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能不把自己当回事，否则便是对自己不负责任，这样的人是毫无价值可言的。然而，也别太将自己当回事，自以为是，时间长了，会成痼疾的。布思·塔金顿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他的作品《伟大的安伯森斯》和《爱丽丝·亚当斯》均获普利策奖。在塔金顿声名鼎盛时期，他曾讲述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在一个红十字会举办的艺术家作品展览会上，我作为特邀贵宾参加了展览会。会上，有两个可爱的十六七岁的女孩来到我面前，虔诚地向我索要签名。“我没带自来水笔，用铅笔可以吗？”我知道她们不会拒绝的，其实我也只是想表现一下一个著名作家谦和地对待普通读者的大家风范。“当然可以。”女孩果然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看得出她们很兴奋，这也让我感到很欣慰。一个女孩将一个非常精致的笔记本递给我，我取出铅笔，潇洒自如地写上几句鼓励的话语，并签上了我的名字。可是让我意外的是，女孩在看到我的签名后，眉头皱了起来。她仔细看了看我，问道：“你不是罗伯特·查波斯啊？”“不是，”我非常自负地告诉她，“我是布思·塔金顿，《爱丽丝·亚当斯》的作者，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女孩将头转向另一个女孩，耸耸肩说：“玛丽，把你的橡皮借给我用用。
”那一刻，我所有的自负和骄傲瞬间都化为泡影。从此以后，我时刻告诫自己：无论自己多么出色，都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一个人如果不把自己当回事，就会失去尊严，丧失对生活的信心。一旦遇到挫折或不幸，也就容易看破红尘，不仅会轻视生活，甚至会轻薄生命；但如果将自己看得太神圣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股自傲的霸气填满胸中，也容易走向偏执狂妄的误区。叶圣陶先生的童话《古代英雄的石像》中那个“英雄”就是很好的写照：拥有了一点功勋，经不起别人几句善意的夸奖和赞美，就自以为是地飘起来，自高自大，故步自封，结果闹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美国著名的指挥家、作曲家沃尔特·达姆罗施也曾经遭遇过这样一件事。沃尔特二十几岁就当上了乐队指挥，这让他感到很骄傲，甚至有些忘乎所以，自以为才华横溢，没人能取代自己指挥的位子。有一天在排练时，他把指挥棒忘在家里，正准备派人去取。可秘书却说了一句话：“没关系，向乐队其他人借一根就行。”这句话将他搞糊涂了，除了我，谁还可能带指挥棒？但是，当他问“谁能借我一根指挥棒”时，大提琴手、首席小提琴手和钢琴手分别从上衣内袋里掏出了随身带着的指挥棒递到他面前。
他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什么必不可少的人物！很多人其实一直都在暗暗努力，时刻准备取代自己。从此以后，每当他想偷懒或飘飘然的时候，就会看到三根指挥棒在眼前晃动。是的，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其实我们所有的成绩，我们所看重的那个自己，对于别人，可以是珠宝，也可以是没有丝毫价值的尘埃。把自己当成看客在绝境中学习生存，将自己当成人生的看客，超然一点，豁达一点——这是拯救自己的最后的救命稻草。有一位九十岁的老人，给我讲述了他自己遭遇过的一件事：“三十多年前，我站在乡村的戏台上，双手被反绑在身后，有五个戴着红袖章的人将我团团围住。高音喇叭里正在播放着革命歌曲，台下是乌压压的人群。我知道，那歌曲播放结束后，批斗马上就要开始了。”“按住我脖子的是一位民兵队队长，他也是我的侄子，旁边拿着棒子的三个年轻人是我的族孙，还有一位女娃娃，是东村老王家的老小，她的名字还是我取的呢……“我当时想啊，他们当中肯定是民兵队队长最先打我。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女娃娃朝我的脑袋就是一棒子，我被打得当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来时，我真的后悔极了，我怎么这么笨，怎么没有想到是这个女娃娃先打我呢？我一直认为是自己的判断大失水准了。”我惊讶于老人会这样来讲述自己的苦难，我试探着问他：“您当时的心态真是如此吗？”老人笑着说：“台下有上千看客，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看客。”在鲁迅的文章里面，“看客”是那种爱热闹，但是缺乏理性，没有人格观念，甚至连民族意识都可以抛弃掉的人。这样看来，“看客”是一个贬义词，是冷漠的代名词。譬如你在街头看到有人吵架，看到邻居夫妻俩打架，看讨不到工钱的乡下人跑到高楼上自杀……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所以是旁观者。但是当这一切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你还能从苦难和不幸中挣脱出来，当自己的“看客”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恐怕很难。很多时候，我们在烦恼忧愁中痛苦挣扎，既为凡人，便为诸多琐碎之事困扰。
