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由于雅集地点改到上海，而且陈、高、庞三位编辑员对柳亚子的密谋完全没有知闻，他们对柳亚子也根本没有戒心，所以雅集之时三位编辑员果然都如柳之愿缺席，这样柳亚子就避免了与其“革命”对象的正面冲突；接着柳在会上以《南社丛刻》第一、二集体例混乱，陈、高办事马虎为理由，提议加以整顿，改选编辑员。于是在这次雅集上进行了改选，结果是：景耀月为诗选编辑员，宁调元为文选编辑员，王钟麒为词选编辑员。值得注意的是，景耀月当时没有到会，宁调元也远在北方，被选为编辑员都没有经过他们本人的同意，所以他们“后来推辞着不肯就职”，“就是王无生（王钟麒），好像也说事情很忙，没有实行编辑的工夫”（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
不难看出这次号称“干部革命”的改选完全是柳亚子处心积虑的一个阴谋。首先，实行改选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南社社刊初创，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果对社刊的编辑不满，可以提出意见来商量，改进体例也并不困难。其次，改选之事没有事先知会三位编辑员，这不但是对他们的不尊重，在程序上也不合适；由柳亚子等少数几个人如此瞒天过海进行操作更是欠妥。第三，新当选的三位编辑员中，两人没有到会，而且当选为编辑员也没有征得其同意，这显然也是很不正常的。而最后改选的三位编辑员都推脱不就职，很显然是不愿意被人当枪使，不想被柳亚子推到前台去面对原来的三位编辑员，这实际上是对柳亚子的做法表示不满。尽管如此，就柳亚子而言，这次改选却非常成功，也非常巧妙：这次改选之后，柳亚子本人仍然是书记员。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避免“夺权”的嫌疑，而另一方面柳亚子也自有准备。
由于改选的三位编辑员都没有履行职责（实际上是不能够或不愿意履行职责），于是柳亚子便以书记员的身份在实际上独揽了编辑员的责任——可以说，柳亚子不仅掩盖了自己放火的行为，反而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挺身救火的人。后来柳亚子又故技重演，在第五次雅集上，到会的高旭、柳亚子、庞树柏、傅熊湘、胡怀琛等南社骨干都没有被选为编辑员，而政务繁忙的宋教仁、远在日本的景耀月、没有到会的王蕴章却被选为编辑员，所以到编辑社刊的时候，宋、景二人忙于政治无暇他顾，而王蕴章更是身在南洋——三位编辑员又是都不能履行职责，于是柳亚子又“只好”独自担任编辑。柳亚子主持改选出来的编辑员没有就职任事，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却很少有人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一般只是赞扬柳亚子的热心肯干等等，这也未免太简单化了。试问既然明知几位编辑员不能够或不愿意就职任事，为什么还是要继续选他们？因为柳亚子就是要让他们不能就职任事，好让自己能够独揽编辑大权。正是通过这种手段，柳亚子不但在实际上把持了南社的社务，而且对不明就里的社友而言，柳亚子还能以“任劳任怨”独力编辑社刊的“功劳”赢得其拥戴。
独揽编辑大权还只是一个收买人心和培植亲信的过渡方式，柳亚子当然不甘心有其实而无其名，他的最终目的是成为南社实至名归的唯一领导者。于是柳亚子开始拉拢部分社友：“且说张家花园革命（即南社第三次雅集，也就是第一次改选）成功，我们都很高兴。还有张佚凡女士当选了庶务，这也是我的计划，我从十六岁就主张男女平权，至此可算小试其端了。
”（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按张佚凡当时的革命资历或文学才华，即使在女社员中也并不突出，柳选其为庶务，很难说没有拉拢社友的私心在内，所谓“主张男女平权”云云，不过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辞罢了——后来柳亚子连任主任多年，按《南社条例》可以自由任命书记、会计、干事，而且随着南社规模的扩大，杰出的女社员也更多，但是柳亚子再也没有任命任何一个女性社友。而且在后来的柳、高冲突中，张佚凡也站在柳亚子一方。1911年2月13日南社举行第四次雅集，柳亚子回忆：“记得天梅和我大闹其酒阵，座中也很分左右袒，却是我的方面人多，还有未来的女子北伐队队长张佚凡女士也出马相助。于是我哈哈大笑，说道‘得道者多助’呢。”（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所谓“未来的女子北伐队队长”，实际上也就是说张佚凡当时还没有什么资历；而且辛亥革命以后，所谓“女子北伐队”一度到处都是，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资历。柳亚子如此措辞，未免也有些捉襟见肘。
