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够。他又写了一篇文章《抱犊谷通信》，以书信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女人贞操问题的观点：“我的长女是二十二岁了，现在是处女非处女，我不知道，也没有知道之必要，倘若她自己不是因为什么缘故来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把她教养成就之后，这身体就是她自己的，一切由她负责去处理……”
然后，他对假道学者进行了猛烈炮轰：“你们依恃自己在传统道德面前是个完人，相信在圣庙中有你的份，便傲慢地来侮蔑你的弟妹，说‘让我来裁判你’，至多也总是说，‘让我来饶恕你’，你们伪君子们不知道自己也有弱点……”
他在表明什么？他是一个很看淡贞操的现代文明人，不会因为女人（老婆）丢了贞洁而看轻和漠视她；他不是一个喜欢审判别人、降罪于别人的假道学者。
看出来了吧。虽然他什么都不说，不辩解，但在他的字里行间，处处透出“他人是罪人”的气息，而“原谅不原谅”、“饶恕不饶恕”的权利始终被他牢牢地抓在手里。他认定大哥负了他。
周家从周爷爷福清开始就崇尚“不饶恕”，鲁迅秉持的“一个都不饶恕”更成为经典。更多的时候被“绅士鬼”魂附体的周作人，相比之下，绅士气更浓重一些，比如倡扬科学、文明、公理、正义、自由、法治，为人主张平和、中正、豁达、稳重、容忍，这使他比始终处于战斗状态的鲁迅看上去更温和一些、更儒雅一些。
然而，温和和儒雅只停留在他的表面，心底蠢蠢着“流氓鬼”的周作人，骨子里，跟他爷爷他哥哥一样，倔强、硬气。他嘴上喊着“饶恕你的罪”，心里却把饶恕埋葬；喊着要容忍，其实不容忍。
你的《伤逝》、我的《伤逝》
在《弟兄》之前，鲁迅还有一篇寓意深远的影射兄弟情深的小说，那就是著名又著名的《伤逝》。它写在《弟兄》前两个星期。而他之所以选择用《伤逝》作为小说题目，跟他已经绝交的弟弟周作人有关。不夸张地说，他用文人特有的轻松驾驭文字的能力，向周作人回递出一份痛惜的信息。
之所以说“回递”，是因为率先传递过来一种情绪的是周作人。他在《京报》副刊上用笔名“丙丁”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叫《伤逝》。文章开头，他引用了罗马诗人喀都路死的一首诗，其中有几段，大有意义：
“兄弟呵，我来到你的墓前，/献给你一些祭品，/作最后的供献，/对你沉默的灰土，/作徒然的话别。”
“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周作人在向尚存人世的兄弟做最后的告别？他发了誓，他铁了心，此生老死不相往来，绝交至死！这是怎样的一种情绪啊。险恶的江湖尚有“相逢一笑泯恩仇”，兄弟间怎会有解不开的结？一句“只嘱咐你一声珍重”透露的是周作人情意犹存地对往日兄弟情的追念，还是恨意难消的诅咒？
《京报》副刊的主编是孙伏园，鲁迅的学生。这份报纸，鲁迅常看，可以说是他的枕边报。周作人的《伤逝》，他看到了。或者说，周作人把它投寄《京报》，目的就是要让鲁迅看到——他就是写给他看的嘛。
短短的九天以后，鲁迅也以《伤逝》为题写了一篇小说。
小说表面上看，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有人一口咬定它只是塑造了两个被五四新思潮影响的新青年典型，而已，并不影射其他——事实上，就它也取名《伤逝》，就它于周作人《伤逝》之后几天问世，就它描述的故事场景，就两个主人公因经济压力而不得不分手的内容，可以推断，它不可能只是一篇普通的小说，更可能是用此《伤逝》回应彼《伤逝》。
小说开头第一句话：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两个关键词：悔恨，悲哀。
鲁迅借涓生之口，毫不掩饰地说出他在兄弟失和后的感受，悔恨而悲哀。他也无所顾忌地向作人弟回递了一种情绪，悔恨而悲哀。
他的悲哀，可以理解；他的恨，也在情理之中。那么，他的悔呢？他悔什么？悔他为大家庭为弟弟们付出太多？悔他自以为是要长兄代父地尽责？悔他不该对当家的弟媳信子过于挑剔？悔他对家庭经济问题太斤斤计较？悔他在出事以后没有解释沟通而选择负气出走？
一开头，小说沉重、阴郁、悲凉的基调就弥漫开来。
接着是环境描写：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的寂静和空虚。……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眼熟吧。这分明就是绍兴会馆里的补树书屋——兄弟俩曾经的小小的家庭。
笼罩着凄切气氛的小说里，很容易找到这样的句子：
“子君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
“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
“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
“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恕，或者使她快意。”
“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
