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文明只有一个：中华文明产生欧美及现代世界
诸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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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欧洲人“复制”中国历史上溯至三皇五帝，伏羲是“时间基点”。《圣经》本身差不多是以中国的历史观与天下观为经纬，汇集其自身的神话故事，借助于“四大发明”而编篡出来的。西方是基于中国的时空序列，杜撰它的“世界历史”的。17—18世纪的文化欧洲是“中国热”：前一半在荷兰，后一半在法国。在这近两百年中，前四分之三时间的“中国热”焦距于中国编年史，从而形成了“圣经架构”的世界历史（法国革命后，其宗教外衣被抛弃）；后几十年的“中国热”集中在中国的政治思想，那就是典型的“启蒙运动”。即“通过伏尔泰和其他哲学家们的活动，在1740年之后，中国的道德和政治学开始取代中国编年史，成为影响欧洲的主流。”
重申西方的历史学和“文明史”都是源于中国。西方的文明史是基于中国的编年史而伪造出来的，首先是根据中国的“时间序列”设计出“圣经编年”，再用它来纲纪“文明史”。诗云：“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并且，在《圣经》“演绎”文明史的过程中，反复核对“中国标准”（天干地支及《授时历》）。这里所说的西方“文明史”包括：A.“古典文明”（希腊、罗马）；B.“古老文明”（埃及、两河）；C.犹太—基督教史和基督教欧洲（中世纪史）。
西方模仿中国的造史运动可“一分为二”，并且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1.“历史学之创世纪”——神话成真，即16—18世纪在欧洲的“依葫画瓢、闭门造车”；
2.“历史学之十字军”——指鹿为马，即19—20世纪在近东的“科学考古、借尸还魂”。
应该特别指出，在其“发掘”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文明”的过程中，西方的相关学者们都几乎至始至终地使用“中国标准”，校准时间，定位归属；直到19世后期，它们“自成体系、自圆其说”、从而凌驾中华文明为止——把中国上古史砍掉了一大半（今天现代中国的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
在此只讨论“造史运动”的前一半（历史学之创世纪），讲五点：
第一、1600年之前：主要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东方信息（华夏、阿拉伯和蒙古帝国）的激荡下，从基督教游离出来的“人文主义”（一批神职学者）开始按照“圣经神话”杜撰“异教历史”；例如，臭名昭著的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 1432—1502年）虚构了17部专著，其中包括古代的波洛修斯的“巴比伦史”和曼涅托的“古埃及史”，它们已构成“泛西方”历史的重要素材。
第二、1600年左右：鉴于之前的神话和历史或是没有年代，或是时间混乱（例如，说上帝创世才几千年，又说“异教历史”则为几万、几十万年），少数神职学者企图“拨乱反正”，进行宗教统合。被称为“现代历史学之父”的斯卡利杰（J J Scaliger， 1540—1609年），偶然获得了有关中国历史及其朝代—帝王年表的信息（包括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的内容），受到启迪，用作基准，尝试建立“圣经编年”及其“子系统”（古典文明、古老文明），从而对层出不穷的无据可查的文史著述加以汇总，提纲挈领。
第三、17—18世纪：由于1600年左右的神职学者（编年史家）所掌握的中国历史，远非清晰和准确，他们所设计的“圣经编年”的时间轴线及其相关的“世界历史”，全是自相矛盾，谬误百出；因而，受到耶稣会士从中国传至欧洲的“信息爆炸”的冲击，尤其是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掀起巨澜，影响深远。于是，连续一百多年，好几代的欧洲学者们——包括科学家牛顿和启蒙旗手伏尔泰——都运用中国历史，对前不久刚形成的西方历史编年系统进行批判和修正，而使《圣经编年》越加贴近真实历史。
第四、按照常识，1582年罗马教皇颁布的《格里高利历》是公历的由来。但这是应当被质疑。因为该历法的前身——《儒略历》（古罗马）——并不存在；倒是之后不久，斯卡利杰根据中国资料“发明”了《儒略历》。再者，西方历法所基于的“圣经编年”形成于17世纪中叶，而在此之前，欧洲人基本上没有“时间观念”。最后，“公元”（A.C.）和“公元前”（B.C.）都是在17世纪被首次使用，却被说成是“古人发明”。《格里高利历》的问世实际上是很迟的，它应该是元朝《授时历》的模子铸出来的。
第五、西方历史不存在原始资料。西方的“原史”是神话。由神话杜撰、编篡“历史”；再通过科学考古加以“证实”。神话本于《圣经》，它是代久年湮的传奇故事之汇集；在四大发明西传之后，在文艺复兴时期首次被印刷成书，被嵌入基于儒释道而伪造的“希腊哲学”的内容。《圣经》的时间（创世纪、大洪水）混乱而离奇，直到在17世纪才被用“中国时间”加以设定和校对。有关耶稣、《圣经》、古罗马和犹太国的唯一“人证”——约瑟斯夫和《弗拉维奥证词》——是伪造的。
