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社当红花旦俞珊因饰演“莎乐美”而声名远播，红极一时。伯乐田汉为其流连忘返，新月才子徐志摩、梁实秋和闻一多为她心生涟漪。赵太侔休妻明志始获芳心。俞珊的惊人美貌与极具杀伤力的魅力，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谈资。
俞珊(1908—1968)，浙江山阴人，家世显赫。祖父俞明震，前清翰林，曾任江南水师学堂督办(校长)等职，是鲁迅的老师。父亲俞大纯，留学德国时与陈寅恪同学。叔父俞大维是国府要员。弟弟俞启威(化名黄敬)与江青有同居之好。俞珊生于日本东京，少时就读于天津南开女中，后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29年田汉到该校导演《湖上的悲剧》，惊见她美丽的容貌、诱人的气质和别具一格的神秘侧影，是一个典型的Vampire女郎，便热情邀请她加入南国社。
俞珊加入南国社后，果然不负众望。在第二期公演中，因出演“莎乐美”，名声鹊起。特别是她那张穿着舞衣，浓妆淡抹，一腿跪在地上，手中托起银盾，盘中一个人头，想看又怕看的“莎乐美”剧照，迷倒了众多的文人雅士。随后，她又在田汉改编的《卡门》中，塑造了一位热爱自由、富有反抗精神的吉卜赛女子形象，名声更是如日中天，成为南国社后期一颗璀璨炫目的明星。田汉对她的演技非常欣赏，乃至引起了妻子的不悦，两人还为此发生过口角。俞珊在影艺界崭露头角时，其父却认为女儿在舞台上饰演风骚女子，不但有伤风化，而且有损于自家门风，便不让她再演戏了。俞珊抗争无果，只好含泪退出南国社。俞珊的离开，使南国社元气大伤，田汉更是愁肠百结、心绪烦闷。他在《离散以前》中写道:“金粉益增秋水俊，茶花宜插云鬓偏。”
俞珊在舞台上的魅力并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消失，反而更具诱惑力。当她走向生活时，新月才子们却围着她上演了一幕幕远比舞台更为精彩的戏剧。
俞珊的貌美和魅力，使时在南国艺术学院任教的诗人徐志摩，顶礼膜拜。当时，徐志摩夫妇住在上海，其书房的墙上悬挂着一幅俞珊饰演《莎乐美》的剧照，旁边还有一件她在剧中的舞衣。有一次，俞珊到上海演出，徐志摩前去捧扬，来到后台看她化妆，俞珊忽然喊道:“啊呀，真要命，我要小便，我要小便！”徐志摩闻言，便四处寻找，几经忙乱，找到了一只痰盂，一本正经地双手捧上，口中还高声念道:“痰盂来哉！痰盂来哉！”后来，俞珊在排演《卡门》时，为了塑造好卡门的形象，常常登门向徐志摩夫妇请教。徐志摩心花怒放，陆小曼看在眼中，醋意顿生。俞珊走后，她对徐志摩警告道:“你可不能拿辜老(辜鸿铭)的茶壶比喻来做借口，而去多置茶杯。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可不行。”
徐志摩只好把欣赏俞珊的心收回，投身在《新月》杂志的编务上。可俞珊的倩影却常常萦绕脑际，挥之不去。在与梁实秋、余上沅等人闲聊时，仍情不自禁地大谈起俞珊如何的迷人。言者有心，听者有意，梁实秋不免心动，央求徐志摩介绍。待与俞珊相识，始信好友所言不虚。1929年8月，俞珊主演的《莎乐美》在上海公演时，他专门前去捧场。之后，撰写《八月三日南国第二次公演以后》的剧评，发表在熊佛西主编的《戏剧与文艺》第5期上。或许理胜于情，抑或他此时已有暗恋之心。总之，梁实秋在文中对俞珊饰演莎乐美所表现出来的“诱人”颇有微词，希望“唯美派的肉欲主义的戏”，“不要演了罢”。田汉为此驳斥他是假道学，只看到“很短很诱人的精彩”，并不了解唯美派的意义，其说辞与“某小报的批评家一鼻孔出气”。
田汉的讽刺不无道理，梁实秋到青岛后，仍难以忘却上海的俞珊，常常在给徐志摩的信中，垂询她患伤寒的近况。俞珊闻讯，甚为感动。病愈后，她便来到梁实秋任图书馆馆长的青岛大学“追随请益”。
