的决心。只要坚持做善事、行善举，总有得到理解和尊敬的时候，因为时间会给出最好的答复。
同声相应 同贵相害
原文
（是曰：）韩子曰：“凡人之大体，取舍同则相是，取舍异则相非也。”《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
（非曰：）《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语曰：“一栖不两雄，一泉无二蛟。”又曰：“凡人情以同相妒。”故曰：“同美相妒，同贵相害，同利相忌。”
译文
（正论：）韩非子说：“人大体来看：凡是对取舍持相同观点的，就能相互认可；取舍观点矛盾，就会相互排斥。”《周易》中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总流向潮湿的洼地，火总烧向干燥的物体，云随龙涌动，风伴虎咆哮。”
（反论：）《周易》中说：“两个女子在一起，志向未必相同。”古语说：“一个窝容不下两个雄性动物，一眼泉水容不下两条蛟龙。”又说：“人之常情是同类相妒。”所以说：“两人都美就会相互嫉妒，都尊贵就会彼此相害，同样得利就会相互忌恨。”
评析
志同道合的人，往往能够共同处事，易于合作，更好地完成事业。如果相互嫉妒，在人前总是一种唯我独尊的姿态，势必与人难以相处，渐渐会被疏远。
集思广益 至善法规
原文
（是曰：）韩子曰：“释法术而以心理，尧舜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忘善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则万不失矣。”
（非曰：）《淮南子》曰：“夫矢之所以射远贯坚者，弓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人心也。赏善罚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诚也。故弩虽强，不能独中；令虽明，不能独行。”杜恕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
译文
（正论：）韩非子说：“让人各按自己的意思去解释法术，就是尧、舜在世也不可能让人看法一致；舍弃圆规和标尺去度量，就是奚仲这样的工匠也造不出车轮。但如果让只有中等才能的国君按法规治国，让拙笨的工匠用规尺造车，都会万无一失地成功。”
（反论：）《淮南子》中说：“箭头之所以能射穿坚硬之物，是因为它借助了弓弩的力量，至于射中目标并使之损坏的根源还在于人的心念。奖善罚恶是政令的职能，而政令之所以能得以执行的根源，还在于人的努力。所以，弓弩虽强大有力，但没有人的参与，也不会射中目标；政令虽然严明，但没有人的推行，也不会自动生效。”杜恕说：“世上有犯上作乱的人，但没有杂乱无序的制度。如果法律靠一个人就能执行，那么唐尧和虞舜就不会用后稷和契了，商王和周王也不会用伊尹和吕尚辅佐自己了。”
评析
如果法律按某个人的意愿去制定和执行，必定会因各持己见而无法实施，所以规章制度的制定重在集思广益，听取不同的意见，这才能让颁布的法律更健全、更完善。同时，由于法律符合了众人的要求，执行起来也十分顺利，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阻力。
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
原文
（是曰：）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办，不可以应敌。《左传》曰：“预备不虞，古之善政。”
（非曰：）《左传》曰：“士谓晋侯曰：‘臣闻之，无丧而戚，忧必仇焉；无戎而城，仇必保焉。’”《春秋外传》曰：“周景王将铸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人。夫备预，有未至而设之，有至而后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备，谓之怠；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周固羸国也，天未厌祸焉，而又离人以佐灾，无乃不可乎！’”
译文
（正论：）事先不做充分准备，就不能应对突发事件；军队不事先武装，就不能应战。《左传》中说：“高明的执政者，都善于防患于未然。”
（反论：）《左传》中说：“晋国大夫士对晋侯说：‘我听说没有丧事却悲伤，忧愁就会到来；没有兵患就筑城，国内就易有动乱，内敌必然据此顽抗。’”《春秋外传》记载：“周景王要铸造钱币。单穆公说：‘不行。古代天灾降临时，才增制钱币，权衡轻重，用来救灾。有时灾祸还未出现就准备措施；有时灾祸发生后再去救助，两者都是有规律的，不可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可以预先做的没做，这叫懈怠；可以事后做的却提前做了，这叫招灾。周朝本来是弱国，上天降灾没有穷尽，但现在又加重灾祸使百姓离心离德，这恐怕不妥吧？’”
评析
能够在事前有充分的准备，并预测事情进展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这样便能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应对自如，从而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但未雨绸缪也是要遵循适度原则的，如果投入过多的人力、财力去防患于未然，就可能会有得不偿失的结果。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原文
（是曰：）《左传》曰：“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
（非曰：）晋楚遇于鄢。范文子不欲战，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唯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译文
（正论：）《左传》中引用古人的话说：“一旦放过了敌人，几代人都会受到祸患。”
（反论：）晋军和楚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相遇。范文子不想挑起战争，便说：“我们的先君急于作战是有原因的。秦、狄、齐、楚都是强国，不全力以赴，子孙将会被消灭。现在齐、秦和狄三国已经降服，就只剩下楚国了。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既无内忧又无外患。我们不是圣人，如外部安定，内部就会有隐患。我们何不放过楚国，把它作为外患，以转移内部矛盾呢？”
评析
鸿门宴上项羽错失了除掉刘邦的最好机会，才有了后来四面楚歌、乌江自刎的后果，可见“一日纵敌”的危害。但对有利用价值的人，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如果只知杀戮，就会失道寡助，势单力薄。此时给对方留条活路，不但可以向人表露自己的仁德，还可能征服其心，为我所用。
量才用人 处事之道
原文
（是曰：）《三略》曰：“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恩施而附于下。”
（非曰：）陶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朱公欲使其少子装黄金千镒往视之。其长男固请，乃使行。楚杀其弟。朱公曰：“吾固知必杀其弟。是长与我俱见苦为生之难，故重其财。如少弟生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其财所从来，固轻弃之。今长者果杀其弟，事理然也，无足悲。”
（是曰：）《语》曰：“禄薄者不可与入乱，赏轻者不可与入难。”慎子曰：“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
（非曰：）田单将攻狄，见鲁仲子。仲子曰：“将军攻狄，弗能下也。何者？昔将军之在即墨，坐而织蒉，立而杖插，为士卒倡。此所以破燕。今将军东有掖邑之奉，西有蒉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驰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后果然。
译文