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斯坦德论述了在历史与历史学——尤其是编年史——上的“中西融合”，也就是在这方面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和改造。他写道：
……欧洲文献的“原创”在事实上不仅包括他们（耶稣会士）所提供的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资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包括他们基于原始的汉文和满文史料的“再生产”。
……传教士尽力记下广泛的中国历史，其中一些内容来自明朝的最新出版物，它们包含遥远的过去和当代历史。如此关于一个国家的博大而和持续的历史对于文艺复兴后期的欧洲来说，是相对新奇的。
……通过耶稣会士介绍中国历史，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传统融为一炉。如此著述吻合于“文艺复兴消褪”（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时期的历史学科的发展。它是威廉·鲍斯玛（William ****ouwsma）所使用的书名。他在其中概述地揭示了文艺复兴至现代早期的转型特点。耶稣会士的中国著述和同时代中国的相关写作皆很适合这个发展。事实上，不仅在耶稣会士的文字与中国的新书之间，而且耶稣会士与欧洲历史学之间，都存在着多维互动；它发生在各个层面上，涉及到时间概念和变化概念。
……近代以前的欧洲，时间和变化诸概念似乎没有意义。人们能知道……中国是线性和循环概念的共存。……在跨文化的意义上，当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年）返回欧洲时，他不仅带来全新的历史（时间概念：《中国上古史》），它比“圣经洪水”更早；而且还带来了全新的地理（空间概念：《中国地图志》）……。由此，从中国传入欧洲的历史知识构成了时代挑战的部分……。
……（耶稣会士）表述中国古代历史，这些文稿把一个全新的世界献给广大的欧洲观众，也就强化和细化了欧洲人的历史认同。
……耶稣会士把中国编年史与欧洲体系交织起来，革新（西方）古代时间和（基督教）普世编年（universal chronologies），使之变得适中。……由于“发现”中国古代历史，便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扩大了（欧洲的）“全球历史”的视野。耶稣会士的著述对欧洲编年史的冲击这一情况，已经被广泛的研究……。这儿，我只想简明地提出问题，强调在这个（欧洲）编年史上，中国的原始资料和欧洲文稿的互相作用。
……由于（西方）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神学的历史，《圣经》便成为主要的参考。除了“创世纪”，被相信发生在诺亚时代的洪水也是重要的计算参数。鉴于诺亚及其家庭是洪水灭除人类之后的绝无仅有的幸存者，现今人类应该是诺亚和他的三个儿子及其妻室的子孙。
17世纪中叶的欧洲涌现出众多的编年史，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詹姆斯·乌雪（James Ussher， 1581—1689年）的著作为代表的。它是基于“希伯来圣经”的拉丁文译本；按照该编年史，世界被创造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引者按：“创世纪”——开天辟地——仅是几千年前？何等荒谬！），洪水发生在1，656年之后，即公元前2348年。这是被天主教会普遍接受的编年史……。二是伊萨卡·福修斯（Issac Vossius， 1618—1689年）的著作为代表的，基于更早的“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七十士译本），……按照该编年史，世界开始于公元前5622年，洪水发生在2，256年之后，即公元前3366年。
问题是由中国引起的，以卫匡国的著作为发端，因为中国资料显示了洪水之前的历史记录。既然诺亚洪水已灭除万物，为什么还有历史记录呢？根据卫匡国，真实可靠的中国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952年（伏羲），……然而无论如何，中国的记录是非常可信的。在卫匡国的书出版之后的75年，杜赫德（du Halde， 1674—1743年）阐明了中国编年史令人信服的理由：它是持续的和详实的，它不像希腊和罗马的古史为神话，它是对基于天文观测的数据的验算，其古代历史是出自同时代的史官之手……。由此，中国编年史对欧洲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古代历史果真如此，那么，圣经的编年史就是值得质疑的，洪水不是灭除一切了吗？
……伏尔泰把世界编年史的开始置于中国，因为他认为该国的准确历史记录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编年史著作的存在，其通达和六十年循环的方法（天干地支），极大地便利了欧洲人的编篡历史。
（三）进步或发展的“原生机制”