比如感情不顺利了，自己付出了全部，到最后却只换回了伤心一场，于是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怎么走也走不出去。感情就像是一个旋涡，叫人越陷越深，迷失方向。家事不顺心了，一大家子人，总觉得谁也不体谅谁，自己忙里忙外，到最后倒是里外不讨好。家庭矛盾越积越深，到了心灰意懒的时候，便想到劳燕分飞、各走一边。其实又何必自寻烦恼呢？我们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可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我们反倒是忽略了其中的真谛。仔细想想，很多时候我们感到烦恼，也许正是因为我们自己深陷到了当局之中难以自拔。南方某杂志社有一位女记者，因个性使然，将自己的个人私密情事变成了网上文字，结果在媒体的爆炒之下，她突然成了众矢之的。在众多网友的谩骂声中，她的精神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某日看到了她的一个专访，她坦露了自己度过那个危险期的办法。她是这样说的：“在那个网络癫狂的时期，我猛然发现，被网友骂的那个人不是自己，而是别人。我甚至跟帖也骂了那个已不是自己的‘自己’。
我突然发现，自己也成了看客，这真是一场闹剧。”这种超越自我、拯救自我的好心态令人欣赏。能豁达地将自己当成局外人，当一次自己的看客，才能更好地看清事物的本质，才可能有更多的空间和余地思考人生。如果我们把生活比作一个球的话，那么我们就是球场上的球员，为了一个球而努力争夺，或喜或悲。但如果有一天你走出球场，远离了球场上的硝烟，坐在看台上，重新审视球场上一切的时候，也许你会发现，虽然你一直身处其中，但却从来没有看清过这片天空。剥开事实的洋葱事实可能被打扮，但真相不容许被掩盖。在各种被打扮的事实面前，我们应当苏醒我们的忏悔意识——剥开事实的洋葱。27年10月，世界田坛最具爆炸性的新闻无疑是“琼斯招供”事件。这位美国田坛昔日的“女飞人”，在经过七年的痛苦挣扎之后，勇敢地说出了真相。她主动坦白自己曾经在比赛中服用过兴奋剂，并上交了五块奥运奖牌。站在法庭上，琼斯泪流满面痛心疾首：“我辜负了所有热情的支持者和朋友，我出卖了那些信任我的人。
现在我只有退役，离开这令人伤心的地方。我希望我的行动能够赢得你们的原谅，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我会对此负责。”“琼斯事件”让我们想起了君特·格拉斯。从1944年到26年，格拉斯在沉默了六十多年之后，最终选择了坦诚相告——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剥洋葱》中揭开了埋藏于心底的道德伤疤：他曾经在十七岁那年参加了德国纳粹的武装党卫军。很快，格拉斯招来了一片指责之声。有人抨击道：“德国前总理科尔过去曾经参加过一个类似于纳粹外围组织的机构，格拉斯一直都非常激烈地对他进行批评。现在大家会认为，他也是这个背景，为什么还要批评人家？”“当年，德国总理科尔陪同美国总统里根参观比特堡的德国士兵公墓，因为墓地还葬有四十九个武装党卫军尸体，此举招致了国际性的批评。格拉斯就是其中一个激烈的批评者。
《剥洋葱》风波开始后，有德国媒体嘲讽道，格拉斯本人也许就可能是墓地中的第五十个党卫军……”尽管议论声一片，但这位老人却因此而更加值得我们尊敬——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所具有的背景而减轻批评的力度，这证明他实际上是在作自我批判。“洋葱”剥到这个份上，无异于向世人宣告：对丑恶的揭露与批判决不可因自己有染便留一手。在生命的垂暮之年，在没有任何外力逼迫的情形下，格拉斯敞开了自己充满羞耻感的心扉，这段经历虽然引发了轩然大波，使他遭遇了“压倒性的批判”，但我们相信，这并不会辱没格拉斯的人格光芒。
相反，只有敢于直面人生真相的人，才是充满勇气的、有力量的人。人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人们也习惯于美化自己人生中美好的一面，而将丑陋的、阴暗的、不愿为人所知的那些东西，紧紧地包裹在洋葱的内核之中。但格拉斯却以剥洋葱的比喻解剖了自己：“在剥洋葱时，会一层皮一层皮地剥，最终剥开历史的真相，辛辣而残酷的内核令我诧异，睁不开眼睛，甚至还掉下眼泪，但人们终究得选择直面真相。”其实，不论是琼斯，还是格拉斯，敢于面对真相，前提都是他们忏悔意识的苏醒。如果他们选择继续沉默下去，将事实的真相永远掩埋，那又将如何呢？然而，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那种行为，虽然有损于他们的赫赫声名，但却给了他们内心一份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