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还很年轻，只因机缘巧合，我的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三教九流的人都想要同我结识。
我刚踏入伦敦的文人圈子时，心情既羞怯又很期待，现在回想起种种往事，不无惆怅之感。我已经很久没有出入这个圈子了，如果现在小说里描写的伦敦如何独领风骚都是准确的话，那可见伦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人聚会的场所已经换了。原先是在汉普斯台德、诺丁山门、高街和肯星顿，现在已被切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那时四十岁以下出名就被看作了不起的人物，如今过了二十五岁才崭露头角就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我想，在那个年代我们都羞于表露情感，生怕被人嘲笑而有所收敛，尽量不让自己显得高傲自大。我当然不认为当年那些风雅放浪的波希米亚文人都是奉行禁欲文化的，可我也的确不记得文艺圈何时有过如今似乎大行其道的这么粗俗的放荡滥情。那时我们并不认为用体面的沉默来遮掩自己的奇思怪想是一种虚伪之举。我们并不是对什么都直言不讳的。女性也还没有获得完全独立的地位。
那时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我记得每次去拜访好客的文学圈人士，我都要乘公共汽车绕很大一圈。因为胆怯，我总会在大街上来来回回溜达半天才能鼓足勇气去按响门铃。然后，我在诚惶诚恐中被领进一间挤满了人、闷得透不过气的屋子里。我被介绍给一个又一个的名人巨匠，他们善意地夸赞我写的书，那些溢美之词让我感到特别不自在。我感觉到他们都期待我能对他们说出几句机智的妙语，可是直到聚会结束我也没能想出一句可说的。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我就不停地给在座的人斟茶递水，把切得不成形的黄油面包递给他们。我只希望谁都不要注意到我，好让我可以悠然静观这些名流雅士的做派，听听他们的妙语连珠。
我记得在座的有几位身材高大、腰板挺得笔直的女人，鼻子很大，目光贪婪，衣服穿在她们身上好像是披着一身铠甲；我也记得有几位长得老鼠模样的枯瘦老处女，说话细声细气，眼珠子转来转去。这些老处女在吃黄油面包时也执着地不肯摘下手套，这让我至今想起来仍禁不住啧啧称奇；我还发现，她们会在以为没人留意时若无其事地在椅子上揩手指头，这种举止也让我钦佩不已。这肯定会弄脏椅子，不过我猜想，下次轮到这位女主人去朋友家做客时，她肯定也会对朋友家的椅子以牙还牙。有几位女士衣着时尚，她们说，死活不能明白为什么因为自己写过一部小说就非要穿得邋里邋遢？既然你有一副好身段，那就不妨尽情显露出来，何况从来也没有谁是因为在俊俏的脚上穿了一双时髦的鞋子而阻碍了编辑采用你的“大作”。不过也有几位认为穿着时髦是有失庄重的，有这种想法的女士一身“艺术装束”，佩戴的首饰也是原始风格的。男人则很少打扮得怪里怪气。他们尽量不让人看出自己是作家，总希望摆出一副精于世故的样子，不论到哪里都可以充当一名称职的公司文员。他们总是显得有些疲惫。我从来也不了解作家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让我感到很陌生，现在想来，他们在我眼里从来就不是真实的人。
我还记得，那时我总认为他们交谈起来个个口若悬河，也时常领教他们如何当面称兄道弟，一旦哪个兄弟作家刚转身离开，就会立刻用尖刻的俏皮话把他撕成碎片，这样尖刻的幽默总会让我听得瞠目结舌。艺术家有一个常人所没有的优势，他们不仅可以讥笑朋友们的外表和性格，还可以嘲弄他们的作品。他们总能表达得如此一针见血，如此滔滔不绝，实在让我望尘莫及。在那个年代，谈话仍然被看作是需要修炼的艺术；巧妙机智的对答要比“锅下烧荆棘的爆裂声”[8]更受到赞赏；格言警句也还不是愚笨者可以用来冒充才智的工具，而是给文人雅士的闲谈增添风趣的佐料。遗憾的是，那些机敏的妙语我一句也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总要在话题转到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行业的另一面，也就是谈论起书稿交易的种种细节时，大家才会真正畅所欲言。在评判完一部新作的优劣之后，自然还要推测一番这本书卖出了多少本，作者拿到了多少预支稿酬，最后可以赚到多少钱。接下去我们会谈论出版商，比较哪个出版商慷慨大方，哪个小气吝啬。我们还会争论把稿件交给支付稿酬优厚的出版商好，还是交给会推销卖得好的出版商更划算。有的出版商广告做得不够好，有的则精于此道。有的出版商能够接受新潮流，有的则墨守成规。谈完了出版商我们就开始谈论经纪人，说说哪些经纪人给我们争取到了好的交易。最后还要谈谈编辑，他们欢迎哪类作品的投稿，千字稿费多少，是立刻付清还是拖拖拉拉。对我来说，这些宏论都充满浪漫情调。我能从中享受到跻身这一神秘兄弟会的亲密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