在大家看来，进步或发展并非难事，似乎只要政策对路，心想事成；说深一点，人的内在潜能可以直接变为外在的生产力，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这里面确有“玄机”：“人的潜能”以及人智、人为、人欲和人口等，都是“双刃剑”；如果要把它们变成“正能量”，那是有条件、有代价的。就近现代而言，人们依靠“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所以喷腾潜能，逞性妄为，而驰骋于偌大的生物圈之中，直到生态耗尽、地球劫坏为止。只是各国的进步或发展的快慢颇有差异：一般来说，“海洋地缘”较佳的国家、霸权及其盟邦都能凸显“正能量”，而西方的受害者则承受内忧外患。但进入21世纪，随着陆地的机动与捷便超过海洋，越来越变得相反。
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近现代的“跃进景观”、生产方式和知识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制度，乃至整个文明，都只是人类社会的运动周期的一段“亢奋”，甚至是不正常的，或许是“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之前的“最后晚餐、回光返照、梦幻泡影”？这里仅讲文明的正面意义，“全球天下”是怎样被打通的，在此之前是哪个民族在发展？在近代以前，进步或发展必需“道”（道的智慧）。如果没有“道”，一切免谈（若无“道的智慧”，硬说有科学、有哲学、有历史、有文明，那都是虚构的）。这是因为在往昔，各地人群皆囿于其自身环境，天人关系是直接的生命攸关（没有“生态缓冲、回旋余地”）；在此情况下，任何“有为”（人的努力）均必须是有机互动、总体平衡，这就必需“道”的作用；否则的话，或是寸步难行，原始停滞，或者动辄祸荡，自体毁灭。
人类社会的发展缘起于易经式的“有序运动”。任何排外的或排他性以及对抗自然的文化、思想和宗教都不可能开启发展与文明，因为古人囿于他们自己的环境，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直接的互相抵消，结果为零。西方式或希腊式的“与自然作斗争”的知识系统西学在近代以前是行不通的，动辄自毁家园、自我毁灭；所以必需宗教禁锢，无从开发。所谓“西学”实际上是“中学”的碎片（“西学中源”），是中国的“道器合一、体用不二”的智慧中的功用部分，被疯狂开发、畸形放大而已。中古和上古的西方，都是零发展、宗教窒息或原始社会（请读：诸玄识《中国影响之前的欧洲》）。除非具有“道的智慧”（人与自然和解、和合），否则根本不可能产生“科学与文明”。
易经式的“有序运动”就是独步青史的中华文明。但它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却遭遇“地理瓶颈”（尽管中国人是从陆地和海洋上联通世界的主要的开拓者）。于是，由人口与生态压力所构成的“内在张力”，透过“战争与和平”向西发散，终于在地球生物圈的“薄弱环节”——西洋（东西半球的海洋捷径）——发生了历史性的突破，这就成全了西方。
质言之，宋明之际的快速发展很快便面临“内环境”的饱和，这一正一反乃经贸体、“中华圈”和朝贡制的扩大之推力，但也无济于事；故而积聚“紧张内压、文明张力”，它们既是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之加剧的根由，又是蒙古征服、郑和远航和科技扩散等的潜因。最后，在新形成的“全球天下”之中，“西洋、东洋”凸显地缘政治之战略优势，而其余世界的大陆海疆则变得无比脆弱。因此，宋明诸朝之启动近代化也就奠定了1500—2000年间的“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基本格局。
世界工业化发轫于宋朝。2016年9月初，G20在南宋首都——杭州——召开，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世界经济之“返本开新、更上高楼”。科技创新与经济起飞在宋明之际乃初具规模。麦克尼尔说：“这个世界体系……在公元1000年后有了迅猛发展，中国是它的中心。……虽然西方中心论极力贬低之，但事实上在1000年后的诸世纪中，中国是经济上最发达的。”
中国人致力于打通天下、联通世界，中国文化与科技的传播把广大人类从地理和宗教的双重禁锢中，解放了出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质变”：人们首次以“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而使“科技文明、物质文明”势如破竹、势不可挡。起先是，由于中国科技的传播把西欧的“海洋地缘”提升起来，使它成为联通和劫掠世界的捷径。从西欧到美洲的距离是中国人跨越太平洋的一半。于是，西方才是“天时地利、近水楼台、捷足先登、得天独厚”！
换句话说，宋明之际的相对快速的发展达到了“危巅”——再前进一步，就是“负能量”抵消和压倒“正能量”了；这是因为遭遇人口压力、生态极限和地理瓶颈，后者最为关键：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太平洋不利于“广土众民”的外向发展。于是，“负能量”转化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进而通过“战争与和平”（例如蒙古征服与郑和远航），夹带着科技与文化，向西宣泄“文明的张力”；终于在“西洋”这个生物圈自我保护系统中的薄弱环节，发生了突破，从而诞生了西方。