（正论：）《三略》中说：“不要让仁义的人管理钱财，因为他会过多地施舍百姓，以收买人心。”
（反论：）范蠡次子杀了人，被囚在楚国。范蠡本想让小儿子带黄金前去救次子，但长子坚决要去，范蠡只得应允。长子到楚国后，没救出弟弟。最后楚国还是把他弟弟给处决了。范蠡说：“我早就知道他会害了次子的，因为他和我一样，经历过生活的磨难，过于看重钱财，舍不得花。我本想让小儿子去，是因为他自生下来就享受富贵，乘车驾马，驰骋捕猎，很是威风，根本不会考虑钱财如何而来。他如果去了楚国，必能仗义疏财，救出他哥哥。如今大儿子没办成事，弟弟被杀，就是由此导致的，没有什么好悲伤的。”
（正论：）《论语》中说：“不能让钱财少的人去暴乱的地方做事，也不能让吝啬的人去完成艰巨的任务。”慎子说：“古代帝王不用不肯接受俸禄的人，对于俸禄不厚者，也不让他做艰巨的任务。”
（反论：）田单将要攻打狄国，去拜见鲁仲子。仲子说：“将军此次攻打狄国是不可能取胜的。为什么呢？从前将军在即墨，坐下编筐，站起铲土，以身作则，所以能打败燕国。而现在将军东有封地，西有赋税以供享乐，腰缠万贯，车马驰骋于淄渑之间，只想享受欢乐，没有了拼死的决心。所以说你不会取胜。”后来果然如此。
评析
让心慈耳软的人去执掌法度，就不能做到执法必严；让刚愎自用的人率兵打仗，则必败无疑。因为人各有所长，各有所好，如果把人放在了不适合自己特长的岗位上，工作肯定做不好。让清正廉洁的人管理财务，让公正无私的人执行法规，让博学多识的人参与谋略，这样才是用人所长，处理事情才会游刃有余。所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就是这个道理。
贱交不忘 贫结不弃
原文
（是曰：）语曰：“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非曰：）语曰：“交接广而信衰于友，爵禄厚而忠衰于君。”
译文
（正论：）古语说：“贫贱时交的朋友不能忘记，同甘共苦所结的妻子不能抛弃。”
（反论：）古语又说：“交往太广，就会逐渐失去对朋友的信用；报酬太厚，就会对国君逐渐失去忠心。”
评析
在富贵时，朋友认识了我们；在贫困时，我们认识了朋友。因为贫贱时交的朋友更真诚、更可靠。一日夫妻百日恩，共同走过艰难岁月的夫妻，其爱情必定更忠贞。如果平日只知交友，不善择友，就可能会结交些鸡鸣狗盗之士，甚至是酒肉朋友，必将给我们带来不好的影响。
臣贤国盛 得之必兴
原文
（是曰：）《春秋后语》曰：“楚春申君使孙子为宰。客有说春申君曰：‘汤以亳，武王以镐，皆不过百里，以有天下。今孙子贤人也，而君藉之百里之势，臣窃为君危之。’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谢孙子。孙子去之赵，赵以为上卿。”
（非曰：）客又说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夫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尊，其国未尝不荣也。今孙子贤人也，君何为辞之？”春申君又曰：“善。”复使人请孙子。
译文
（正论：）《春秋后语》中记载：“楚国春申君想让孙子当邑宰。他的门客劝说：‘成汤在亳建都，周武王在镐建都，方圆都不超过百里，但后来却得了天下。孙子是个贤明的人，你把百里地方给他管理，我真为你担心，这样很危险呀！’春申君说：‘有道理。’于是就辞退了孙子。孙子离开楚国去了赵国，赵王任命他为上卿。”
（反论：）不久又有门客对春申君说：“从前，伊尹离开夏国去殷商，结果殷得天下而夏灭亡；管仲离鲁去齐，结果鲁国衰弱而齐国称霸。可见，哪里有贤明的人，哪个国家的君主就会受到尊重，并因此强盛。孙子如此贤明，为什么要辞退他呢？”春申君又说：“说得对。”于是又把孙子请了回来。
评析
历代王朝的建立和昌盛，不仅有圣贤明君开创，同时也少不了贤臣的辅助。刘邦在张良、萧何、韩信的帮助下，开创了大汉王朝，就是最好的例证。春申君开始怕有才能的孙子当权后威胁到自己，便辞退了他。后来明白了孙子的贤能有利于国家，便改变了初衷，招回了孙子，这种为国着想的胸怀实在难得呀！
谨慎择人 扬其所长
原文
（是曰：）韩宣王谓摎留曰：“吾两欲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对曰：“不可。晋用六卿而国分，简公用田成、阚止而简公弑，魏两用犀首、张仪而西河之外亡。今王两用之，其多力者，内树其党；其力寡者，又藉于外权。群臣或内树其党，以擅主命；或外为势交，以裂其地，则王之国危矣。”又曰：“公孙衍为魏将，与其相田儒不善。季文子为衍说魏王曰：‘王独不见夫服牛骖骥乎？不可百步。今王以衍为可使将，固用之也，而听相之计，是服牛骖骥之道。牛马俱死而不成其功，则王之国伤矣。愿王察之。’”
（非曰：）傅子曰：“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万物；圣人至明，不能一检而治百姓。故以异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致宜者，圣人之治也。既得其道，虽有相害之物，不伤乎治体矣。水火之性，相灭也，善用之者，陈鼎釜乎其间，爨之煮之，而能两尽其用，不相害也。天下之物，为水火者灵矣。何忧乎相害？何患乎不尽其用耶？”《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
译文
（正论：）韩宣王问摎留：“我想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这可以吗？”摎留说：“不可以。以前晋国同用六卿，导致了国家分裂；齐简公同用田成子和阚止，结果被田氏所杀；魏王同用犀首和张仪，而西河之土尽失。现在你要同时用了这两人，其中势力大的必然会培植私党；势力小的必定要借助敌国势力的支持。这样大臣有的在朝廷内培养党羽，专擅君命；有的在外私结势力，以便分裂国土。这样对国家是很危险的。”摎留还说：“公孙衍当魏国大将时，与宰相田儒不和。季文子替公孙衍向魏王说情：‘大王见过把牛和马套在一起拉车的情形吗？牛马同驾一车连百步也走不了。现在大王任公孙衍为大将，就该放手用他，但你偏听宰相田儒之言，这不就是牛马同拉一车吗？牛马都快累死了，事情也办不好。这样使用人才，国家会遭殃的。请大王明察。’”
（反论：）傅玄说：“天地最有灵性了，如果它们作用相同就无法生育万物；圣人最英明了，但也不能用同一种方法管理天下。所以，殊途同归是大自然的普遍规律；因地制宜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共同原则。只要懂得这些，即使有性质相悖的事物，也不会伤害事物的根本。水与火相互不容，但善用水火的人，把炊具放在水火间，用火煮水做饭，使水火各尽其用，这样还怕水火互害吗？天下的事物属水火最奇妙，只要善于运用，就不必担心它们互相损害，不用忧虑它们不能各尽其用。”《周易》中说：“天地不同，但在化育万物上是相同的；男女不同，但情志相通；万物不同，但各以类比。”
评析
成就事业的关键在于用人。用人之道在于因人而用，扬长避短，使被用之人各尽其才。在用人的同时，还要掌握协调分配的要领，不能因为两强相遇就无计可施了，让他们相互争斗，结果只会两败俱伤，对人对己都无益。此时就要协调好下属关系，让他们团结一致，和睦相处，才会更好地推动事业的发展。
用人得法 贤能归降
原文
（是曰：）陈登为吕布说曹公曰：“养吕布，譬如养虎，常须饱其肉，不饱则噬人。”
（非曰：）曹公曰：“不似卿言。譬如养鹰，饥则为人用，饱则扬去。”
（是曰：）刘备来奔曹公，曹公以之为豫州牧。或谓曹公曰：“备有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曹公以问郭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剑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仗信，以召俊杰，犹惧其未来也。今备有英雄之名，以穷归己而害之，以害贤为名，则智士将自疑，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者？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曹公曰：“善！”
（非曰：）傅子称：郭嘉言于太祖曰：“备有雄志而甚得众心，关侯、张飞皆万人之敌也，为之死用。以嘉观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曰：‘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曹公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未得从嘉谋。
