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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爆发户的成功只需要一个晚上，一个贵族的养成需要三代。”这是一句英国的谚语。意思是，一个人获取财富，往往只需一夜的冒险和侥幸。而高贵的气质，则来自于一代代薪火相传，或者一个人的长期修持和累计。何谓贵族气质？我想，应该是品性中，崇高和善良，在日常言行中的外化。地位再高，未必高贵，财富再多，未必高贵。唯有品行中具备了崇高与善良，才可能让你的表情如太阳神阿波罗般令人神往。在国外，一位破落的贵族，比一位超级富豪更令人敬重。
在这个社会，有些人突然发达了，有些人突然升迁了，比打个喷嚏还容易。可是，其中一些人的嘴脸却那么难看。当然，这样的人也有自知。他们也想高贵，于是，装模作样，搔首弄姿。恨不能上厕所也开上奔驰宝马，睡觉时也打个领带。可是，即便名牌裹身，给人感觉也不过沐猴而冠。因为，屈从于某种需要，他们脱离了崇高，离善也越来越远。
其实，英国的这句谚语所要表明的意思是，财富的获取既简单，也远不比一个人的品性和气质重要。这让我想起，香港工商巨子李嘉诚先生对儿子李泽楷的教育，自小到大，李嘉诚从不教儿子怎样经商赚钱。每逢星期天，李泽钜、李泽楷兄弟俩一定要跟父亲出海畅游。李嘉诚说：“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的那种，解释给他们听，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未必看得懂文言文，但那些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宗旨。”
从李泽楷很小的时候起，李嘉诚就要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知道人世的艰辛。他常带他们坐汽车、坐巴士，到路边报摊看一个卖报的小女孩边卖报边做功课的苦学情景。即便读书，读的也不是经商专业。在美国就读期间，李泽楷不用父亲在银行为他存放的生活费用，而是靠自己打工。为了自立，曾在麦当劳卖过汉堡，在高尔夫球场做过球童。因为背负高尔夫球棒，以致弄伤了肩膀骨。为了省钱，他还经常自己下厨。
回港后，父亲安排他在公司做普通职员，薪金只有在加拿大的十分之一，他抱怨在整个公司自己薪金最低时，李嘉诚说：“你不是，我才是全集团最低的！”李嘉诚从集团每年支取的薪金才5000港元，而他的捐赠动辄数亿。1994年，李泽楷凭借出售卫星电视积累下的4亿美元，成立了盈科数码。无论生意上成功与否，身边的人那么喜欢他、爱他，他以自身的魅力赢得了一个死心塌地的团队。
当我的朋友，第一眼看到李泽楷的照片时，他向我惊叹，一个在商海摸爬滚打的人，眼神竟然那么宁静，那么干净。我想，这高贵的眼神后面，一定有他父亲那颗高贵、善良心灵光芒的折射。
如今，很少有人把高贵气质的养成，看得比一夜暴富更为重要。富贵而显摆，这是许多人理所当然的想法，他们这样说服自己，又这样教唆别人。使得许多人沾染上可悲的俗气。其实，财富与权势，如浮云过眼，唯有情怀悲悯，才能让行为举止，卓尔不凡，受人景仰。
“吃”的两种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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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晚宴上，一位自称常年在广州做生意的大款，可谓见多“食”广。什么澳洲的袋鼠，非洲的犀牛，南美洲的蜥蜴等等，五大洲四大洋“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地下有腿的除了桌椅”，其他只要能动的，悉数收入胃囊中。虽然有些东西实在食之难以下咽，但是，他说他是带着使命感去吃的，大嘴吃四方嘛，要吃遍天下的动植物。
能吃的吃，不能吃的也要吃。这是一种探索性的、开拓性的吃，其目的性在于遍及天下所有的物种。变态的使命感，让老饕们判断事物的眼光也发生了偏转。对物种特征的把握纯粹依赖味觉，你要谈到大熊猫，他可能的第一反应是，肉质嫰不嫩，说到扬子鳄，其关注的是，汤味美不美。对于世界的印象，单纯得只剩下，甜酸苦辣。