在中国文化与科技西传之前的千百年中，西洋的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都丝毫不具有文明价值；尤其是不列颠岛，它是欧洲大陆和海盗的双重的受害者。而后则发生逆转，西欧——特别是不列颠——变为最具战略意义，大有操控与扼制全球之态势。自从1492年以来，西方人的内在潜能——尽管是“双刃剑”——被最大化地开发，享有其“正能量”，因为它的负面性（负能量）不仅被疏解于外、嫁祸于人，而且成为摧残和淫猎外部世界的动因。全球资源财源皆滚滚倾注于西方。相比之下，那基于国土生态、普遍呵护环境而终古持续的中华文明，在发展上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西方文明是基于“海外生态”：有多大的“海外生态”供其耗丧，它就会产生多大的“人间奇迹”；相反，如果没有“海外生态”（近代以前）或者耗丧之（不久将来），那就等于零或是回到前文明状态，甚至挟持全体生命及生命星球返回于前生命的状态。
明清之际，中华文明严重受制于它的地理环境；尽管在此之前，这里一向是绝无仅有的自然的“适度挑战”，从而支撑着独一无二的绵延无疆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五千年成果到西洋那里却被神奇般地用于塑造一个畸形的“文明谱系”——反自然、害生态、非生命的古今脉络（真文明与假文明双管齐下）。质言之，主客分离、针对外物的西方文化及知识，包括“古希腊”的，都是“元一的道”的派生和变异；它们的“反其道而行之”、却能彰显价值，只是近现代的“暂时现象”。西方文化及知识既不能单独存在于人类步入生态饱和、环境超限之未来，否则便是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也不能单独存在于人们囿于国土生态、乡土环境之古昔，否则便是自毁家园、自取灭亡。在近代以前，“西学”和人在这方面的无限潜力，要么在“道的智慧”之下被“开物成务、利用厚生”，要么在“神权禁锢”之下被“扼杀在摇篮中”。
近代以前的西方，恒为原始巫术，而无“现世有为”，这是社会进化的反例。然而，西方从神本转向人文，从而来到近现代，几乎是从零开始、百分之百吸收中华文明。西方从“东学西渐、中学西被”获得了书写文字、民族国家、科技科学、制度管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哲学思想等。就连基督教也是在其大量撷取中国文化之后才变成今天这种世界性的宗教的。
近现代文明有“三要素”，即：A.俗世之社会，而非宗教的；B.有为之进步，而非蒙昧的；C.天下之联通，而非地方性的。这些在近代以前唯有中国具备，而西方则相反——原始、宗教、迷信。中国把它们赠予世界，与之共享，这就开启了普世的文明（近现代）。
剩下来的，像发展之快慢与福祸；那并非中国所能决定，而是客观的地理决定——要看地理环境可否让一个或一些民族寄生于“全球性生态”，果真如此，那就是“正能量”最大化，而地理环境相对差的民族则就不得不承受近现代的忧患了。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两者与科学本身或逻辑方法都基本上是无关的，也与文化、制度和传统都几乎无关，而近代以前的西方则根本没有这些因素。今人所赞的西学之方法论（逻辑、符号、公式等）都属于“人的潜能”，不能自生和自我创造。只是在“道的智慧”将人的潜能开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并且在一点条件下，它们（逻辑、符号、公式等）油然而生，顺理成章，——仅是工具而已，今人将其神化！爱因斯坦名言：“创新不是由逻辑思维带来的，尽管最后的产物有赖于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构。”而且，《易经》是人类的哲学与科学及其方法（包括逻辑、符号、公式等）总的源头。
科学—工业革命之由来是，联通世界，以“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而少数“海洋性”较强的民族（西欧），能够在中国传统科技的基础上最大化地绽放人的内在潜能。科学—工业革命靠的不是圆满的智慧，而是属于人的潜能的那些知识（人智）——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第二本能或第二天性）；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是人的“固有愚蠢”，因为它是“双刃剑”，对其开发和利用都是有条件、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是生物圈越来越不能承受的，也是人与自然直接的生命攸关的古代社会所不能承受的。
就其性质而言，近现代文明，即全球化、普世化的文明，纯属“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第二本能），它是传统的“道的智慧”和“道的文明”的衍生、质变和分离。由于人类破天荒地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一切都变得容易了——水到渠成、顺水行舟，科技发明犹如雨后春笋、春花怒放；“人间奇迹”好像打开闸门、呼之欲出；潜能爆发，翻天覆地，但生态环境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然而，这颗唯一的生命星球遭罹浩劫，它无疑是生物史的最后阶段！
近现代是“按本能行事”，它是“道”变异。任何一个与今同构或同质的古代文明、文化和传统皆不存在。偌大的生物圈“海涵”人的善与恶，宽恕人的罪与罚，人欲人智人为人口都是“爆炸”（引发人口爆炸和知识爆炸），直到倾覆星球家园为止。