译文
（正论：）陈登为吕布游说曹操：“吕布如同猛虎，需要让他吃饱，吃不饱就要吃人。”
（反论：）曹操说：“并非如此。以养老鹰为例吧，饿了才能为人所用，吃饱了便会振翅高飞。”
（正论：）刘备投奔曹操，曹操任命刘备做豫州牧。有人对曹操说：“刘备胸怀大志，如不杀掉他，必有后患。”曹操问谋臣郭嘉。郭嘉说：“有道理。但你起兵是为百姓除暴的，必须讲求信誉，以此号召豪杰的帮助，如果杀了刘备，就会无人投奔你了。现在刘备有英雄之名，因无处安身前来投靠你，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杀害他，就会损害你的贤名，有智谋的能人就会怀疑找错了对象，从而远离于你，另投他主，到时谁为你平定天下呢？除一人而使天下的人才都失望，其中的安危，你不能不考虑呀！”曹操说：“说得好！”
（反论：）傅玄对此说：郭嘉对曹操说：“刘备有雄才大略，而且很得人心。关羽、张飞，都有万夫不当之勇，甘愿为他尽忠效命。所以可知刘备的谋略深不可测。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代之患。’应当尽快杀掉他。”由于曹操正在招揽天下英雄，一心想让天下相信他的信义，所以没有听郭嘉的话。
评析
使用人才要运用恰当的方法。曹操对吕布用的就是明察的方法，对刘备就是从长远角度考虑的。吕布有勇无谋，刚愎自用，日后对自己弊多利少，所以除掉了他；刘备前来投奔，如趁机杀之，就会失去人心，对己没有好处，故将其放过。这也成就了曹操爱才的美名，为后来一统三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古人礼乐 去伪存真
原文
（是曰：）《家语》曰：子路问孔子曰：“请释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也。昔东夷慕诸夏之礼，有女而寡，为内私婚，终身不嫁。不嫁则不嫁矣，然非贞节之义矣。仓吾娆取妻而美，让与其兄。让则让矣，然非礼让之让也。今子欲舍古之道而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以非为是乎？”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书》云：“事弗师古，以克永代，匪说攸闻。”
（非曰：）赵武灵王欲胡服，公子成不悦。灵王曰：“夫服者所以使国，礼者所以使事。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人而厚其国。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人也；黑齿雕题，鳀冠秫缝，大吴之国也。故礼服莫同，而其便一也。乡异而用变，事易而礼易。是以圣人谋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谋可以便其礼，不法其故。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离教，况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迩之服，贤圣莫能同。穷乡多异俗，曲学多殊辩。今叔父之言，俗也。吾之所言，以制俗也。叔父恶变服之名，以忘效事之实，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遂胡服。
（是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非曰：）孟子曰：“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译文
（正论：）《孔子家语》中记载：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如果抛弃古人的伦理道德，凭自己意愿去做事，可以吗？”孔子说：“不可以。从前东方没有教化的人仰慕华夏礼仪，有的女子成了寡妇，为她暗中招个女婿，但是终身不让改嫁，但这并不符合贞节的真正本义。仓吾之地有个叫娆的人娶了个漂亮的妻子，就把妻子让给了哥哥。这也不是出于礼仪的谦让。现在你想抛开古人伦理按自己心愿做事，怎知你不是想把错误的当作正确的推行呢？”古语说：“改变古人的礼仪，打乱世代相传的规矩，不是死就是亡。”《尚书》中说：“行事不效法古人，就能使国家世代相传，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反论：）赵武灵王想改穿胡服，他的叔父公子成对此很不高兴。灵王说：“衣服的穿戴，是为了生活方便，有利于国家；礼仪法规，是为了办事方便。圣人入乡随俗，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制定礼仪，才会给百姓带来好处，才会使国家富强。剪发纹身，衣襟向左开，这是越国人的风俗；染黑牙齿，额头上涂花纹，用鱼皮做帽子，这是吴国人的风俗。所以说礼仪服饰虽有不同，但目的却是一样的。地域不同，使用的东西自然不同，事情在变化，礼仪风尚也要变化。所以圣人应追求能使国家便利的行为，而不能使规范固定不变；只追求方便的礼仪规范，绝不会食古不化。老师可以是同一个人，但学生却来自生活习俗不同的地方。中原地区礼仪制度相同，但文化习俗不同，更何况是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百姓呢？是舍是留，连智者也不能强求；远近服饰的差别，圣人也不能统一。穷乡僻壤的风俗大多千奇百怪，邪辟玄妙的理论大多与众不同。现在叔父所谈的是一般的习俗，我所说的，只是想造就一种新的风俗。叔父讨厌服饰的变化，但是对办事又没有任何效果。我不希望这样！”赵武灵王说服了公子成，于是他也穿起了胡服。
（正论：）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能影响人了。
（反论：）孟子说：“遵循上天的法则就会成就大事，改变就会消亡。所谓天道，就是遵循人的愿望。”
原文
（是曰：）李寻曰：“夫以喜怒赏诛，而不顾时禁，虽有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平。善言古者，必有效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设上农夫欲今冬田，虽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于时，其道光明。”《书》曰：“敬授人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桴鼓之相应也。”
（非曰：）太公谓武王曰：“天无益于兵胜，而众将所居者九。自法令不行而任侵诛；无德厚而用日月之数；不顺敌之强弱而幸于天；无智虑而候氛气；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归过于时；敌人怯弱不敢击而信龟策；士卒不勇而法鬼神；设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地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以决胜败。故明将不法。”司马迁曰：“阴阳之家，使人拘而多忌。”范晔曰：“阴阳之道，其弊也巫。”
译文
（正论：）李寻说：“如果凭一时的高兴或恼怒，而不是根据客观实际来赏罚，即使有尧、舜的智慧与仁爱，也不能使天下太平。谈论历史，必须是对现实有益，才算得上善于论古；谈论天道，必须对人的行动有所帮助，才算得上懂天意。如果高明的农夫突发奇想，要在严冬耕田种地，即使付出再多的努力，也不会长出庄稼来。这倒不是没有用心，而是违背了时令。”《周易》中说：“该终止时就终止，该行动时就行动，动静都不失时机，才有光明的前途。”《尚书》中说：“崇敬天道，上天才赏赐我们。所以过去的帝王尊重天地阴阳的变化，遵守四季的节令，而后才用良好的政策去顺应天时，因此祥和之气就会出现，这就像击鼓而有声响一样。”
（反论：）姜太公对武王说：“上天对战争胜负没有决定性影响，战争胜利的因素，将领的作用占九成。法令执行不畅，随意杀戮无辜；不用厚德待人而一味依赖阴阳术数；不根据敌军强弱，而寄希望于天命；不靠智谋取胜，而是依据天象好坏；不鼓舞士气，而祈求上天恩赐；不了解地形却埋怨天时不利；敌军畏惧却不敢出击，而是占卜测吉凶；士兵不勇敢却拜祭鬼神；埋伏不巧妙，而使敌人逃掉，以上这些，都是失败的原因。天地鬼神是看不见、听不到的，所以不能决定胜败，所以英明的将领从不这样做。”司马迁说：“阴阳家容易使人拘泥于行动，顾虑重重。”范晔说：“阴阳术数的弊端是装神弄鬼。”