小说的最后一段，更有意味：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周作人，周二弟，你看懂了你哥的《伤逝》了吗？当然，我很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噢，你是懂得你哥写这篇小说的动机的。是的。那你如何看待兄弟恩情的断绝呢？我也痛惜，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没办法弥补？没办法。
都悔恨，都悲哀，都痛惜，却都赌气任性而不努力修补裂痕让破镜重圆，是被仇恨迷了眼，还是知识分子特有的固执不懂得融通所致？
像小孩子吵架打架，吵了打了之后，彼此不说话，不理又不睬。鲁迅、周作人就是如此。又不像小孩子吵架打架，小孩子彼此不说话，不理又不睬的时间，一定很短暂。鲁迅、周作人却不是。他们都比大理石还坚硬的脾气，使他们彼此不说话，不理又不睬得完全又彻底。
问：谁真正能做到老死不相往来？答：鲁迅和周作人。
令兄弟俩尴尬的是，就他们在社会上的身份，在文坛上的地位，在家庭中的关系，要想绝对摆脱联系，并非易事；要想绝口不提对方的名字，也做不到。很多时候，你称一声“鲁迅”，我叫一声“启孟”，还是免不了的——当然，不是当面，或通过他人转述，或用文字的方式。
鲁迅有意将好友许钦文的小说收进《文艺丛书》出版。该丛书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组织的“新潮社”主编，负责编辑之一是周作人。鲁迅当然不能直接去找周作人商谈，便转托孙伏园，让孙把小说交给周作人，也让孙问问启孟“可收入《文艺丛书》否”。
1927年，鲁迅已经去了上海。仍在北京的周作人遭遇了一次惊魂。张作霖主政，北京的北新书局停止营业，周作人参与的《语丝》杂志停刊。当局嫌不过瘾，还得抓人。“北新”抓了两个人。保命要紧，周作人、刘半农不得不出逃，避难于菜厂胡同的一个日本人家里，大约一个星期左右。
这是周作人一生唯一一次逃难。事后，他写信给上海的三弟周建人，详细叙述了经过。周建人把这封信拿给鲁迅看。鲁迅很担心周作人的安全，写信给章廷谦，很巧妙地通过章廷谦向周作人转达了希望他为安全计能尽快离京南下的建议。章廷谦也智慧，将鲁迅的信寄给周作人。周作人给章廷谦回了信，也很艺术地回复了鲁迅，章廷谦再把周作人的这封信寄给鲁迅。
他们似乎不嫌麻烦。
章廷谦和周建人不亦乐乎地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特别是周建人，在两个哥哥失和后不得不两边传话。鲁迅跟顾颉刚闹翻，周建人写信告诉周作人。周作人写信问周建人鲁迅干吗要去广州，周建人告诉他是傅斯年招他去的。鲁迅因版税问题跟北新书局发生纠纷的事，也是周建人告诉周作人的。
生活里，母亲是他们之间的纽带。鲁迅朱安搬去砖塔胡同后，鲁瑞八道湾、砖塔胡同来回跑；鲁瑞随他们一同搬去西三条胡同后，也还是大儿家、二儿家两边走。免不了的，在西三条，说说八道湾的事儿；在八道湾，说说西三条的情儿。她没有办法让兄弟俩和好如初，只能尽可能地让他们彼此不要遗忘。
直接关系可以斩断，而间接关系却无法割舍。
最有意思的是，两个如同水火的兄弟竟然在失和后还有并肩作战的经历。
《语丝》周刊创办，鲁迅是发起人之一；周作人撰写发刊词。他在发刊词里所表达的“没有野心和奢望，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的思想，不用说，应该也代表了鲁迅。
刊物主要撰稿人有16个，其中鲁迅和周作人是主要作者。周作人更是主编之一。虽然每次开会，他俩不会同时现身，但起初几乎每期都有他们的文章，他们的名字常被编者有意识地编排在一起。
说《语丝》是“周派”阵地，似乎不为过。
因为思想相一致，这一对不见面不说话的兄弟共同对付“外敌”。
比如，孙中山去世后，有人对他进行污蔑。“二周”枪口一致对外：周作人写《孙中山先生》，说孙先生虽然有缺点，但并不碍他伟大；鲁迅写《战士与苍蝇》，说孙先生是有缺点的战士，污蔑他的人则是专叮战士伤口的苍蝇。
最令人叫绝的默契配合，是在“女师大风潮”和“与现代评论派论战”中。风潮起时，他们共同旗帜鲜明地站在学生一边加以声援，共同指名道姓地怒斥引发风潮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和杨背后的支持者教育总长章士钊，把以章士钊为首的“甲寅派”称为“老虎”。他们大喊“打老虎”。论战起时，他们又把以陈西滢为首的“现代评论派”称为“走狗”。他们大叫“打走狗”。
打虎和打狗的时候，他俩又像失和前一样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到底是兄弟。人们不禁这样感慨一声。
这些合作很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兄弟俩的失和，无关政治信仰，思想观念，道德追求，只单纯的家务纠纷。这又很能说明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看似无足轻重的家庭成员关系、鸡毛蒜皮的家务琐事，也能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也能摧毁一个人对人性中残存的美的向往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