人性在近现代也发生了蜕变。在历史时期，非性善而不可能有文明；虽然在非文明的地区各有善恶，但“恶”是被宗教禁锢的。而到近现代，“性恶、原罪”则被释放，洪水猛兽，泛滥成灾。人蜕变为儒家所论“人禽之辨”以下的人——近似于禽兽的野蛮人！那就是“有条件的理性”和“无条件的非理性”：前者即嫁祸于外、损人利己，这样在其社会内部就有了“理性”，也就有了民主、自由和法治；后者即“理性”的受害者或失败者，它深陷逆境，其政治——虽是拯救手段——也极具负面性。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的本源是儒家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及其历史实践（有教无类、学优则仕），是它们在道德和人性上的退化。
一个国家能够具备“有条件的理性”、从而充分体现“民主与科学”，靠什么？靠的不是制度与文化，那只是社会内部的能动配合、顺理成章；而是地缘政治的优势——迄今为止是“海洋地缘”，数百年的天时地利而已，并且这一切都是基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成就的基础上的。
“海洋地缘”是西方兴盛的基本原因。欧美的一切优势和优越性都是基于“海洋地缘”之上的，从今往后，它决定着该文明的存亡绝续。由“海洋地缘”所派生的首个次级的基本优势，即“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亨廷顿认为它是西方战胜异域、赢得世界的法宝。虽然在20世纪中后期，东方也盛行“有组织的暴力”，而且青胜于蓝（组织力与动员力之最大化），但其效果迥异：海洋地缘绝佳的西方在此方面是事半功倍——无需政治高压，而海洋地缘欠缺的非西方在此方面则是事倍功半——忍受极大内耗。然而在新世纪，西方和非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功效和它们在发挥组织力与动员力的方面，都正在走向反面。
麦金德说：“哥伦布时代（1500—1900年）的基本特征是欧洲几乎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行扩张。”西方是骤然**，突如其来，海洋地缘，顺风顺水，在内外战争中形成极具组织力与动员力的民族国家；而大部分的世界则都处于相对和谐的生活方式之中，无力抵抗侵略，因而难免沦为西方的猎物。到1900年，哥伦布式的西方扩张已经结束，整个世界变为封闭状态（一体化、地球村），即麦金德说：“从现在开始，即在哥伦布时代以后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与封闭的政治制度打交道。”从那以来，西方是愈益“内讧”——西方的敌人是其自身。
现代西方是凭借其海洋地缘，通过牺牲外部世界和地球生态来支撑其繁荣昌盛的；这截然相反于传统文明之“万物众生之共存永续”。它实在是一种“质变”：第一，进步和发展“从量变到质变”，从而进入“沸腾期”；第二，走到了历史的反面——人与自然从“动态和合”到“零和决战”，人类暂时得胜而已。西方文明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最大冲突”而获暴利，谁是牺牲者？西方从占美洲、灭土著、贩黑奴到印度殖民、瓜分非洲和列强侵华，在达到世界地理的极限之际，却是祸害自身，爆发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阴谋的“雅尔塔体系”置欧亚大陆的东部于“铁幕”，承受西方的负面（阶级斗争），剥夺其参与世界市场的权利；由此让西方喘息，再度繁荣，其办法则是饮鸩止渴、竭泽而渔——通过深掘生物圈，而是世界市场“立体扩张”，来支持其高消费、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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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明和它造成的“天敌”
文明是什么？它是在进步和发展上启动、推动人类社会。然而，文明的进程则是“正能量”与“负能量”俱增并作，同步升级。唯有能够承受忧患、恢复平衡、可持续性、长生久视的民族，才可以拥有“文明”。今人却误把它所衍生的破坏者当成“文明”（近现代的西方文明是“弑母”——弑杀自然母亲和文明母亲）。现代人的世界观与认识论皆囿于“西方中心论”的知识结构，有些学者陷溺于思想的谷底、故而藐视独一无二的高古文明。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真正的文明，其出现的几率之小和生存的难度之大，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倘若像西方和今人所崇尚的“与自然作斗争”的知识系统能够创造文明的话，那么，生物圈在人的面前则是毫无生命力、毫无意思可言的，遑论厚德载物、繁衍种群！果真如此，在人出现之后不久，生物圈就径直毁灭，哪能坚持几百万年到如今？人类战胜自然并非是直接对抗、正面冲突的结果，而是“正合奇胜”——坚持从正面“和解、和合”，而后在历史成就的基础上避实就虚，迂回突破。往古数千年的人与自然之和解、和合发生于中国，最近几个世纪的社会进化之突破、突变是从“西洋”（“海洋捷径”——地球生物圈的“薄弱环节”）开始的。
科学及科技百科，包括数学和逻辑等知识，都不是智慧，而属于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第二本能”，相对于人的一般生物本能而言）；它们原在传统中国被有限开发，而形成规模，而在现代世界得以释放绽放，裂变聚变。所以说是“西学中源”。
