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的一封信，鲁瑞写：“寄来的钱收到了。”又一封，写：“由浙江兴业银行汇来的二百元已照收无误。今天又有常先生（常维钧）送到大洋一百元，据说是由天津李先生（李霁野）收曹靖华在万国储蓄会的钱寄来，再由你那里转划。”12月的一封信：“宋先生转来一信并兴业汇款五百元均收到。”
许广平回信，让她们别客气，尽管收下便是。
儿子都不在了，媳妇能做到这样，很不错了。鲁瑞也知足，对许广平很感激，写信致谢：“当我接到这笔钱的时候，同时感到不安。想象的到，你筹措时的困难，仍也感到愉快，因为我有这样的儿媳。”
战火越烧越旺。无论南北，每个人过得都很辛苦。许广平不例外。其实，没有工作的她也没有直接的生活来源，也靠山吃山，靠鲁迅吃鲁迅。鲁迅去世后，她立志传承鲁迅伟业，自筹资金自负盈亏整理、印制、出版《鲁迅全集》。资金哪里来？收预付款。
书面世了，战争也来了，书业萧条，好不容易收回来的一点儿书款，连还债都勉强。幸好还有个鲁迅纪念基金。她借取基金付房租、吃饭、养育体弱多病的幼儿，还得负担北平那两个她连面都没见过的女人。
想想不免有些冤。只不过爱上了一个男人，却不得不帮他背扛肩挑沉重的包袱。他自己，短命，扔下一切跑了，干脆把那沉重的包袱整个儿移交给了她。苦哇！不过，苦也得受。有什么办法。这是她自己的选择。选择了，就得认。何况，享受了权利，就得付出义务。这是平衡。
随着日子的越来越苦，她在给鲁瑞的信中，也不免开始叫苦。她的苦，很大程度来自于儿子的体弱多病（周海婴有哮喘症）。
1938年1月，她告诉鲁瑞：“海婴近来咳嗽略减，惟每至夜里或半夜则起，气喘，继之咳嗽，必俟服药宽松，始能安睡。现每天吃补药及鱼肝油，又吃咳药和补肺药。昨医生云，病较轻减，惟现不能读书，必在家细心医治一两年……”
咳药、鱼肝油、补药，哪一药不用花钱？“医治一两年”，哪一天不用花钱？
鲁瑞也明理，很体谅许媳妇，写信一再说，钱够用，能维持一阵子没问题，上海租界粮食蔬菜缺乏，东西也贵，海儿有病，你们也辛苦也不容易，你的忙碌劳苦我们都知道，所以暂且不要考虑我们等等。
战争持续了一年以后，鲁瑞一方面继续体谅许广平，一方面被生活所迫忍不住有了抱怨。1938年7月7日，“七七事变”一周年，她写信说：“物价日涨，米煤几涨一倍。”什么意思？钱不够用呗。不过，她也婉转，说：“如果不易周转，到那时可先少寄一二百元再说。”
少寄，也还要有一二百元呢。
老太太的眼睛为什么总盯着媳妇的腰包呢？信来信往的，抱怨三抱怨四的，干吗不直接三步并两步到八道湾向儿子伸手去呢？情况都一变二变三四变了，她却还是老观念，只认长子长媳，只以为长子长媳才有养老义务。周作人这家伙，住着大宅，拿着固定薪水，比许广平滋润多了，却只是偶尔给老妈区区十几二十元的零花钱。打发要饭花子吧。
说到周作人，那就谈谈他的日子。
战初，他的确苦住，因为他拒绝出山，拒绝了几回日伪的宴会、约稿、邀访，只闭门读书——从这点来看，说他在抗战一开始就决定了要下水投敌，的确很武断而不客观。
只读书读不出米面来，那就动动手，翻译翻译，换回点儿稿费。他跟胡适负责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联系，谈妥条件，每月一手交钱（稿费两百元），一手交货（译作两万字）。
北京大学南迁了，他和另外三个因各种原因不走的教授作为“留平四教授”负责保管在平校产，每月津贴50元。
200+50元=250元。
多吗？也不多。他们家，人多。
不久，编译委员会也南迁了。他再找新工作，接受燕京大学客座教授的聘请，每星期上课四小时，月薪80元。又在孔德学校兼课，每月最多能领150元。长子周丰一也出来工作了，在孔德学校教书，每月也有固定收入，大约百元。
80+150+100=330元。
那么，周家的日子过得真的比许家要好吗？来翻翻周作人的日记：
“还煤店欠账”、“往孔德还前借之150元，还米店欠账”、“下午付工资一个月20元，又还静子35元，尚欠20元”。
看出来了吗？他好像一直在借钱、欠账，甚至拖欠女儿静子的钱。李霁野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也证明“二先生到处借钱”。鼎鼎有名的周大教授、学者，他过的那是什么日子？一方面，当然是仅靠翻译挣不了大钱，月薪也的确不多；一方面也说明女主人信子真的不太会过日子。
其实，周作人也曾想过负担一部分鲁瑞的生活费用。鲁瑞告诉许广平：“八道湾老二亦深悉此中困难情形，已说明嗣后平寓在予一部分日常用费由伊自愿负担管理。”这是好事啊，值得庆贺。不过，她仍然强调，特别向许广平强调：“惟老大名下平沪共计三人休戚相关终须一体。”