评析
古人所留传下来的文化道德，有好也有坏，所以我们应该慎重选择，坚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与我们的实际应用情况结合起来，合适的便继承和发扬，相悖的便弃之不用，这样我们才会更好地推动自身和事业的完善与发展。
知臣忠奸 治国之要
原文
（是曰：）翼奉曰：“治道之要，在知下之邪正。人诚向正，虽愚为用，若其怀邪，智益为害。”
（非曰：）夫人主莫不爱己也。莫知己者，不足爱也。故桓子曰：“捕猛兽者，不令美人举手；钓巨鱼者，不使稚子轻预。非不亲也，力不堪也。奈何万乘之主，而不择人哉？故曰：夫犬之为猛，有非则鸣吠，而不遑于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有猛犬之故。夫犬知爱其主，而不能为其主虑酒酸之患者，智不足也。”
译文
（正论：）西汉人翼奉说：“治国之道的要害在于知晓下属的邪正。人如果诚实正直，有点愚笨也可以任用。若心术不正，越聪明反而越会坏事。”
（反论：）人主没有不爱自己的。那些不了解自己的人，是不值得爱的。所以桓子说：“捕猛兽的事，不能让美女去干；钓大鱼的事，不能让孩子去做。不是不相信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无法胜任。一国之君又岂能不择人而用呢？以猛犬为例吧，它之所以厉害，是因为它听到一点动静便狂吠不已，而且不分昼夜。这是自觉到极点的缘故呀。然而能不能说这样很好呢？从前宋国有个卖酒的，酒放酸了就卖不出去，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他家养的狗太凶。那狗只知道爱主人，却不知为主人如何卖酒，酒放酸了卖不出去，主人生活十分困难。这是因为狗的智力有限。”
评析
作为一个领导者，如果不了解下属，就无法开展自己的工作，就更不要说做到知人善任了。只有先知道了下属有无才能，才大才小，而后才能根据他们的德才加以合理应用。所以，能够协调组织好所领导的团体，就会产生促进事业前进的巨大推动力。
为人处世 重在得法
原文
（是曰：）语曰：“巧诈不如拙诚。”
（非曰：）晋惠帝为太子，和峤谏武帝曰：“季世多伪，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忧不了陛下家事。”武帝不从，后惠帝果败。
译文
（正论：）古语说：“做人乖巧圆滑不如笨拙诚实。”
（反论：）晋惠帝当太子时，大臣和峤进谏晋武帝说：“现在世道险恶，而太子过于讲信义。这就不具备君王的素质，恐怕将来无法应付险恶的局势，继承不了陛下的基业。”晋武帝不听，后来晋惠帝果然失败。
评析
诚实与圆滑都是为人处世的方法，其关键之处就是对什么样的人就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应付，或是以诚相待，或是机智处之。如面对的是奸佞小人，以诚相待必会深受其害；如面对的是忠信之人，以圆滑对待，必会失去人心。
口才要好 做事要实
原文
（是曰：）《左传》曰：“孔子叹子产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而不为功。慎辞也哉！’”《论语》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非曰：）汉文帝登虎圈，美啬夫口辩，拜为上林令。张释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又问曰：“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亡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口辩，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影响，举错之间，不可不审。”帝乃止。
译文
（正论：）《左传》中说：“孔子称赞子产说：‘言语能充分表达思想，文辞能充分表述想法。话都说不好，谁又会知晓他的思想呢？说话没有文采，就不会产生大的影响。晋国能成为霸主，使郑国主动到晋国议事，如没有子产的能言善辩，是不可能的。如何讲好话，可要认真对待啊。”《论语》中说：“熟读《诗经》三百篇，让他主持政事，不能胜任；派他出使诸国，又不能以诗句去答对，读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反论：）汉文帝到上林苑去看虎，对管理虎的人的口才很赏识，想拜他为上林苑的长官，张释之说：“陛下认为周勃这人如何？”文帝说：“他是位长者。”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怎么样？”文帝又说：“他也是位长者。”张释之说：“这两位长者经常张口结舌，哪像这位一样能说会道呢？陛下知道，秦朝所用的刀笔小吏，争相比赛看谁对人更苛刻，他们的通病就是空有口头文章而没有真才实能。所以国君就难以听到自己的过失。这种风气延续到了秦二世，才使国家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现在陛下因这个管理虎圈的小吏口齿伶俐就破格提拔，恐怕天下会从此追随这种风气，只知争口舌之能，而缺少实际行动。况且上行下效，下边很快受到影响，比阳光和声音传播的速度还快。陛下这样做，不可不慎重啊！”于是文帝打消了念头。
评析
只会夸夸其谈，没有真才实学，就不能委以重任。赵王重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结果长平惨败，四十万大军覆灭。如果有真实才能，言语上表达不出来，但能落到实处，这样的人还可以利用；如果言行统一，既有口才，又有实才，这样的人便可大胆地去重用。
形式不一 本质相同
原文
（是曰：）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
（非曰：）扬雄以为，赋者，将以讽也，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以讽帝。帝反飘飘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类俳优，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
译文
（正论：）太史公说：“《春秋》的笔法是从史实的表象中推出它的隐含意义的，而《周易》要以隐晦的语言来推求明显可见的人事表现，《诗经·大雅》说的是王公大臣的事情，其意是想以德教化百姓，《诗经·小雅》是通过对利弊得失的分析，去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的内容虽不同，但合乎仁德的宗旨是一致的。司马相如虽然文采浮华，但目的还是想归结到俭朴上来的，这与《诗经》的讽谏之意有什么不同呢？”
（反论：）扬雄认为，作赋的意图就是讽谏。赋一定要按类排比，用华丽的辞藻和宏大富丽的形式，使人无法更改其内容。虽然它的目的在于正面引导、讽谏，但看完后，人们却忘了主题。武帝曾好神仙之事，司马相如就献上《大人赋》来讽谏皇帝。武帝读罢，反而飘飘欲仙，更加仰慕神仙了。由此看来，赋这种文体根本起不到规劝的作用，倒很像是滑稽剧，将被正确的法度淘汰。贤人君子的言论才是正统的诗赋。
评析
赋与其他文体只是表达的方式和语言不同而已，但其本质却与古代诸多文体有着相同的地方。虽然古人对赋这种文体褒贬不一，有的说它辞藻华丽，内容空洞；有的说它虚无缥缈，缺少实意。但不管怎样，对于我们后人，它总有许多可取的地方，所以也不能片面分析。
君臣共事 国运必昌
原文
（是曰：）《淮南子》曰：“东海之鱼名鲽，比目而行；北方有兽，名曰娄，更食更候；南方有鸟，名曰鹣，比翼而飞。夫鸟兽鱼鲽，犹知假力，而况万乘之主乎？独不知假天下之英雄俊士，与之为伍，岂不痛哉？”
（非曰：）狐卷子曰：“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兄贤不过周公而管蔡诛，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况君之欲治，亦须从身始，人何可恃乎？”
译文
（正论：）《淮南子》说：“东海中有一种鲽鱼，总是并排而游；北方有一种娄兽，总是轮流捕食、守窝；南方有一种鹣鸟，永远比翼双飞。这些鸟兽鱼类都知道互相扶助，更何况是万乘之君呢？如果君主不懂得借助英豪之力，与他们齐心协力治理天下，这真是让人痛心呀！”