进一步说文明的诞生和延续的几率都是极微小的。在近代以前的数千年年里，文明所承受的忧患比它所收获的“正果”要小得多。文明是打破天地间的平衡，而又恢复之；所以，它难免导致、招致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遍天下的祸因乱源铺天盖地而来，聚爆于文明中心。如下列诗句所云：
天宝胡兵陷两京，北庭安西无汉营。
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
忆昔永嘉际，中原板荡年。
干戈南北常纵横，中原膏血焦欲尽。
时厌太平不厌乱，旃裘酪乳寻常贯。
炎凉几度改，九土中横溃。
汉甲连胡兵，沙尘暗云海。
文明是“树造”天敌：第一，由于它把越来越大的“天下”都启动了起来，从而由于技术和其他的文明成果之扩散；便在某些地区，原先的原始性和内倾性的争斗就会升级为较大的战争源，乃至形成征服世界的暴力。第二，文明本身因其处于河谷平原，地缘战略乃被动，不堪淫猎，深受其害。中华文明先后“树造”了两个征服世界的天敌：1.草原暴力（匈奴和蒙古征服等）；2.海洋暴力（西洋和东洋列强等）。
在全人类都是处于封闭隔绝的历史时期，唯有中国人通过陆海丝路、国际贸易、朝贡制度和远洋航行，凭借指南针、航海图和《授时历》等，打通天下、联通世界。但明朝则戛然而止、实行海禁，似乎功亏一篑、功败垂成？今人诟责，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让我来为明朝说些“公道话”：
先看宋朝。其经济与科技每向前一步，却只是在军事斗争上暂时有利于己方，稍后则加倍地提升“文明的天敌”的地缘战略优势，以致河谷平原的农耕文明犹如羊入虎口。假如宋朝能够控制或限制“华夷交融”，似乎不会出现摧毁一切的“蒙古征服”。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而且相反的情况（交融、同化）成了历史趋势。于是，忧患与技术同步攀升。纵观国史，宋朝比晋朝更糟糕，因为五胡乱华不能跨越江南水网；明朝比宋朝更糟糕，因为中华民族开始陷于“草原暴力”与“海洋暴力”之两面受敌。
在宋明之际，中国在海洋方面每拓展一步，都会加倍地提升某些岛屿和半岛（东洋、西洋）的战略地位，而使其自身的大陆海疆变得愈益脆弱；照此趋势，19—20世纪的中华厄运就会提前三百年发生。再因为无暇打造战略纵深（超越明朝版图的大边疆），而难免亡国灭种。文明是一种“阴阳运动”：起伏逶迤，周期震荡，在实现世界大同之前则饱受忧患、迭遭危机。诗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明清之际，中外海盗滋蔓难图，劫掠沿海；而非越洋殖民，纾解内忧；这是具有无限潜力的“海洋暴力”的前奏。朝廷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是海禁，暂且拔本塞源，而确保富庶之江南。由于海盗已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加上明朝击溃丰田秀吉，遂推迟日本的“海洋暴力”差不多三百年。再者，郑成功打败西洋劲旅——荷兰，遂推迟列强侵华两百五十年左右。在这过程中，改朝换代，满清替明，坏事变好事：根除两千年胡患，打造边疆之地缘政治，使中华具有可靠的战略纵深：国衰周旋列强，国盛凌驾海洋。若非如此，中国不可能幸存于19—20世纪，更不可能在从今往后拥有最佳的地缘政治——“陆海有机”反制海洋霸权。
在中华文明“平天下”和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科技创新与扩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洋”显露出“生物圈的自我保护系统”的薄弱环节，是连接东半球与西半球的“地理捷径”。由此，当这个亘古绵延、起伏迈进的唯一文明（文明的成果）迂回向西，终于突破，而开辟了“全球天下”和全新纪元。由此，幸遇“天时地利、得天独厚”的西方人，捷足先登、抢占先机，把“文明”据为己有，畸形膨胀，干尽坏事；劫美洲、灭土著、贩黑奴、广殖民、频战争……；因为有了“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人的潜能很容易被开发（无需“道的智慧”加以调控），哪怕是邪恶的人性（原罪、性恶）也能创造“人间奇迹”——打开潘多拉盒子犹如打开了“智慧的宝藏”，只要把“负能量”疏解于外、嫁祸于人就可以了！
作为中华文明的衍生物：欧美文明与蒙古帝国如出一辙。
终古长存、周期迤逦的中华文明派生“子文明”和“对立物”，现代西方是两者的兼而有之。中华文明先后衍生出两种世界性的战争源——“草原暴力”（蒙古征服）和“海洋暴力”（西洋东洋）。它们既是文明的“阳亢”，又是人类的“自我否定”。在技术上和文化上，蒙古征服与“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西方征服与“英美和平”（Pax Britannica and Pax Americana）两者同出异名，都是基于中华文明。后者是现今的科技与制度以及“俗世人文”的首创者。
汤因比认为，现代西方的兴起及其主宰世界，尤其是美国霸权，具有和蒙古帝国或在历史长河中的其他军事帝国同样的命运。他说：
到1973年，人们仍能感觉到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之史无前例；但如今似乎又感到，这种优势也将象从前蒙古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亚述人和阿卡德人曾取得的规模稍小些的世界优势那样转瞬即逝。