俞珊的到来，搅乱了青岛大学的一池春水，使一群新月才子、知名教授理不柬情、春心萌动，掀起了许许多多的“艳闻”。梁实秋对“艳闻”的解释是:“一是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虽然结果不太圆满，一是古井生波而能及时罢手，没有演成悲剧。”前者是指赵太侔为了追求俞珊而休掉结发妻子。赵太侔(1889—1968)是山东益都人，曾任教于北平国立艺专，是20世纪20年代国剧运动的倡导人之一，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后致力于戏剧改革。1929年秋，他任山东实验剧院院长时，李云鹤(江青)考入该校就读。一年后，学校停办，李云鹤前往北平寻找出路。“九一八”事变后，她又折回青岛，通过赵太侔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
俞珊来青岛大学后，不苟言笑的赵太侔，惊为天人，潜藏着的爱的情愫，疯狂爆发，矢志追求。此时的李云鹤也乘隙纠缠他，常常到赵家献殷勤。俞珊为了摆脱李云鹤的骚扰，将自己的弟弟俞启威(后改名黄敬)介绍给她。不久，两人即同居。黄敬本是中共地下党员，后任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3年4月被青岛特别市市长沈鸿烈抓获，判处死刑。为了不让李云鹤受到牵连，赵太侔和俞珊将她推荐给上海明星公司导演史东山。来到上海后，李云鹤以俞珊“表妹”的身份借住在田汉家，并通过田汉等人的关系以蓝苹的艺名进入大上海的影剧界。
黄敬被捕后，赵太侔利用自己的威望(时任青岛大学校长)，将他救出。从而，赢得了俞珊的好感和信任。1933年12月，俞珊与年长自己19岁的赵太侔喜结连理。
俞珊的迷人，不仅使赵太侔无法抗拒，连理重于情的梁实秋也为此闹出了许多“话柄”。徐志摩在1931年6月14日给陆小曼的情书中写道:“星期四下午又见杨今甫，听了不少关于俞珊的话。好一位小姐，差些一个大学都被她闹散了。梁实秋也有不少丑态，想起来还算咱们露脸，至少不曾闹什么话柄。夫人！你的大度是最可佩服的。”从徐志摩的信中可知，梁实秋因俞珊而与赵太侔“争风吃醋”，斯文扫地，丑态百出。徐志摩此说在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中(1931年7月4日)也得到佐证:“梁实秋已不‘古典’了，全为一个女人的原因。”梁实秋对俞珊的迷恋，只开了花未结成果。但在他的心灵深处，俞珊却是不能取代的。当他生命走向倒计时，他在睡梦中还常常念叨“俞珊”的名字。
在俞珊未曾答应赵太侔求婚时，闻一多也为此着迷，并陷入到不可自拔的境地。相比于徐志摩对爱情的率真、赵太侔的执着和梁实秋的仰慕，闻一多起初也不乏果敢，把眷属送回老家。可随着俞珊与赵太侔关系的逐渐明朗，他只好把炽热的一腔情愫化为滚烫的诗句。这就是徐志摩所言的“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虽然有人考证《奇迹》源于闻一多与方令孺的“一段情”，并从方令孺的《诗一首》和《灵奇》看出她对《奇迹》一诗的“回答”。然而，真相是否如此，还缺乏更有力的证据。1930年夏，方令孺来到青岛大学中文系任教，因她的侄子方玮德(新月社后起之秀)是闻一多的学生，两人又是上下级关系，都钟情缪斯，自然会有所交往，产生好感自然难免。然而也仅止而已。闻一多自己有妻小，方令孺又正在闹婚变，况且她比闻一多还大两岁(时年33)，闻一多不可能为之产生“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的“奇迹”。
