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他的苦衷。可他的苦衷，芳子不会理解和谅解。她以为，作为丈夫，你可以对我无情，我认了；作为父亲，你不能对孩子冷酷。不论你在外面怎样怎样，孩子终归是你的血脉。
决定了不回家的周建人给八道湾写信，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很关切地询问小土步的病。怎么样了？好些了没有？能吃下饭了吗？医生怎么说的？以后应该注意点什么？等等。信寄出去，石沉大海。没人搭理他。你抛弃了我们，我们也抛弃你。大概芳子是这么想的吧。
过去了很久，周建人始终得不到八道湾的消息。倒是鲁迅，从母亲那里知道小土步的病早已痊愈。他理解周建人，也不觉他当初不回家探子病有何不妥。他更可怜周建人，觉得他拼命谋生却得不到谅解，很为他愤愤不平。
就像信子当初鼓动朱安多用鲁迅的钱一样，她恐怕会这么指导妹妹芳子。尽管她们对周建人的行为深恶痛绝，但这种情绪非但不影响她们向他讨钱，反而更觉得用他的钱理所当然了。因为在她们看来，他对这个家，不仅有本来应尽的义务，而且现在更因对妻子的不忠、对孩子的亏待而有补偿的必要了。
周建人不得不变身芳子的提款机，一有召唤就赶紧寄钱。不寄？告你个遗弃罪，让你去吃牢饭！没办法，实在没办法。手心手背都是肉，这里要养，那里也要育。责任，怎么能丢。义务，怎么能弃。
鲁迅很看不惯周建人累得几乎要吐血，却还要不断地去填八道湾那个无底洞（他认为八道湾是无底洞）的没出息样子。他愿意贴补三弟的生活，他是大哥嘛，但他不乐意三弟任劳任怨地把工资的大部分寄回给八道湾，而自己和王蕴如带着三个女儿过苦苦的日子。如果他不忍心，送他们一些钱，那么，岂不是他在变相贴补八道湾？这是他所不愿意的。
才不当冤大头！
鲁迅写信告诉母亲，上海物价飞涨，建人弟日子过得很苦，但他从来不肯跟人说，只是自己默默忍受。而他这个做大哥的，也不像以前那样时常送他们钱了，只在周末时请他们一家人吃个饭，另外帮着支付孩子的学费。其他，他不管。因为，有了钱，建人总是要去献给八道湾的。他直言：“八道湾是永远填不满的。”
这边，哭穷哭到几乎背过气去；那边，不管你真穷假穷，只认良心和责任及义务。什么叫无底洞，什么叫填不满。如果把孩子天天向上作为无底洞，那这个洞，的确填不满，但填不满也得填。为人父母，难道还有别的选择？
说到底，这样的日子是周建人自己的选择。既然如此，也怨不得他人。
看妹妹芳子的日子如此，又想着大嫂朱安的可怜，信子的家庭危机感与日俱增。她比天高比海深地痛恨鲁迅和周建人这种搞外遇的男人，也像厌恶米缸里突然跳出来的老鼠、厨房抽屉中突然窜出来的蟑螂那样厌恶抢人老公、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她偏执地认定她们是狐狸精，她也居高临下地嘲笑她们妾的身份。妾又如何？她对她们，还有恐惧。
她担心老公周作人步哥和弟的后尘。原本，她只有癔病，如今，她又多了疑心病。她小心谨慎，她担心吊胆。她也陡然自卑起来。想想，大伯子鲁迅为什么弃了朱安，还不是朱安小脚没文化；小叔子周建人为什么别了芳子，还不是芳子只是一个没见识的家庭妇女。而那两个“坏”女人，姓许的，姓王的，论貌，比她们美，论受教育程度，比她们高，论学识，她们姐妹俩哪是对手。
哎呀呀，不管论什么，我，羽太信子，比朱安，比芳子，好不了多少，也根本比不过外面的那些如花似玉又有见识有思想有文化的新女性。她们如果成心在她和老公之间插一只脚，成功的可能是大大的哟。
烦燥不安的信子，时常要逼问周作人，会不会也像你爷爷像你大哥像你三弟那样，视忠诚为粪土而背叛家庭。周作人沉默，不是他会，而是他不屑回答这种无聊的问题。对爷哥弟的行为，他是嗤之以鼻的。
不放心，一直存在信子的心里。1934年，他们夫妇二人回日本探亲。这是周作人第三次去日本，身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学者，教授，是名人耶。信子却还是那个信子。这让信子为丈夫骄傲自豪的同时，更警惕丈夫的心可能飘移。
一直把日本当作第二故乡的周作人，重返故地，旧地再游。游着游着，就想起了旧人，乾荣子，那个曾经让他一见倾心的日本大脚少女。也怪，之前，他曾经几次做梦梦见过乾荣子。在梦里，乾荣子问他，陋这个字怎么写。他告诉她怎么怎么写。情意浓浓的一幅美画卷。
那么这次，他跟乾荣子梦外真实地相遇了吗？周作人不说。信子怀疑，而且大大地怀疑。她一口咬定他外遇了，跟旧情人。他不承认，也不否认，一贯地不辩解。这更让信子不再怀疑而是深信。她冷嘲热骂，几至疯癫。几句嘲骂，翻过来颠过去只是那么几句，你兄弟如何如何，你爷爷如何如何，你会有家族遗传，你也会有样学样。不是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嘛。