（反论：）狐卷子说：“做父亲的再没有比尧更贤明的了，但尧的儿子丹朱却被流放；做兄长的再没有比周公贤明的了，但他的两个弟弟管和蔡却被杀戮；做臣子的再没有比成汤和武王更贤明的了，但夏桀和纣王却遭到他们的征讨。君主想治理天下，就必须亲掌大权，身边哪个人是值得信任的呢？”
评析
君王即使再英明神武，单凭一己之力也是很难实现宏图大业的，必须有贤臣的辅佐，才能得天下，治天下。从远古的尧、舜到后来的商、周，就因为有许多像伊尹、吕望、姜尚等这样的谋臣辅佐，才创造了不朽的功业，从而流传后世。
患己不立 患不逢时
原文
（是曰：）孔子曰：“不患无位，患己不立。”
（非曰：）孔子厄于陈蔡，子路愠，见曰：“昔闻诸夫子，积善者，天报以福。今夫子积义怀仁久矣，奚居之穷也？”子曰：“由，未之识也。吾语汝。汝以仁者为必信耶？则伯夷、叔齐为不饿首阳；汝以智者为必用耶？则王子比干不见剖心；汝以忠者为必报耶？则关龙逢不见刑；汝以谏者为必听耶？则伍子胥不见杀。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
译文
（正论：）孔子说：“不要担心没有地位，就怕自己品行不端，无法立身。”
（反论：）孔子被困在陈国和蔡国，子路不太高兴，对孔子说：“从前听老师说，多做善事就一定会得到上天的报答。你仁义道德已经做了好久了，为什么会落到今天如此境地呢？”孔子说：“子路，你还不明白，我来告诉你。你以为仁者必定会有人相信吗？如果真是这样，伯夷和叔齐就不会在首阳山饿死了；你以为智者就会被任用吗？如果真是这样，王子比干就不会被纣王剖心验证了；你认为忠实之人都有回报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夏桀的忠臣关龙逢就不会被斩首了；你以为忠告就一定有人听吗？如果真是这样，伍子胥就不会被夫差所杀了。所以说，贤者能否遇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在于天时；贤与不贤，是个人才能问题。博学多识而没有机遇的人多了，何止我孔丘一人呢？”
评析
人是否圣贤是才能的问题，能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就是时机问题了。怀才不遇、生不逢时，是很多有才之人得不到重用的缘故，这就提醒有才能的人，不但要努力增长知识才干，更重要的是要创造和把握施展才华的机会，这样才不会被埋没。
为民谋利 摆脱桎梏
原文
（是曰：）神农形悴，唐尧瘦癯，舜黎黑，禹胼胝，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墨翟无黔突，孔子无暖席。非以贪禄位，将欲起天下之利，除万人之害。
（非曰：）李斯以书对秦二世云：“申子曰：‘有天下者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桎。’若尧舜然，故谓之‘桎’也。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夫尧禹以身徇天下，谓之‘桎’者，不亦宜乎？”
译文
（正论：）神农面容憔悴，唐尧瘦弱不堪，虞舜皮肤黝黑，大禹手足磨出老茧，背鼎的伊尹帮助成汤夺取了天下，屠牛的吕望帮助武王打败了商纣，墨子四处奔波传播思想，家里烟囱都不冒烟，而孔子连席子也没有暖热过。他们这些人如此忙碌，并不是为了俸禄权位，而是想为天下人谋利益，为苍生消除祸患。
（反论：）李斯上书秦二世说：“申不害说过：‘拥有天下的人不肆意横行，这叫以天下为桎梏。’像尧、舜那样，使天下成了自己的‘桎梏’。如果有人为你而死，那么你就会显得尊贵而别人显得低贱；相反的话，就是你低贱而他人高贵了。自古至今都是这样。尧和禹为天下牺牲自己，说他们把天下当作‘桎梏’，不是很中肯吗？”
评析
拥有博爱胸怀，能为天下人谋福利者，必定会受到世人的尊重与爱戴。古代的三皇五帝就是如此。人生短暂，如何让生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就成了我们一生所要思考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理应一生多做善事，为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多做一些贡献，这样才不至于一生碌碌无为。
举荐贤能 勿求虚名
原文
（是曰：）《论语》曰：“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魏文侯受艺于子夏，敬段干木，过其庐，未尝不式。于是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贤，国人称仁，上下和洽，未可图也。”秦王乃止。由此得誉于诸侯。
（非曰：）韩子曰：“夫马似鹿，此马值千金。今有千金之马，而无一金之鹿者，何也？马为人用，而鹿不为人用。今处士不为人用，鹿类也。所以太公至齐而斩华士，孔子为司寇而诛少正卯。”
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否，还报曰：“可攻也，其君好见岩穴之士、布衣之人。”主父曰：“如子之言，是贤君也，安可攻？”李疵曰：“不然。夫上尊岩穴之士，则战士殆；上尊学者，则农夫惰。农夫惰则国贫，战士殆则兵弱。兵弱于外，国贫于内，不亡何待？”主父曰：“善。”遂灭中山。
译文
（正论：）《论语》中说：“推举被人忘却的人才，天下百姓就信服了。”魏文侯曾受教于孔子的学生子夏，因为很尊敬孔子的另一学生段干木，所以当坐车路经其家时，没有一次不俯身抚轼致礼的。秦国想攻打魏国时，有人说：“魏国君主很贤明，大家都称赞他讲仁义道德，君臣关系很融洽，不能攻打魏国。”秦王于是收回了命令，魏文侯因此在各诸侯国中名气更大了。
（反论：）韩非子说：“马体形像鹿，这马就会价值千金。如今有值千金的马，却没有值一金的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马有可用之处，而鹿没有这样的用途。如果有能之士未能被君王使用，他们就像鹿一样了。所以姜太公到齐国后，就把那些只会夸夸其谈的人给斩了；孔子做司寇时也因为这个道理把少正卯给杀了。”
赵武灵王让李疵去中山国探察敌情，李疵回来说：“可以打，中山君喜欢召见岩洞中的隐士和平民。”赵武灵王说：“如你所说，中山君是位圣贤明君，怎么能够攻打呢？”李疵说：“并非如此。君主敬隐士，战士就会减少；君主尊学者，农夫就会懒散。农夫懒散，国家就会贫困衰弱；士兵少了，军队力量就会削弱。兵弱于外，国贫于内，怎么会不亡国呢？”赵武灵王说：“好！”很快便把中山国给灭了。
评析
作为一国之君，能够礼贤下士，尊重贤能，必定会使许多有才之士慕名而来，从而得到更多贤才的辅佐。如果把尊贤当成日常的事务，却不知用贤去巩固统治，发展国力，其结果必然事与愿违，这样的尊贤也只是徒有虚名罢了。
治国之道 各有所需
原文
（是曰：）《汉书》曰：陈平云：“吾多阴谋，道家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其后玄孙坐酎金失侯。
（非曰：）后汉范晔论耿弇曰：“三代为将，道家所忌。而耿氏累叶以功名自终。将其用兵，欲以杀止杀乎！何其独能崇也？”
译文
（正论：）《汉书》中记载陈平的言论：“我所用的阴险权谋多是道家所禁止的，这些谋略恐怕在我这一代要被废弃了，如果我的后代没有我那么显赫的话，就因为我使用的谋略太阴损的缘故啊！”后来他的玄孙因为上贡的金子不合皇室要求而被罢免了侯位。
（反论：）后汉的范晔在谈到耿弇时说：“三代为将是道家所忌讳的，可是耿氏家族却历代以功绩卓著，善始善终。将帅用兵是以暴易暴、以杀制杀，他怎么能世代独享这些荣耀呢？”
评析
道家的思想多是养生之道，主张清静无为，多适用于各朝初建后民生凋敝的时期。儒、法两家的思想更加切合封建统治者的治国之需，所以成了后人的治世之术。至于说到哪种思想更加切合实际需要，这还要看各国统治者的喜好，但更重要的是要切合国情的实际需要。
权位可贵 争之有害
原文
（是曰：）《易》曰：“崇高莫大于富贵。”又曰：“圣人之大宝曰位。”