什么意思？意思很清楚。她和她和她三个女人，都是“老大名下”的。言下之意，她这个老妈只属于老大。老大，和老大家的，供养她，天经地义；老二（及老三），是否供养她，属于“自愿”范畴。自愿，就养，她接受；不自愿，不养，她没什么可说的。
儿子就是儿子，骨肉耶。日子再怎么苦，鲁瑞也不肯麻烦儿子。在她看来，儿子真的很“苦哉”；媳妇就是媳妇，外人耶。鲁瑞念许广平的苦，但接受她寄来的生活费，也毫不含糊。应该的！大概她会这么想。
不公平！一定有人会这么说。谁这么说？李霁野。
早年曾受过鲁迅帮助（包括工作和生活）的李霁野在鲁迅死后一直很关心鲁迅老母和老妻的生活，时常跟许广平通信，转告信息、转交钱财。有关鲁瑞和朱安，以及八道湾的消息，很多都是李霁野告诉许广平的。比如，他了解到，周作人和信子每月轮流去一次西三条看望老太太，不过只是坐坐而已。八道湾的孩子，似乎不太露面等等。
看不下去，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李霁野不能容忍有的该尽义务的人不尽义务，而有的该尽义务的人负债尽义务。许女士，你怎么就那么傻，为什么周家的事你一个人承担？我没办法，你难道有好办法？有，那就是直接给周作人写信，明确要求他承担属于他的那一份责任。
这个朋友绝对够意思。他甚至手把手地教她：“写信可言你在沪无法顾及（已寄之款也可说），并云听说近即无法，请他酌力按月担负多少。”他没忘嘱咐一句：“不必说我传”——他只当幕后英雄。
对，该哭穷时就哭穷。否则外人还以为我拿着鲁迅丰厚的遗产衣食无忧呢。不知许广平会不会这么想。
听李霁野的话，许广平难得地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当然，不能开宗明义地要求他掏出钱来，否则惹恼了他，他不理睬，那就没办法了。一定先哭穷，而且得从鲁迅活着时哭起：“大先生生时，……故常常饿肚皮做事；大病亦不敢住医院，免多花费；其所以死，经济也有关系。”
瞧，不是现在才穷，那时就已经很穷。
鲁迅版税呢，特别是《鲁迅全集》的版税呢。许广平自然知道许多人（包括周作人）的眼睛都盯着它。那就说说这个吧：“全集已出书，……纸张、印工等等费去甚巨，约二万金，……初版尚欠约八千元，生（在周作人周老师面前，她这个曾经的北师大学生只能自称‘生’）收得版税千元。现虽再版，尚未出书，版税不知何时可有，即有亦不会多（初版千部，每部版税一元）。”
别以为版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金矿。
然后谈她自己：“此二年余之生活困苦，生即不言（大先生死后丧葬费三千余元，及医药等共欠五千余元）。不得已，从纪念金中借取九百元，先后寄平，听说将次用罄，近即无法。生处海婴身弱多病，常在调理中，又大先生遗书甚多，不能不妥为保存。上海复寸金寸土，屋租奇昂，生活费更高（以前欠债尚无着落。……现全集出来所得之款，全部还去，仍欠二千余元。”
千河万溪归于一江。千言万语归于一句：“乞先生怜而计之，按月与太师母等设法，幸甚！”
有一点，她没有按李霁野教的做，那就是，她只“乞”周作人按月负担母亲的生活，而没有分配给他具体数额。她很明智，如果居高临下地命令他负担多少多少，哪怕是平和地希望他负担多少多少，都会惹恼他。所以，她把姿态放得几乎低到泥土里，甚至还用了一个“乞”字。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很会做事，也很会做人。
那么，周作人应该负担多少呢？那就要看老太太需要多少了。
鲁瑞又给许广平写信，继续叫苦：“平寓用费因现在百物奇贵，米煤蔬菜均较前涨两三倍。”所以呢？所以，无论怎么节省，每月至少也要80元。
80元，那就一家承担一半吧。
应该支付40元的周作人大度地多给了老妈10元，即，每月50元；许广平每月40元。这样，西三条每月固定有90元收入。
周作人没有给许广平回信。不过不回信不要紧，用实际行动接受她的“乞”也不错。对他这种人，要求不能太高。
问题是，这50元究竟只负担鲁瑞一个人，还是也包括朱安，周作人没有明说。不过有一点，他像豆腐拌小葱一样分得一清二楚，那就是，母亲房里的用煤，他负责；家用煤（朱安参与用的），他不管。
斤斤计较！
赡养纠纷（二）
终于迫得周作人也掏出钱来了，许广平松了口气。但是，她肩上的担子仍然压着呢，而且还是很重。她告诉鲁瑞：“现时上海与北平，汇兑十分艰难。”如何艰难呢？之前，寄一百元，寄费只要几毛钱，如今却要几十元。本来筹钱就不容易，好不容易弄来几十元，却都贡献给邮政局了，你说冤不冤。
这时候，周海婴气喘频发，医生建议送他到温暖的地方，比如香港，去休养治疗。可是，银子呢？
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