在20世纪，当西欧人由于发动了两次自相残杀的战争而丧失了世界霸权后，主导作用转移到了美国。……美国在文明中心的优势，似乎也将是昙花一现。就象蒙古人曾经取得的优势那样。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
进而言之，现代西方兴起的机缘也和蒙古帝国一样，即：传统中国的科技创新与传播及其影响，使“化外蛮荒”的部落冲突得以升级——从原始性的内耗变成侵略性的征战，更把北方草原（欧亚荒漠）和海洋（岛屿半岛）的“地缘战略优势”给提升起来了；以致中华文明在地理上所基于的河谷平原或大陆海疆，陷于致命性的战略逆境，犹如羊入虎口，暴露在“草原暴力”和“海洋暴力”的血盆大口之下。
不仅西方兴起的机缘类似于蒙古帝国，而且后者关键性地促成了前者。
当蒙古扫荡两大文明之际，欧洲不仅幸免于难，反而成了受惠者。现摘录谢和耐所著《中国社会史》的有关片断，如下：
西方这种落后不足为奇：意大利各城邦处于亚洲贸易的终点，到中世纪末，才接受新生活。欧洲位于欧亚大陆之端，远离伟大的文明潮流、贸易潮流。但欧洲的位置也说明何以一直免于遭受严重侵略之害，起码其西面部分是这样。蒙古人占领自美索不达米亚至孟加拉湾的地区，……欧洲利用了交换与借鉴的新潮流……。只需单纯列举一下这时期东亚对中世纪欧洲的贡献（间接借用或受中国技术启发的创造）便可以显示其功绩之巨大，诸如：……造纸、指南针、尾柱船舵……织布机、带平衡仪的透射器、……独轮手推车……火药……纺车……木版印刷……铸铁。……有了上述重大发明，西方才有可能进入近代阶段。（第306页）
……中国水文地理工程人员受雇从事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灌溉工程。蒙古人实行的政策是将最熟练的技术人员从欧亚大陆一端移往另一端。……中国技术在伊儿汗国与金帐汗国传播。14世纪西部蒙古诸汗国引进纸牌、印花布、纸币等，……与活字印刷不无关系。……伊朗历史学家剌失德·哀丁（1247－1318年左右）第一个提及中国发明木版印刷，他曾在自己的《关于中国科学之伊儿汗宝库》（1313年）中介绍中国医学。至于……火器……，蒙古人则于1241年在匈牙利……使用这种新兵器。
华夏所派生的“子文明”和“文明的天敌”，欧美文明是两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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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明的规律：古今中西是辩证一体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让我们来到“道的仙境”。
第一、正反合。真正的文明只有一个，它是“道的元一”，一合一分而已；从全程来看，传统、现代和未来，尤其是古今中西之演变，是“正→反→合”。早在1960—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仿佛从这个辩证法，憧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其拯救世界的意义。他说：
如果共产党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中国姗姗来迟的、而又风险极大的社会试验，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依然取决于非西方的神灵。人们尚无法预测中国……是否能成功地把传统的“正题”与现代西方的“反题”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能够使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综合体”。
汤因比断言西方及现代世界是“正→反→合”之“反”，未来是“合”（中国之和合）。然而，尽管汤因比提出传统文明是“正”，但他忽略了它是“元一的道”，因而是历史之正道和现代之本源；所以，汤因比附和了西方中心论的这一“常识”，即历史上存在着诸多“文明”。
我们必须扬弃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欧美文明及现代世界只是亘古绵延的中华的展开，是她的“阴阳运动”的一个周期——最大最后的周期：先是西方的“阳亢”（反），再是东方的“仁静”（合）。孔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中国是历史长河的开拓者，而西方则是其中的一股巨浪——恶浪滔天，波涛汹涌。
第二、阴与阳。“正→反→合（正）……”也可表述为“阴→阳→和（阴）……”，而且这更能反映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运动的主轴。汤因比正是从此种中国式的历史观透视世界历史的。他写道：
宇宙的韵律如此循环往复，画出来一个从阴到阳再回到阴的完整圆圈。但后来的阴状态与先前的阴状态有所不同。
中国人……名之为“阴”和“阳”。代表“阴”的基本中国符号似乎是一团遮盖了太阳的黑云，而代表“阳”的基本中国符号似乎是没有云朵遮拦、光芒四射的太阳。在原来的日常用法中，“阴”看上去表示一座山或一处谷地背阴的一面，“阳”则看上去指的是朝阳的一面。中国哲学家把阴阳描画为两种不同的东西。作为物质，阴象征水，阳象征火。作为宇宙自然的阶段，他们又代表季节，每年周期性的四季更换则在暗示着中国人关于阴阳如何相互关联的观念。二者此消彼长，但即使其中一个达到扩张的高潮，也永远不会淹没另外一个;以致当其中一个在盛极必衰时，总给另一个的基本成分留下自由扩张的余地。就这样它们不断竞争与协作，直到适当的时候达到某个反向的转折点，整个运动便从那里开始再重新运动一遍。