（非曰：）孙子为书谢春申君曰：“鄙谚曰：‘厉人怜王。’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谬，不可不审察也。此为劫杀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无法术以知奸，则大臣主断图私，以禁诛于己也。故杀贤长而立幼弱，废正嫡而立不义，《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圉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反问病，遂以冠缨绞王杀之，因自立也。齐崔杼之妻美，庄公通之，崔杼率其党而攻庄公，庄公走出，逾于外墙，射中其股，遂杀之，而立其弟。近代李兑用赵，饿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杀之。淖齿用齐，擢闵王之筋，悬于庙梁，宿昔而死。’夫厉虽肿胞之疾，上比前代，未至绞缨、射股也；下比近代，未至饿死、擢筋也。夫劫杀死亡之主，心之忧劳，形之困苦，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厉虽怜王，可也。”
译文
（正论：）《周易》说：“人类最崇高的事业是富贵。”又说：“圣人的最大法宝是权位。”
（反论：）孙子为了谢春申君，上书说：“谚语说：‘厉人怜王’，这虽是不恭敬的言辞，但自古没有虚伪和荒谬的意思，不可不认真思索。这句民谚专指那些被人杀害的亡国之君。身为一国之君，年轻却恃才自傲，没有办法识别忠奸，这时大臣就会专权谋利，这样他们就会杀长立幼，或废嫡立不义。《春秋》曾以此劝诫道：‘楚王子圉要到郑国访问，还没出国境就听说楚王病了，就返回去探望病情，趁机用帽带把楚王勒死，自立为楚国国王。齐国崔杼的妻子长得很漂亮，齐庄公与她私通，崔杼就率领部下攻打齐庄公，庄公翻墙逃跑时被箭射中大腿，崔杼赶上将他杀死，后立庄公的弟弟为王。李兑在赵国为官，把主父围在沙丘，百日后活活饿死。淖齿在齐国为官，将齐闵王抽筋悬于庙梁上，一宿后就死了。’厉病虽是肿胞之病，如果与以上相比，还比不上用帽带勒死、箭矢穿股、饿死、抽筋的办法残害国君。而那些被残害的君王，心底所承受的压力与劳苦，身体所遭受的摧残，远比厉病痛苦得多。由此看来，‘厉人怜王’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原文
（是曰：）《易》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莫大于圣人。”
（非曰：）庄子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教之，则并与仁义以窃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智耶？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故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译文
（正论：）《周易》中说：“能为人民准备必需的物品，设置完备的器械谋求天下人的福利，就没有能比圣人更伟大的了。”
（反论：）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永远不会停止。虽然圣人能够治理天下，实际上是为盗跖这样的大盗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发明斗斛是为了称量东西，结果连斗带升一起被偷走了；发明秤锤、秤杆也是为了称量，结果也都给偷走了；发明兵符、玉玺是为了让人遵守信用，结果兵符、玉玺也都被偷走了；为教导百姓制定了仁义礼制，结果仁义也被盗走了。这是如何知道的呢？那些盗窃帘钩的人被杀了，而窃取国家的人却成了诸侯。只要当了诸侯，仁义道德也就有了，这还不是将仁义、贤明、智慧都盗窃了吗？所以世人便争做大盗，争当诸侯，纷纷去盗窃仁义，以及斗斛、符玺等。高官厚禄不能阻止他们，刀钺斧锯不能威慑他们。导致这种失控的后果，都是圣人的过失呀！所以老子说：‘国家最厉害的武器是不能让人看到的。’真正的圣贤才是最厉害的武器，这样的人是不能暴露于天下的。”
评析
高贵的权位、富足的生活是人人向往的，如果为了追逐这些功名利禄，就不顾天理人伦，弑父杀君，是终究要遭报应，受世人唾弃的。如果把有限的生命和精力都投入到争权夺利之上，那还怎能体会到生活的一丝清静与安乐呢？更不会感到生活的美丽与洒脱了，如此岂不可悲？
穷要思变 变能通达
原文
（是曰：）《论语》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非曰：）《易》曰：“穷则变，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太史公曰：“鄙人有言：‘何知仁义？以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代，岂若卑论侪俗，与代沉浮而取荣名哉？”
（是曰：）东平王苍曰：“为善最乐。”
（非曰：）语曰：“时不与善，己独由之。”故曰：非妖则妄。
译文
（正论：）《论语》说：“君子再穷也能坚守操行，小人受穷就无所不为了。”
（反论：）《易经》中说：“穷则思变，变革才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所以上天会保佑他们，他们就会大吉大利。”太史公说：“边鄙之人有句俗语：‘怎样来知晓仁义呢？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就是德。’所以，伯夷反对周王伐纣，饿死在首阳山，但文王、武王并不因此而受到贬低；盗跖、残忍无道，但盗徒们对他却赞赏有加。由此可知，‘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并不都是空话。现在有人死抱书本不放，固守自己的小仁小义，长期立身世外，跟不上潮流，哪如随波逐流，与时代共沉浮，求取功名富贵好呢？”
（正论：）东汉的东平王刘苍说：“做善事是最快乐的事。”
（反论：）古语说：“时代不利于做善事的，人就随心所欲吧。”因此说，不成为妖孽就会狂妄不驯。
评析
真正的君子即使遇到再艰难的处境，也能够坚守原则，固守节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其处世的准则。而小人则不然，在贫穷中便露出了虚伪狡诈的真面目。君子取义成仁，体现的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但是在发展的道路上如果仍然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势必会成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此时就需要我们有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才能推动事业的迅速发展。
物势之反 君子之道
原文
（是曰：）庞统好人伦，勤于长养，每所称述，多过于才，时人怪而问之。统曰：“当今天下大乱，正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谈，则声名不足慕也。不足慕企，而为善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代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
（非曰：）《人物志》曰：“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伐一而并失。由此观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是故郤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而终于出奔；蔺相如以回车取胜于廉颇；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物势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
译文
（正论：）三国的庞统喜欢谈人伦，善于品评人物，但他所称赞的人，多数名过其实。时人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当今天下大乱，正道衰微，善人少而恶人多。我想兴风俗，扬道义，如不大力称赞他们，那么名声就没有吸引力了。人们不追求名声，行善的人就更少了。虽然提拔十人，只有五个合格的，但还能得到一半人才，可以让他们受人尊重，从而使之声名远播，这样便能让他们勉励自己，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反论：）《人物志》中说：“君子时常反省自己，才能有所长进，所以他们知道吃亏受损的好处，因为一份功劳可以换来两份的美誉；浅薄的小人不知道占便宜实际上是一种损失，结果损害了功劳与名誉。由此看来，不自夸的人却能有所成就；不争名利的人却名利双收；能够对敌方让步的却战胜了对方。正是因此，春秋时的郤至善于抬高别人，实际上是压倒对方以抬高自己；王叔爱争高低，结果被迫出逃；蔺相如引车回避战胜了廉颇；寇恂不与贾复争斗，却得到了更贤明的美誉。物极必反，这就是君子常说的‘道’。”