吵，吵得周作人头都大了，而且要爆裂。
唉，都是两个兄弟惹得祸。他们享着齐人之福，却让我凭白受牵连。他们的外遇不但伤害了他们的原配，也影响到了我的家庭。真是害人不浅。
信子的多疑只是感情用事，如果她理智地判断分析，她会发现，周作人非常痛恨“多妻”行为。也就是说，他很不认同他哥和他弟“纳妾”（他认定他们的行为是纳妾，不论是否情投意合，不管是否两情相悦）。
恋爱自由，周作人是赞同的——他自己，不就是自由恋爱的嘛。不过，恋爱自由是有前提的。前提是两人都是单身。如果不论是否有妇之夫，有夫之妇，都以此为借口，自由组合，岂不乱套，还要法律还要《婚姻法》作什么。同理，恋爱自由的权利也不是无限度的，不能以权利抹煞义务。
有了思想，还要有行动。否则，白思想了。周作人是以耍笔杆子为生的文人，他的行动自然是写文章攻击。攻击的主要对象是鲁迅（犯同样错误的三弟，他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终于逮着了机会狠狠地报复一下他哥。
《中年》他这样写：“少年时代是浪漫的，中年是理智的时代，到了老年差不多可以说是待死堂的生活罢。”明眼人一下子就从“待死堂”三个字里看到了鲁迅的音容笑貌。
“死堂”音同“俟堂”。记得吧，鲁迅曾用名“俟堂”。
接着往下看：“然而中国凡事是颠倒错乱的，……中年以来重新来秋行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这样地跟着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讥，实在犹如将昼作夜，‘拽直照原’，只落得不见日光而见月亮，未始没有好些危险。”
明眼人又一下子从“中年”、“大讲其恋爱”等关键词中联想到了中年而且正热气腾腾地谈着恋爱的鲁迅。
下面还有：“比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尤如……，未免可笑。”
很直接，他痛斥像鲁迅这样的社会栋梁一方面呼唤女权一方面却又纳妾，也就是一边反封建一边继续封建行径的言行不一致，简言之，虚伪而装模作样。
越骂，他越过瘾：“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期，对于名利，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丑态，这是人类的弱点，原也有可以容忍的地方，但是可容忍与可佩服是绝不相同的事情，尤其是无惭愧地、得意似地那样做，还仿佛是我们的模范似的那样做。”
他所说的“做”是什么？鲁迅把和许广平的情书编成《两地书》公开出版。原本一件隐秘的私事，做也就做了，却还要无愧而得意地为世人作模范似地公而开之，广而告之，也太……很显然，周作人厌恶这样的行为。
虽然《两地书》未见得找得到情和色，但周作人还是不能容忍。他自己的一本书信集要出版，他在序里还不忘把《两地书》揪出来讥嘲一番：“这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这又不是宣言书，别无什么新鲜话可讲……总写得比较地诚实点，希望少点丑态。兼好法师尝说人们活过了四十岁，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行年五十，不免为兼好所诃，只是深愿尚不忘记老丑，并不以老丑卖钱耳。”
他是说鲁迅已然忘记了老丑，而且不知羞耻地以老丑卖钱？
鲁迅病重期间，周作人继续穷追猛打，在《<蒿庵闲话>》中说：“我对于文人向来用两种看法，纯粹的艺术家，立身谨重而文章放荡固然很好，若是立身也有点放荡，亦以为无甚妨碍，至于以教训为事的权威们，我觉得必须先检查其言行，假如这里有了问题，那么其纸糊冠也就戴不成了。”
不明白？如果告诉你，“权威”和“纸糊冠”这两个关键词是前几年高长虹和鲁迅论战时用过的，那你就明白，周作人这是在骂鲁迅“立身放荡”呢，当然指的是他与许广平的婚外师生恋。
即使鲁迅死后，周作人也不停止他的攻击，仿佛有鞭尸的意思。在《家之上下四旁》一文中，说：“父母少壮时能够自己照顾，而且他们那时还要照顾子女呢，所以不成什么问题。成问题的是在老年，这不但是衣食等事，重要的还是老年的孤独。儿子阔了有名了，往往在书桌上留下一部《百孝图说》，给老人家消遣，自己率领宠妾到洋场官场里为国民谋幸福去了。”
周家骂人本事，一个不比一个逊色。
你如果让周作人用一个词概括他所认为的兄弟“多妻”行为，他会言简意赅地告诉你四个字：家风不正！他，是唯一的熏不正家风而不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