在不同社会、不同的观察者用来表示静止状态和活动状态这一宇宙韵律的各种符号当中，阴阳是最贴切的，因为它们不是通过心理学、机械学或数学的某些暗喻方式，而是直接表现出了交替的韵律。
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已经经受了中国三千多年的经验的考验，其中一个主要观念是“阴”、“阳”的辩证交替。无论“阴”还是“阳”，只要发展到极端，就会变成另一端，从而自动地恢复自然的平衡，因为另一端发展到自然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就会最终回到这种交替模式。……一个深受中国传统影响的观察家看到这种景象就会认为，当前“阳”在世界的猖獗已经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阳”就会突然颠倒过来，转变为以“阴”为主。……当代有三个事实要求人类必须走向稳定（走向“阴”或“合”）……：核武器的发明、人口爆炸以及人类赖以存在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消耗与污染。
回归这种真实，是治疗我们这个病态世界的各种弊病的唯一有效方法。……或者用中国术语说，从阳回到阴。‘回到他那里，万千归一’。不可言喻的境界，在这里完成了”。
第三、静与动。文明的生命与运动规律的第三种表述是“静→动→平衡（静、恢复平衡）……”。对此汤因比说：
这种一动一静的交替的节奏，这种前进、停止、又前进的交替节奏乃是宇宙本身的一种基本性质。……在静止与活动之间不断地交替运动。一些生活在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观察者已经指出了这种节律，他们都把这一节律看作是宇宙本质的某种基础。
为了使这一运动转变为一种反复再现的韵律，就必须有一种把受到挑战的一方由平衡状态推入不平衡状态的冲力，使之暴露在新的挑战面前，因而激励它做出以进一步的平衡为形式的新应战，而结局却是又一次的不平衡，实际是一种潜在的无止境的进程。
最早表述静与动的是老子，也就是海德格尔所推崇的《道德经》第十五章中的内容，即：谁能够把这个安稳嫚惰的社会（世界）变得活泼进步？谁能够把这个污浊祸乱的社会（世界）变得和静清净？长保此道，蔽而新成。我们认为，是中国、而不是西方把这个世界启动起来，西方只是在此基础上“亢奋不已、危险至极”而已；唯有中国能够“转危为安、贞下起元”，从而代表着整个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宋代哲学家周敦颐著《太极图说》，把静与动、阴与阳及其“走向反面”的运动，融为一体，开合万端，即：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第四、中西辨。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比较中国与西方：
Ⅰ.西方没有“正”与“合”，全然为“反”——反自然、反人类（异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冲突。中国是“正→反→合（正）……”的全部。近代以前是被禁锢（以免欧洲自毁），而后则是狂热化（耗丧地球家园）。黑格尔抄袭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标榜他的“正题、反题、合题”；但它仅是概念的推演，把“合”献给了上帝（绝对精神），让“反”充斥现世（矛盾斗争）。
Ⅱ.西方没有“阴”与“和”，全然为“阳”——在基督教欧洲（中世纪），“阳”意味着自体毁灭，所幸“神权禁锢”，而成“阳痿”；1492年以来，进入中国的“全球天下”，则是毁灭人与生物圈的“阳亢”。中国是“阴→阳→和（阴）……”的全部。
Ⅲ.西方没有“静”，也没有文化上的平衡与恢复平衡的能力，而只是“动”——中世纪被窒息，而后狂动不已；要说西方有“平衡”的话，那就是客观的、偶遇的和短暂的向外平衡（海洋地缘）：牺牲自然与生命。中国是“静→动→静……”的全部。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综上所述，中华文明体现人类社会的生命整体，而西方文明则是片段；两者是主从关系，一合一分。所以，是中国、而非西方首创文明，长保文明；前者派生后者（作为矛盾的对立面）。代表生命整体的智慧是“道”，其他的知识——哪怕是“知识爆炸”或科技革命——都是源于它的。实质上，一切知识或科技都是属于人皆具有的“智能生物反克自然的天性”（有别于人的生物本能的高级本能——第二本能），只不过某些民族暂得“天时地利”能够充分绽放，故被偶像化、神圣化而已。
用中国文化审视西方及欧美文明：西方及现代文化远非智慧，而是“智能生物反克自然的天性”，是作为潘多拉盒子里的东西，在中华文明打通“全球天下”的历史条件下伺机绽放而已；这就是说，欧美文明及现代文明是寄生于绵延亘古的中华文明，暂时亢奋、凸显光环。
西方及现代文化不能首创科学与文明及各种制度，它们都是中华文明之所为。在近代以前，西方的一切等于零（原始部落、宗教迷信）；因为西方没有“道的智慧”，所以寸步难行，动辄自毁。是中华文明及其“平天下”，才开创了“俗世现世、人为人文、发展发明”的近现代；西方只是偶遇“天时地利”，靠着“海洋地缘”大放异彩数百年而已。诗云：“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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