评析
三国争霸，蜀国实力弱小，而且缺少人才，庞统夸大其词地表扬人才，便能吸引更多的贤才投奔蜀国，所以说这是一种招揽人才的策略。后者所说的君子反省自身，是追求完善的一种个人修养，是处世为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所以两者应区别对待。
一事两面 各有道理
原文
（是曰：）《孝经》曰：“居家理，治可移于官。”
（非曰：）郦生落魄，无以为衣食业。陈蕃云：“大丈夫当扫天下，谁能扫一室？”
译文
（正论：）《孝经》中说：“处理家务能井井有条的，那么这样的人就可以让他去做官。”
（反论：）汉高祖的谋臣郦食其落魄时，都不能养家糊口。东汉名臣陈蕃说：“大丈夫应当扫除天下，怎能只甘心做些家务事呢？”
评析
处理家务有条有理的人，说明他拥有一定的处事能力，由此推断其适合为官。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说的是一个人志向的大小。只甘心于居家生活的人，其志向定不会过于远大。
自身自律 唯才是用
原文
（是曰：）公孙弘曰：“力行近乎仁，好问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自理，知所以自理，然后知所以理人。天下未有不能自理而能理人者也。此百代不易之道。”
（非曰：）《淮南子》曰：“夫审于毫厘之计者，必遗天下之数；不失小物之选者，惑于大事之举。今人才有欲平九州、存危国，而乃责之以闺阁之礼，修乡曲之俗，是犹以斧剪毛，以刀伐木，皆失其宜矣。”
（是曰：）商鞅谓赵良曰：“子之观我理秦，孰与五羖大夫贤乎？”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鬻于秦客，被褐饭牛。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今君之见秦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
（非曰：）《史记》曰：“蔺相如因宦者缪贤见赵王。”又曰：“邹衍作《谈天论》，其语宏大不经，然王公大人尊礼之。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如燕，昭王拥帚先驱。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持方枘欲纳圆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辅汤以王；百里奚饭牛，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邹衍其言虽不轨，亦将有牛鼎之意乎？
译文
（正论：）西汉大臣公孙弘说：“身体力行就接近于仁，勤学好问就接近于智，能知廉耻就接近于勇。明白这三条道理，就知道如何自律了。知道了如何自律，就知道了如何管理他人。天下还没有连自己都管不好却能管好他人的人。这是一成不变的真理。”
（反论：）《淮南子》中说：“能把毫厘之差算得清楚的人，一定不了解天下大势；对小事斤斤计较，对大事就会有困惑之感。现在如有人胸怀平九州、救危国的大志，不让他去做大事，反而以三从四德的礼仪要求他，这就像拿斧头割汗毛、用小刀伐树木一样不合情理。”
（正论：）商鞅问赵良：“在治国方面，我与百里奚谁更贤明？”赵良道：“百里奚是荆楚的普通百姓，他听说秦缪公贤明，就想投奔他，但因没有路费，就为奴卖给秦国，穿着破衣给人家喂牛。秦缪公知道后提拔他做了左相，秦国人都不敢仰视他。现在你被秦王任用，是由秦王的侍从景监引荐，不是因名声才被任用的呀。”
（反论：）《史记》中说：“蔺相如由宦官缪贤的推荐被赵王起用。”又说：“邹衍作的《谈天论》夸大其词，十分荒诞，但君主大臣照样尊重他。他去魏国时，魏惠王亲迎郊外，以宾主之礼接待他；到燕国去，燕昭王亲自打扫道路欢迎他。这怎能与孔丘受困于陈、蔡的面带饥色，以及孟轲困于齐、梁相比呢？”“卫灵公请教孔子兵法，孔子不回答；魏惠王攻打赵国想听听孟子的意见，孟子却建议让他给赵国一片土地。这好比用方榫头打入圆卯眼一样，怎能打入呢？还有个说法：伊尹扛鼎拜见商汤，终于帮助商汤一统天下；百里奚给人喂牛，秦缪公起用他，成就了霸业。可见想干一件大事，就得放弃以前的事，而后总结出成就大业的道理，才能成就大事。邹衍的学说虽然不正统，但也隐含着施展抱负的深意。”
评析
人自省后方可自知，自知后才能知人，知人后才能合适地用人。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往往不拘小节，但对大事一点也不糊涂，给人一种大智若愚的感觉。
有用之才得以任用，有的是通过他人引荐，有的是因名声被推举，两者相比，当然后者更显得实至名归。至于反论中邹衍受到各国国君尊重的原因，还是因为其才能有可用之处，其宣扬的学说有令人信服的地方，这与好的名声就相去甚远了。
直言劝谏 秉性之举
原文
（是曰：）陈仲举体气高烈，有王臣之节；李元礼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陈留蔡伯喈以仲举强于犯上，无礼长于接下。犯上为难，接下为易，宜先仲举而后元礼。
（非曰：）姚信云：“夫皋陶戒舜，犯上之征也；舜理百揆，接下之效也。故陈平谓王陵言：‘面折庭诤，我不如公；至安刘氏，公不如我。’若犯上为优，是王陵当高于良、平，朱云当胜于吴、邓乎？”
译文
（正论：）东汉的陈蕃性格刚烈，具有帝王之臣的操行；李元礼忠诚正直，具有治理天下的能力。蔡邕认为陈蕃敢于犯上劝谏，李元礼厚待下属，不摆架子。犯上最难，善于待下较易，所以陈蕃应在先，李元礼应在后。
（反论：）晋人姚信说：“皋陶劝诫虞舜，是冒犯国君的行为；虞舜善于管理百官，这是平易近人的原因。所以汉丞相陈平对王陵说：‘在君王面前敢直言劝谏，以理力争，我不如你；要说到巩固刘氏政权，你不如我。’如果认为犯上最高，那王陵要高于张良、陈平，刘秀的直臣朱云也要比吴汉和邓禹强了，这样说合适吗？”
评析
敢于直言劝谏君主的臣子多是性情刚烈、秉性耿直之人，如果非要与其他性格的臣子比较谁更贤能，就有点勉强了。不顾生命危险犯上进谏的臣子必定忠心耿耿，但能够善于抓住君主好恶在有利时机进忠言的臣子，也不能就说其才能比不上犯上之臣。所以，忠臣各有表示忠心的方式，不必评头论足，非要分出个你高我低来。
游侠之士 长短并存
原文
（是曰：）《史记》曰：“韩子称：‘儒者以文乱法，而侠士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读书怀独行，议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奚饭牛，仲尼厄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近代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者耶？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代，不同日而论矣。曷足小哉！”
（非曰：）《汉书》曰：“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等差。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子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越职有诛，侵官有罚。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礼乐征伐，出自诸侯。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纵连横，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杀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侯，彰名天下。”
