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闻一多来到长沙临时大学(临大)。此时闻的好友顾毓琇来访。顾时任教育部次长，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一多认为这是做官，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断然谢绝了。妻子高孝贞非常生气。她希望丈夫能接受这项工作，可以在汉口留下来，和她一起照顾家庭。她担心万一日本鬼子打来，要逃难，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怎么办？所以她反复恳求丈夫留下来，但闻一多就是不答应。高孝贞越想越生气，闷着头流眼泪，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甚至闻一多起程回长沙那天夜里，都不起床与丈夫告别。丈夫走后，一个月也不给他写信。闻一多途经武汉时，写信请妻子原谅。
后来又多次写信回来，叮嘱妻子和孩子们各种注意事项。但是高孝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写，也不叫孩子写。1938年2月15日，闻一多又写了封长信向妻子解释，说：“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答应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说去？”最后说，自己就要随学校到昆明，“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高孝贞这才消了气，给丈夫回信。
在联大读书时，汪曾祺对感兴趣的课舍得下气力，加上有灵气，因而很能出彩。但有的教授喜欢遵守纪律、刻苦治学的学生，在这类教授面前，汪就不太吃得开了。朱自清教授教宋诗，要求学生详详细细记笔记，还要定期考试，小考之外还有大考，汪有些不适应，就经常缺课。结果，毕业时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想让朱收汪当助教，朱一口回绝，说：“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但是，闻一多却很喜欢汪。那时，闻一多的政治态度已出现转变，汪则对政治基本不闻不问，甚至对闻参与政治的做法还有些不以为然。一次，汪受一家小报之托，到闻一多家约稿。闲聊中，闻对汪颓废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汪也不示弱，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不同意见。两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分手之后，汪意犹未尽，提笔给闻写了一封短信，信里说闻对他“俯冲”了一通。闻很快写了回信，说汪也对他“高射”了一通。当时日军飞机常常轰炸昆明，俯冲、高射一类的军事用语一般人也很熟悉。闻还叫他晚上不要出去，要来看他。当晚闻一多到汪的住处，又对他进行了一番劝导。
陈梦家是闻一多的学生，同样不修边幅，两人相处颇为相得。而闻曾写一短简给陈，称之为“梦家吾弟”，陈回称他为“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闻是不肯稍予假借的。
新诗形式上，闻一多既善于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注意保留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的传统，提出了一套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从到武汉大学开始，闻一多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功夫，涉猎之广，研究之深，成果之丰，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后无来者。”
闻一多的夫人说，闻一多有时候半夜里头睡着觉忽然一下子坐起来，夫人醒了忙问“干什么干什么？”他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那一个字，那个字应该怎么考证怎么考证。
自从来到蒙自后，闻一多就一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郑天挺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后来文学院迁回到昆明，罗庸在一次学术讲演会上讲起这件事，结果“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个雅号传遍整个校园。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等近10门课。“诗经”和“唐诗”最受学生欢迎。他讲课极为生动，介绍诗歌的时代背景如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诗人生平如讲自己熟识朋友的趣事逸闻，分析内容形式又如诗人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
闻一多讲唐诗是联大叫座的课。如果说朱自清沉静似水，闻一多则热烈如火。他原来就是诗人，对唐诗的理解，其见解和感受有别于其他学者。闻一多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汪曾祺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一多当为第一人。
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讲《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千古名句，写出士兵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讲时还摸着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子，流露出无限的感慨。
闻一多西南联大的学生李凌后来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在教室之外，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楚辞》很复杂，但句子很优雅。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而且因为闻一多每次讲课都有新的内容，所以很多人赶着来旁听，尽管这样没有学分。
闻一多特别欣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首诗有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意味。让我们看到他作为民主斗士金刚怒目的另外一面。何兆武认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到终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
闻一多先生在写作大量振聋发聩的新诗之余，对篆刻艺术也钟情有加。1927年夏，在致饶孟侃的信中，他以幽默风趣、轻松活泼的比喻，表达了自己对篆刻艺术的热爱之情。信文如下：“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谅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1944年，闻一多给华罗庚刻印一方，边款为：“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碜，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昆明接近象牙产区，欣赏和收藏牙章当时颇为盛行。有几位老朋友知道闻一多擅长篆刻，出了个主意，鼓励他公开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业余从事，不致影响教研工作，也可借此改善一下生活。浦江清教授特撰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文曰：
秦鈢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斲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闻一多治印的润资，明码标出，刚开始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他治印不直接收件，委托青云街、正义路几家笔店收转。《润例》贴出后，昆明城为之轰动，求其刻印者络绎不绝。
曾有一次，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闻一多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了好半晌，末了只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