吃活体的猴脑，取熊新鲜的胆汁，在动物撕心裂肺的哀嚎声中大嚼大咽。人这样吃兽，让人吃出了几份兽性。食客们最爱标榜的是食文化，而忌讳食道德。提起食文化，就获得了使命感，仿佛让厨师做出极致的美味，而自己品尝到极致的美味，是人生的任务。贾府中的茄子，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十几种配料，刘姥姥这个“天天吃茄子”的人居然吃不出茄子味，这才是贾府的骄傲，老饕的谈资。中国人的确把味觉功能开发到了极致。西方人吃健康、经济、快捷的自助餐，吃完了干正事。我们仅仅只为自己的味觉苦心孤诣。对于美味的偏执似乎永无满足，走到一个极端，“食文化”实质演化为穷奢极欲的感官享受文化。
对社会的使命感一旦被“吃”的使命感所取代，换来的是一个社会整体的堕落。毁灭前的古罗马，穷人饿殍遍地，贵族和富人们对社会的责任抛之脑后。从下午四点开始饮宴和狂欢，葡萄酒、红烧火鸡、炖牛舌、鹅肝馅饼、油炸羊里脊、橄榄拌凉菜，佳肴美味应有尽有，新台布换下挟裹着呕吐物的脏台布。其间夹杂着残酷的格斗和动物式的性交，台伯河的河水像“死人血一样殷红”。这不能不说是一场由“吃”引起的道德堕落的“非典”，一场天怒人怨的社会病。
当前，相对于穷尽美味和物种的使命感，“吃”需要的是另一种使命感。一种不对他人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的使命感，一种包含“食道德”的使命感。报载，时下正是候鸟长途迁徙到各温暖地区越冬的季节，海南、广东等地是候鸟主要栖息地之一。候鸟有可能携带高致病禽流感病毒，但在海南一些地方却有不少捕捉、贩卖和点食候鸟景象。这种吃，既有损健康，还可能吃出事故。
在政府和社会各界为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不遗余力之际，一些人仍如此“吃心不改”，再怎么样“以食为天”也需要卫生，更需要的是公众安全，若为了满足一己之口福，吃出一场蔓延社会的灾祸，非但是食之不道德，还是食之罪过。暴食，基督教里“七宗罪”有其一，人若不节制欲望，真让其既是戒律又成谶语。某些灾难是天灾，而“吃”出来的灾难则是本可以避免的人祸。
领导的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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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一生，都离不开领导。儿时在家，被父母领导着，上学了，被老师领导着，上班了，被领导领导着，在家，被妻子领导着。领导如同我们头顶的伞，往往我们觉得，它遮住了蓝天和云朵。可是，在一个雨天，因为它又有了庇护。
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下，领导有绝对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力行使起来，其杀伤力是相当强大的。契诃夫《小职员之死》对此揭露得深刻，一位小职员对领导头顶上打了个喷嚏，而这领导并不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竟然被吓死。一般读者只认识到小职员骨子里的奴性，殊不知，这种奴性的养成非一朝一夕，也并非没有根据。这是一个位卑人微的小职员，日日在领导权威的威慑下，内心恐慌而焦虑，一个喷嚏，终于引爆总爆发。领导的权威和权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国，对上下级关系的研究，深度远远超过邻邦。有位贪官深得官场之道，曾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上级学》，所谓“上级学”也就是专门研究“领导”的学问，据说还颇为畅销。每个单位，看似风平浪静的上下级关系，实则波诡云谲，暗流涌动，一朝爆发，能掀起惊人的波澜。一段时间，频传下级雇凶刺领导的新闻，这种新闻，或多或少折射出上下级关系中的几许玄机和奥秘。
领导可以统领和指挥下级，下级也可以利用领导。曾国藩就是利用领导的大师。曾国藩起兵之初，吴文镕贵为总督，权势很大，是曾国藩的好领导，曾国藩奉若父母圣明，因为曾国藩当时需要强大的靠山。一朝羽翼丰满，老领导的权威性在曾国藩的心中逐渐消解。待到吴文镕兵败被围，向昔日的部下求救，曾国藩为了保存实力，心一横，厚着脸皮，竟劝昔日的老领导自杀。还有什么话好说，吴文镕心都碎了。老曾的做法，确实让天下的领导寒心，可在某个时候，领导们也得检讨一下，自己在察人时目光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