随着柳亚子地位的提高，在第七次雅集的时候，他又发动了一次“革命”，这次他意在把编辑员三人制改为一人制，即由一人全权负责。那么这个总负责人由谁来担任呢？柳亚子野心勃勃自以为舍我其谁：“人选则我来做自荐的毛遂，这是为了南社的前途，我认为用不着避免大权独揽的嫌疑的。”（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但是这次柳亚子却失算了。因为柳亚子此前的一系列举动，引起了高旭的不满——事实上柳亚子的第一次改选，陈、高二位就都有些不高兴，但是陈默认了，而高却咽不下这口气，于是柳、高之间开始有了龃龉。所以这第七次雅集，高旭也存有教训柳亚子之心。柳亚子回忆当时的情形：“那一天到会的人，也并不能说他们多数是高党，但俞剑华到南洋去了，失掉了我的右臂，连能持大体的陈陶遗、叶楚伧也都没有出席。来的人大半是马马虎虎的，对南社的过去情形，简直莫名其妙。他们认为‘众擎易举，独力难成’，是一切办事的公式，就不自觉地上了天梅的当，而把我苦心孤诣的计划，轻轻地否决了。
”（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这段话不啻是一张供状。所谓“高党”，意指亲近高旭的人，实际上这纯属子虚乌有，考察南社历史，没有发现高旭有运动其他社友之事。所以这只是柳亚子以己之心来度人罢了，因为南社中的“柳党”是真实存在的。柳亚子所说的俞剑华，就是第一次“干部革命”时的军师，与柳亚子同声一气自不必说；而所谓“能持大体”的陈陶遗、叶楚伧，也是“柳党”的骨干。但是此役“柳党”失之大意，柳亚子自以为羽翼已成，没想到仍然会受挫于高旭。会议最后决定仍然实行“三头制”，改选的编辑员为高燮、柳亚子和王蕴章。但是当选为编辑员并不能弥补柳亚子的挫败感，何况高旭更讥讽道“究竟谁是得道者多助呢”，故柳亚子一怒之下便登报声明永远脱离南社。柳亚子的恼羞成怒，不只是因为当时脸面无光，更因为这一事实证明：尽管他煞费苦心运动，尽管“那一天到会的人，也并不能说他们多数是高党”，但高旭还是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这说明高旭在南社的影响依然在他之上，这一点是他尤其不能容忍的。
不过柳亚子毕竟也是南社的发起人之一，他负气公开宣布永远脱离南社，无疑对南社的团结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为了挽回事态，南社多位社友屡次劝说柳亚子归社，高旭也觉得有点过火，所以也默许向柳亚子让步。但是柳开始表示坚决不归，后来口气有些松动，却又趁机抬高价码：“从前我是主张编辑员单独制的，现在，又发现着这办法的不够了。因为顾名思义，编辑员的权限，只是编辑而已，管不着其他的事情。而我这时候的主张，以为对于南社，非用绝对的集权制，是无法把满盘散沙般的多数文人，组织起来的。我就想进一步的改革，要把编辑员制改为主任制。并且，职员在雅集时由到会者推举，我也觉得不妥当……还有，书记、会计和干事（原来名称是庶务，第五次修改条例改称干事），都是担任事务方面的人才，在集权范围以内，是不需要推举或选举，而应由主任委托；在必要时，还可以由主任自己兼职的。”（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最后在“柳党”的姚光提出满足柳亚子的条件、高旭又一次作出让步的情况下，柳亚子才心满意足地归社了。
这次胜利无疑大大助长了柳亚子的气焰，随后的条例改革更对南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任总揽社务，连任又无限制，而且可以随意任命主要职员，这就很容易有专擅和结党之弊。而主任由通讯选举产生，看似民主，实则只是柳亚子吸取失败教训所作的有利于自己的变革。因为如果主任由雅集时推举，则参加者既不能控制，而现场局面也难以预测，难保不出现第七次雅集时的情况；而通讯选举则保险得多，从分寄选票开始都可以暗箱操作（南社日常社务已被“柳党”所把持），而且按规定通讯选举实行双记名法投票，即投票者也需要署名，这显然也有违民主原则，但有利于操作者分别敌我。按照如此条例，只要第一次能够当选主任，以后连任就不成问题了。
那么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次通讯选举情况如何呢？1914年8月，柳亚子“以代理书记员名义，发出通告，召集十月十日在愚园举行的第十一次雅集，通告中并附发选举票，请他们用双记名法，将被选举人及选举人姓名填注票内，即日邮寄南社驻沪办事处朱少屏代收”（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但在随后雅集开票时，到会人数却“文献无征”——没有记录。“在仅仅保留着的选举票上，知道这一次收到的票很少，是弃权的太多了。检点收到的票额，只有八十七票，我以五十票的多数，当选为主任”（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
按：到1914年8月，南社社友已有400余人，可见弃权的社友占绝大多数，这足以说明他们对这种貌似民主的选举不以为然，但是柳亚子的目的却已经达到了。此后柳亚子也一直连任主任，南社才开始了柳亚子独大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柳亚子担任主任之后，高旭只参加过一次临时雅集、一次正式雅集，而这两次柳都缺席，也就是说高、柳没有再在雅集上碰过面。可以说高旭不但主动退让了，而且日益对南社失去兴趣。陈去病也淡泊名利，甘心成为配角。柳亚子曾刻有“南社主盟”的闲章一方，足见其志得意满之态。直到1917年“朱柳公案”发生，柳亚子以论诗不合擅自开除社友，引起社内外物议沸腾，南社濒临分裂，柳亚子也自觉无趣，才于1918年辞去主任一职——但他还是推荐由姚光接任——而那时南社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