他自己在给好友朱湘、饶孟侃的信中，言及方令孺也只是说:“此地有位方令孺女士，方玮德的姑母，能作诗，有东西，只嫌手腕粗糙点，可是我有办法，我可以指给她一个门径。”杨振声等人在顺兴楼搞聚会时，闻一多主动推荐方令孺，遂号称“酒中八仙”。志同道合，形同哥们，何来“奇迹”可言。那令闻一多魂牵梦绕的佳人十有八九是俞珊。沉醉其中的梁实秋，在日后怀念闻一多的文字里还无不醋意地写道:“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自己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金介甫认为，沈从文在《八骏图》所描写的八位教授中，“有两位是影射闻一多和梁实秋(只是他们的学术专业变动了一下)”。小说中的影射较为明显，那个穿黄裙子的女子，或许就是暗指俞珊;教授庚，则是指赵太侔。文中的主角达士，无疑有闻一多的影子和沈从文的感悟。闻一多知道这样的恋情不会有结果，加上好友的规劝(徐志摩亲自前往青岛大学“警告过俞珊，要她约束自己”)，他放弃了生命中的“奇迹”。
从此观之，“莎乐美”俞珊的魅力是非凡的，徐志摩说她差一点把一个大学闹散，不假。可俞珊的命运又是不幸的，与赵太侔的姻缘，在抗战胜利后结束。因与江青的关系，她在“文革”中惨遭抄家和剃“阴阳头”的侮辱，1968年悲愤而死。或许是巧合，同年，赵太侔投海自尽，田汉含冤去世。与之有瓜葛的几位才子徐志摩(坐飞机失事)和闻一多(被特务暗杀)也不得善终。只有梁实秋是个例外，老年时还上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黄昏恋。
丁玲与沈从文结识于1925年初。沈从文向《京报》投稿与胡也频相识，丁玲听胡也频说沈从文“长得好看”，特意与胡来看望，从而开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剪不断、理还乱的沈丁恩怨。
因同为湖南老乡(丁玲出生在安福县，即现今的临澧，与凤凰共傍一条沅水)，如今又漂流在京，对故乡的怀念，很快就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当时，丁玲独自住在通丰公寓，正打算报考艺专。在沈从文眼中，丁玲是个“圆脸长眉大眼睛的女孩子”(《记丁玲》，第32页)，不爱修饰，有一点男人气质。沈从文与之相识时，胡也频已经爱上了她。丁玲事业受挫，又时常思念夭亡的弟弟和远在家乡的母亲，心情抑郁。不久，她便独自回乡看母，胡也频随后徒步尾随而至。当沈从文1925年中秋节再度与他们重逢时，丁玲已经接受了胡也频的爱。丁玲与胡也频重返北京后，全靠丁玲母亲接济。因经济拮据，两人又年少，时常为一点小事争吵，沈从文从此充当了和事老和救火队员的角色。
三位爱好文学的青年，因发表文章屡受屈辱，便萌生了自己挣钱办一个刊物的想法。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好画饼充饥。后来，丁玲和胡也频在北京待不下去，两人又返回湖南。这期间，胡也频经常将诗稿寄给北京的沈从文，托他转给渐趋熟悉的《晨报》和《现代评论》发表。由于胡也频、丁玲的字体和行文方式与沈从文不分伯仲，刊物和读者几乎都误认为胡也频、丁玲是沈从文的另一笔名。为此，沈从文、丁玲和鲁迅之间还产生了一场严重的误会。1925年4月30日，丁玲因上学无望、处境艰难，向鲁迅写信请教人生的出路问题。鲁迅不知丁玲其人，向人打听，听孙伏园说，周作人也曾接到同样信件，笔迹很像休芸芸的(沈从文曾在周作人编辑的《语丝》上发表过《福生》，周作人自然记得他的字)。鲁迅便认定此信是沈从文化名而写，而他本人又最讨厌男人化用女人名字，所以未曾给丁玲回复。这种误解，导致沈从文在鲁迅生前未曾与之谋面。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彼此在文学上取得成就的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