“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及至汉兴，禁纲疏阔，未之匡改也。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郭解、剧孟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陷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失矣，’非明王在上，示之好恶，齐之以礼法，人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微，窃杀生之权，其罪也，不容于诛矣！”
译文
（正论：）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韩非子认为舞文弄墨的学子败乱了法度，以武力挟持的游侠触犯了禁令。这两种人都受到了他的批评，但有学问的人却常称赞他们。那些以权术谋取相卿之职的人，辅佐各自时代的君王，他们的事迹都被收入了史书，自不必说了。至于像孔子的弟子季次和原宪，本是穷人出身，勤奋读书，胸怀超凡脱俗，不与世沉浮，有人讥笑他们也不以为然。当代游侠的行为虽然有悖于传统法治，但他们讲义气，言必信，行必果，有时甚至不惜生命相助他人，是扶危济贫的正人君子。所以说这些行侠仗义的人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再说人生在世，难免有遇到困境的时候，比如从前舜的父亲要害他，把他困在了井里；伊尹是个背鼎做饭的厨师，在向成汤讲做饭技巧时才受到重用的；傅说曾是个打土墙的奴隶；姜太公曾被困在荆棘壁林中，以钓鱼打发时光；管仲曾被齐桓公囚禁；百里奚曾给人喂过牛；孔子曾受困于陈、蔡两国。这些人都是被人所称道的有道德和修养的读书人，也遭到了这样的苦难，更何况是生活在乱世的平常人呢？他们所遇的灾难真是一言难尽呀！身处乱世的游侠，给自己定下济世救人、一诺千金的准则，于是英名便传颂四海。可见，当善良的人走投无路时，就希望得到游侠的帮助，这难道和人们所称颂的豪杰不一样吗？即便是乡间的侠士，同季次、原宪这样的圣德之人相比，对时代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怎能轻视游侠呢？”
（反论：）班固在《汉书》中说：“天子和诸侯建立国家，从朝中官员到平民百姓，都要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样臣民才会忠心敬上，百姓也不会有非分之想。孔子说：‘天子治国有道，就能平安无事，国家政权就不会旁落。’百官各得其所，遵守法令，各尽其职，越权被诛，侵权受罚。这样才能维护上下和顺，各种事情才能处理好。周朝衰弱时，礼乐制度和征伐叛逆的大权都落到了诸侯手里。齐桓公、晋文公之后，手下的大夫掌权，臣僚以天子名义发号施令。这种情况持续到战国，为了合纵连横，各诸侯国竞相以强权和武力相互征伐。于是各国公子——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凭借王公势力大肆收罗游侠，招来些鸡鸣狗盗之士，使百姓不得安宁，而他们却得到了君主的厚待。赵国丞相虞卿抛弃国家去救患难之交的魏齐；信陵君魏无忌窃符假传王令，让朱亥用锥杀死了将军晋鄙，夺取军权为平原君赵胜解了赵国之围。他们用这些欺上瞒下的方法得到了重用，因此才扬名天下。”
“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起大侠时，都把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当作首领。这样就形成了背弃国家、结党营私的后果，而忠于国家的大义就被遗弃了。当大汉朝统一天下后，有了无为而治的宽松国策，但这种风气仍没有得到纠正。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这类人，在京城中互争高低；郭解、剧孟之类，在巷尾横行霸道，骚扰百姓，他们的势力连公侯王子都得避让三分。许多百姓把他们当作英雄，羡慕万分。即便他们身犯国法，身受刑罚，还自以为能流芳百世，有如季布、子路或李牧这些勇士，死而无悔。曾子说：‘君主失去了治理天下的原则，人民就会妻离子散。’如果不是圣明的君主当政，告诉百姓如何分清好坏，而后以礼法教育约束他们，百姓怎知国家禁止什么，如何走上正道呢？古代的看法认为：春秋五霸是尧、舜和周文王的罪人，六国则是五霸的罪人，依此类推，信陵君等四公子就是六国的罪人。像郭解这类游侠，窃取了生杀大权，他们所犯的罪过就是杀头也算够客气了！”
评析
行侠仗义，打抱不平是游侠所好之事，这样的行为确实深受许多平民百姓的称道。但在侠义之道上，有时也必然会践踏国家的法度，这样从大的角度分析，仗义之士又成了不仁之人。在做仗义之事时，要权衡利弊，最好是在不触犯国家法律的基础上去采用合理的方式行仁义之举，这样才会受到周围人的赞许与支持。
臣应举贤 但勿越权
原文
（是曰：）《尸子》曰：“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人主者，以用贤为功也。”《史记》曰：“鲍叔举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之能知人也。”
（非曰：）苏建常责大将军青曰：“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愿观古今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尝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其为将如此。
译文
（正论：）《尸子》中说：“人臣以推荐贤者为功；人主以任用贤者为功。”《史记》说：“鲍叔牙推荐管仲，天下人很少有赞美管仲的，而是称赞鲍叔牙有知人之能。”
（反论：）苏建经常责备大将军卫青：“你自恃功高，所以天下贤士都不称颂你，希望你能像古今名将那样招揽贤才。”卫青惭愧地说：“自魏其侯、武安侯大宴宾客，招贤纳士后，天子对此十分反感。所以亲近士大夫，招揽贤士，罢黜不肖之人，这是人主的权力；大臣只要依法尽职责就可以了，何必招贤纳士呢？”卫青终生就是这样做的。
评析
作为臣子，为君主举荐贤能之士是无可厚非的，但其中也要讲究适度，把握原则，如果超越了为臣的权限，就有可能遭到群臣的嫉妒和君主的反感，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影响。与其如此，倒不如谨守自己的职责权限，勿沾越权争功之嫌。
各家言论 皆有其理
原文
班固云：“昔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事主，好恶殊方，是以诸家之术，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令诸侯。其言虽殊，譬犹火水相灭，亦能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事虽相反，而皆相成也。”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此之谓也。
译文
班固说：“从前王道衰微，诸侯竞相治理各自国家，由于各国君主好恶不同，所以诸子百家的学说便产生了。他们各执己见，宣扬自己的观点，并到处游说，争取诸侯采纳。虽然他们的学说各不相同，但就像水火关系一样，相灭又相生。仁与义，敬与和，虽不相同，但相辅相成。”
《周易》中说：“天下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只不过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罢了；天下的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思考的方式有差距而已。”《周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评析
各家有各家的道理。评论的角度、评论者的立场等诸多因素都会对同一问题产生分歧。况且，同一事物本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都与外界有一定的联系，即使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评析标准与原则，所以对待以上这些历史问题，我们应该全面、辩证而客观地分析，切不可以点概面，或是固执己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