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
“译文”不要随意改变已经下达的命令，不要勉强他人去做力不从心的事，说话过头一定是多余、添加的。
政令不能朝令夕改，矫枉过正。做人也应该如此，善始善终，不可朝三暮四，令人觉得你包藏祸心——即使你心有此意。常言道：“做人要给自己留有余地”，即为此意。
日本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讲过年轻时谒见高僧时的情形——在走廊上行走要低头，进禅房要低头，高僧面前正坐要低头，三次低头之后，神秘感也会随之产生。由此可见神秘感并非事物本身所原有的，而是人为的原因，促使人变成“神”。大多数名人在群众眼中的神秘感大抵是这样产生的。而名人的沉默、冷峻、威严、深居简出，则加强了这种神秘感。文化层次越低这种感觉就越强烈。因为不了解，出于好奇，就会凭借自己仅知道的一点信息，猜想着生活中名人或是领袖人物的喜怒哀乐。法国前总统戴高乐说：“我发现在别人心目中，有一个叫戴高乐的人，这个人实际上是我以外的人……一个比夏尔·戴高乐真人高大的人物。我知道我必须考虑这个人。考虑这个戴高乐将军，我简直成了他的俘虏。”戴高乐将军所反映的现象是真实的，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名人在庆幸自己在大众心中占着重要一席地位的同时，也应看到这些现象透露出的危机：自己正在不断偏离群众，脱离大众，正在超脱于生长的土壤，将自己连根拔起，所以还大众一个有血有肉、平易近人的名人形象非常重要。
有这样一个虽然不是名人，但却性质颇近的案例：辽宁A市，有一家汽车修理部，规模挺大，可承接各式汽车的中型维修，老板叫朱伟。附近还有他同族人开的洗浴中心和火锅城。当初朱伟夫妇俩是从河南背着个小行李卷来A市落脚的，妻子为人轧制沙发套，丈夫在一家汽车修理部当小工，住在租来的一间平房里，生活是很艰难的。不久他的父亲又从河南老家给他们送来了他们的一对儿女，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好心的邻居们都经常帮助他们，对老欺负他们子女的孩子都严格管教。为此，朱伟夫妇对他们租住的左右邻舍也都非常感激，有的邻居请他们轧个沙发套什么的，他们有时也不收钱。
经过几年的奋斗，他们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变，他们改租了邻近路边的几间较大的房子。朱伟已经可以自己为人修车了，且生意很好。接着朱伟买下了所租的房子，自己经营上了汽车修理部。老家的两个弟弟和侄子，也过来帮忙，朱伟开始赚钱了，朋友也多了，路也宽了，和当地的派出所关系也很密切，于是朱伟也长脾气了，他的儿子还时不时欺负邻居的孩子。因为家里有钱，他儿子也善交际，在当地还“立了万”，无人敢惹。朱伟经常与工商、电业、公安和社会上结交的一些朋友出入饭店、桑拿、歌城，已经不与邻居谈话了。
一次，因朱伟用车运来许多大大小小的旧汽车轮胎堆在房间的周围。过往的人很不方便，几家邻居找到朱伟让他往边上重新堆一堆。朱伟便打电话找来十几个人推搡这些邻居，最后竟将一个邻居踹倒在轮胎上；这个邻居的儿子知道此事后，找到朱伟打了他一拳，朱伟便到医院花了600多元看病并找来派出所干警，让邻居报销医疗费，还罚了200元钱。朱伟经常换姘头，也因此与原来的妻子经常吵架。他买了轿车，经营了桑拿洗浴中心、火锅城，吵得附近的居民半夜也睡不成觉，只好忍气吞声。
2001年7月，朱伟的妻子与儿女回老家探亲。一天夜里11点多钟，朱伟从外面与朋友玩麻将回来，他将轿车停到门前，刚一下车，就上来三四个人猛地将他打倒，并抢走了他的手机和身上的钱。在撕扯当中朱伟死死抓住其中的一个人不放，那个人掏出刀子狠狠地刺向他的肋部，随后几个人逃走了。抢劫的过程，有的邻居已经从屋中听到了，但无人走出来干涉。后半夜以后朱伟的弟弟与人从火锅城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哥哥已经死在车前。后经法医鉴定，刀子并未伤及要害，朱伟是因流血过多而死。如果有人及时救护，只要将刀口捂住送到医院就没有生命危险了，可惜无人出面，只是看笑话。朱伟从河南到辽宁打工创业，辛辛苦苦十几年，最后却因趾高气扬而客死他乡。
走出封闭的天空，去多多交流沟通，主动与街坊邻居加深感情，并不会降低自个身价，也不会有毫发损失；放下矜持，摒弃冷漠，与别人开句得体的玩笑，在大众中所具有的威信也不会随之而减少。名人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并非仅依靠那种爱理不理，趾高气扬的形象来维系。应该用真挚的情感面对热心的群众，展示出美好的自我。
做人如果高高在上，游离于目标之外，也就断绝了决策赖以形成的各种第一手资料，将造成因沟通不畅产生的隔阂，进而影响总体效益、个人形象及人际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